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在傳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譜係中，陳獨秀、胡適以及學生輩的傅斯年、羅家倫在後來占了上風，成為主導，所以在他們自覺不自覺營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譜係中，林紓基本上是個反麵形象，被定位為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甚至帶有莫名其妙的小醜色彩。這顯然是不真實的。不過，從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等一係主流話語來說，他們將林紓定位為反對派、守舊者，也是有根據的。其中根據之一是當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出以白話取代文言，成為中國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時，林紓提出了一個很有力量的反對意見。
林紓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嗎
按照陳獨秀、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主流話語的判斷，林紓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因為林紓堅定地反對以白話取代文言成為中國人交往的唯一語言工具，而後來的事實是如水的白話真像胡適、陳獨秀所期待的那樣，成為中國人的唯一語言交往工具，文言真的成為死文字，於是林紓也就成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文化上的反對派。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曆史演變確實如此，但他們所描繪的新文化運動譜係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林紓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他之所以能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路徑提出不同意見，是因為他研究過白話和文言問題，研究過白話為什麽不應該成為中國人“唯一的”語言工具，研究過文言為什麽不應該完全放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林紓並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對派，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大約正是他和那之前幾代人的嚐試和實踐，才為胡適、陳獨秀準備了文學革命的基礎。隻是胡適等人在後來回顧建構五四新文化運動譜係時，有意無意忽略了林紓的貢獻，片麵擴大了林紓的反對意見而已。
白話文運動確實是胡適提出來的，確切地說是胡適的說法和倡導終於引起了知識界的重視，引起文體改革從個別人的行動走向一個知識群體的共同試驗。這是胡適和陳獨秀的功勞。不過，正如過去許多新文化運動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白話文在過去中國很長時間並不是不存在，隻是這個文體沒有登上大雅之堂，沒有成為文化的正宗，看看唐宋以來佛教語錄，看看在知識界和一般民眾那裏都流傳甚廣的《朱子語類》，我們就應該承認白話文並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大約始終作為口頭語言在流行在使用，古人的口頭表達大約也不是書麵的文言，隻是落實到書麵上，為了簡潔，為了準確，大約才轉換為文言。這大概是中國語文發展的真實狀況。
胡適和陳獨秀的貢獻，就是把這個口頭表達的語言轉換為書麵語言，並以這種口頭表達的語言徹底替換了書麵的文言。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和後來引起爭論的症結。
從新文化發展脈絡看，胡適1917年初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確實抓住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關鍵，是陳獨秀在《甲寅》時代一直思考的問題，那就是怎樣在思想文化層麵為中國尋找一條坦途，並真正獲得落實，因而胡適的這篇文章在陳獨秀那裏有正中下懷的感覺，而且他的老革命黨人脾氣，使他覺得胡適的什麽“改良”，什麽“芻議”等，實在是不溫不火，過於與舊勢力周旋，過於擔心舊勢力的攻擊，所以陳獨秀以老革命黨人的氣勢，心甘情願成為全國學究之公敵而在所不辭，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聲援胡適，其實是將胡適不溫不火的“文學改良”變成了陳獨秀風風火火的“文學革命”。
胡適、陳獨秀的主張首先獲得錢玄同的支持，這一點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味。大家都知道錢玄同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得意門生，都知道章太炎的文章從來都是典雅古文，一部刻意用古漢語且盡量使用冷僻字寫成的《馗書》既難倒了許多讀書人，更使許多讀書人甘拜下風，自歎弗如。中國讀書人從來都以聽不懂看不懂為學問的最高境界，不懂就不敢反對，這是學界向來的弊端，但又是最沒有辦法克服的。
然而，人們不知道的是，章太炎其實還是近代中國白話文運動的鼻祖。大約在東京辦《民報》的時候，章太炎就嚐試著用白話進行演說和著述，當然這些演說和著述大致都不是純粹的學術文字，而具有教育普及、學術普及的意味。他在那時所作的一係列演講，後來被結集為《章太炎的白話文》出版，集子的出版時間雖然較晚，但其最初發表則在1910年創刊出版的《教育今語雜誌》上。
《章太炎的白話文》也引起了一些爭議，甚至有人懷疑這本書究竟是不是章氏本人的著作。這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就是錢玄同，因為這本由張靜廬策劃的小書中就誤收了錢玄同的一篇《中國文字略說》。這又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章太炎、錢玄同師徒兩人可能都比較注意白話文在述學中的可能與嚐試。這個嚐試似乎比胡適的嚐試要早好幾年。所以當胡適欲以白話作為中國文學正宗的文學改良論發表後，自然能夠與錢玄同的思想意識接上頭，獲得積極反響與回應。
緊接著，劉半農也在《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對胡適、陳獨秀、錢玄同等人的主張予以積極回應，對胡適的“文學八事”、陳獨秀的“三大主義”及錢玄同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等文學主張“絕對表示同意”，複舉平時意中所欲言者，提出自己的文學改良觀。
引發一場文化論爭
新文學陣營的多樣化、多元化是客觀事實，其實當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發表之後，胡適就意識到這一點，就覺得陳獨秀的主張與自己的主張有著很大不同，至少自己是準備以學理討論的方式進行，而陳獨秀似乎並不這樣認為。
胡適致信陳獨秀說，文學改良這種事情，其是非得失，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內學術界各方麵人士能平心靜氣與我們這些倡導者一起研究這個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我們既然已經打出文學改革的大旗，當然不會再退縮，但是我們也決不敢以我們的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很顯然，胡適的這些溫和的主張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實驗主義哲學的基本態度，而其之所以在這個當口再次重申，也不是沒有來由。因為當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當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卻是西方文學名著翻譯大家林紓就於2月8日在上海《國民日報》著文商榷，題目就叫作“論古文之不當廢”，觀點鮮明，理由不足。最引人發笑也反映出林紓最誠實的一麵，是他說的這樣一段話：
知拉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
林紓的這個說法原本並沒有什麽不妥當，因為根據他對西方近代文化發展史的了解，西方人講維新講變革，不僅沒有將拉丁文作為文化垃圾予以廢棄，而是有意識地從拉丁文中汲取營養，作為近代思想文化的資源。然而，林紓這個比較平實比較溫和的說法在被胡適、陳獨秀等人大肆渲染之後，則成為一種比較荒唐的文化主張。胡適說：“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仿效，卻實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聲機器，何嚐不能全像留聲之人之口吻聲調？然終是一台機器，終不能“道其所以然”。接著，胡適以調侃的口吻挑剔林紓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現代文法去分析林紓古文表達中的缺陷。
胡適的溫和主張並不被陳獨秀所接受，陳獨秀或許也是基於林紓等人的刺激，以不容討論的姿態表達自己的主張，這實際上開啟了一場原本不一定會出現的文化論爭。陳獨秀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討論也。”
古文家的理由或許如林紓所說，“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但陳獨秀的態度無疑是一種新的文化專斷主義，這種文化專斷主義如果所持立場是正確的如白話文學論，可能不會有什麽問題，但從這個立場出發，人人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是正確到不容別人討論，隻能執行、采納的程度，恐怕問題也不少。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出現的所謂新傳統主義，其實所采納的思路、理路，都與陳獨秀的主張和致思傾向幾乎完全一致。
當然，正如胡適所說，陳獨秀這種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胡適等人一年多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到1917年底，文學改革思想已經贏得許多北大學生的熱情支持，其中包括傅斯年、羅家倫。
在胡適、陳獨秀、劉半農等人討論的基礎上，傅斯年提出“文言合一”的方案，以為文言、白話都應該分別優劣，取其優而棄其劣，然後再歸於合一，建構一種新的語言文字體係。他的具體辦法是：對白話，取其質，取其簡，取其切合近世人情，取其活潑饒有生趣；對文言，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詞剖析毫厘，取其靜狀充盈物量。簡言之，就是以白話為本，而取文詞所特有者，補苴罅漏，以成統一之器，重新建構一種新的語言形態。
與傅斯年情形相類似的還有羅家倫。羅家倫具有良好的家學淵源，又與蔡元培是紹興小老鄉，因而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如魚得水，很受蔡元培的器重和栽培，所以他後來成為北大乃至全國的學生領袖，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的北大“三劍客”之一。
傅斯年、羅家倫的加入，為文學革命在青年學生特別是北大學生中贏得了支持者，他們在1918年和1919年所寫的文章，促進了文學改革在青年中的流行，漸漸減輕了文學革命來自青年學界的壓力。
不過，更值得指出的是，文學改良、文學革命在1917年雖然鬧得轟轟烈烈，其實那時真正站出來公開反對的也不多，靜觀其變、等待新文學實際成就的還是大多數，然而在那時真正用新文學、白話文完成的作品也沒有出現，即便是那些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政治散文，雖然鼓吹新思想，鼓吹文學改良、文學革命，但其表達方式差不多也都是文言，像傅斯年的幾篇文章就是如此。這就構成一種反差非常強烈的諷刺，當然也引起了文學改良者的自我警醒。傅斯年自我反省道：“始為文學革命論者，苟不能製作模範，發為新文，僅至於持論而止，則其本身亦無何等重大價值，而吾輩之聞風斯起者，更無論焉。”所以，到了1918年，新文學的倡導者幾乎不約而同地將精力用於新文學的創造與嚐試。
1918年1月起，《新青年》在北大六教授的主持下全新改版，改為完全刊登白話文作品，以嶄新的麵貌與讀者見麵，於是風氣大開，知識界真正開始嚐試用白話文寫作各種文體。這就是胡適所期待的“建設的文學革命”。
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框架中，胡適宣布古典文學已經死亡，今後的中國隻能是白話文的天下。他用十個字概括“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那就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所謂的文學革命，其實就是要為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能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上真正的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就是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宗旨。
1918年被後人看作是新文學元年。這一年，新知識分子紛紛嚐試白話詩的寫作，並獲得了初步成果。胡適後來出版的《嚐試集》，被譽為新文學運動中第一部白話詩集，這部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其實都是1918年創作的。
“文學革命”以及由此引發的白話文運動，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義之所在，不僅是中國文學載體的革命，文學形式的解放，而且是中國文化基本範式、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乃至日常生活習慣的根本革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的主張便不能不引起一些爭論乃至反對。其中反對最力者，先有胡適的留美同學梅光迪、任鴻雋，後有著名文學翻譯家林紓以及以怪傑而著稱的辜鴻銘，再有北大教授劉師培、黃侃、林損及馬敘倫，還有著名學者章士釗以及在現代中國頗負盛名的雜誌《學衡》派的一班人，如吳宓、胡先輔等。隻是由於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畢竟代表著曆史前進的方向，因此這些反對並不能阻擋曆史前進的車輪。不過，也必須指出的是，當時間過了快一個世紀之後，反對者的言論也有值得重新檢視的必要。
其實是右翼
如前所說，林紓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最先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他似乎還沒有想好反對的理由，所以他說他知道古文不應當被廢除，但是說不出詳細的理由。他的這個還算誠實的態度遭到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奚落，於是他的看法就沒有受到白話文倡導者應有的重視。
其實，林紓的主張真的應該引起注意，他雖然對文言為什麽應該保留，白話為什麽應該被適度采納，說不出多少理由，但他確實是近代中國文學改良運動前驅者之一。林紓以翻譯西洋文學名著聞名於世，在清末民初很長一段時間，林紓在朋友的合作下，先後翻譯了兩百多種西洋文學名著，暢銷國中，他的翻譯小說與嚴複的“嚴譯名著”齊名，而嚴複又是他的福建小同鄉，因而康有為有“譯才並世數嚴林”的判詞。而且，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嚴複始終堅持用典雅的文言進行翻譯進行寫作，而林紓則比較早地嚐試過用民間語言豐富文言的可能，嚐試用民間俗語、俚語進行書麵創作的可能性。
在文化理念上，林紓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忠實信徒，崇尚程朱理學，但也不是盲目信從，對於理學迂腐虛偽等處，也能有清醒的意識，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這些揭露當然是理學的負麵，所以他身體力行，維護禮教，試圖恢複儒學正宗，指責近代以來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人們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
在文學觀念上，林紓信奉桐城派，以義法為核心，以左丘明、司馬遷、班固、韓愈等人的文章為天下楷模，最值得效法，強調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書，留心天下之事，如此，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當然，對於桐城派的問題，林紓也有認識，因此並不主張墨守成規，一味保守，而是主張守法度，但是要有高出法度的眼光；循法度，但是要有超出法度之外的道力。
在戊戌變法的前一年，林紓用白居易諷喻詩手法寫了《閩中新樂府》三十二首，率多抨擊時弊之作，這不僅表明他在政治上屬於維新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文學表現手法上的創新及對民間文學因素的汲取。所以當白話一興，人人爭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話之際，林紓也在他朋友林白水等人創辦的《杭州白話報》上開辟專欄，作“白話道情”，風行一時。很顯然，林紓早在19世紀末年就是文學改革者，他承認舊的白話小說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他隻是溫和地反對，如果人們不能大量閱讀古典文學作品，汲取古典文學營養，就不能寫好白話文。
所以，當胡適文學改良的主張發表後，林紓似乎本著自己的良知，比較友好地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表示在提倡白話文的同時，不要刻意將文言文徹底消滅掉，在某種程度上說，林紓的主張與梅光迪、任鴻雋等人都相似，就是在向更大多數民眾提倡白話文，倡導讀書人盡量用白話文寫作的同時，也應該為文言文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間，至少使中國文化的這一重要載體不致在他們那一代人失傳。
林紓的這個意見如果仔細想來似乎也很有道理，即便到了今天白話文已經成為文學的主體時，我們依然會覺得古文魅力無窮，是現代語言的智慧資源。然而當時的一邊倒特別是陳獨秀不容商量的態度，極大挫傷了林紓的情緒。1917年初，錢玄同出麵支持胡適的文學改良建議，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錢玄同的好鬥性格使他不忘順帶攻擊桐城派等舊文學，並提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等蠱惑人心的概念，這就不是簡單的學術論爭，而是帶有一定的人身攻擊的意味。
盡管如此，林紓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刻意反對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他甚至到了1919年3月，依然為《公言報》開辟“勸世白話新樂府”專欄，相繼發表《母送兒》《日本江司令》《白話道情》等，儼然為白話文運動中的一員開路先鋒。林紓其實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右翼，他有心變革中國的舊文學，但又不主張將舊文學徹底放棄，他在1917年的《論古文之不當廢》中反複強調古文對現代語言的資源價值，至1919年作《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一文，亦依然論證古文白話並行不悖的道理，強調廢古文用白話亦正不知所謂古文，古文白話似乎自古以來相輔相成，所謂古文者，其實就是白話的根柢，沒有古文根柢，就不可能寫出好的白話，能讀書閱世，方能為文，如以虛枵之身，不特不能為古文，亦不能為白話。林紓的這些意見如果能夠聽進一點點，中國文學改良或許將是另外一種情形。
從林紓政治、文學觀念看，很難說他就是一位極端保守的守舊主義者，他似乎隻是主張在追求進步的同時，保持適度的保守，不要過於激進。林紓的本意原本隻是間接和謙和的，他不過是說古文文學作品也自有其價值，不應被革棄，而應當像西方對待拉丁文那樣加以保存。“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這個判斷在很大程度上說確實是對的，但在那時的氣氛中根本沒有人給予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