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爆發後，武昌、南京和部分省份發生過一些軍事衝突，但從全局來說，戰爭並非之後數月的主題。當時中國社會的主題集中在國家未來體製的選擇上。
一部分立憲黨人和新軍將領，認為清政府推出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兩項政策確實有錯，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們力主利用這次政治危機重回君憲道路，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實現真正的君主立憲。而南北僵持不下時，先前四散的革命黨人則重新聚攏，他們依然信奉孫中山十七年來的口號，“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更不願意在如此有利的環境下重回君憲。在他們看來，共和主義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經過數月爭執，共和主義終於占據上風，君憲主義成為曆史。可誰也沒有想到，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卻在實現不久便出了問題，其嚴重性甚至遠過晚清。一百多年來，人們對此有各種各樣的分析，但有一點始終未引起足夠重視，那就是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的權力轉移，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民國法統危機。
內閣皇族化了
孫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從海外結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趕回上海的，此時距武昌起義已經兩個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間的談判，也從武昌轉移至上海，從湖北軍政府轉移至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與袁世凱內閣之間。雙方爭執的焦點不再是停戰之類技術層麵的問題，而是國家未來體製的建構，即中國究竟應該沿著君主立憲的道路繼續走下去，還是應該按照革命黨人的信念，走向共和，建構一個現代國家。在這中間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黨人，而是南方的立憲黨人。
立憲黨人本是清政府君主立憲最重要的支持者，清政府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憲道路，正是這批立憲黨人長期鼓吹的結果，比如張謇，很早就致力於日本憲法和東西洋憲政文獻的翻譯和研究，他所組織翻譯的一些憲政著作成為當時中國知識精英最流行的讀本。
在立憲黨人推動下，特別是經過1904年日俄戰爭刺激，清政府終於同意走君主立憲道路，於1905年派遣親貴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時間實現日本式的憲政目標，兩年後即1908年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這是劃時代的重大貢獻，中國從此有了成文憲法，有了政治發展的依據和綱要。
正如後來許多批評者所說的那樣，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大綱，因為其中規定皇權依然享有至上權力，不僅決定著國家大事，甚至還能任命百官，其職能與先前的君主專製好像沒什麽區別。這樣的批評是對的，《欽定憲法大綱》確實維護了皇權至上的原則。但是批評者們忘記了，此時的光緒帝年僅三十六歲，他所追慕的對象以及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樣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國彼得大帝。這些英主都擁有絕對權力，其威權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遺憾的是，《欽定憲法大綱》宣布後不久光緒帝就突然去世。當時接替他的如果是一個成年君主，這個憲法大綱依然不構成問題，隻是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後在最後時刻選擇了一個比較弱勢的班子，三歲的小皇帝和二十八歲的攝政王無論如何，其威權與能耐都無法與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緒帝相比。於是，《欽定憲法大綱》中的問題顯得相當明顯，先前竭力鼓吹君憲的立憲黨人開始不滿。
如果不是稍後發生其他幹擾，立憲黨人或許能在既有框架中繼續前行，維持九年立憲，然而連續的外部危機給立憲黨人找到了調整預備立憲日程的理由，他們一次又一次請願，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預備立憲既定日程，他們實際上期待以早日實現君主立憲，去彌補《欽定憲法大綱》皇權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議會和責任內閣去彌補弱勢的攝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憲黨人組織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在幾次堅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並朝鮮之後，也確實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與支持，攝政王無奈之下，終於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預備立憲計劃，以五年為期，完成君主立憲的全部準備。攝政王背後有一個龐大的滿洲貴族群體，他們在立憲黨人的壓力下調整立憲方案，應該說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於是不得已，他們在做出讓步的同時又收緊權力，不僅讓滿洲貴族子弟在預備立憲的最後幾年搶占了一大批權位，而且在宣布國家將進入立憲狀態的責任內閣名單中，毫不顧忌地將責任內閣演變成了一個權貴內閣、皇族內閣，十三名閣員中竟然有九人來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內閣的出台激起了立憲黨人的激烈反對，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警告攝政王，當此國家發展的關鍵時刻，對於皇權來說，重用漢大臣可能比提升這些“官二代”更有意義。然而此時的清政府已經積重難返，滿洲貴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沒有權威如慈禧皇太後和光緒帝的時候，哪一家也不願放棄權力做出讓步，更不會從大局出發辭官為民。從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長達五個月的時間裏，皇族內閣就是無法撤銷，無法廢除。這是武昌起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趙鳳昌：一句“開府建基”點破玄機
武昌起義爆發後，立憲黨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意識到這是中國曆史的大轉折。他們雖然期待朝廷借助這一機會修正錯誤，改組內閣，但並沒有對君主立憲產生懷疑，直至各省獨立越鬧越凶，他們才開始意識到清政府大約要在這場革命中成為曆史陳跡。
事實上，革命的發展的確超出了所有人預料。短短幾天，湖北獨立、湖南獨立、山西獨立、陝西獨立、江西獨立、雲南獨立，這股獨立風潮像傳染病一樣傳到江浙，傳到上海。這讓張謇等立憲黨人坐立不安，卻又無可奈何。
張謇意識到，革命既然已成為大勢，誰也沒有辦法阻止，立憲與革命雖說有很大差異，但在目前形勢下，立憲黨人有責任與革命黨保持合作，穩定社會，控製局麵。張謇還曾致信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俊，勸他們在動**時期好自為之，千萬不要讓滿漢戰士兵戎相見，應該引導大家在共和主義理念指引下友好相處。這大約是張謇轉向共和的最早證據。
和平光複勢不可擋，但獨立省份當然並不都與朝廷嚴整對立，可清政府的政治危機至此已暴露無遺。先前十幾年的立憲奮鬥終於因清政府內部自私、不妥協而被徹底葬送，轉向共和、轉向革命，也就成了張謇這批立憲黨人無奈卻必然的選擇。
立憲黨人特別是東南大佬張謇、趙鳳昌等人的轉變意義重大，他們不僅支持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而且還聯名致電攝政王，勸他認清大局，轉向共和，為皇室換取最後尊嚴，為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憶。
經趙鳳昌、張謇、莊蘊寬等立憲黨人居間聯絡，南北和談開始不久後，各方就對清政府善後安排達成一致，同意優待皇室，同意未來中國的政治架構為共和，同意由袁世凱出任未來新政府首腦。這項妥協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談時已經達成，其主旨就是清政府在下一次談判時必須承認共和。
讓清政府承認共和，其實也就是逼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後幾天的交涉中，清政府開始猶豫，因為這畢竟牽涉一個王朝的終結。
對清政府猶豫甚至不願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憲黨人大概都有詳細估計。所以他們一方麵寄希望於清政府和平結束，另一方麵也準備利用革命黨人成立一個“臨時”政府，以此逼退清政府，實現從君憲到共和的轉折。
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後，特別是上海光複後，確實一直忙著籌建新政府，隻是他們在過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對國內政治發展缺少了解，又沒有多少有用的人脈，所以革命黨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於立憲黨人。而革命黨人中的黃興、宋教仁等，在這之前都與趙鳳昌有過一些聯係。等到孫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碼頭”朝拜趙鳳昌時，趙鳳昌一句“開府建基”點破其中所有玄機與奧妙，由此不到一個星期，一個全新的“臨時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趙鳳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啟發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此後，孫中山多次前往惜陰堂求教，與趙鳳昌及南北政界要員協商統一建國諸要政，特別是怎樣網羅英才，兼納眾流，怎樣籌款、化解財政困境等。趙鳳昌有很好的建議，熊希齡、莊蘊寬、湯壽潛、張謇等也都是趙鳳昌向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推薦的，而孫、黃、宋也就其他人選先期征詢趙鳳昌的意見，趙從立憲黨人一變而成為南方革命黨仰仗的重要靠山。這對於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後南北關係的突破，起到了很大作用。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請教趙鳳昌是事實，趙鳳昌真誠提供幫助也是事實，但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實不明了趙鳳昌為什麽要這樣做，就連趙鳳昌的兒子趙尊嶽也不明白這其中的奧妙，以為是趙鳳昌利用革命黨人去倒袁。這個看法顯然並不真實。
其實，如果回想趙鳳昌在孫中山抵達上海前一直幫助袁世凱，幫助南北和談的事實，就知道他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臨時政府打破南北談判僵局，趙鳳昌不僅沒有背叛疏遠袁世凱，反而在用孫中山為袁世凱化解危機化解困境。否則，如果沒有南京臨時政府的過渡，而通過南北和談直接將清政府移交給袁世凱，那麽袁世凱勢必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尷尬的人物，成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權臣。
誰的臨時政府
更重要的一點是，孫中山恰恰具有這種素質和想法。當孫中山聽到趙鳳昌開府建基建議後，他在當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開了同盟會最高幹部會議，討論將要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究竟應該選擇總統製還是內閣製。在孫中山已有的政治構想中，他可能更傾向於權力製衡的內閣製，以免總統總是處於權力要衝，成為各方攻擊的目標。如果實行內閣製，總統隻是國家象征，隻有到了關鍵時期，到了內閣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機發生時，總統才具有協調的功能。
然而，就在這一天，黃興、陳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別向各省代表做了工作，提議由孫中山出任臨時政府大總統，所以等到晚上開會討論政治架構時，對民主政治、議會政治有著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內閣製，孫中山卻堅決反對，以為內閣製不管有多少優長之處，但在目前並不合乎中國的需要。
孫中山強調，內閣製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這個體製斷非目前非常時代所相宜。我們現在不管誰去當總統，都不能既讓他去當總統，又想方設法從製度上去懷疑這唯一置信之人。孫中山表示，我不肯聽從各位的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大計。他這實際上是威脅，各位如果一定要堅持內閣製，那就請自便吧。
孫中山的態度深刻影響了黃興，於是黃興從挽留孫中山的立場上，反複勸說宋教仁謙讓，勸說他取消提議。在黃興等人的勸說施壓下，宋教仁從大局著想，表示讓步，於是新政府的架構就完全采納了孫中山的主張，實行總統製。而這恰恰又為後來的政治紛爭預留了空間，埋下了伏筆，且使孫中山的政治信譽在民國初年受到嚴重影響。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南北和談的僵局確實很快被打破，特別是南京臨時政府在行政方針上並沒有宣傳孫中山一直堅持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等口號，沒有提及孫中山一直自詡為創造的三民主義，沒有說什麽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等三個階段的說法。更重要的是，南京臨時政府接受各方麵建議，同意優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樣攻擊清代曆史。這種種舉措都為南京臨時政府贏得了人心，尤其贏得了新軍將領如段祺瑞的認同。段祺瑞或許沒有把南京臨時政府當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不對南京動武，其實就是默認了趙鳳昌等立憲黨人的安排。
根據趙鳳昌等的安排，南京臨時政府是“臨時的”，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是“臨時的”，都表明他們隻是期望用這個“臨時的”機構和“臨時的”人作為過渡，最終將權力轉移給袁世凱。這是南京臨時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黃興等革命領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說最早提出這個方案的就是黃興和黎元洪。
很難說孫中山是否清楚這些，但他肯定知道“臨時的”意味著什麽。因此，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迅即致電袁世凱進行解釋，表示隻要袁世凱勸退清帝，那麽他孫文立即辭職下野，並遵守承諾，推舉袁世凱繼任大總統。
當然，我們現在也知道，在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期間，孫中山也曾想過將“臨時”改為正式，還曾為國際承認做出過一些努力，隻是列強堅守所謂中立，其實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過渡到袁世凱的新政府，所以孫中山的外交努力未收到成效。
至於財政，臨時政府在趙鳳昌等人建議下吸納了相當一部分立憲黨人，按理說這些人隻要出力，別說養個人數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與北方動刀動槍，也不是沒有可能，隻是立憲黨人堅守承諾，隻把南京臨時政府看作“臨時的”，一旦發現孫中山有意將“臨時”改為正式，他們或者果斷退出新政府，或者從經濟上扼住新政府的命脈。孫中山後來遵守承諾，向袁世凱轉移權力，雖說維持住了信譽，但實際上是被逼無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孫中山辭職，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繼任，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步進行的，並沒有多少意外。隻是一百多年後重新檢討這件事，我們很容易發現，南京臨時政府在民國法統中幾乎毫無地位，至少在民國前半期的法統中不明所以，因為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不要說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理論在袁世凱那些人眼裏毫無意義，即便南京臨時政府留下的一個最具象征意義的《臨時約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當作一回事。
法統之爭
在清政府這方麵，當南京臨時政府將優待條例轉給北京時，隆裕皇太後對更多的條件沒有表示不同意見，隻是堅持應該保留“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等幾處文字表述。至於文件中的“遜位”，隆裕皇太後認為應該改為“致政”或“辭政”。
在袁世凱與伍廷芳密商的同一天（2月8日），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軍將領六十四人聯名致電伍廷芳，表示優待清室條件中的“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應請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遜位”這樣帶有刺激性的詞語無論如何都不能出現在正式文件中，否則很難說服軍界同仁。
馮國璋、段祺瑞等軍界將領的堅持得到了南京革命黨人的極度重視，所有條款都按照袁世凱、梁士詒、馮國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議予以恢複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遜位”改為“辭位”。這也算是北洋老將對清政府舊主子的最後一次效忠。
中華民國成立後，尊重曆史卻沒有得到完整貫徹。孫中山遵守承諾，在清帝退位後宣布辭職，推舉袁世凱接替。但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在以後的民國法統中，忽略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臨時政府隻是中華民國的前史，正式的中華民國是從袁世凱宣布就職開始的。
民國前半期的政治這樣處理有其自身原因。孫中山和他的同誌在過去十幾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預備立憲，由於鬥爭，由於戴著有色眼鏡，也就不能給予公平合理的評價，一概視為清政府的欺騙。站在革命黨人的立場說，這種批判當然有其道理，但卻不能概括晚清最後十年政治發展的真實情形與意義。
晚清最後十年的政治發展從新政到立憲，其實走的就是一條精英政治的路線，這條路線雖然也要求提升民眾的識字水平，要求對選區內的谘議局議員投票，但總體上說這種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構，是精英的而非民眾的。這一點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設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毫無關係。
至於革命後，按照孫中山的設想，還有一個比較長的軍政時期，大約有軍事管製的意思。之後方才進入訓政，至於訓政多久，則很難說。訓政之後進入憲政，這是一個漫長過程。孫中山的設想與晚清以來的精英政治毫無相似之處。
而袁世凱卻是晚清精英政治的設計師和推動者，當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在大總統袁世凱的政治理念中，哪裏會想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更不要說一步步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了。
中華民國在袁世凱時代直接進入憲政時期，這或許可以說是袁世凱接續晚清民主政治變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種沒有君主的立憲政治。隻是從尊重曆史的層麵說，南京臨時政府在法統中沒有地位，而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那些理論上的創造也不被采納，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孫中山後來一再強調“革命尚未成功”，或許其內心深處就是從這個層麵說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民國成立了，可是他們為中華民國準備的理論及政治架構，統統被棄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