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是武昌
1906年開啟的君主立憲政治改革，一路走來，大體上風平浪靜。
即便發生了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後相繼去世這樣大的突發事件，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也沒有拋錨暫停的跡象。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經曆1905年的短暫輝煌後，很快就因清政府的政治改革而受到極大的挫折，過去我們不明所以，將那前後的吳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錫麟舍身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以及同盟會領導層孫中山與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鬧別扭，章炳麟、蘇曼殊、劉師培夫婦或設法回歸社會主流，或設法謀求財政支持西天取經，看作君主立憲開啟對革命的遏製。這也符合積極推動君主立憲的戴鴻慈等人對立憲效果的判斷，他們堅定地認為，立憲是一項有助於政治統治的大事業，立憲不僅利於君，而且有助於消弭革命，使革命在悄無聲息中走向終結。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清政府在關鍵時刻出了狀況，湖北新軍首舉義旗，一場原本具有極大希望的政治變革最終走上失敗的道路，兩百多年曆史的大清帝國頃刻瓦解。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讓湖北新軍發動起義呢？武昌起義的目的究竟何在？
四川局勢在惡化
簡單地說，引爆武昌起義的是清政府的兩個重要決策，以及此後僵持數月而沒有結果的拖延戰術。這些原本並不錯誤的錯誤終於激起新軍官兵的嚴重不滿，他們在經曆幾個月的忍耐蹉跎後終於揭竿而起，表明立場。
關於兩個重要決策，第一個是將責任內閣弄成了親貴內閣或皇族內閣。這使那些原本準備通過改革分享權力的立憲黨人徹底失望，立憲黨人不過是一批文人，他們即便失望也鬧不出大亂子。但是第二個決策失誤就不一樣了，鐵路幹線國有則引發了全國性的抗爭。
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極大挫傷了民族資本的尊嚴，傷害了他們的利益，尤其是四川，在哥老會及革命黨人的策動下，利用這個話題擴大危機。四川局勢僵持不下，朝廷不願意接受教訓、下詔罪己，終止或中止鐵路國有化，或者宣布全額補償紳商損失，或者如廣西巡撫沈秉堃建議，請郵傳部宣布將川漢鐵路公司中所有零星民間股本一律償還，至於川路中經營虧損、倒賬虧損，也先由郵傳部墊認。至於具體的責任，完全可以待事態平息後仔細調查。而郵傳部和盛宣懷到了這個時候依然繼續較真，與民爭利，不願讓步，表示川路原有股東中有願意在鐵路國有化之後繼續投資者，可以參照湖南的方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給國家鐵路股票，一律分紅分利；不願繼續投資的，參照廣東的方式，一律實發六成現金，其餘四成另給國家印票，分兩年給還。至於川漢鐵路公司實收股本，國家既全數認還，那麽虛糜及倒賬之款，也就包括在內了。這種拖泥帶水的表態，雖然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毫無疑問，已經對四川憤怒的紳民沒有多大吸引力了。四川的局勢仍在惡化中，並終於引發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府門前的流血衝突。
朝廷大概曾想到用柔性辦法化解危機，但為時已晚，隻有按照本能堅持既定立場，予以鎮壓。然而趙爾豐能夠調動的軍隊實在太少，外地軍隊也並不是很快就能趕到。朝廷9月15日責成正在上海的岑春煊火速前往，然而這位素來強硬的大臣不僅發表一係列反對意見，而且直到10月2日方才抵達武昌，並在那裏向朝廷發了一個電報，表示身體不好，不去成都赴任了，要求朝廷開去他所答應的差使，準其回上海繼續養病。
岑春煊的病當然不是致命的，而是政治在起作用，是端方等人的無端攻擊使他非常惱火。你們不是說我沽名釣譽想當內閣總理大臣嗎，那我就此休息不幹了還不行嗎？
朝廷對岑春煊似乎也沒有什麽好辦法，隻能聽之任之，對於四川的局勢，隻能另想辦法、另請高明。10月7日，朝廷諭令湖廣總督瑞激加派湖北新軍，諭令湖南巡撫餘誠格酌派湘軍兩三營迅速趕往四川，與先期前往的端方等部會合，以最大決心、最大力量迅速撲滅四川騷亂，恢複秩序。
第一個偶發事故
湖北革命黨早就有利用混亂局麵舉行武裝暴動的計劃，瑞激奉命率部趕赴四川，武昌空虛，於是革命黨人一顆意外爆炸的炸彈就將整個局麵徹底改觀。
對於四川的動向，湖北革命黨人最為敏感，他們早就決定要利用四川的動**局勢大鬧一場。9月14日，湖北共進會、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領導人孫武、劉複基、劉公、蔣翊武、王憲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樓十號劉公寓所集會，以為湖北新軍主力調走後，武昌空虛，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
鑒於對形勢的共識，劉複基建議如果此刻發動起義，共進會、文學社的名義都應該暫時擱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黨人的名義進行合作，“事成則卿，不成則烹”，同心協力，爭取勝利，勝利了一切都好說；失敗了，一切都不用說。
與會者讚同劉複基的建議，同意擱置各自機構和力量，共組新的領導機關，隻是他們感到留在武昌的革命黨，好像還沒有誰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去領導這場武裝起義，討論的結果是派遣居正、楊玉如前往上海，邀請黃興及同盟會中部總會領導人宋教仁、譚人鳳前來武昌主持。
上海的信卻遲遲沒有送達，而湖北的形勢又在急劇發展，無法等待。9月23日，文學社、共進會領導人再次集會，鑒於黃興、宋教仁等遲遲不能前來，決定組建統一的武裝起義指揮部，公推蔣翊武任軍事行動總指揮，專管軍事；推共進會孫武為軍政部長，專管軍事行政；劉公為總理，專管民政。至於關涉全局的重大事件，由他們三人集合大家共同討論，集體決定。
統一的指揮機關構建後，他們又在第二天（9月24日）召集各部隊代表一百多人舉行會議，詳細討論軍事行動後臨時政府的框架及人選，確定各參戰部隊行動方案和聯絡方式。這個計劃在後來的行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起義被迫提前後，各項計劃被嚴重打亂，各參戰部隊還能運動自如舉行起義，其實就是這個計劃在指導著大家的行動。
對於起義時間，這次會議暫定為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陽曆為10月6日。他們認為，八月十五中秋節是一個富有革命意義的時間點，這大約也與元末“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政治傳聞、政治傳統有關。
9月24日的會議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然而就在會議當天，南湖炮隊士兵因與長官衝突發生嘩變，武昌局勢突然緊張，官府加強了控製，甚至有傳言說革命黨人將在八月十五中秋節起事，風聲所播，武昌三鎮官吏頗為震驚，但是沒有真憑實據，也隻好故作鎮靜，其恐懼的心理卻日甚一日，軍方高層下令新軍各標營提前一天過中秋，在營休息，不許外出，不許過量飲酒。十五日中秋節當天，更是全城戒備，如臨大敵。
日趨惡化的局勢迫使孫武、劉公、劉複基等人改變日期，因為按照原先的計劃舉行起義，非敗無疑。他們或主張將起義日期改為農曆八月十八日，或主張改為農曆八月二十日。至於行動方案，他們仍然主張按原議進行。
農曆八月十八日為陽曆10月9日。這一天中午，孫武、劉公在起義總指揮機關，即漢口俄租界寶善裏十四號配置炸彈，試驗炸藥。炸彈共有3枚，均為黃複生、喻培倫等人幾年前從日本帶回來的，準備用來炸端方的。
這些炸彈每件能夠裝五六磅炸藥，他們給這些炸彈填滿炸藥後送到武昌，準備用來炸湖廣總督衙門。下午3時許，劉公的弟弟劉同進來觀看裝填炸藥，他手裏拿著點燃的紙煙，突然有一個火星落入裝滿炸藥配料的麵盤裏，立刻引起熊熊大火。這是第一個偶發事故。
第二個偶發事故
熊熊大火燒傷了孫武，驚動了鄰居和租界巡捕。巡捕聞訊趕來，搜走革命黨人的旗幟、印信、文件等物品，除了孫武受傷轉移外，又在那裏守株待兔式地抓捕一些前來辦事的革命黨人。
大約是按照常規，俄國領事將抓捕到的革命黨人和查抄到的文件等一並移交給江海關道齊耀珊。於是起義計劃暴露，官府出動軍警大肆搜捕革命黨人，革命立即陷入空前危機之中，革命黨人要麽成為甕中之鱉束手被擒，要麽大膽破釜沉舟孤注一擲，拚個魚死網破你死我活。當天下午，剛從嶽州趕回武昌的蔣翊武與劉複基等人進行了緊急磋商，又與各標營代表進行討論，大家一致認定現在外麵形勢已格外緊張，如果不及早起事，肯定會發生意外。現在各標營革命力量已大致動員起來了，隻要發動，武漢三鎮唾手可得，易如反掌。於是蔣翊武下令當晚起義，以炮聲為號。
起義的命令是當天傍晚5時許發出的，命令規定起義的準確時間為當天夜裏12時。屆時，南湖炮隊開炮，各標營聽到炮聲後立即按照原定計劃向先前規劃的目標發動攻擊。
然而由於時間太緊，武昌城內戒備森嚴，這個命令在當天並沒有及時送至南湖炮隊，於是當天晚上的起義到了12時卻沒有一點兒動靜，這個計劃再次落空。
與此同時，由於劉同被捕後經不住嚴刑拷打，供出了起義計劃，官府也在這個時間點前大約半個小時的時候派軍警趕到武裝起義指揮部，蔣翊武很靈敏地逃脫，而劉複基等人被抓捕，稍後被殺害。起義指揮中心遭到嚴重破壞，各標營行動隻能各自為政。
潛伏在新軍各標營中的革命黨人既聽不到南湖炮隊的炮聲，也收不到指揮部的進一步指示，他們各自為政，焦慮不安，武昌三鎮謠言滿天飛，瑞激指揮的軍警到各標營任意抓人，革命黨人覺得與其這樣等待被抓，不如孤注一擲拚個魚死網破。10月10日中午，工程第八營代表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標、三十標，商定當天發難。其他各標營也有類似活動和準備，大家各自為政，群龍無首，沒有統一計劃和約定時間，但顯然都處在一觸即發狀態。
當晚7時許，新軍第八鎮工程營革命黨人正準備起義，適逢排長陶啟勝巡查。陶啟勝見士兵金兆龍荷槍實彈，表情緊張，驚聞何以至此，意欲何為，且動手奪槍。金兆龍及戰友程正瀛見狀大驚，本能反應與陶啟勝進行了搏鬥，槍傷陶啟勝，其他革命士兵隨即與前來彈壓的管帶阮榮發等軍官發生正麵衝突，起義在無法估計的形態中不得不爆發。這是當天第二個偶發事故。
鑒於士兵與下層軍官的衝突，革命黨負責人熊秉坤迅即集合隊伍，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第二十九標及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營及炮隊、陸軍測繪學堂迅即響應，他們分頭向楚望台軍械庫發動進攻，駐守在楚望台的新軍隨即響應，各路義軍迅即在楚望台軍械庫構建大本營，舉日知會隊官吳兆麟為總指揮。
各路起義部隊在楚望台軍械庫補充彈藥後，在臨時總指揮吳兆麟指揮下向湖廣總督衙門、第八鎮司令部等要塞發動進攻。至黎明時分，起義軍攻克督署，湖廣總督瑞激在隆隆炮火聲中逃往停泊在長江中的軍艦；第八鎮統製張彪倒是從容部署了抵抗，與起義軍正麵交手，無奈阻止不住革命軍的進攻，同樣倉皇逃走。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武昌首義、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