袁世凱看上去年輕了十歲 ——《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眼裏的辛亥革命
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來說，莫理循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他長期擔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而這個報紙也長時期影響中國曆史進程。此外，莫理循還有一個重要職務，他在民初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出任袁世凱和中國政府的政治顧問，從實踐層麵直接影響中國政治。
當然，近代史研究者對莫理循的了解，主要依據20世紀80年代翻譯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內幕》。這部巨著匯集了莫理循在華期間與各方人士的大量通信，為豐富近代中國曆史表達提供了許多鮮活史料。不過，在那本通信集中，莫理循也說了許多不太靠譜的八卦，許多道聽途說的傳聞，這是因為通信畢竟不是公開發表，無須求證，有了想法、知道一點信息就可以說。這是體裁決定的，不足為奇，關鍵要看研究者是否具有辨明真偽尋找到事實的能力。
現在不一樣了。長期研究莫理循的竇坤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讀本。這本題為《直擊辛亥革命》的資料集不是莫理循的通信，而是莫理循的通訊，是莫理循以首席記者身份在《泰晤士報》所發表的通訊。因為這些通訊是麵對西方公眾公開發表，所以莫理循格外注意信息的及時性、準確性，有時候我們看到他可能偏聽偏信發錯了消息，一旦被查證，他會很快在這張報紙上刊登更正。比如武昌起義爆發後，莫理循在第一時間向西方發出了武昌交戰各方具體情形的報道，強調清軍駐守武昌最高最能幹的指揮官張彪已被炸死（注：以下所引皆出自《直擊辛亥革命》，第92頁）。幾天後，莫理循通過另外渠道獲知張彪死亡的消息是假的，遂在《泰晤士報》上發布更正並提供張彪最新信息（同上，第93頁）。這就是公開通訊與私人通信在史料上的不同價值。
外國人看辛亥革命，已有好多種資料出版。而辛亥革命研究，也已走過一百多年曆史。我們對這段曆史已有一個比較程式化的框架，其實如果仔細研讀消化莫理循這些西方人的現場記錄，或許能夠重構一個不一樣的框架；許多重大問題，或許能夠給予不一樣的解釋，有助於我們逼近真相，回到現場。
在引發武昌起義的重大事件中，我們過去都注意到了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引發的政治危機，許多研究者由此認為這項政策就是清政府自私的表現，是國進民退，幾乎完全站在各地保路運動立場上。其實，如果稍微疏遠一下既成見解，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感情出發，我們就會發現既成看法其實是一種偏見，是有問題的。
根據莫理循的觀察和公開報道，鐵路私有化在那之前已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清政府經過長期搖擺終於找到了一個正確方向，終於下決心著手處理這個問題，並且顯示了前所未有的堅定立場。莫理循指出，鐵路幹線國有化新政策為能幹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所倡導，他喚醒了朝廷警惕危險的意識，終於使朝廷看到幾年前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鐵路這樣基礎性大項目的危害性，比較實事求是地正視了鐵路建設中的問題。知錯就改，盡管遲了些，總是應該鼓勵的，是一個正確選擇（《直擊辛亥革命》，第83頁）。
莫理循的判斷和我們過去的辛亥革命主流意識是有差別的。我們可以不承認莫理循判斷的唯一正確性，但我們由此知道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可能也不像保路運動和傳統辛亥革命敘事所宣揚的那樣邪惡。至於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後來所引發的問題，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在宣統政局乃至清末民初大變局中，袁世凱無疑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們過去對袁世凱這段時間的作為基本上采取否定態度，以為袁世凱1908年被開缺回籍養屙是因為十年前的所謂告密事件，是攝政王假公濟私公報私仇，替他哥哥光緒帝出口鳥氣。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在當年並不被人相信，但三人成虎，後來因為對袁世凱政治妖魔化的需要，久已寫進正史。其實這是很可懷疑的。
莫理循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他對袁世凱的能力、為人高度讚賞，以為晚清政局在李鴻章之後，大約也隻有袁世凱能控製住。然而令莫理循感到遺憾的是，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後去世不久，袁世凱就被攝政王免除公職了。對於這其中的真實原因，莫理循當然並不清楚，但從他多篇及時報道看，他並不認為袁世凱開缺與1898年的故事有關。他認為這隻是毫無政治經驗的攝政王一個愚蠢的錯誤，而且從一開始，莫理循就堅信袁世凱一定會很快回來。
根據莫理循的記錄，我們基本可以肯定過去所謂袁世凱開缺之後很狼狽很危險也很擔心的傳聞是無稽之談，袁世凱“優哉遊哉地消磨著時光，由於許多朋友的支持而誌得意滿”，“身體健康，看上去比他被罷黜時年輕了十歲”（第63頁）。莫理循的這些記載為我們重建宣統年間政治真相或許具有重要啟示，不能再用陰謀論看待宣統朝局變動。
袁世凱下野的真相可能很難複原，莫理循在他的報道中也有很重要的提示，以為唐紹儀出使美國歸來就被免職，不僅其時間與袁世凱下野相吻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唐紹儀是袁世凱的鐵哥們和重要助手，假如唐紹儀免職與使美有關，那麽袁世凱開缺回籍應該從這裏尋找信息（第64頁）。
莫理循的暗示是一個天才猜測，由此方可理解袁世凱的複出。假如按照過去的陰謀論，袁世凱不可能複出，然而從莫理循的記錄看，袁世凱其實在下野當年，就被南北輿論看好，一致以為袁世凱複出隻是時間和機會問題，並沒有根本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早在1909年10月，莫理循就明明白白告訴西方，“除非發生意外，全國人民都確定他（袁世凱）能重新掌權。而他的複出將受到所有關心中國進步的人的歡迎”（第64頁）。這些判斷雖然與我們過去所知相當不一樣，但無疑有助於重建袁世凱下野、複出的真相。
在莫理循的報道中，對袁世凱複出後的活動有詳細記載和分析，許多材料都有助於袁世凱生平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值得重視。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到，袁世凱絕對不是過去所說的那樣出山之後向南北雙方耍弄陰謀，以南方革命黨力量逼清政府，以清政府力量壓製南方。在莫理循筆下，袁世凱出山後似乎隻知君憲不知其他，即便各方都對君主立憲已陷入絕望，而袁世凱依然不動搖，依然期望達成十多年來的願望——君主立憲，而不是共和。隻是到了後來，當清政府內部實在沒有辦法繼續讓步時，當新軍將領和革命黨人聯合一致時，袁世凱隻好順勢而為轉向共和（第151頁）。
作為局外觀察家，莫理循在對袁世凱同情支持的同時，對其他政治力量也能夠理解寬容。對南方革命黨，對孫中山，莫理循的報道大致上比較公正，特別是對清政府對隆裕皇太後，莫理循的記錄不僅同情，而且簡直是讚美。他認為，在南北和談整個過程中，隆裕皇太後“表現得比任何一個王公都更具政治家水準”，所以南北能夠棄幹戈求和平，能夠達成妥協，南方革命黨、新軍將領和袁世凱能夠公平對待清政府王公貴族，因而清政府王公貴族在大勢已去不得不如此時，也能夠和平結束，沒有魚死網破玉石俱焚，而是在最後時刻反複告誡人民“保持冷靜，維持秩序，不信謠言，聽從皇帝的旨意接受新政府”（第168頁），認真配合新政府權力移交，向列強發出照會，請求列強對新政府給予外交承認。這對於中華民國新政權的建構不僅提供了合法性資源，而且在那個動**不安，任何事情都會發生的特殊日子裏起到了穩定作用。莫理循的這些描述不帶意識形態色彩，筆端明顯充滿一股敬意和溫情，沒有像後來的研究者那樣將清政府作為一切罪惡的淵藪，好像之所以出現革命，主要是因為清政府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曆史事件，任何簡單描寫都很難解釋這場變動的本質。根據莫理循報道整理的這本資料集，為我們增加了一個觀察問題的視角，提供了一些有趣且鮮活的細節。竇坤為此作了大量工作，值得感謝。隻是翻譯大概也是一種遺憾的藝術，尤其牽涉中文資料的回譯，就更加困難。這本《直擊辛亥革命》有一封嚴複寫給莫理循的信，這封信也見於二十多年前那本《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冊，第783頁）對嚴複引用梁啟超在《國風報》上的一段文字采取省略辦法，大約因為譯者沒有找到中文出處。竇坤此次直譯過來：
哦，中華的子民哪，你們現在唯一的目的（事實上是生與死的問題），是推翻這個毫無價值的、罪惡的政府。其餘的政治行動，是好是壞，是立憲還是專製，都是不適合和荒謬的。
這段文字表達的意思非常重要，是嚴複在提示莫理循注意，梁啟超早就不再是人們想象中的保皇黨，他早就萌發了反對清政府甚至推翻清政府的思想意識，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麽梁啟超後來能夠像英雄凱旋一樣重返故國，能夠大言不慚以民國開創者自居。由此可見，《清末民初政情內幕》的譯者謹慎有餘，而竇坤的大膽翻譯很有意義，盡管沒有參照原文回譯，不似梁啟超的行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