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武昌起義時，任革命軍湖北軍政府都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當選為副總統。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
武昌起義發生後，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知道戰爭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戰爭隻是政治解決無法實現時的一個手段，真正化解這場危機最終所能憑借的還是談判，因而不論是南方的湖北軍政府、革命黨人，還是北方的清政府、北洋係將領及袁世凱等人，他們在武昌起義發生後的第一反應都是尋找和談的機會或渠道。大致而言，存在著這樣幾個脈絡。
湖北軍政府與袁世凱北洋係的談判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義之後第四天，清政府起用下野三年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剿撫事宜。第二天，負責前往武昌前線進行軍事鎮壓的陸軍部尚書蔭昌在經過彰德府的時候，與袁世凱有一番密談。袁世凱告誡蔭昌，到了前線不要輕舉妄動，不要以為湖北無人，要有武力解決的準備，但也要做好和談的準備。湖北新軍此次所要求的是政治改革，因而必須用政治改革的積極回應，方才能化解危機重建秩序。19日，袁世凱委派劉承恩與黎元洪進行聯絡，商討南北和解的可能性。
劉承恩為湖北襄陽人，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為袁世凱幕僚隨從。1900年調任湖北，追隨黎元洪。武昌起義發生後，劉承恩被袁世凱緊急召至河南彰德，囑其利用與黎元洪的關係，居中疏通，尋求和解。袁世凱開的價碼是，他袁某人一定建議朝廷實行立憲，開放黨禁，撤銷皇族內閣，皇族不再幹政。袁世凱希望黎元洪做到的是，假如朝廷做到這些了，湖北軍政府就應該撤銷，恢複秩序，重建統一。
獲知袁世凱用意後，劉承恩通過張伯烈將這些意思盡快轉給了黎元洪。稍後，劉承恩又再次、三次寫信給黎元洪說明此意。稍後，親臨前線的袁世凱也親筆修書一封向黎元洪表達善意，希望南方弟兄重回君主立憲軌道。
和平的保障是實力，袁世凱在釋放善意的同時，不忘給湖北新軍一個巨大打擊。11月初，袁世凱在完成各項部署後，讓北洋係主力馮國璋對著武昌三鎮連續猛攻三天，取得了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稍後，就讓劉承恩向黎元洪傳話，表示朝廷已經下詔罪己，宣布立憲，開放黨禁，禁止皇族幹預國政，各位的要求都已實現，現在應該重建共識，結束對峙，重建和平。
對於袁世凱扔過來的橄欖枝，黎元洪當然有意接受，隻是形勢的急劇變化使黎元洪不願這樣簡單地接受和解，畢竟在武昌起義的影響促動下，獨立的省份越來越多，繼續維護清政府的政治統治，可能並不那麽容易那麽簡單。11月7日，黎元洪將此意向前來打探消息的王洪勝作了詳細介紹，王洪勝此時為劉承恩的私人代表。
黎元洪的這個態度似乎並沒有惹惱袁世凱，因為清政府內部的強硬派並沒有因為獨立省份的增加而願意讓步，所以，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及各省的強硬態度其實都是袁世凱所需要的，他需要用這些強硬去對付清政府內部的強硬派。11月11日，在英國公使朱爾典的撮合下，袁世凱的特別代表蔡廷幹、劉承恩與黎元洪及湖北軍政府要員舉行了會談，雙方就重回君憲主義的可能性及相關問題進行磋商，黎元洪、黃興等就此向袁世凱實施反間計，第一次提出隻要袁世凱反正歸來，一定公舉袁世凱出任新國家的大總統。
唐紹儀與伍廷芳負責的南北和談
袁世凱與黎元洪之間的談判不了了之，主要的原因還是條件不成熟。從南方來說，各省紛紛獨立，但並沒有推舉湖北或黎元洪為盟主，更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治綱領。從北方來說，袁世凱反複以重回君憲主義道路為號召，但清政府內部強硬派似乎根本不予配合，袁世凱的呼籲也就隻能停留在口頭上。
11月13日，袁世凱北上就任內閣總理大臣。16日，公布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內閣各員名單。這是一種君憲主義的表示，意味著責任內閣已經分享了朝廷相當一部分權力。
袁世凱責任內閣的成立為南北和談提供了一個契機。袁世凱命令馮國璋對武昌進行猛烈攻擊三天後，於12月1日提出一個停戰條款，希望以此將湖北新軍尤其是黎元洪拉回君憲主義軌道。
對於黎元洪來說，他並沒有像黃興等人那樣成為一個絕對的共和主義者，他內心深處當然相信他們這一代體製內的改革家所倡導的君憲主義是拯救國家的最合適辦法。現在，武昌不守了，大將黃興也因戰敗而走了，他們除重回君憲主義之外，還有什麽機會呢？所以，不僅黎元洪，即便先前的革命黨人如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長孫武等，也鄭重考慮政治上讓步的可能性了。
隻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湖北及黎元洪的地位，隨著獨立省份的增加，特別是隨著上海被革命黨人光複之後的變化，革命黨為主導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這個機構雖然一度前往武昌，但其思路顯然與黎元洪及湖北軍政府不太一樣。
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會議對南北議和提出了幾項先決條件：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張共和政體；三是禮遇舊皇室；四是以人道主義待滿人。會議還決定議和地點設在漢口，公舉伍廷芳為議和全權代表，溫宗堯、汪精衛、王寵惠、鈕永建為參讚。實事求是地說，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確實有點兒對湖北對黎元洪不太公正，但其大刀闊斧向前推進，確實為南北和談掃除了障礙，使南北和談從南北雙方隔空喊話一下子變成了現實，速度突然加快。
和比戰難，但再難也不能不談。現在南方開了價碼，總算有了一個開始，於是北方的袁世凱迅即作出反應。12月7日，袁世凱經隆裕皇太後授權，派出一個五十多人的龐大和談代表團，自己身兼全權大臣，委托唐紹儀為代表，又委托嚴修、楊士琦兩人參與討論，南北和談終於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12月11日，唐紹儀一行抵達漢口，由於南方和談總代表伍廷芳及東南人望張謇、趙鳳昌、湯壽潛等人因各種原因無法前往漢口，因而唐紹儀一行在武昌拜訪了黎元洪等人，兩天後（13日）轉赴上海。
代表團抵達上海第二天（18日）下午，南北議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南方總代表伍廷芳，武昌中央軍政府代表王正廷，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唐紹儀等出席會議，他們此次的主要議題為南北停戰，尚未觸及敏感的國體政體問題。
12月20日，南北和談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為君憲主義還是共和主義。唐紹儀在發言時表示，他個人由於在美國接受民主教育，比較傾向於共和主義，不過職責所在，他這次代表朝廷所要談的，還是君憲主義。
而在英國接受君憲主義教育的伍廷芳在發言中表示，他個人在最初階段也認為中國應該走上君憲主義道路，共和立憲可能還不到火候。但到了此次革命發生，伍廷芳覺得，中國其實已經達到了共和民主的水平。現在，各省谘議局，中央資政院，均由民選，那麽選舉一個大總統，還有什麽難處？
這場公開的南北和談成了南方宣傳共和的最好機會，中國邁向民主共和道路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段祺瑞與黃興之間秘密的軍方談判
唐紹儀的談話顯然違背了袁世凱的政策底線，也違背了清政府的意旨。隻是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是，唐紹儀之所以這樣說話，除了其個人認識外，也與清政府中的強硬派始終不願在君憲主義上作出實質性讓步有關，強硬派將君憲主義的大門逐漸關死，所有關心中國政治的人不能不另尋思路。
也就在唐紹儀、伍廷芳第二次談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得到段祺瑞軍方將領支持的另一場談判在上海秘密進行。其南方黃興的代表是顧忠琛，北方段祺瑞的代表是廖宇春、靳雲鵬和夏清貽。
段祺瑞和他的代表認為，現在南北兵力相當，長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無了期，長此以往，受難的還是老百姓，是全國人民。現在南方革命軍的宗旨就是實現共和，而這一點北洋軍並不反對，北洋軍隻是忠於袁世凱才與革命軍作戰，所以南方若能夠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則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段祺瑞的這些想法其實也是黃興等南方革命黨人的想法，黃興早在武昌與黎元洪合作時就討論過推舉袁世凱的可能性，所以當他通過顧忠琛獲悉這個消息後，自然沒有反對的理由。黃興表示，他個人之所以在這幾天不願接受南方許多人的擁戴出任臨時大總統，其實就是虛位以待袁世凱。於是授權顧忠琛與廖宇春進行談判。12月20日達成五項秘密協議：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複各地秩序。
廖宇春、顧忠琛的這個方案是經過段祺瑞同意的，但這個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凱的意思，曆來眾說紛紜。許多人認為這個方案就是袁世凱內心深處所想，隻是段祺瑞悟了出來，代為進行而已。這當然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揣測。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靳雲鵬奉段祺瑞的命令攜帶這個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凱稟報，請其讚成共和，重建秩序時，袁世凱還是發了一通脾氣，強調我袁世凱為大清國總理大臣，焉能讚成共和，以負重托？
袁世凱的生氣應該是真實的，但他稍後的變化也應該是真實的。袁世凱生氣是因為這實在牽涉道德層麵的東西，這是一個政治家最忌諱的東西。靳雲鵬對此作了詳細的解釋，特別強調這個方案已經段祺瑞等軍方將領首肯，甚至會說這就是段祺瑞等將領的指示。
靳雲鵬的這個說法當然是有根據有事實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線的將領也確實是袁世凱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說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麽，這些高級將領都這樣認為了，這樣去做了，袁世凱如果繼續堅持先前的立場究竟會怎麽樣呢？這就是袁世凱轉變的關鍵。袁世凱再問：南方革命黨人有這樣的建議不稀奇，北方軍人有這樣的想法似乎還不可能，大家都是為朝廷效力，怎麽能有這樣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樣的考慮呢？
對於袁世凱的疑慮，相信靳雲鵬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對過口徑，靳雲鵬毫不含糊地回答說，段祺瑞統帥的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擬推舉宮保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此仍不敢太相信，以為軍心為什麽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這樣做的後果你們想過嗎，這將把我袁世凱置於何種境地，這不是明明白白要讓我袁世凱不忠不義，不就是要讓我背負欺負人家孤兒寡母的罪名嗎？
袁世凱的這段表白，研究者根據其後來帝製自為的經曆，總以為是一種虛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誠實的表現，甚至說袁世凱真是老奸巨猾，竟然對北洋嫡係都不願說真話露真情。其實這種說法還是值得探討的。那時還是帝製時代，像袁世凱這樣的傳統政治家，更注意維護自己的政治信譽和政治形象，現在事情既然鬧到了這個份上，要相信袁世凱生氣也並非完全是做作。隻是此後的政治發展，大致沿著段祺瑞、黃興規範的五項原則去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