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念頭的誕生 ——孫中山的轉變
當我們紀念甲午戰爭的時候，無論如何不應該忘記孫中山。孫中山就是通過這場戰爭而放棄了先前的思想，轉向革命，成為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最先發現，指望清政府去推動中國現代化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孫中山不僅這樣認為，而且十幾年堅持不懈，硬是將“一個人的革命”發展成了全民族的覺醒，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兩百多年大清王朝垮台。更具有曆史意義的是，將兩千多年帝製送進了曆史，建立民權，開啟了中國曆史新時代。
改良主義信徒
孫中山不是天生革命者，其革命思想的發生具有傳奇色彩和戲劇性。先前的研究不太注意其中的變化，主要是因為不太願意承認孫中山最初的改良主義立場和對清政府的政治認同。
大清王朝雖然是由中國周邊族群滿人建立的，但到了孫中山的時代，說句實在話，種族主義革命思想已非常淡薄，滿洲貴族雖然仍保留著許多固有習俗和狹隘心態，刻意避免與漢人通婚，避免其血統雜亂，但畢竟過了兩百多年，滿漢之間的差異已不那麽明顯。
到了近代之後，西方“新異族”東來，文化衝突、經濟衝突，使漢人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認同了滿人這個“老異族”，滿漢之間，至少從漢人士大夫層麵說，久已沒有傳統儒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緊張，漢人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既成政治架構下也活得比較滋潤，特別是在慈禧太後當國近半個世紀期間，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其實隻是一種名義上的政治領導，他們享有大清國的所有權、領導權，但其經營權、管理權其實差不多都交給了漢人高官。清政府雖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崗位設置“滿漢雙首長製”，但滿大臣基本上是屍位素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隻要不涉及、不侵害滿洲貴族集團的利益，滿大臣一般都能很放手地讓漢大臣盡心出力滿負荷工作。滿漢政治高層在那幾十年相處得大致比較融洽。
漢人特別是漢人士大夫階層已經被清政府的“聯合執政”統一戰線弄得神魂顛倒、不分東西，即便是後來覺醒要反滿、要推翻大清王朝的孫中山，其最初階段也不是要反滿、要反清，而是想著法地躋進大清王朝既成體製，參與聯合政權，成為體製內的一員，哪怕隻是一個小小的幕僚角色。
對比新舊史料，可以感覺到孫中山對李鴻章懷有期待大約發生在1891年。那時，孫中山正在香港西醫院讀書。這是英國人創辦的一所學校，但由於主持者與中英政界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因而其政治地位似乎比較高，李鴻章是這所學校的名譽讚助人，而當孫中山畢業時，出席典禮並向孫中山頒發畢業證書的竟然是香港總督。
或許是因為這所學校政治背景的緣故，孫中山在經過五年學習後，對醫學專業並不感興趣，他在三十年後回憶說，畢業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這個說法當然有後來思想演進的添加成分，但他在畢業後確實想在政治上有所發展。
香港總督受托給英國駐華公使寫了一封信，請其便中轉商北洋大臣李鴻章，斟酌能否在北洋給孫中山安排一個位置。李鴻章很快給香港總督回信，表示可以讓孫中山來京候缺，暫給月俸五十元。然而，當孫中山前往廣州轉商兩廣總督換張介紹信時，卻受到總督衙門諸多刁難，孫中山畢業即踏上政界的想法落空。
及時踏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孫中山隻好與各方麵合作從事老本行，開藥房掛牌行醫。無奈，孫中山誌不在此，到了1894年春，他在廣州的藥房由於經營不善麵臨倒閉，而他自己卻躲在鄉下給李鴻章寫信，依然希望通過這條捷徑進入體製。
孫中山這封寫給李鴻章的信，當然不能說是閉門造車，但一百多年後公平分析，孫中山的獨創性見解真的不多。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四大綱領，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麵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中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隻知道堅船利炮。
這些意見，在孫中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預設讀者是李鴻章，那麽從李鴻章的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李鴻章對這四點意見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馬建忠十幾年前就在《上李傅相書》中講述過西方強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堅船利炮，還有製度層麵、文化層麵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群體中早已知道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議院，知道立憲。即便拿孫中山這四條建議與康有為六七年前提出的“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議相比較（《上清帝第一書（1888年12月）》，《康有為政論集》），不但是理論上不及後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還沒有康有為式的政治意識，而更多地則與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王韜以及鄭觀應等人的主張相仿或相同，並沒有多少獨到見解。
失望，僅僅是失望
李鴻章當然還知道，孫中山這樣的上書在中國曆史上並不是唯一的，或特例，一些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除了花錢捐官，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厭其煩、堅持不懈地上書，萬一哪一天哪一份上書打動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這樣的終南捷徑，在那個年代太正常了，孫中山這樣做，康有為也這樣做。
在李鴻章看來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書者，在孫中山看來卻是一件非常不一樣的大事。孫中山此時不論多麽有名，他的名也隻限於他的那些年輕朋友中，還是典型的“名不見經傳”，而李鴻章是什麽人，那可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後和皇上當時最為信賴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國的棟梁。
孫中山對這次上書看得非常重，在陳少白幫他修改之後，他決定前往上海找找關係，看看誰能夠與李鴻章幕府有比較直接的關係。東西藥局他已無心經營，陳少白幫他盤點，交給那些出過股本的人。孫中山幾乎徹底斬斷了後路，他破釜沉舟，將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李鴻章身上。
1894年春夏間，孫中山在陸皓東的陪同下，乘船北上，前往上海。既抵滬，經香港朋友介紹，拜訪王韜、鄭觀應等名流，請求指教，當然也是請求指點門路。
王韜是近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報紙人，蟄居香港20年，全身心經營《循環日報》，向國人提供信息資訊，現在隱居上海，與社會各界依然有著相當廣泛的聯係。據說，他看了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頗為讚許，並為之修訂數語，又應孫中山的要求，作函介紹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羅、徐都是王韜的好朋友，說得上話。
至於鄭觀應，那可是孫中山的小老鄉，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洋務事業的踐行者。孫中山究竟何時與鄭觀應有聯係不可考，但據說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中竟選錄了孫中山1891年前後寫的《農功篇》等文章，可見他們之間應該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鄭觀應此時正在盛宣懷主持的招商局任職，所以他也為孫中山寫了一封給盛宣懷的推薦信。
盛宣懷是李鴻章的門生，與李鴻章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他當然也是孫中山此行主攻的一個目標，所以離開廣州時，孫中山就托澳門海防同知魏恒給盛宣懷的堂弟盛宙懷寫了一封信，希望盛宙懷轉托正在天津的盛宣懷，能夠在力所能及或方便的時候幫助一下這個年輕人。
帶著這些名人所寫的推薦信，孫中山信心滿滿地和陸皓東一起離開上海，於1894年6月下旬抵達天津。到了天津，他們二人手持港滬友人所寫的那些推薦信拜訪了羅豐祿、徐秋畦等人，述說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羅豐祿、徐秋畦都是李鴻章幕僚班底中的重要角色，他們看到王韜、鄭觀應、盛宙懷等人的推薦信，對孫中山的想法似乎也能夠認同和理解，於是他們答應一定會相機協助，一定爭取把這件事情辦成。
孫中山的上書很快交給了李鴻章，李鴻章似乎就孫中山上書中提出的要求做了批示。孫中山在這份上書中強調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中國之要務，表示願意出國考察農業，以便拯救農業、農村和農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個要求，李鴻章欣然答應，責成羅豐祿代領農桑會出國籌款護照一本交給孫中山。至於接見麵談的事情，李鴻章推托實在太忙，也就不見了。
李鴻章不願意見孫中山，或者說是羅豐祿、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沒有安排見，這在後來看當然是一個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當年，其實真的不算一回事。盡管孫中山有這麽多賢達名人寫推薦信，可你畢竟是一個不名的年輕人，不說李鴻章是大清國屈指可數的當朝大臣，僅其71歲的年齡，不與你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閑聊一通，似乎也沒有什麽不可以。
當然，李鴻章不見孫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軍務繁忙。這一點是孫中山最大的不滿和不理解。但實事求是地說，李鴻章此時真是忙得不可開交。是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緊接著中日之間為是否派兵前往朝鮮鎮壓發生持續不斷的爭執。到了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誌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葉誌超等率領軍隊跨過鴨綠江，出兵朝鮮。
李鴻章的決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機出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孫中山、陸皓東抵達天津的時候，正是中日交涉最為緊要的關頭，中日雙方雖然尚未以兵刃相見，但由於利益攸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真的爆發了。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即便李鴻章借口軍務繁忙，拒絕延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氣和地看來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孫中山在當年卻不這樣看。因為他把這次投見看得太重了，他不僅關閉了藥房，斬斷了退路，而且又通過那麽多朋友鄭重介紹，結果隻拿來一紙護照。這些事實不能不對孫中山造成強大的精神壓力，使他覺得李鴻章看不起自己，同時也覺得李鴻章這個人讓他失望。
中國聖賢一直告誡當權者要禮賢下士，對那些地位比較低的讀書人要格外尊重，絕不能居高臨下、盛氣淩人。中國聖賢為什麽這樣反複告誡呢？道理很簡單，盡管這些讀書人還處在比較低的層麵，沒有功名、沒有地位，但是他們的內心卻異常豐富和脆弱，經不起任何蔑視、輕視、忽視或白眼，否則將會導致不測後果。近代中國幾個來自下層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的經曆，如果不是李鴻章陰差陽錯地錯過了與孫中山見上一麵，如果能夠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麽中國近代關於孫中山的一幕曆史內容將會改寫；如果北大校長蔣夢麟能夠接受李大釗的建議，給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每月增加幾塊大洋，可能毛先生也就在那兒安心整理圖書和目錄卡片；如果胡適之、張申府當年不是那麽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無視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講師梁漱溟那樣以比較平等的身份寒暄幾句，估計後來的曆史都會重寫，曆史的走向都會因這些偶然性而改變。
然而，曆史無法假設。機緣沒有使李鴻章接見提攜孫中山，李鴻章這一曆史性失誤不僅導致了孫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轉變為反對者，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整個體製徹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誠想進入體製謀取發展，轉而決絕地要推翻這種體製。他不僅不再相信李鴻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政府統治者有能力、有誠心帶領中國繼續前進，對於康有為、梁啟超同時代人提出的改良維新方案不屑一顧，對於嚴複所張揚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孫中山也不再感興趣，他此後的所有思想、所有行為，都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要喚醒民眾，推翻滿清，重建漢人的中國。孫中山以先知先覺者的姿態，開始了一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革命曆程。
皇天不負有心人。經過短短十幾年的奮鬥犧牲，尤其是不得已的耐心等待，革命竟然真的成功了，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帝製。
從失望到絕望：革命思想起源
孫中山的反叛當然不是因為李鴻章拒見馬上實施的，而是隨著甲午戰爭的進程而發生演變的。換句話說，如果不是後來發生了甲午戰爭，或者甲午戰爭不是中國慘敗日本大勝這樣的結果，孫中山依然不會起而革命，依然不會對清政府、對李鴻章絕望。曆史演變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孫中山。
上書後，不管怎麽說，李鴻章除了沒有接見這個年輕人外，孫中山所要的幫助，李鴻章還是安排他手下給予解決了。之後，孫中山、陸皓東又在天津、北京遊玩了一段時間，然後南下武漢，再順流而下，回到上海。
孫中山回到上海的準確時間，現在不太清楚。隻是從那之後，中日戰爭的消息不斷傳來，好的消息幾乎沒有，而壞的消息卻是一個接著一個。這才是孫中山對清政府逐漸失望的理由。在失望之餘，孫中山想到在京津所見所聞，於是認為中國在戰場上的失敗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為清政府內部上上下下充滿著腐敗與暮氣，即便連李鴻章這樣在第一線負責任的大臣，其實也是一個經不起審查的腐敗者。孫中山說，他在天津，有很好的機會看到李鴻章發財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級文武官員從各個地方成群而來請求任命，但是就在他們的呈文到達李鴻章文案以前，他們必須支付大量的賄賂給李的隨員。
至於北京，根據孫中山的觀察，清政府政治下的齷齪，更百倍於廣東的兩廣總督衙門。這一係列的腐敗現象引起孫中山的思考和警覺，他終於認識到，清政府已經沒有辦法通過漸進的改良進行調整，因為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海陸軍人腐敗貪黷，驕奢**逸；而下等社會，更廣大的勞苦大眾，並不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統治者已經沒有辦法照舊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也不再甘心這樣繼續受欺淩、受威逼，傳統中國的改朝換代已經露出明顯的跡象，王朝末期的特征已經非常明顯。
帶著這樣一種想法，孫中山於1894年秋重回檀香山。而檀香山恰恰在這一年年初推翻了君主專製製度，廢除了王位，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國。檀香山的政治變動對孫中山的思想演變產生劇烈衝擊，也改變了他哥哥孫眉的一些觀念。
孫中山此行原本是考察農村和農業，並準備向親友集資，然後拿著這些資金回國舉行反清複漢武裝起義。孫中山的這些看法如果在早幾年似乎很難得到孫眉的認同，現在孫眉卻對弟弟這些異端不僅不再反對，反而熱情支持，甘願劃撥一部分財產幫助弟弟從事革命。這對孫中山也是一個不小的鼓舞。
在孫眉和其他華僑的鼓勵支持下，孫中山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組建中國近代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參加成立會的有二十多名華僑，他們分別代表著第一批會員約一百三十人。會議在孫中山的提議下確定會名為“興中會”，其意就是要“振興中華，挽救危局”。會議通過興中會章程共九條，還規定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秘密誓詞。
在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中，概略分析了中國處境，以為中國積貧積弱絕非一日，而是由來已久。中國在戰場上不敵日本並非偶然，究其原因，是在上者因循苟且，粉飾虛張，在下者蒙昧無知，看不明白世界潮流國際大勢。孫中山列舉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的艱難處境時說，近之辱國喪師，日本大兵壓境，堂堂華夏，竟然受到這樣的奇恥大辱，不被列邦看重，反被列邦羞辱。五千年文明典章製度不再被異族所看上，中國有識之士麵對如此窘境，能不感歎萬分，引發思索？孫中山在這裏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麽擁有四萬萬蒼生之眾，擁有數百萬裏土地之饒的中國，不能發奮為雄，反而受製於日本這樣一個小小的島國呢？問題的關鍵究竟在哪兒呢？
孫中山的困惑是一個時代的困惑，是那一代中國人普遍性的困惑，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洋務積累，國家不能不說比較富裕了，可是為什麽就是在戰場上不如日本人呢？
孫中山從甲午戰敗中看到的是什麽呢？是自上而下全麵腐敗，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亟。而如今的國際環境強鄰環列，虎視鷹膦，這些強國個個久已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它們既需要龐大的國際市場傾銷過剩的工業品，更需要資源需要廉價和源源不斷的勞動力，所以列強對中國蠶食鯨吞的圖謀與野心早已存在，隻是最近若幹年越來越厲害罷了。中國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原因何在？孫中山認為，問題的症結隻有一個，那就是清政府不能代表全中國的利益，必須推翻，必須打倒。
孫中山因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在戰場上的連連失敗而對清政府失望，並由此決心引領中國走上另外一條發展道路。
平心而論，孫中山對中國現狀的分析確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中國如果不進行改革，其前途確實不容樂觀。孫中山在後來反複強調，有人以為隻要能說服李鴻章等中國政府中的高層人物，使他們相信鐵路、電話、歐洲陸軍和海軍等現代化組織的效用，啟發中國人民，並設法把整套文明機器輸入中國，那麽中國的新生就會開始。孫中山認為，這種看法真是和吃人的野獸改用餐具，想借此把它們改變成素食者同樣的荒唐。孫中山堅信，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不在其表，而在其裏。這個裏，就是推翻清政府，解放這個被滿人占領了快三百年的殖民地。於是孫中山在此後對一切準備扶助清政府進行改革的任何企圖都堅決反對，置於不容討論之地位，強調目前中國的製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麽改善，也絕不會搞什麽改革，隻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期望當今的中國政府能在時代要求影響下自我革新，並接觸歐洲文化，這等於希望農場的一頭豬會對農業全神貫注並善於耕作，哪怕這頭豬在農場裏喂養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為了拯救中國，他和他的同誌正準備發動革命，打倒清朝。
孫中山的言行之所以能夠在那麽短的時間裏獲得那麽多人的共鳴和擁護，是因為孫中山說出了此時此刻他們心裏想說的話。兩百多年清朝政治發展，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在清政府內部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特殊的利益階層、一個又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對於這樣一種特殊的權力架構，指望它們從體製內部進行從容的主動變革，那真的比登天還難。甲午一戰，證明了清政府已經成為阻礙中國進步的絆腳石，中國要想前進，隻有搬開這塊石頭。這就是孫中山的思考和結論，也是他的擁護者和追隨者所思考的問題。
我們不難看到，孫中山的排滿革命在本質上存有傳統觀念中的夷夏意識，有將某一民族的利益作為多民族國家至上利益的思想傾向。孫中山指出，大家經常忘記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並不是同義語詞。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級文武職位，都由那些滿人占據著。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國人來建立起純潔的政治，那麽，實現任何改進都完全是不可能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孫中山的排滿革命是與全體滿人為敵。事實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孫中山的排滿革命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它隻是從屬於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當時一些反滿宣傳的提倡者，其實也是從階級矛盾的意義上來理解反滿鬥爭的。也就是說，孫中山排滿革命的真正目標，隻是對準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並沒有與滿洲全體人民為敵，並沒有徹底排斥滿族人民。
孫中山看到了滿洲貴族集團與全體中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所以他不願同情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被動和失敗，不願像更多的中國人如康有為、梁啟超、嚴複那樣充滿失落和悲情，他已經超越了失落、失望和悲情，不再將滿人的利益看作中國人的利益。
至於《馬關條約》規定外國人可以自由地到中國開辦企業、開發資源、開發市場，這當然是對政府權益的損害，但對老百姓呢？誰都知道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壞事，一是中國人可以到這些新創辦的企業中去打工、去掙錢，開拓新的生活途徑；二是這些近代企業給中國帶來新的理念、新的生活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對清政府來說，是悲劇，但對中國老百姓、對後世中國人來說，意義則又不一樣了。
一場甲午戰爭改變了孫中山，使孫中山看清了滿清政府的本來麵目，看清了這個異族政府是怎樣貪婪、怎樣無恥、怎樣無能。甲午戰爭使漢人覺醒，已經沉睡快兩百年的種族意識像火山一樣噴發，中國的新生命就這樣誕生了。
滿洲統治者大概確實沒有把整個中國人的利益與滿人的利益畫等號，清政府多少年實行的種族分立、種族區隔政策確實傷害了中國人，原本已經消沉的種族意識經過孫中山的鼓吹開始複蘇覺醒，所以追隨孫中山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甲午戰爭改變了孫中山對滿洲統治者的看法，他的革命思想由此而萌發。這是曆史事實。問題在於，看到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中國人並不是孫中山一個人，為什麽別的中國人沒有萌發孫中山這種革命思想呢？
其實，這就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生最獨特的因素。曆史的特殊機遇造就了曆史的偶然性，曆史的偶然性又去改變曆史的走向。
孫中山能夠萌發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是因為他走出國門，得到了很不一樣的信息。這是依然留在國內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所有熱血青年都不具備的。根據《蔣夢麟回憶錄》，他的家鄉寧波距離上海很近，也算是中國對外交往比較多、比較早的地區，但寧波人直至五年之後還不知道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打敗了，甚至以為中國在與日本的衝突中打了大勝仗。由於中國在信息上的不發達，或刻意遮蔽，留在中國的中國人究竟有多少人知道真相，實在值得懷疑。既然連真相都不知道，當然也就無從萌發革命思想。
而孫中山恰恰在這個曆史關頭有了不一樣的經曆。戰爭進行之初他在國內，通過羅豐祿等人，孫中山應該知道李鴻章即便不是信心滿滿，但也絕對不會想到會輸得這樣慘。有了比較，讓孫中山有了不一樣的看法。這不僅是繼續留在國內的熱血青年不具備的心路曆程，也是一直在國外居留的那些人所無法想象的。在這麽一個特殊的曆史階段，遊走於國內外，而且與戰爭的指揮者有過接觸，到了國外，孫中山有機會看到國內人士無法接觸、無法想象的戰地資訊，這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生的特殊背景。在那個時間段，沒有一個中國人具有孫中山這樣的機遇，更不要說具有孫中山這樣的心理狀態了。
孫中山革命思想是大曆史背景下的必然，這個革命思想由孫中山提出，又是孫中山獨一無二的特殊生命曆程的產物。說清這一點，才知道孫中山並不是天生的革命家。革命，並不在他最初的人生規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