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號少荃（泉），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諡文忠。
1912年10月8日，也就是在武昌起義一周年前夕，流亡海外長達十四年的梁啟超高調回國，受到英雄凱旋般的歡迎。如果說與梁啟超有政治關聯的民主黨、共和黨盛大集會，為其歸來大造聲勢還能理解，因為他們畢竟還要在民國的政治架構下繼續活動。然而，不好理解的是袁世凱，他曾長時期被康有為、梁啟超攻擊，現在卻也盼星星盼月亮一樣地盼望著梁啟超歸來，不計前嫌，一再許諾，好像中國離開梁啟超就無法運轉，袁世凱政府離開梁啟超就要倒台似的。更不好理解的還有革命黨人，他們在過去十幾年“革命時代”，幾乎一直與梁啟超正麵衝突，然而現在黃興等革命領袖像恭候開國元勳一樣在天津守候多日，期待在梁啟超踏進國門第一時間給予接見；至於前清舊官僚、民國新官僚就更不必說了，前直隸總督張錫鑾、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等，也在天津列隊恭迎，排隊請客。整個天津在那段日子裏，簡直是為梁啟超一個人而存在。盛大隆重的歡迎活動一個接著一個持續數十天，弄得梁啟超自己都不好意思，他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一再“謙遜地”表示：真的想不到國內對他這樣歡迎這樣隆重，這些歡迎儀式太過盛大太過招搖，真的有點擔當不住了。在過去十幾年流亡日子裏，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今天這樣的情形。此情此景，太令人難忘了。
百年後回望1912年，一個長時期堅定保皇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為什麽會在民國元年被尊為民國元勳呢？梁啟超究竟是怎樣從一個反對革命的保守主義者向共和主義者華麗轉身的呢？這其中究竟有什麽蹊蹺？
保皇背後的功利主義
其實，梁啟超被英雄般地歡迎是對的，因為他在此之前雖說長時期堅持保皇，堅持支持清政府的政治變革，維護體製，反對革命。隻是人們不太清楚，梁啟超維護體製、維護皇權、反對革命的堅定性非常有限，而且在關鍵時刻最先轉向，成為舊體製的終結者和新體製的共建者。隻是在過去一百多年，我們被梁啟超給出的近代史敘事所遮蔽，隻記住了他的改良一麵，忽略了忘記了他在晚清最後時刻走向政治反抗，加入造反者隊伍的事實。一百多年過去了，各種史料逐漸呈現出來，使我們有機會有可能重建這段事實。
梁啟超在政治上發跡主要得益於1898年政治變革，特別是變革的失敗。不論“戊戌政變”真相如何，梁啟超都是最大受益者，他因“戊戌六君子”慘死而長時間獲得了道義上的同情。至於在海外流亡那些年，不論風雲變幻，梁啟超除了非常短暫的一段時間想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聯手反清排滿外，基本上都堅定地站在清政府這一邊，至少在表麵上在公開言辭中始終對光緒帝癡心不改，一再向清政府表白自己隻有一個目標，就是拯救光緒帝，就是要將被慈禧皇太後奪取的皇權還給皇上。然而，對於梁啟超的這些宣傳、諂媚與討好，清政府始終不認賬。光緒帝數次公開發言，痛斥梁啟超，以為梁啟超的那些說法荒誕無稽，1898年政治轉折根本不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所說的那個樣子。
對於清政府的指責，梁啟超不理不睬，隻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宣揚保皇。實事求是地說，在流亡的那些年裏，梁啟超先後主編了好幾個刊物，寫了許多文章，傳布了大量新思想，比如“新民說”，比如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這對於中國後來的政治進步貢獻良多。
在流亡的日子裏，梁啟超的這些活動都沒有問題，但隻要涉及1898年秋天那場政治轉折的故事，他的看法就不被認同，不被接受。比如他一直認為清政府政治不進步不改革，清政府之所以在1894年之後一次又一次被動挨打，都是因為有慈禧皇太後攬權，因為光緒帝沒有掌握實際權力。皇權中心的偏移是個重要原因，而慈禧皇太後政治上保守偏聽偏信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這是梁啟超對晚清政治史的一般看法。
其實，從晚清政治史的實際情況看，梁啟超的這個說法是很值得懷疑的。梁啟超根據他的老師康有為的想象，懷疑清政府在1898年權力中心偏移是不對的。光緒帝不僅在1898年擁有權力，即便到了1900年義和團戰爭時，也是禦前會議的主持人之一。如果一定要按照梁啟超的說法，強調光緒帝在1898年秋天“那場未遂政變”之後就被囚禁在瀛台，那麽我們就很難理解此後十年中國的政治史，因為到了1900年，當中國的政治危機一觸即發，中外衝突迫在眉睫的時候，還是光緒帝在禦前會議上力挽狂瀾，阻止強硬派對外尋釁開戰。假如光緒帝此時失去了自由，他一定會像一個泥菩薩一樣聽之任之，不會龍顏大怒，甚至動手動腳。至於光緒帝動輒“欽奉懿旨”去表達自己的權力，更不能說明他沒有實際權力，這隻是晚清特殊曆史階段的特殊處理方式而已。
梁啟超恭維光緒帝，排斥皇太後，這是他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在1898年就開始了的，流亡海外後更不好更改。當然，有人指出這並非曆史真實。對此，我們不能輕易懷疑梁啟超的人品，不能以為他在造假，在編造曆史。隻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即便梁啟超如此真誠地相信清政府內部存在著皇太後和皇上兩個權力中心，那也隻能說明他是囿於個人的特殊視野，無法關照全局而已。
問題在於，梁啟超為什麽在流亡的日子裏一直要這樣做呢？為什麽一直恭維皇上批判皇太後呢？對此，嚴複後來有個解讀，他以為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其實都很有些功利主義，都相信比慈禧皇太後小三十六歲的光緒帝肯定有機會掌握全部權力，他們隻要堅定不移地支持皇上，一旦皇上順利上位，或者說一旦慈禧皇太後百年之後，他們就是大清新朝的功勳大臣，就是光緒帝最為仰賴的得力幹將。我們不必從陰謀論角度去解讀梁啟超的政治見識，隻是從日常情理說，梁啟超有這個想法太正常不過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提前想到，比慈禧皇太後小三十六歲的光緒帝竟然在三十八歲那年突然病逝。更沒有想到的是，光緒帝去世第二天，慈禧皇太後也相繼歸天。這兩件事情太蹊蹺了，不僅與梁啟超內心深處多年的預判相差太大，而且突然而至的大變故，讓梁啟超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如何走。
思前想後，又經與康有為等各方麵協商，梁啟超認為，無論如何應乘此機會要求清政府給他們平反。隻有平反，他才能回國，才能以正當身份參與現實政治。這是關鍵中的關鍵。
按理說，當1901年新政發布的時候，清政府要走的路線，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當年所給出的方案，但是梁啟超作為清政府的罪犯和叛逆者，朝廷並沒有給梁啟超任何機會。梁啟超在海外保皇，鼓吹新政，鼓吹改革，其實都是自覺自願，清政府並沒有任何人通知他這樣做。
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清政府走到這一步，確實隱含著梁啟超海外多年來的鼓吹之功。據說，在日本考察的這一路大臣，不僅與梁啟超有很多接觸，征詢意見，而且就連大臣們向朝廷提交的考察報告，也是由梁啟超主筆或潤色的。
對於這個傳聞，其實不必相信，不要以為朝廷中真的沒有人才。但是這個傳說說明一個問題，即清政府確實應該考慮讓梁啟超回歸主流，參與變革。可是清政府為什麽沒有這樣做？清政府為什麽能夠允許極端激進的革命黨人劉師培夫婦回歸主流，參與變革，並給予相當的安置，那麽為什麽始終不肯赦免梁啟超，不願讓他返回國內介入現實政治呢？
眾所周知，劉師培是激進的革命者，但劉師培夫婦隻是理論上的革命派，他們並沒有什麽刑事罪責，所以當清政府宣布進行君主立憲改革後，像劉師培夫婦這樣的人回來得很多。清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確實有很大收獲，贏得了人心，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孫中山、黃興等極少數革命領袖，還有康有為、梁啟超等極少數與1898年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的人。
對於清政府來說，對一直鼓吹用暴力手段推翻自己的革命黨人沒有妥協餘地，可以理解；但為什麽對一天到晚叫嚷著保皇的梁啟超也如此苛刻、不能諒解呢？過去，我們都囿於梁啟超單方麵的意見，一直不清楚1898年政治逆轉的真相，一直以為那一年秋天發生在北京的故事就是慈禧皇太後為了控製權力，下令抓了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林旭等“六君子”，囚禁了光緒帝，放逐了張蔭桓，開除了陳寶箴等一大批大臣。這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裏描述的故事脈絡，一百多年來人們信以為真，其實完全不是這麽回事。
1898年政治逆轉的真相
我們不必懷疑梁啟超造假，或許他還有什麽隱情不便說。但是無論如何，經過一百多年積澱和幾代人研究，梁啟超所描述的1898年這個故事脈絡徹底混淆了事情的真相。
根據各方麵資料進行對比，1898年秋天，當政治變革遇到巨大困難，皇上因開除禮部六大臣而受到各方特別是皇太後責難後，梁啟超等所謂“維新陣營”核心層似乎由此普遍認同了康有為的判斷：清政府內部可能真的分成兩大陣營了，帝黨一方力主改革，傾向維新；後黨一方反對改革，力主守舊。基於這樣的判斷，當皇上要求譚嗣同為設立新的政治機構從曆朝實錄中尋找依據時，就連先前不信康有為帝黨、後黨陣營分析的譚嗣同也恍然大悟，以為清政府的政治權力可能真的還牢牢掌握在慈禧皇太後手裏。
譚嗣同的敏感是對的。退居二線的慈禧皇太後確實握有清政府的實際權力，隻是在家天下背景下，我們不必誇大慈禧皇太後和皇兒母子之間的衝突，他們之間即便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維護大清國根本利益上別無二致。所以當慈禧皇太後就禮部六堂官撤職事件和皇上交換看法並略有指責時，皇上並沒有抱怨皇太後偏聽偏信，而是找沉穩且機智多謀的軍機章京楊銳出主意想辦法：正在推行的政治改革應該怎樣進行，才能做到既不影響大清改革，又不使皇太後憂心焦慮，更不要使皇族和滿洲貴族們感到危險，也就是說怎樣才能做到新舊兩宜，各得其所。
楊銳是張之洞及門大弟子，雖說與譚嗣同、劉光第、林旭同時被任命為軍機章京，都算是所謂“維新陣營”中的人物，但是楊銳的經曆和知識，使他根本不能認同康有為的看法，隻是礙於職守，楊銳並沒有對誰表露自己的政治心跡。皇上雖找他出主意尋找新舊各方都能接受的辦法，然而由於這些問題畢竟牽涉兩宮，牽涉大清政治高層最敏感的問題，楊銳似乎抱著一種信念，即便有想法，打死也不說。
對於漢臣來說，宮廷內部的事務特別是兩宮之間的問題確實不宜多嘴。楊銳的堅守是對的，而皇上對楊銳的器重也是真的。不得已，皇上給楊銳寫了一份密詔，意思是將來真的因此而遭遇不測，這就是遮風擋雨的“免死牌”。
有了這張“免死牌”，楊銳終於吐露了心聲。其實說起來也非常簡單，不過一句話：“康不得去，禍不得息。”楊銳告訴皇上，京城官場之所以這段時間聚訟紛紜，衝突不斷，其實都是康有為引起的。維新運動應該往前推動，但要想健康發展，就應該將康有為請出京城。
康有為確實在過去幾年為維新運動的發展作了大量有益工作，對1898年政治變革貢獻良多。但是，康有為不僅以激進思想引起恭親王和一大批滿洲貴族的反感，而且在行動上也是到處串聯，激起官場陣陣漣漪，原本官官相護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官場一時間變得格外緊張，原本並不存在的新舊陣營嚴格對陣的情形，似乎被康有為越說越像，好像清政府內部真的存在著新舊兩軍對壘的情形。在這種局麵下，楊銳的建議無疑切中了要害，因而引起皇上的認同。
其實，對於康有為，皇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個月前，朝廷就明發諭旨讓他到上海接管《時務報》，改版為《時務官報》，成為中央政府的言論機關，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導輿論，促動全國正在形成的維新思潮。然而由於康有為與《時務報》掌門人汪康年交接不順，加上康有為不太願意離開北京，放棄就近參與現實政治，那份明發諭旨名存實亡。現在楊銳建議支走康有為，並不使皇上感到格外吃驚，所以光緒帝很快按照楊銳的意思又下發了一道諭旨，責成康有為早點打點起程前往上海接管《時務報》。皇上還在隨後與林旭的談話中講過這個問題，大約也有讓林旭就近勸說康有為的意思。
皇上與楊銳、林旭之間討論的真實情形現在無法複原，但林旭確實在隨後找到康有為，勸說康老師還是接受皇上的安排，盡快離開北京前往上海。林旭是康有為的狂熱崇拜者，但由於楊銳嚴厲批評和朝廷紀律，林旭沒有辦法向康有為說出實情，他隻能公事公辦希望康有為離開北京，這當然不能讓康有為信服。不得已，林旭隻好口傳諭旨，憑借著自己的記憶，將皇上寫給楊銳的那道密詔作了轉達。林旭此舉似乎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期待能用皇上的名義逼走康有為。
林旭的用意是好的，他確實是為了康有為好，隻是康有為錯誤理解了這份密詔的意思。密詔中有“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等字樣，這原本是皇上讓楊銳找幾個人商量“新舊兩宜”萬全之策，卻被康有為誤讀成了皇上遇到大危險，甚至已被守舊勢力如慈禧皇太後所囚禁。所以康有為在支走林旭之後，竟然發誓要動用袁世凱的新軍包圍頤和園，然後派江湖領袖唐才常、大刀王五、畢永年等入園劫持皇太後，迫使慈禧皇太後將權力還給光緒帝。結果當然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樣，這個計劃在實行過程中出了紕漏，康有為、梁啟超不僅沒有成為“維新元年”開國英雄，反而連累譚嗣同、楊銳、林旭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這就是1898年秋天中國故事的真相。憑借著這些事情，清政府怎麽可能在1905年像對待劉師培夫婦那樣赦免康梁，怎麽可能將梁啟超重新納入體製？即便慈禧皇太後不在了，光緒帝不在了，主持大清國日常事務的攝政王也不是阿鬥，他是光緒帝的親弟弟，是慈禧皇太後的親外甥和親侄子，他當然清楚當年的真相，當然不會因梁啟超這幾年在海外鼓吹保皇鼓吹改良就赦免他。攝政王不會領梁啟超的情，因為梁啟超畢竟是當年“圍園劫後”那場未遂政變的主謀之一。
與清政府分道揚鑣
光緒帝、慈禧皇太後相繼去世後，流亡海外的保皇黨人立馬覺得平反昭雪的機會來了。先是楊銳的兒子將他家藏的那份光緒帝親手寫就的密詔捐了出來，希望朝廷能夠給楊銳恢複名譽。梁啟超也乘機向朝廷提出類似要求，希望朝廷能夠看在他們流亡海外多年來鼓吹保皇、反對革命的分上，放他們一馬，讓他們回歸主流，參與現實政治。
梁啟超的請求是合理的，清政府其實也可以考慮。隻是赦免關涉對1898年政治事件的重新評價，而梁啟超所敘說的故事脈絡在攝政王看來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悔罪誠意，因此年輕的攝政王在請教了慶親王、張之洞等政治元老之後，決定維持1898年原案不動搖，不對梁啟超、楊銳等人平反。
清政府的不予通融肯定傷透了梁啟超的心，十年等待十年忠誠竟然換來這樣的結果。這怎能讓梁啟超再繼續忠於朝廷呢？即便從“會鬧的孩子有奶吃”這個中國政治規律說，梁啟超也必須學會與清政府翻臉。於是，梁啟超從清政府政治改革的支持者逐漸疏離，並在關鍵時刻臨門一腳，走上朝廷的政治對立麵。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當辛亥革命發生後梁啟超大肆活動時，嚴複不去指責梁啟超，反而在寫給《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的信中大罵年輕的攝政王是“最近一個笨伯”，為什麽不能采用變通辦法暫時接納梁啟超等人呢？為什麽一定要親手製造一個最有能量的造反者呢？
按照嚴複的看法，攝政王沒有接受梁啟超的請求絕對是犯了一個政治上的大錯誤，至少是將一個原本可憑借可團結的力量推到了對立麵，這對後來的政治發展危害極大。
攝政王的拒絕使梁啟超等人非常失望，多年的流亡生涯還得繼續，隻是梁啟超在此後轉變了鬥爭策略，他雖然沒有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公開合流結盟，但他對清政府和攝政王的批評越來越多，有些批評相當苛刻、犀利，特別是梁啟超那支帶有**的筆，往往使朝廷和攝政王非常尷尬。“無皇可保”的梁啟超漸漸演變成清政府政治的反對者，並毫不猶豫地加入反對清政府和攝政王的大合唱，加入唱衰預備立憲的陣營。根據嚴複譯述，梁啟超在他主編的《國風報》中如此抒情：
“哦，中華的子民哪，你們現在唯一的目的（事實上是生與死的問題），是推翻這個毫無價值的、罪惡的政府。其餘的政治行動，不論是好是壞，是立憲還是專製，都是不合適和荒謬的。”
梁啟超的這段話已經說得足夠明白：清政府不論是立憲還是繼續專製，都沒有繼續存在的法理基礎和曆史根據。清政府必將終結。這就是梁啟超在清政府拒不給他平反之後的反製措施，梁啟超毫不猶豫地走上了反對清政府的政治道路。
此時的清政府正在進行緊鑼密鼓的立憲改革，按照清政府既定規劃和梁啟超等人原先提出的設想，君主立憲畢竟是改變中國政治架構的大事件，應該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這是慈禧皇太後和光緒帝在時所確定了的。然而，現在皇太後不在了，皇上也不在了，國內的立憲黨人不知怎麽突然有意改變先前的“有計劃政治”，一再向朝廷請願要求提前立憲。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國會請願運動。
梁啟超由於無法回國，沒有在請願運動現場現身，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知道他對這場運動格外上心，派遣同黨及門生返回國內，一方麵鼓吹加速君主立憲進程，一方麵這些同黨和門徒通過各種方式積極介入各省谘議局競選，盡量多地占據谘議局的席位。
在鼓吹君主立憲加速的同時，梁啟超照樣毫無顧忌地唱衰清政府，不斷宣稱清政府不徹底改革就會被曆史拋棄，這些言論當然把握住了敏感的政治邊界，再加上當時的中國畢竟很快就要立憲了，因此梁啟超的這些言論不僅無法被內務部或各省阻止、壓製，各省及內務部當局反而因能夠容忍梁啟超的那些極端言論而自豪。因此，梁啟超的文章與革命黨人的數百種報紙雜誌便一起流向內地，在不知不覺中深刻影響了讀書人的思想，為1911年政治大變動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進入1911年，預備立憲按照修改後的日程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指日可待，革命者覺得無望，就在那年春天舉行了一次大規模武裝暴動。這場暴動後來被定名為“黃花崗起義”。因其死難者中確實有不少梁啟超的同黨或門生，所以梁啟超借著這個機會加大了對清政府的抨擊，大有徹底翻臉的意味。
緊接著，清政府又在立憲問題上犯了兩個不該犯的錯誤：皇族內閣和鐵路幹線收歸國有。這兩個錯誤也給了梁啟超極好的口實。梁啟超借機嚴厲批評清政府政治上缺少起碼的誠意，是信用破產；經濟上則是不擇手段掠奪民眾正當財產，明顯具有國進民退的意味。假如清政府在此之後能夠妥善處理這兩個問題，梁啟超肯定無法得手，當清政府真的進入君主立憲時代之後，梁啟超或許能在立憲體製下重回正途。無奈清政府不願撤銷皇族內閣，不願調整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終於因此釀成武昌起義，給原本並不一定與清政府徹底決裂，原本準備腳踏兩隻船的梁啟超送來一個不得不做的機會。
梁啟超敏感地意識到武昌起義的意義，他迅即製定應對策略，派員潛回國內，策動北洋新軍推倒皇族內閣，呼籲立憲黨人和各階層支持立即召開正式國會。這些活動迎合了新軍、立憲黨人的正當要求，也與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沒有太大衝突，梁啟超將矛頭鎖定在清政府和攝政王。
根據梁啟超的安排，麥孟華、雷奮、徐佛蘇等同黨或門徒利用各種關係策動廣東及西南各省督撫搶先獨立，向清政府和攝政王施壓，謀取政治上的控製權和主動權。繼而在北方，梁啟超又利用與新軍將士各種複雜的師生關係，動員新軍將領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及皇族出身的軍事將領載濤、良弼等人掌握出手控製禁衛軍，策動這些軍隊進攻北京，用武力推倒皇族內閣，逼退攝政王。
為策動軍隊嘩變，梁啟超可謂費盡心機。他既馬不停蹄在海外籌措巨款以為國內各地義軍聯絡費用和軍事費用，又不辭辛苦遊走南北尤其是東北，親臨一線與清軍中具有立憲思想的將官親密接觸，策動反正，謀劃光複。在武昌起義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梁啟超活動頻繁，影響最大，所以當袁世凱1911年11月16日受命籌組責任內閣取代慶親王領銜的皇族內閣時，還在海外流亡的梁啟超竟然被清政府任命為法部副大臣，由政治流亡者一躍成為大清命官。
袁世凱邀請入閣，清政府又批準這個邀請，對於梁啟超來說意義重大，這意味著盡管清政府沒有為梁啟超平反，但先前的那些罪狀必將被一陣風吹走。至於梁啟超與袁世凱之前糾葛多年的所謂告密指控，其實也隨著梁啟超入閣而消解。梁啟超在突然之間成為清政府、袁世凱及新軍將領、革命黨人還有立憲黨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領袖，他先前對清政府的批評加劇了政治變革的到來，他對新軍的策動也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武昌起義後中國政治局麵的演變，所以當南北和解、清帝退位、民國告成時，梁啟超不期然成為大清帝國終結的英雄，成為新政府構建的元勳，因而當其返回國門時受到各界熱烈歡迎。梁啟超不自覺地完成了一次華麗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