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新軍正在訓練操演沙盤
辛亥革命就廣義來說，至少應該從1894年孫中山覺悟算起。從那一年開始，中國革命的思想逐漸贏得了民眾，逐漸上升為一種主流形態，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而達到**。如果從狹義去理解，所謂辛亥革命，其實就是指1911年在武昌發生的新軍起義，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後續變化。所以，要說清楚辛亥革命的曆史，就應該知道新軍的起源、演變、價值與問題。
起源
武昌起義的主體是湖北新軍。湖北新軍是清末重臣、湖廣總督張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訓練出來的一支近代化軍隊，與袁世凱的北洋新軍號稱南北兩大新式軍隊，是大清王朝的兩大柱石。他們為什麽到了關鍵時刻不給力、掉鏈子，不是保護大清王朝，成為大清王朝的“忠誠衛士”，反而成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這確實是一個不得不說的曆史教訓，這和新軍的創建、成軍及指導思想有著密切關聯，是好心辦成了壞事，是缺少現代政治理念，不明白軍隊的本質和意義，至少對大清王朝來說，這都是無法改正的教訓。
新軍的創建起源於1894年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爆發後，原來英勇善戰的湘軍、淮軍係列，甚至還有清政府傾注大量心血培植的北洋海軍在戰場上望風披靡，節節敗退，潰不成軍，中國軍人的臉麵基本丟盡，大清國迅即陷入戰略被動，先前的鷹派不再高調，但中國究竟應該怎麽辦，那麽多鷹派、清流，都拿不出什麽好辦法。
恰當此時，隨軍協助丁汝昌指揮北洋艦隊作戰的德國軍事顧問漢納根在黃海海戰之後向清政府提出一個建議，以為中國在海戰陸戰中的失敗或許有體製等方麵的原因，但從軍事戰略戰術和謀略上說，也有可檢討的地方。北洋海軍數年來未曾購置一艘新船，至於東西洋各國在船炮方麵的新進展、新裝備，更是一概烏有，這與日本拚命裝備最新武器形成了巨大反差。因此他建議清政府一定要追蹤世界軍事發展新動向，一定要注意添置新裝備，一定要改變先前的軍事架構，訓練十萬新軍，如此方才有可能十年生聚，一雪國恥。
漢納根的建議引起清政府高度重視，清政府責成當時負責前線後勤保障的廣西按察使胡熵菜與漢納根悉心籌劃，製定方案，共同辦理。後因多種原因，漢納根的龐大計劃並沒有很快實現，胡熵菜奉朝廷的命令，隻在天津小站運用德國人的辦法，編練了十營新軍，取名為定武軍。這十營新軍分別為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馬兵二百五十人及工兵五百人，總計四千七百多人。
演變
第二年（1895年），胡熵菜調任平漢鐵路督辦，天津小站的定武軍便由從朝鮮歸來的袁世凱接手，並按照朝廷的意思將這支軍隊定名為“新建陸軍”。
胡熵菜訓練定武軍原本就是德國人的建議，所以袁世凱接手後依然延續這個辦法，一切按照德國軍隊製度進行，教官主要是德國人，規模隨之擴大至七千人。稍後被編為武衛軍前後左中右五路中的武衛右軍。由於各種原因，這支名義上歸朝廷歸國家的新建陸軍，實際上成了袁世凱的親兵。
在胡熵菜、袁世凱相繼於北方訓練新軍的同時，署兩江總督張之洞也奉旨編練了一支名為“自強軍”的新式軍隊。這支自強軍也是依照西方軍隊製度進行編練，分為步兵、炮兵、馬兵、工兵等十三個營共計兩千人。這支自強軍後因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而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再往後就被袁世凱收編至武衛右軍。
1901年新政開始後，整軍經武又一次提上清政府政治日程。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政府層麵設置練兵處，以慶親王奕助為總理，袁世凱會辦。1905年，練兵處製定陸軍軍製，各省設立督練公所，準備用十年或更長時間在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每鎮包括步、馬、炮、工程、輜重等兵種，每鎮總人數為一萬兩千人，有統製率領。鎮下分為協、標、營、隊、排、棚，其首長分別為協統、標統、管帶、隊官、排長等。新軍中下級軍官由各省武備學堂畢業生充任，間有少量留學歸來的軍事人才。新軍士兵采用募兵製，對身體、文化及生活習慣、品行等方麵都有比較高的要求，但凡有不良嗜好者一律不得入伍，一經發現立即清除。這確實是一支近代化軍隊，是大清國的柱石，隻是誰也想不到這支花了無數銀子訓練的新軍，竟然在1911年秋天動手埋葬了大清國。
到了1911年的時候，清政府訓練的新軍已編成十三鎮。北洋新軍為中央軍，亦稱國軍，即國家的軍隊。北洋新軍占全國三十六鎮中的六鎮，即六分之一。各省新軍為地方軍，由張之洞一手訓練的湖北新軍就屬於地方軍係統，最先編為湖北常備軍左右兩翼。1905年整編為兩鎮，分別由張彪、黎元洪任統領。翌年又按照中央練兵處全國新軍三十六鎮統一規劃，湖北新軍第一鎮改番號為督練第八鎮，第二鎮改番號為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相當於旅）。第八鎮的統領還是張彪，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還是黎元洪。
價值與問題
從理論上說，所有的新軍不論北洋新軍，還是地方新軍，都是國家柱石，屬於國家，然而大清國的可悲之處在於這個理論始終沒有真正貫徹，結果所有的軍隊不是忠於國家，而是忠於皇上忠於最高統治者，忠於那些統帥和將領。在某種意義上說，新軍成為私人武裝，而非國家柱石。這就是後來武昌起義得以發生的關鍵。
軍隊不屬於國家而屬於皇帝，當然有它的好處，有利於皇上對軍隊的直接控製，有利於培養軍隊將領的忠誠。比如在1898年政治風波中，譚嗣同曾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夠出於大義，動用軍隊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後。袁世凱就此說了一番話，可以看出軍隊忠於最高統治者的好處。袁世凱說，我平時訓練軍隊總是教以君臣大義，總是告訴他們皇上和皇太後如何偉大，你譚大人現在讓我去命令他們將皇太後抓起來，我這個命令一下達，他們很可能就先將我袁某人給抓了起來。袁世凱的說法證明軍隊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好處。
然而問題在於，軍隊不屬於國家，不在政治上中立，軍隊在訓練軍事的同時，總是進行政治上的灌輸，這勢必導致兩個相反的後果：第一個如前所說，你可以向軍隊灌輸皇上、皇太後如何偉大如何英明，我們應該忠於皇上忠於皇太後。經過長時期灌輸，軍隊官兵當然會信這一套。但是這種灌輸無疑打開了另外一扇方便之門，那就是你可以灌輸忠於皇上忠於皇太後，革命黨人就可以在軍隊中宣傳皇上和皇太後都不是東西，腐敗墮落，罪大惡極，是革命的對象。於是這第二個後果，就是湖北新軍在武昌首義之前幾年間的真實情形。那時湖北新軍中流行著一種對國家政治普遍的關心、關愛和憂慮，特別是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對官方的宣傳總是有點不信任，總是不能抵消革命黨人的宣傳。久而久之，原本為大清國柱石的新軍，開始對大清國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和深刻懷疑，終於起而發難，推翻了這個原本由自己效忠的體係。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不論是新建陸軍，抑或是自強軍，還是後來的新軍，其建軍的目的都是為了大清國的國防力量，其最初目的是為了向日本複仇，是用於對外戰爭，然而在1900年義和團戰爭中，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大清國都沒有機會將新軍用於對外進攻或防衛。這樣一支經過精心訓練的新軍一直沒有對外戰爭的機會。當然，不論是否有對外戰爭的機會，國防軍的功能是不應該改變的，其職責隻能是對外戰爭，通過對外戰爭維持國家和平，這是國防軍的唯一責任。但是，十幾年的和平發展，清政府的急功近利、掉以輕心，始終沒有去規範新軍的功能，始終對新軍抱有一種政治上的額外期待，總是想著將這支重要的力量用於國內政治，於是你可以將這支軍隊用於維護朝廷，我就可以動用、煽動這支軍隊反對朝廷。一旦軍隊介入了國內政治，這個國家實際上就被軍人所把持所操縱。所以真正的民主國家、近代國家，絕對不允許軍隊介入國內政治，不論國內政治如何發展如何危機，軍隊都必須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政治隻能是政治家的事情，絕對不允許政治家借助於軍事力量去解決和平變革中的問題。在1898年的政治危機中，康有為、譚嗣同試圖動用袁世凱的軍隊去搬掉和平變革中的絆腳石，這場政變雖然被機警聰明的慈禧太後所粉碎，但慈禧太後還有光緒帝並沒有從這場未遂政變中汲取必要的教訓，沒有將軍隊性質重新定位。相反，新軍中不論北洋係中央軍，還是各地督撫的地方軍，大家都竭力期待軍方領導人的支持，在1901年之後的十年新政中，許多軍方領導人就是大清國最優秀的政治家，這在很大程度上種下了1911年中國大革命的種子。這對民主革命來說固然是一件幸事，但從近代民主民族國家的建立來說，未免還差十萬八千裏，也為後來的政治糾紛預留了巨大空間，其遺害絕對不應該低估。
新軍將士對政治的酷愛，是一把雙刃劍。正麵的當然有助於國內政治改革，從新政到預備立憲，新軍將領大都走在時代前列；其負麵，就是這支軍隊沒有得到很好的職業化訓練，不太明白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該把握的權力分際，因而等待政治危機發生時，往好的方麵說，新軍應該有助於化解危機，恢複秩序；從壞的方麵想，軍隊也極有可能倒戈，成為朝廷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