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究竟是怎樣爆發的，多年來的研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流意見是從愛國主義的“宏大敘事”上概括北大師生的動機，以為巴黎和會不斷傳來的外交失敗導致了北大師生的不滿。這些主流看法當然有道理。不過，我們還可以從許多比較世俗的視角對這場具有中國曆史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
文人發難
當年，蔡元培是滿懷熱情來到北京來到北大，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宗教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將北大由先前的官僚養成所變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最高學府。經過差不多兩年的奮鬥，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理念的指導下，蔡元培起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換了先前一大批舊人，這勢必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甚至堅決反對。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是黎元洪當大總統時候的事情，現在北京政府權力掌握在段祺瑞和安福係的手裏，而段祺瑞和安福係對蔡元培職掌北大後的作為非常不滿，以為引用非人，敗壞士習，借教育家之美名，實行灌輸社會革命、無政府等說，陰為破壞舉動。北京政府將蔡元培主持北大所引發的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視為洪水猛獸，北大和蔡元培實際上與政府處於幾乎全麵的對立狀態。
說得更明白一點，蔡元培隸屬於南方的國民黨，是孫中山的老朋友，他此時主持北京大學是用北京政府的錢，但在許多政治理念上，蔡元培和北京大學卻與南方的孫中山政府遙相呼應，而南方的孫中山政府此時正在想方設法推翻北京政權。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指望蔡元培不成為北京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呢？勢之必然，不得不然。他們雙方都在積蓄力量，都在尋找機會予以突破。
到了1919年初，這種平衡終於因某種因素的注入而被打破，北大和蔡元培逐步陷入被動狀態。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是，這年元旦，由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主編的《新潮》雜誌創刊，其中的激進思想終於被反對者抓住了把柄。於是從1919年初起，北京官場、學界乃至一般知識界關於北大的傳言就越來越多。如果仔細體會林紓在“五四”遊行前發表的那兩篇影射小說和致蔡元培的公開信，就知道當時政府對北大的不滿其實已經傳到社會上。
林紓的第一篇影射小說是1919年2月17日發表在《新申報》上的《荊生》。這部小說寫“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遊京師陶然亭。他們力主去孔子滅倫常和廢文字以行白話，終於激怒了住在陶然亭西廂的“偉丈夫”荊生。荊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等三人抱頭鼠竄，狼狽而逃。
這裏的皖人田其美，顯然是指陳獨秀，田與陳本一家，這是中國史的常識；美與秀對舉；浙人金心異顯然是指錢玄同，錢為金，同對異；新歸自美洲的狄莫當然指新近留學歸來的胡適，胡為周邊族群的漢人稱呼，而狄則帶有某種程度的歧視。至於偉丈夫荊生，或以為為段祺瑞的重要助手徐樹錚，或以為是練過武功的作者本人，或以為是林紓心目中衛道英雄的化身，是理想化的英雄。
《荊生》的發表終於使林紓出了一口鳥氣，因為陳獨秀、胡適及錢玄同等人的新文化主義太不拿他林紓當回事。林紓原本自戊戌年間就是新文學的提倡者和實踐者，隻因為給陳獨秀新文學的絕對主義提了那麽一點點建議，希望在提倡新文學的同時注意“古文之不當廢”，就被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給打入舊文學的陣營，並被錢玄同、劉半農以“雙簧信”的形式肆意調侃，惡意攻擊。
林紓的積怨並沒有因為《荊生》的發表而消解，他似乎也有點得寸進尺，得理不饒人。緊接著，林紓又在《新申報》上發表第二篇影射小說《妖夢》。說一個叫鄭思康的人夢遊陰曹地府，見到一所白話學堂，門外大書楹聯一副：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什麽東西。
學堂裏還有一間“斃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聯：
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
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學堂內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叫“元緒”，顯然影射蔡元培；教務長叫“田恒”，顯然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叫“秦二世”，顯然影射胡適之。
對於這“鬼中三傑”，作者痛恨無比，罵得粗俗刻薄無聊。小說結尾處，作者讓陰曹地府中的“阿修羅王”出場，將白話學堂中的這些“無五倫之禽獸”通通吃掉，化之為糞，宜矣。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一個讀書人、寫書人的基本風骨與人格。
為林紓這兩篇小說居間協助發表的是北大學生張厚載。張厚載即張繆子，筆名聊止、聊公等。生於1895年，江蘇青浦人。時在北京大學法科政治係讀書，1918年在《新青年》上與胡適、錢玄同、傅斯年、劉半農等北大教授就舊戲評價問題展開爭論後，為胡、錢等師長所不喜。所以他後來似乎有意動員、介紹他在五城中學堂讀書時的老師林紓創作影射小說，醜詆胡適、錢玄同、陳獨秀、蔡元培。
或許是張厚載的唆使，使年近古稀的林紓接連寫了這兩篇隻能是發發牢騷的影射小說。隻是不巧的是，當林紓將第二篇小說《妖夢》交給張厚載寄往上海之後，他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一封信，說是有一個叫趙體孟的人想出版明遺老劉應秋的遺著，拜托蔡元培介紹梁啟超、章太炎、嚴複及林紓等學術名家題辭。
蔡元培無意中的好意感動了林紓，他們原本就是熟人，隻是多年來不曾聯係而已。現在自己寫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說，似乎有點不好，所以他一方麵囑張厚載無論如何也要將《妖夢》一稿追回，另一方麵致信蔡元培，坦言自己對新文化運動的若幹看法。他認為，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最近外間謠言紛集，這大概都與所謂新思想的傳播有關。晚清以來，人們恒信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複天足，逐滿人，撲專製，整軍備，則中國必強。現在民國將十年，上述期待都成為現實，然而國未強民未富，反而越來越亂問題越來越多。現在所謂新思想更進一解，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其實，西方國家雖然沒有像中國過去那樣崇奉倫常，但西方國家的倫理觀念也不是現在所謂新思想所說得那樣簡單。林紓在信中指出，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以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若《水滸傳》《紅樓夢》，皆白話之聖，並足為教科書，不知《水滸傳》中辭吻多采嶽珂之《金陀萃編》，《紅樓夢》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這是林紓關於文言白話的係統意見。
至於道德，林紓對當時所謂新道德斥父母為自感情欲，於己無恩的說法予以批評，以為當時學術界一些新秀故為驚人之論，諸如表彰武則天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尊嚴嵩為忠臣等，其實都是在拾古人餘唾，標新立異，擾亂思想。他認為，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借自己在知識界的地位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是非常危險的。很顯然，林紓盡管沒有直接批評蔡元培對新思想、新道德的支持與縱容，但至少奉勸蔡元培善待全國父老之重托，以守常為是。
小說《妖夢》沒有被追回，而林紓致蔡元培的這封信卻又被《公言報》於1919年3月18日公開發表。林紓原本可以與蔡元培等人達成某種妥協，卻因這種機緣巧合而喪失了機會。
蔡元培收到張厚載具有挑釁性的來信後似乎非常憤怒，指責張厚載為何不知愛護本校聲譽，愛護林紓。至於他看到林紓的公開信後，更一反溫文爾雅忠厚長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開示複，就林紓對北京大學的攻擊以及對陳獨秀、胡適等人廢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等言論有所辯明。
就事實而言，蔡元培分三點解釋辯白北大並沒有林紓所說的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這三項情事，外間傳言並無根據。借此機會，蔡元培公開重申他辦教育的兩大主張：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講授，以無背於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論行動，悉聽自由，學校從不過問，當然也就不能代其負責。比如帝製複辟的主張，為民國所排斥，但本校教員中照樣有拖著長辮子而持複辟論者如辜鴻銘，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人管他；再如籌安會的發起人，被清議所指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員中就有劉師培，隻是他所講授的課程為中國古代文學，亦與政治無涉，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由學校過問；至於嫖、賭、娶妾等事，為北大進德會所戒，教員中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引誘學生與之一起墮落，則亦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就沒有辦法辦下去。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假使有人批評您老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學，難道不覺得好笑嗎？然則革新一派，即或偶有過激之論，但隻要與學校課程沒有多大關係，何必強以其責任盡歸之於學校呢？
蔡元培的解釋或許有道理，但在林紓看來，他之所以公開致信蔡元培，實際上並不是指責蔡元培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能夠利用自己的背景特別是與那些年輕激進分子的特殊關係，方便的時候稍作提醒，不要讓他們毫無顧忌地鼓吹過激之論，對於傳統，對於文學，還是持適度的保守態度比較好。他在寫完致蔡元培公開信的第二天，就在一篇小文章中表露過自己的這點心跡，他表示自己多年來翻譯西方小說百餘種，從沒有鼓吹過棄置父母，且斥父母為無恩之言。而現在那些年輕一輩何以一定要與我為敵呢？我林紓和他們這些年輕人無冤無仇，寸心天日可表。如果說要爭名的話，我林紓的名氣亦略為海內所知；如果說爭利，則我林紓賣文鬻畫，本可自活，與他們並沒有什麽關聯，更沒有利害衝突。我林紓年近古稀，而此輩不過三十。年歲如此懸殊，我即老悖癲狂，亦不至褊衷狹量至此。而況並無仇怨，何必苦苦追隨？蓋所爭者天理，非閑氣也。林紓似乎清醒地知道，他與胡適、陳獨秀這些年輕人發生衝突，對自己並沒有多少好處，肯定會招致一些人的攻擊謾罵，但因為事關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棄自己的原則聽之任之。林紓決心與新文化的倡導者們周旋到底。
然而林紓為道義獻身的想法並不被新知識分子圈所認同，當他的《荊生》《妖夢》及致蔡元培的公開信發表之後，立即引起新知識分子圈的集體反對。李大釗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應該本著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來同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魯迅也抓住林紓自稱“清室舉人”卻又在“中華民國”維護綱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諷，敬告林紓您老既然不是敝國的人，以後就不要再幹涉敝國的事情了罷。《每周評論》第12號轉載《荊生》全文，第13號又組織文章對《荊生》逐段點評批判，並同時刊發“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摘發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十餘家報紙譴責林紓的文章。
傳言的困擾
林紓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中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該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
蔡元培何止“必有所聞”，而且正為此事而煩惱。1919年初開始，關於北大的謠傳就不斷，這些謠傳有的是捕風捉影，有的是道聽途說，有的是刻意造謠，要之，北大確實進入一個動**歲月，多事之春。3月4日，在上海出版的《神州日報》“學海要聞”欄刊載“半穀通訊”，說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近有辭職之說。記者為此往訪北大校長蔡元培，詢以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辭職之說並無否認之表示。且謂該校評議會議決，文科自下學期或暑假後與理科合並，設一教授會主任，統轄文、理兩科教務。學長一席，即當裁去。
“半穀通訊”的“斑竹”為北京大學法科政治係四年級學生張厚載。張厚載或許確實與北大那些新派師長有不同意見，或許與老派師長來往密切，但是不管怎麽說，他在1919年初通過《神州日報》的“半穀通訊”欄目一再散布的消息，諸如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等以思想激進受政府幹涉，陳獨秀態度消極，準備辭職等，雖然被蔡元培、胡適一再否認，並受到開除學籍的處分，然而我們現在需要反省的一個問題是，張厚載的這些所謂“謠言”，為什麽都在後來不幸言中？
張厚載關於陳獨秀辭職的報道顯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專注，上海報紙甚至有專電以言此事者，以為北大將發生大變故。輿論界的傳言顯然影響了北大的運轉，不得已，蔡元培在張厚載的消息發布後半個月致函《神州日報》，提出三點更正：
一、陳獨秀並沒有辭職的事情，如有以此事見詢者，鄙人絕對否定之。“半穀通訊”中所謂並無否認之表示者，誤也。
蔡元培信誓旦旦說這番話是在3月19日，不幸的是，此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3月26日，蔡元培就與湯爾和、胡適等諸君商量關係陳獨秀事至深夜。
二、關於文、理兩科合並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蔡元培也在聲明中否認，以為此事曾由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議定，當時陳獨秀也在場，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半穀通訊”說自學期實行，顯然是不對的。至於設立教務長一人，純粹為教務進行起見，於陳獨秀是否辭職並沒有必然關聯。
蔡元培的這個解釋其實等於否認陳獨秀辭職或許是事實，因為文科不再設學長，而歸諸教務處，就是“半穀通訊”中說的。而且北大《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確實在3月1日的北大評議會上通過。更為吊詭的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及政治經濟門主任會議，當場議決將已發表的《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提前實行，並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務長一人，馬寅初當選。這裏麵雖然有許多新知識分子圈內部不易說不便說不忍說的矛盾和陰謀，但也不能一味指責張厚載是造謠生事。
三、至於張厚載在“半穀通訊”中說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幹涉，並謂陳獨秀已在天津，態度消極，而陶孟和、胡適等三人，則由校長以去就力爭，始得不去職雲，蔡元培在聲明中認為“全是謠言”。
然而，細繹陳獨秀等人在此時前後的心跡和活動，也不能說張厚載的說法全無根據，全是謠言。
陳獨秀是一個敢做敢當的男子漢，性格率直，不拘小節，他在北大主持文科的時候，確實得罪過不少人，這些被得罪的人在大節上鬥不過陳獨秀，就隻好在小節在私德上做文章，而陳獨秀恰恰在這方麵是弱項。
蔡元培有心保護陳獨秀，所以在1919年初，他出麵發起北大進德會，規定不嫖、不賭、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這簡直有點禁欲主義的味道。盡管如此，陳獨秀也在這個戒約上簽了字，成為會員。
然而入會不久，卻有一個流言在北大傳播，說是陳獨秀逛八大胡同嫖妓，而且抓破了妓女下身。這可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新聞，終於使那些反對派抓住了把柄。3月18日，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書，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大概說的就是陳獨秀嫖妓這個傳聞，“深以外間謠該紛集為北京大學惜”。
林紓的信件加劇了這些傳言的傳播，同一天的《公言報》在《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近狀》的標題下，以林紓信中所說為據，指責北大教授陳獨秀、胡適等人絕對的菲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批評陳獨秀以新派首領自居，教員中與陳獨秀沆瀣一氣的，主要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學生聞風而起，服膺師說，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即前後抒發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更有《每周評論》之印刷發行。文章暗示北大同時創刊的《國故》雜誌與《新潮》和《新青年》《每周評論》等不一樣，相互爭辯，各守新舊，然而遺憾的是兩派總是忘其辯論範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
這篇文章還說，日前哄傳教育部有訓令給北京大學，令北大將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人辭退。但據記者詳細調查，則知尚無其事。這雖然否認了北大將辭退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人的傳言，但無風不起浪，謠言依然在知識界繼續流傳，人們總是相信這個謠言變成事實也隻是個時間問題。
由於《公言報》的這條消息直接牽涉《國故》雜誌和劉師培，《國故》和劉師培即便不能認同陳獨秀等人的學術主張，但他們也不願介入這種人事糾紛，於是《國故》雜誌社和劉師培很快發表聲明予以駁斥。隻是這個聲明隻涉及《國故》和劉師培自身，至於其他事項，他們當然也不願表態。
《國故》與劉師培的聲明是否受到某種壓力，我們不好推測，但蔡元培有恩於劉師培，而劉師培和《國故》且都是北大的人和北大的雜誌，則是事實。這個事實當然使他們不希望北大內訌，即便內訌，他們也不希望這些家醜外揚。
劉師培和《國故》雜誌社的聲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新派教授對老派教授的懷疑，但是這個化解剛剛開始，不料又被張厚載給粉碎。張厚載大約當此時致信蔡元培，表示林紓的小說《荊生》是他轉給上海《新申報》的，“半穀通訊”的欄目是他張厚載的，有關北大的那些傳聞都是他張厚載發的。
張厚載的“投案自首”並沒有使蔡元培感到高興，一向對學生無限寬厚的蔡元培這次終於忍不住發火了。他告訴張厚載：“在兄與林君有師生之誼，宜愛護林君；兄為本校學生，宜愛護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於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師之心，安乎，否乎？”溫文爾雅的蔡元培終於一反常態發怒了。
蔡元培的憤怒等於坐實張厚載、林紓所言並非全虛，盡管有的地方可能有誇大，有失實，但其畢竟是無風不起浪，總有蛛絲螞跡可尋。於是北大和蔡元培的壓力越來越大，於是有3月26日在湯爾和家專門討論怎樣處置陳獨秀問題的會議，與會者有蔡元培、沈尹默、馬敘倫和湯爾和等。而後麵這三個人都是蔡元培最為倚重的浙江幫，也就是傅斯年所說的蔡元培的三個“謀客”。他們在蔡元培背後出主意，原本都是怎樣對付北洋政府的，不料今天晚上他們將精力、智慧都用在怎樣對付陳獨秀和胡適等人身上。
按照胡適後來的說法，蔡元培頗不願意此時“去”獨秀，因為這樣一來等於承認外麵的謠言是對的。而湯爾和不知什麽原因力言陳獨秀私德太壞，並根據外間傳言添油加醋地渲染陳獨秀狎妓事，說陳獨秀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陳獨秀將該妓女下體挖傷以泄憤。湯爾和認為此種行為如何可作大學師表。這個說法其實與林紓的攻擊一致。
湯爾和滔滔不絕講了幾個小時，勸蔡元培解除陳獨秀的聘約，並要製約胡適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
蔡元培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湯爾和等人說了幾個鍾頭後，方才點到問題的根本。湯爾和說，如果我們一味保護陳獨秀，那麽北洋政府就不會放過北大，那麽我們多年來的辛苦就將付諸東流。這句話真的打動了蔡元培。蔡元培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幹。”
而且，那時，蔡元培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所以當聽了湯爾和等人所講的陳獨秀那些“私德”後，也不好再為陳獨秀辯護。
政府諸公的鬧心
北大內部糾紛有著複雜背景，陳獨秀案隻是新派知識分子內部糾紛的一種表現，更多的當然還是新、舊兩種思想觀念的衝突。我們知道，北大之所以惹來外部麻煩，其實就是從1919年1月1日發行《新潮》雜誌始。
林紓、張厚載以及報章雜誌如《公言報》的批評說到《新潮》，而最直接的警示，則是來自對北大愛護有加的教育部長傅增湘。傅增湘3月26日致函蔡元培說：“自《新潮》出版，輦下耆宿對於在事員生，不無微詞。”“近頃所慮，乃在因批評而起辯難，因辯難而涉意氣。倘稍逾學術範圍之外，將益啟黨派新舊之爭，此則不能不引為隱憂耳。”傅增湘對《新潮》所代表的激進思想高度關注。
傅增湘對激進思想的關注主要來自政治高層和守舊勢力的壓力。段祺瑞和安福係對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很不感冒，他們其實一直在關注著蔡元培和北大的動靜，擔心教育上出問題，擔心學生鬧事。所以從蔡元培、陳獨秀，乃至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的理念和防範看，其實也是一直在提防著段祺瑞和安福係的黑手。
說來其實也很奇怪。段祺瑞和安福係的主要人物都來自安徽，而陳獨秀、胡適這些人也是安徽人，但是這兩股安徽勢力各自爭鋒，他們就是不願意交叉不願意溝通，寧願與外省人一起收拾安徽人。這也算是安徽人的劣根性了。所以陳獨秀在6月被捕時所散發的傳單，其主要鬥爭矛頭就是段祺瑞和安福係的徐樹錚、段芝貴等人。
大約在3月末，安福係參議員張元奇以北大教員、學生鼓吹新思潮的“出版物實為綱常名教之罪人”，特地前往教育部，請教育總長傅增湘加以取締，當時攜去《新青年》和《新潮》等雜誌為證。張元奇還表示，如教育總長對此無相當之製裁，則將由新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並彈劾大學校長蔡元培。但據新國會中的人說，彈劾案的提出須得到多數議員的讚成，此次張元奇表示要彈劾傅增湘，隻不過是參議院中少數耆老派的意見，並不能形成參議院的共識。張元奇向傅增湘提出警告，不過是恫嚇而已。
盡管張元奇和安福係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理由扳倒傅增湘和蔡元培，但他的恫嚇也不能不引起傅增湘的重視。4月1日，蔡元培應傅增湘的要求到教育部麵談一切。由於年初以來外間議論紛紛，《新青年》早在2月15日出版的6卷2號開篇就刊登大字聲明，否認《新青年》與北大有直接的隸屬關係。聲明指出，“近來外麵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因此發生種種無謂的謠言。現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誌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幹”。這個聲明一方麵告訴人們外間的謠傳還真的不少，而且時間也比較早；另一方麵為保護北大和蔡元培，陳獨秀等人理直氣壯地聲明這個雜誌與北京大學無關。
《新青年》編輯部的聲明減輕了蔡元培的一個壓力，蔡元培需要向傅增湘並通過傅增湘向安福係說明的隻是《新潮》雜誌的問題。
《新潮》確實是經蔡元培、陳獨秀同意出版的一個刊物，其經費補助也來自北大官方。根據傅斯年的回憶，他與羅家倫、顧頡剛、潘家洵（介泉）、徐彥之（子俊）等同學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教育理念的影響下，覺得應該成立一個社團，創辦一本雜誌，表達一些主張，為自己將來走向社會提供一次鍛煉的機會，所以他們想到了創辦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並由徐彥之找文科學長陳獨秀匯報，得到陳獨秀的大力支持。陳獨秀表示：“隻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誌願，經濟方麵可以由學校擔負。”所以說，《新潮》當然是北大的刊物，盡管是以學生為主體。
有了陳獨秀的表達和支持，傅斯年等人加快了籌備步伐。1918年10月13日，他們召開第一次預備會，確定了雜誌的基本宗旨：
一、批評的精神；
二、科學的主義；
三、革新的名詞。
基於這三點宗旨，徐彥之將雜誌的英文名字定為：TheRenaissance，直譯應該是“文藝複興”，而中文名字在羅家倫的堅持下定為“新潮”，其實也蘊含著英文的意思，兩個名字恰好可以互譯。11月19日，開第二次會，把職員舉妥，著手預備稿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把圖書館的一個房間撥給新潮社使用，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幫助他們把印刷、發行等事情搞定。於是到了1919年1月1日，《新潮》如期麵世。
《新潮》出版之後很快發生很大的影響，有幾家報紙幾乎天天罵《新潮》，幾乎將罵《新潮》作為他們的職業。甚至在北大的某某幾個教員休息室裏，也從此多事。傅斯年等人不免有受氣負苦的地方，甚而至於樹若幹敵，結許多怨，尤其是傅斯年和羅家倫兩個人，更是因此成為許多人攻擊的對象。特別是有位“文通先生”，一貫和北大過不去，所以當《新潮》出版兩期之後，他又開始看不慣，有一天拿著兩本《新潮》和幾本《新青年》送給地位更高的一個人看，加了許多非聖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的評語，縱容這位地位最高的來處治北大和傅斯年等人。
這位地位最高的交給教育總長傅增湘斟酌辦理，並示意蔡元培辭退陳獨秀、胡適這兩位教員，開除傅斯年和羅家倫這兩位學生。這就是當時傳言的所謂“四凶”。他們之中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所以仔細閱讀蔡元培複林紓的信，可以感覺到蔡元培在那封信裏，並不隻是對林紓說話，而且是向徐世昌喊話。
接著就是所謂新參議院的張元奇找到傅增湘，要求查辦《新青年》《新潮》和蔡元培，彈劾傅增湘。再接著，就是林紓即傅斯年所說的那位“林四娘”找到“他的偉丈夫”徐樹錚。接著就是老頭子們羅吒當局，當局羅咆蔡元培。接著就是謠言大起。校內校外，各地報紙上，甚至遼遠若廣州，如成都，也成了報界批評的問題。誰曉得他們隻會暗地裏投入幾個石子，罵上幾聲，羅吒幾回，再不來了。按照羅家倫在《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的說法，這位“文通先生”就是江瀚，而那位“地位最高”的，就是大總統徐世昌。
最高當局對蔡元培對北大已經嚴重不滿，接下來或許會有所宣布，所以在“五四”前夕，北大和蔡元培實際上處於非常困難的狀態，他們之所以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傳言影響下一躍而起，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還有主動出擊，變被動為主動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