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一百零四年了，中華民國創建一百零四年了。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時代，許多人、許多事似乎還沒有走遠，我們望著那些背影，不僅感到親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鳴，畢竟我們就是從那裏一步一步走來。隻是從學術史意義上說，對於民國，我們其實很陌生。我們到目前為止所知道的民國，可能還是一個不太真實的傳說。
一個人的戰爭
如果從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算起，至1949年中華民國主體部分在大陸結束，中華民國的曆史不過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類曆史長河中不過滄海一粟，彈指一揮間。然而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三十八年曆史的中華民國相當複雜，我們不僅因為意識形態分歧還沒有辦法與台灣學者取得共識，即便在我們的意識中，這三十八年的中華民國也如雲如霧，因為我們不僅反對蔣介石，而且反對袁世凱，反對“北洋軍閥”，我們唯一能認同的是孫中山和他的南京臨時政府，而這個臨時政府恰恰在民國法統中又存在許多爭議。不將這些仔細梳理，我們或許真的相信有一個“民國範兒”，如果將這些都說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確哪段錯誤了。
如果曆史主義地看待中華民國三十八年的曆史，至少應該分為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及北洋係的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這樣三個大的階段。這三個階段不僅有著重大差別，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說是民國，但此民國非彼民國，因而各自的法統也就很不一樣，所信奉所執行的政策也就有著很大區別。
我們過去很長時間一直弄不清孫中山在中華民國開國後一再聲言“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的真實意思，一直以為這是孫中山一句無關緊要的口號。其實，如果將這句口號落到實處，孫中山表達了民國法統中的大問題。
在1912年之前的十七年，孫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組織革命呼喚救亡的同時，也在為中國未來設計政治路線圖。按照孫中山的理論，滿人是中國周邊一個族群，滿人不是中國人，滿洲過去兩百多年對中國的統治是殖民統治，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推翻這個殖民統治的政府，“驅除韃虜”；然後重建一個漢人的天下，“恢複中華”。隻是孫中山畢竟不再是過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強調改朝換代，而是期待在這場種族革命的同時，一舉完成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所以孫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論表達就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孫中山目睹清政府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之恥的重要覺醒，也是此後十幾年孫中山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憑借著這樣的政治信念，孫中山“一個人的戰爭”終於喚醒了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追隨其革命的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至1905年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中國革命至此出現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為了將中國革命向深度廣度推進，孫中山和同盟會領導人在同盟會成立前後製定了革命方略，製訂了軍政府計劃，製定了一旦清政府垮台究竟應該建立什麽樣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國家等一係列方針謀略。
根據這些方針謀略，推翻清政府後的新政府應該以“五權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這個“五權憲法”就是西方近代國家三權分立憲法的改良，增加了檢察權與考試權。在國家根本指導思想上，孫中山和同盟會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概念，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作為中國革命必須實現的三個基本目標。在革命步驟上，孫中山此時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階段論，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構建“軍政府”，顯然蘊含著三階段的意思。
在對國內民主現狀的估計上，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都是相當悲觀的。在這一點上，他們都受到康有為尤其是梁啟超的深刻影響，以為中國長時期處在君主專製下，人民的民主意識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覺覺後覺，先知啟後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孫中山的意識中依然是傳統中國“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讓人民自己做主。
孫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徑的設計當然不能說有什麽問題。隻是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十七年與國內政治幾乎徹底隔絕，即便到了1906年清政府預備立憲開始政治環境略微寬鬆後，孫中山也沒有辦法踏進國門，實地考察國內政治實踐，所以他對國內政治形勢的判斷，也就必然具有相當的誤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國內政治進步，不知道君主立憲的進展，除了消息隔絕，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畢竟是革命黨的領袖，始終站在清政府對立麵，始終用一種有色眼鏡看待清政府的政治改革。
不過，孫中山確實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偉大人物，當1911年政治改革機會來臨時，孫中山並沒有教條主義地堅守先前的規範。為了實現推翻清政府的政治目的，孫中山沒有頑強地堅持“驅除韃虜”的原則，反而同意對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給予優待和禮遇。這裏麵當然有許多不得不如此的壓力，但孫中山走到這一步也確實不容易。
南京臨時政府因機緣巧合成立了，從這個政府實際運作情形看，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先前的那些理論設計似乎都沒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後製定的《臨時約法》也沒有體現五權憲法的權力製衡精神，更不要說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了。新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革命色彩確實強烈，比如對舊製度的改革，但在現實政治層麵，臨時政府其實還是比較現實主義的，大致反映了時代思潮主流。
真的“非袁莫屬”嗎？
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很快就結束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它也確實不足以解決當時中國所麵臨的問題。孫中山擁有新思想，革命黨人擁有新精神，但這些都不足以將一個混亂的中國帶上常態發展軌道。在當時國內外一切關心時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舊河山一統江湖的，還是政治強人袁世凱。這就是所謂“非袁莫屬”的意思。
袁世凱是晚清政治強人，從甲午戰後的維新走到戊戌年的變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預備立憲，袁世凱都是這一係列政治變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政府內部舊官僚難得的新見解、新思想，而且在過去十幾年官場曆練中，養成了別人難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辦事能力。他是光宣朝無人企及的能臣，隻是因為各種原因，袁世凱在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後相繼突然去世後被開缺回籍，靜養三年。
把袁世凱開缺回籍的故事非常複雜，但袁世凱並沒有因為這個挫折而改變對清政府的忠誠。武昌起義發生後，清政府迅速起用袁世凱，袁世凱也最大限度爭取南北和解重回君憲主義政治軌道。這在現在許多研究中已經得到了證明。然而到了最後，依然因為滿洲貴族在根本問題即國會構成上不願讓步，君主立憲在最後時刻還是毀於一旦。這確實非常可惜。
君主立憲無法實現，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協達成後，清帝退位，頒詔宣布委托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南方革命黨人商量共建一個新國家。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遵守諾言，將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的權杖轉交給袁世凱，是為中華民國正式開國。
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確實沒有接著南京臨時政府的民國思路往下走，更沒有接納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這是因為袁世凱畢竟是晚清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和推動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與君主立憲並沒有根本區別，除了一個君主必須廢除外，共和體製下其實也應該是一種東西洋通用的代議製形式，而不是孫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國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谘議局的成熟度一點都不亞於東西洋各國，全部議員都是經過競選產生的職業政治家，他們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議製政治的一般訓練，熟悉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運行規則。這是一個現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沒有必要繞開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訓練和成就，一切歸零，重新開始，而是接續晚清君主立憲往下走，將各省谘議局改造成各省議會，將各省巡撫和後來的都督改為省長；將中央資政院改為國會；至於那個責任政府，不論是在君主立憲體製下，還是在民主共和體製下，其實都隻是一個有限責任政府。政府首腦過去對皇上負責，現在對議會負責，僅此而已。
實事求是地說，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作出這樣的變通是合乎曆史需求的，在當時在後世都沒有引起多大問題。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發“二次革命”，中華民國麵臨深刻政治危機，也沒有人從體製上思考有什麽不合適。問題在於，袁世凱沒有始終如一堅持在民國政治架構中解決問題，沒有將民主共和原則貫徹到底。隨著內外危機相繼爆發，國內的政治動**和日本的“二十一條”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凱骨子裏的舊思想不斷發酵，身邊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凱踏上了“帝製自為”的不歸路，不僅毀了自己，也坑害了國家，由此引發激烈的民國法統之爭。
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恢複“約法”，舊國會也予以恢複。然而為時不久，總統府與國務院因中國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否向德國宣戰問題發生衝突，不可調解。段祺瑞力主參戰，而黎元洪和國會對此有保留不願參戰。府院衝突最後演化為黎元洪利用大總統的權力罷免段祺瑞，並援引張勳督軍團進京調解。結果辮子大帥張勳乘機複辟，擁立廢帝溥儀，中華民國到了生死存亡的轉折關頭。
張勳複辟為段祺瑞東山再起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段祺瑞馬廠誓師，出兵討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國。但舊國會已解散，中華民國原有法統至此不複存在了，南北各方開始對這個民國法統進行激烈爭奪。孫中山終於找到了機會，召集國民黨領袖及部分軍政要員討論重建共和，出師討逆，號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國會，組織臨時政府，於是連續數年的南北戰爭由此拉開帷幕。這也為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找到了最合適的理由。
孫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的分裂組織，並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認。但是南方革命政府畢竟是一個客觀存在，畢竟在那幾年中，北方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辦法一統江湖，吃掉這個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以僥幸勝利需要派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南北之間的和談終於提上日程。
在這個時間段，中華民國的主導者，確實就是我們過去所說的那些“北洋軍閥”，不論是接替袁世凱的黎元洪、段祺瑞，還是稍後的馮國璋、徐世昌，直至吳佩孚、曹錕等，大致都是北洋係的軍人。對於這批人，我們過去真的不太理解，我們對他們的印象不是來自史料和直接認知，而是來自他們的反對派，即南方革命黨人的描述。所謂“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本身就不是一個科學概念，可是我們直至現在還在使用這個表述。
北洋係軍人特別是他們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變革中都有相當的成績，基本上都是政治變革的急先鋒，像段祺瑞幾次拯救共和，成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為並不像南方反對者所描述的那樣不堪，他們在整個統治時期都努力遵循著民主共和的框架解決問題、處理問題。如果我們對此還有什麽疑惑的話，看看《建黨偉業》就能夠明白。
不過，到了北洋係第二代比如曹錕等人，雖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堅守，比如他寧願背負賄選惡名也不願用武力奪取政權。這是好的一麵，但他們的民主素養確實沒有辦法與北洋第一代比，因而這就給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個重要契機。
黃金十年
北洋第二代領袖的退步和墮落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機，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實還有另外幾層因素。一是孫中山堅持不懈的革命意誌，使南方革命獲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漸成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國革命重新高漲還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人此時思想轉軌具有無可估量的作用。蘇維埃社會主義激活了俄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事實，我們不能因為後來的蘇聯垮台而否定當時對中國的影響。第三，由於蘇聯當年的成就和氣勢，辛亥革命時期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舊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魯迅那時所說，已有的中華民國不合乎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因為這個民國除了換個招牌，其他一切都沒有變，人還是那些人，事還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變化的話，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隸成了主子，隻是這樣的機遇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得到。
基於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到20世紀20年代，由北洋係主導的中華民國其實麵臨南北夾攻，孫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斷北伐，而來自北方的俄國不僅源源不斷地向中國人傳遞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了一大批年輕知識分子，幫助中國籌建共產黨，而且還源源不斷地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質的和思想上的幫助。北洋係的中華民國政府到了1920年代中期，實際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至1927年蔣介石利用國共合作領導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國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北洋係主導的中華民國迅即成為過去。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使中華民國的曆史進入第三個階段，其代價主要是國共由此徹底決裂，進入此後國共紛爭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麵，在國民政府管控地區，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又是中國民族資本急速發展的“黃金十年”。
此後的曆史我們大致都知道，國共十年分裂衝突因日本侵華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戰，接著就是四年國共內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新的開始。由於我們是勝利者，因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許多人並不太清楚這段曆史的真相，對民國這一段曆史其實真的很陌生。以為國民黨是消極抗戰積極摩擦，以為國民黨腐敗不堪，四大家族壟斷了國民經濟。我們雖然已經勝利了六十多年，但依然沒有走出“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傳統史觀，沒有能夠從一個中立者的立場去看待這段剛剛消逝的曆史。所以當“民國熱”不期然興起時，真誠期待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對這段曆史抱持一種溫情和敬意，重構一個接近於曆史真實的民國史。我們不僅應該重估孫中山對現代中國的曆史貢獻，也要重估袁世凱、蔣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軍政要員，他們構成了民國曆史豐富多彩的畫卷，沒有他們有血有肉的身影，書寫的曆史總是覺得有點蒼白，有點不那麽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