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1913），字鈍初，號漁父，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國“憲政之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著有《宋教仁集》《宋漁父日記》《間島問題》。
武昌起義爆發後，宋教仁無疑是南北雙方最活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僅第一時間趕赴武昌前線，參與製定軍政府第一個基本法，而且很快成為南方新政府的軸心人物，在南京臨時政府政治架構方麵提出許多重要創意，充分展示了其憲政理論及實踐方麵的才能。隻是南京臨時政府不足以統一中國，也沒有資本南北分治，不得已，南方革命黨人隻能接受南北妥協，接受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重建統一。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南方革命黨出身的許多領袖像孫中山、黃興等，都因各種原因漸漸淡出，唯獨宋教仁麵對新的政治架構興致盎然，極為亢奮，似乎終於找到現代中國政治的鑰匙。1912年，宋教仁下最大決心，用最大力氣，合並諸多小黨，用同盟會名義與這些友黨一起重建一個全新的國民黨，發誓通過選舉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和平奪取政權，而不再像過去那樣通過革命通過暴力打碎國家機器。宋教仁這些想法與做法在過去很長時間被譏諷為“超級議會迷”；最近若幹年評價有變，他被譽為近代中國民主憲政先驅者之一。其實，如果從宋教仁的全部曆史看，革命隻是他實現憲政中國的一個手段；革命不是目的，憲政才是中國革命的終極期待。
走向革命
辛亥後百年意識形態重塑，使我們越來越不太清楚革命前那些誌士仁人究竟為什麽鬧革命，他們難道就是為革命而革命嗎？顯然不能這樣理解。
其實，革命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清政府不改革。
1894年，孫中山發奮為雄，倡言革命，就是因為他看到滿人統治的大清不僅黑暗，而且腐朽。中國之所以在戰場上打不過日本人，不是因為中國技不如人，兵不如人，而是因為清朝政治統治太腐敗、太黑暗。所以即便隻有一個人，他也發誓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推翻滿人的殖民統治。
說滿人對中原進行殖民統治，是孫中山那一代人的認識局限。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革命的發生，主要還是因為統治者不思進取。統治者如果居安思危，如果奮發有為，如果注意社會公平和秩序平穩，被統治者就沒有革命理由，更沒有革命機會。
曆史上不存在天生的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被動的。不僅孫中山如此，宋教仁等革命者莫不如此。
宋教仁生於1882年，是19世紀晚期典型的“80後”。他們成長的年代，經過大挫折、大波折，他們品嚐享受過“同光新政”的輝煌與驕傲，緊接著就是甲午戰敗、馬關之恥，就是維新時代，就是義和團戰爭，就是新政改革。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後”的成長背景。
1902年，新政開始第二年，二十歲的宋教仁前往武漢報考新式學堂。這表明他對傳統士大夫成長道路已經失去了興趣，或者說傳統成長道路科舉製度已經意義不大，已經不再對宋教仁這代青年構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漢如果不是遇到了黃興、劉揆一、章士釗、陳天華等人，他或許應該在新學道路上前行。然而當他遇到這幾個人之後，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國為什麽會在1903年之後發生反清革命呢？清政府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嗎？不是在政治體製、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麵都有很多改革了嗎？既然改革了，為什麽還要革命呢？
這確實是一個悖論。改革本來是為了反製革命，改革本來就是被革命逼出來的。清政府雖說宣布新政，實行改革，先前因種種原因而對政治極端冷漠的知識人又重新複蘇，政治熱情也在這個過程中再度激活。然而正因為這樣，人們的視野已經打開，已經知道世界，知道東西洋立憲各國真實情形的時候，清政府已經宣布的改革政策當然無法滿足革命者的訴求。所以在1903年，不僅宋教仁、黃興等人鬧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鄒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政府。先前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正在逐漸變成一個民族的覺醒。
按照清政府的方案，所謂新政，其實隻是一場行政體製的改革，隻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的調整，並不是真正的政治體製改革，並不涉及統治權力的弱化或讓渡。這是引起這批革命者不滿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發生前，大家經過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經過1900年義和團戰爭，許多漢族知識分子對滿人極端失望，而新政給予稍微寬鬆的政治空間，遂使這些人有可能將這種失望釋放出來，轉化為一場運動。
再從國際背景看，1900年義和團戰爭留下非常嚴重的後遺症，沙俄乘機占領東三省遲遲不願歸還，也是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對清政府不滿的理由。稍後，日本宣布為中國索要東三省主權而與俄國開戰。更重要的是，東鄰日本竟然以一個小島國打敗了大俄國。不唯如此，對中國人來說，日本贏得這場戰爭是一個重要指標，使中國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個小島國打敗大中國。日本人少國小，為什麽能在十年之內連敗中、俄兩個大國？日本究竟憑什麽這樣牛氣？中國為什麽不行？日俄戰爭，尤其是日本人的勝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國反體製革命者相聚東京，他們先前或許期待過清政府“自改革”，或許是從“革政”走向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啟發下，他們覺得中國要強盛，要雄起，就必須革命，繼續指望那個不斷令人失望的清政府已經沒有用。中國人必須自己救自己，必須革命，必須推翻滿人在中國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宋教仁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宋教仁這批青年革命家組織成立同盟會，號召散布國內外的革命者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擯棄偏見，一致對著清政府，對著滿人。
在這種氣氛下，宋教仁一麵在日本政法大學研讀法律，一麵和那批鬧革命的朋友一起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提倡愛國主義，鼓吹革命獨立，主張仿照世界先進國家，構建一個常態的“完全國家”，實行民主共和，進而使中國成為20世紀世界舞台上第一流強國。
遺憾的是，《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二期因刊登有批評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文章，遂被日本政府取締。同時又幸運的是，到了1905年底，《二十世紀之支那》更名為《民報》繼續出版，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報。這是宋教仁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
暫且革命
我們過去說同盟會在1905年成立是中國革命的**。這是對的。因為同盟會的成立，確實標誌著反體製的革命進入**階段。從革命意義上說，這是清政府不改革或假改革的必然後果。既然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清政府當然就得承擔被改革、被革命的後果或壓力。
不過，事情從來都具有兩麵性。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革命**反過來必然反製清政府，促使清政府走向改革，走向真改革，否則就隻能等著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的形成得益於日俄戰爭，同樣的道理，日俄戰爭也對清政府形成巨大刺激。清政府統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國應該能夠戰勝小日本，果如此，清政府就可以緩解變革的壓力。現在一切都反了，俄國失敗了，俄國也開始革命，沙皇也隻得宣布改革。俄國的情形同樣深刻影響著中國。清政府終於感到了變革的壓力，於是在1905年派遣親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等待這些大臣考察歸來，清政府接受他們的建議，於1906年9月宣布預備立憲，發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裏重建國家體製，目標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憲。
清政府預備立憲改革改變了中國曆史進程，追隨孫中山、黃興、宋教仁他們鬧革命的人中，有許多人原本就不是堅定的革命者，他們之所以跟著起哄，跟著鬧革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清政府不思進取不願變革，現在朝廷同意變革了，同意以日本為藍本實行君主立憲，他們還有什麽理由繼續革命呢？於是，同盟會領導層相當一批人，諸如劉師培夫婦，諸如先前極端排滿主義者章炳麟等，都在考慮以怎樣一種方式放棄革命，回歸體製，參與變革，或者即便不參與變革，不回歸體製，也不必繼續鬧革命了，總應該給朝廷一個改革的機會。於是，中國革命僅僅輝煌了一年多一點時間，就從**到低潮。
在這個過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變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憲政問題，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樣激進地參與革命，主要是因為他遇到了黃興等一批革命黨人做了好朋友，主要還是因為清政府不改革。現在既然清政府開始憲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歸體製的機會，既然革命因預備立憲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當然要考慮自己的前程，考慮自己能為國家做點什麽貢獻。這是人之常情。曆史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革命者，沒有隻知造反不知妥協的革命黨人。宋教仁這個轉變很正常，一點都不讓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進行政治活動，其本意就是到那裏發動“馬賊”起義。根據劉師培分析，“馬賊”是宋教仁的背景與靠山，就像孫中山依靠華僑，黃興依靠會黨一樣重要。至於宋教仁的動機及背景，也應該與徐錫麟、秋瑾及孫中山、黃興策動的起義相似，都是為了拯救革命，喚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無意中發現了日本人的一個巨大陰謀，這使宋教仁的計劃隨之改變。留居在那兒的日本人正在通過曆史重塑，試圖將圖們江以北、海蘭江以南的中國延邊領土說成是朝鮮固有領土。而朝鮮此時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將這塊地方收入囊中。日本人、朝鮮人稱這塊地方為“間島”。
針對日本人的陰謀，敏銳的宋教仁利用自己的國際法知識，通過對中日韓曆史文獻詳細檢索與考訂，證明這塊土地至少從唐中葉至明末，一直屬於中國固有領土，與朝鮮國家絕無關係，即便朝鮮居民也不曾在這個漫長時間段到這塊地方居住過。
除國際法知識外，宋教仁大量運用中、日、朝文獻進行佐證，甚至使用了現代語言學方法。這是一部天才著作，但宋教仁並沒有利用這部著作去批判清政府賣國。相反，宋教仁寫成這本書，據說有日本人願意高價收購，也有出版商願意炒作，但都沒有打動宋教仁。
宋教仁另有想法。他通過私人關係，將這部後來命名為《間島問題》的文稿送交中國駐日本公使李家駒，或者也曾希望李家駒將這部著作呈送現在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袁世凱現在是清政府當朝政治紅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力遠遠超過老師李鴻章和太老師曾國藩。
我們當然不能說宋教仁將這部書稿作為投奔袁世凱的“投名狀”，但曆史確實就這樣蹊蹺。李家駒看到宋教仁這部書稿後感慨萬千，想不到革命黨人中還有這樣有思想、有才華、有愛國情懷的青年人。李家駒迅即安排抄寫兩份送回國內，一部交給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一部送給外務部，轉呈外務部尚書袁世凱。鄭孝胥通過另外渠道也見過宋教仁這部天才著作，並在不同場合為這部書鼓掌喝彩。鄭孝胥此時為立憲公會會長，不僅在中國知識界為大佬，而且是此時接近體製，與體製比較近的人。
袁世凱對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賞，他除了利用宋這些研究成果與日本人進行談判維護中國主權外，也托人鄭重邀請宋教仁回來參與外務部工作。如能成行，袁世凱答應給宋教仁四品銜。這在當年絕對是進入了體製內的“高幹”序列，由此可見袁世凱對宋教仁是怎樣地欣賞。
宋教仁收到袁世凱的邀請後究竟有什麽樣的反應，我們現在不太清楚了。隻是根據宋教仁被刺去世後革命黨人的回憶，宋教仁好像對袁世凱的邀請不屑一顧。徐血兒《宋漁父先生傳略》說清政府欲請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為動”。於右任也說宋教仁對袁世凱的邀請沒有回應。至於後來袁世凱通過駐日公使願意支付兩千酬金，也有人說被宋教仁拒絕。還有傳聞說宋教仁麵對這些**，曾大義凜然表示自己費盡心血寫作《間島問題》，隻是為中國爭土地，而非為個人賺稿酬。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些看法均出現在一個特殊背景下，這個背景就是革命黨因宋教仁被殺，正準備與袁世凱鬧決裂，正準備開始“二次革命”，那麽這些說法其實是相當可疑的。因為道理也很簡單，假如宋教仁無意回歸主流社會，無意像劉師培那樣回國參與變革，參與立憲，那麽為什麽不能公開刻印此書？公開出版既有利於傳播正確知識，也有利於中國政府對日談判，更重要的，不是還可以順帶批判清政府賣國、清政府無能嗎？
顯然，過去的說辭有不夠周密之處。宋教仁不是不想通過此書回歸主流，隻是自己的革命黨領袖的身份在回歸主流時遇到了問題。即便清政府不介意他的過去，但革命黨人很難容忍宋教仁走到這一步。就像劉師培夫婦一樣，宋教仁真要踏上回歸主流社會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條人生不歸路。
宋教仁沒有接受袁世凱的邀請回歸主流，但宋教仁與袁世凱惺惺相惜相互欣賞應該由此開始，這也為他們後來的合作埋下了契機，盡管宋教仁暫且留在了革命陣營，暫且繼續革命。
轉向憲政
宋教仁因種種原因無法回歸體製參與變革，參與立憲，暫且留在革命陣營繼續革命。其實，革命者此時對於究竟什麽是革命，什麽是改良，並不是那麽清楚，並非具有明確界限。即便理論上超強的梁啟超，其實也是一會兒革命，一會兒改良，至於那些追隨他的立憲黨人、新軍將領，以及一切關心中國未來政治前途的人，其實在這一點上都是比較模糊的。革命與改良，並不是非此即彼，絕對對立。隻要遇到合適機會，革命與改良照樣可以合一，可以相互接納。這在宋教仁身上有著非常明顯的體現。
據記載，宋教仁沒有像劉師培等人那樣回歸體製參與憲政，而是在體製外繼續革命，但是革命究竟會產生什麽樣的結果，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其實宋教仁和許多革命者一樣，心中並沒有譜。隻是由於清政府在君主立憲最後時刻失誤連連，反而使革命等到了機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湖北軍政府成立。宋教仁受軍政府邀請，第一時間來到武昌參與工作，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約法》，為軍政府存在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據。《鄂州約法》對於湖北軍政府乃至稍後獨立各省，都具有根本法或借鑒意義。
從文本進行分析，《鄂州約法》並沒有什麽革命氣息，通篇所體現的隻是近代政治必須具備的“三權分立”原則，約法規定新政府以都督為行政中心，都督與議會、司法三權共同構成最高權力中心，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務員行使，立法權屬於議會，司法權歸屬於法司。很顯然，宋教仁主導起草《鄂州約法》與孫中山一直倡導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還有軍政、訓政及憲政三階段革命理論毫無關係。這套立憲架構的法律體製，在本質上與清政府正在進行的君主立憲一脈相承。如果要說區別的話，《鄂州約法》隻是剔除了君主，權力來源歸屬於人民，不再是君主立憲，而是人民立憲而已。很顯然，宋教仁的這套思想並不是同盟會，甚至不是華興會的政治主張，反而與袁世凱十多年來提倡、推動的君主立憲改革具有許多契合處，由此也就可預示宋教仁與袁世凱在未來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後人大多誇大湖北軍政府的革命性質，誇大宋教仁身上的革命性質。其實，就宋教仁個人而言，他確實在過去很多年參與革命，領導革命黨人反對滿人的鬥爭，但是宋教仁在骨子裏隻是一個憲政主義者，他多年來對西方近代憲政理論的研究和認知，都使他確信中國應該走上憲政的路。
湖北軍政府的中心地位很快就被上海取代了。11月中旬，宋教仁離開武昌轉往上海，開始在那裏為籌建全國性新政府殫精竭慮，費盡心機。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宋教仁被任命為法製院院長，負責新政府法律製定。
在籌備南京臨時政府時，宋教仁的設想是內閣製，後來許多人以為宋教仁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他想當第一任內閣總理。其實這是不對的，即便宋教仁當上第一任內閣總理，憲政專家宋教仁一定清楚他不可能當永遠的總理。其實如果從政治架構角度說，宋教仁的主張其實就是希望構建一個穩定的憲政架構，內閣可以永遠地倒閣、組閣，但大總統在選舉出來之後，一個任期製內是不變的，是穩定的。這就是一種憲政主張，是一種有限的政府權力。
宋教仁的這個主張因為孫中山的歸來而沒有實現，孫中山順利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臨時政府也就改為總統製，孫中山擁有最大權力。然而，孫中山當年提出這樣的動議的時候，無論如何想不到他很快又會被迫放棄權力，南京臨時政府必須終結，必須將權力轉移給在北京成立的袁世凱中華民國政府。
為了遏製袁世凱，用孫中山的話說，為了防止袁世凱濫權，溢出民主法製的軌道，孫中山利用臨時大總統的權力，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議修改組織法，將新政府由總統製改為內閣製。這是民國曆史上第一次因人修法，為後來開了很不好的先例。不過，這從另一個方麵證明了宋教仁先前的主張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袁世凱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了，孫中山宣布退出政壇，宣布竭盡全力從事民生，用十年時間修築十萬裏鐵路。黃興接受袁世凱的任命，出任南京留守，負責南京臨時政府及南方軍人遣散等使命。更多革命者比如李燮和等，始終抱著功成身退的心態，或解甲歸田，或專心從事專業，對現實政治格外熱心，以為可以一展抱負的革命黨領袖層麵的，大約隻有宋教仁。其他如蔡元培等，畢竟還算是教育專業人士，而非專業政治家。
宋教仁熱心政治，是因為他的憲政立場。他認為中華民國民主政治其實就是憲法政治，就是憲政。而憲政的原則在競爭，隻有政治上的合法競爭和平競爭，而不是暴力革命，方才是憲政國家，憲政原則。基於這樣的理由，宋教仁先是接受袁世凱的邀請，出任唐紹儀內閣農林總長。
內閣總長顯然不是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或許正如許多朋友比如章太炎所猜測的那樣應該是內閣總理，而章太炎也確實認為宋教仁有總理之才，這樣的判斷相信宋教仁也一定聽到過不少。別人的判斷恭維加上自己的認知，宋教仁找到一個機會就辭去了總長職務，專心致誌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這是一個職業政治家應該做的事。
民國政治在宋教仁看來就應該是政黨政治，政黨政治的要點就是責任內閣，大黨組閣，所以宋教仁在1912年7月退出政府之後，就將全副精力專注於政黨建設，參照同盟會舊有架構，並以同盟會的名義，邀請各友黨、各小黨合組一個大的國民黨。參與宋教仁國民黨的小黨有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他們於1912年8月召開合並成立大會，宣布新國民黨的成立，宣布推舉孫中山為國民黨理事長，國民黨的實際主持人當然還是宋教仁。很顯然，宋教仁希望繼續利用孫中山的政治招牌去從事和平競爭的民主憲政。
籌組政黨，參與議會選舉，是民國元年中國政治奇觀，幾百個政黨在一夜之間仿佛奔湧而出，然後整合合並，漸漸形成一些具有獨立政見，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大黨。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就屬於這樣的性質，他的目標就是要在年底即將到來的國會議員選舉中謀取議會多數，然後組閣。
宋教仁的想法沒有絲毫錯誤，他對民主政治、憲政的忠誠與期待也非常令人佩服。在很長一段時間，宋教仁風塵仆仆東奔西走，縱橫捭闔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爭取議會多數，其實也像一切民主初期的政治家一樣，宋教仁也曾操控選舉，比如在湖南選區；也曾與反對者發生肢體衝突，而且不止一次。這些其實都是民主初潮時的正常現象，曆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步到位成長為成熟的民主。宋教仁不論有多少不足或問題，都必須承認他仍然是中國民主初潮時代的弄潮人，是中國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先驅者之一。
遺憾的是，曆史並沒有讓宋教仁的理想變成現實。當他對謀取議會多數信心滿滿時，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民國元年剛剛開啟的民主政治戛然止步，孫中山拍案而起，“二次革命”爆發。中國迅即進入一個政治動**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