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1858—1927），廣東省南海縣人，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
清政府宣布對張蔭桓的最終處理決定時，公布了康有為等人的“罪狀”：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製皇太後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述無非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講求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
比照案發當日上諭所宣布的“結黨營私、誘言亂政”的罪狀，可以很容易看出對康的指控明顯增加了“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製皇太後”的內容。這項新罪名的增加，使張蔭桓從康案中解脫出來，也使康案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因為“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製皇太後”的罪名已遠非“結黨營私、誘言亂政”的性質，而是帶有明顯的敵對性質，是以暴力的、武裝的手段推翻現政權。說白了，就是謀反，如果這個罪名能夠坐實，那麽康有為也就確實是“叛逆之首”了。
不過康有為從來不承認這一罪名，他在談到這一問題時都是強調這一罪名是清政府強加給他的“莫須有”，並稱清政府認定這一罪名的唯一根據是袁世凱的捏造。因為這一罪名實在不太好聽，何況光緒帝如此不顧各方麵的反對高度信任他們，而他們卻“陷害朕躬”，將其置於不仁不義的地步。另外，康、梁政變之後畢竟都在外國勢力的幫助下僥幸逃脫了清政府的追捕，他們的曆史並沒有如譚嗣同等六君子一樣終結，此後還一直在政治領域活躍，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他們便利用手中的“話語強勢”編造有利於自己新的政治活動的曆史故事。誠如梁啟超後來所承認的那樣，《戊戌政變記》之類的著作，雖然是親曆親聞，但畢竟感情大於理性，隻可作為現實政治的宣傳讀物，無法成為信史。
事實上，即便從康、梁等人的著作中，也不難看出他們企圖依靠武裝力量劫製慈禧太後，奪取大清王朝政治權力的計劃。隻是他們在主觀意圖上並沒有想傷害光緒帝，相反是期望通過廢黜慈禧太後，加強光緒帝的權力。或許也正因為此，光緒帝在後來對康、梁等人也不理解，所以才指責康的做法是“陷害朕躬”。
康、梁試圖通過暴力手段劫製慈禧太後，就主觀意圖而言，或許是鑒於所謂保守勢力的強大、新政推行的困難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這在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時候就有足夠的說明。不過也正如袁世凱所說，這種手段雖然能夠解決部分問題，但給中國帶來的傷害也實在太大，甚至是得不償失。所以盡管譚嗣同步步緊逼，袁世凱也沒有貿然答應譚氏的要求。
袁世凱模棱兩可的態度肯定影響了康有為後來的決策。從積極的方麵說，康等人覺得袁世凱有可能會出兵，幫助光緒帝掌握大清王朝的全部權力，這樣的分析合乎他們所認知的袁的性格；從消極方麵而言，他們既然已經將計劃告知了袁，那麽即便袁不同意，甚至向清政府“告密”，已經啟動的武力計劃也很難戛然停止。他們隻能一往無前，繼續走下去，而勸說袁“反正投誠”隻不過是全部計劃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兩種結果康有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當譚前往袁的住所詳談的時候，康有為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這天晚上，他在南海會館“盡卻客”，收拾自己的行裝及書籍文稿，一旦消息證實，即按照光緒帝諭旨所指示的那樣趕赴上海。
得知康有為將離京的一批朋友根本不顧及他“卻客”的意思，楊深秀、宋伯魯、李嶽瑞、王照等紛紛來到南海會館與之話別，並通報京城的最新情況。楊深秀告訴康，現在京城上下都傳言中國政局將有大的政治變動，市場上物價騰貴，並有傳言稱董福祥的軍隊已從北邊移駐內城，居民震恐，乃有紛紛遷避者；而李嶽瑞則告訴康，聽說英國已派出七艘戰艦停泊在大沽口，將與俄國在中國本土或領海開展一場惡戰。這些消息都不外乎局勢越來越危機。
或許是因為康有為擔心人多嘴雜，容易泄密，他並沒有將兩份密詔的事情告訴他們，而是接著他們對局勢危機的擔心，將李提摩太交給他的“列強瓜分圖”供各位傳看，進一步強化危機意識，並明確建議他們應該多聯絡一些人向清政府上書，建議清政府盡快調袁世凱的軍隊入京勤王。顯然，盡管康沒有告訴他們密詔的事情，但還是通報了他已經派人與袁世凱聯絡，準備動員袁“棄暗投明”、出兵勤王的計劃。這樣一來，先後知道康欲以武力解決時局困境的人越來越多，已經超出了他那親密的小圈子。
康有為與楊等人的談話大約進行到當天夜裏十二時左右，內城門開，他遂與楊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東華門外燒酒胡同（今韶九胡同）金頂廟容閎寓所，與當晚早些時候就已到達這裏等候譚嗣同消息的梁啟超會麵。
等了大約三個小時左右，深夜三時許（實際上應該說是9月19日淩晨三時許），與袁世凱長談而並沒有獲得實際結果的譚嗣同來到向他們通報情況。譚的判斷肯定不太樂觀，他們得出的共同結論是袁不可能“舉兵扶上，清君側”。雖然這一結果也在預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證實，還是不免令人失望。康有為決計按計劃盡早離開京城，趕赴上海，另想辦法。
在容閎寓所談話的時候，康、梁、譚等人的深深失望似乎也深深感動了容閎，他建議由自己出麵請求美國駐華公使進行外交幹預，以避免慈禧太後真的如康有為所預測的那樣將光緒帝廢黜。然而康有為等人認為，美國並沒有在中國駐有軍隊，沒有軍事上的壓力，僅僅憑借外交手段根本無濟於事，於是他們謝絕了容閎的好意。
容閎的好意無法執行，但這一思路無疑又啟發了康有為，使他覺得既然美國公使手中無兵，幹預無力，那麽手中擁有相當軍事力量的英、日或許有辦法幹預此事。於是他在稍事休息了兩三個鍾頭之後，即於9月19日上午九時許拜訪李提摩太，希望在說服英國公使出麵幹預方麵能夠獲得他的支持。
對於康有為所描述的光緒帝的可能處境以及中國黯淡的未來，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過是一個傳教士，雖然與英國公使竇納樂有相當多的交往，但畢竟他此時正在北戴河避暑。遠水解不了近渴，康有為隻好轉而尋求伊藤博文及日本的支持。
9月19日下午三時許，康有為來到伊藤寓所進行拜訪，兩人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請求伊藤在覲見慈禧太後的時候，盡最大可能為光緒帝及康有為等人說情，盡量以客觀公正的姿態向慈禧太後說明他們並沒有其他的用心，一切都是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為了中國的未來。可惜的是，伊藤最終並沒有見到慈禧太後。
幾個小時的緊張談話結束之後，暮色已晚，待他出城回到南海會館的時候，突然發現“屋室牆傾覆”，這不同尋常的變化增加了康的疑慮，也更堅定了他離京出走的決心。
是日晚，翰林院侍讀黃紹箕為康有為設宴餞行。席間，他們互相通報了相關情況。黃告訴康，據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實都不過是傳言），現在局勢非常危險，榮祿對你非常惱火，估計可能會采取非常措施加害於你。為了康的安全，黃建議他改穿西服出京，直奔山東，不要經過榮祿的轄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黃似乎相信，康隻要躲過了榮祿的捕殺，就沒有大的危險。黃紹箕的建議當然引起了康的重視，這更促使他必須盡快離開。
辭別了黃紹箕，康有為鬱鬱不樂地回到了南海會館。不一時，林旭來談，據他所知，英國與俄國今天已經開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後也突然提前從頤和園返回宮中。這一新的變化自然引起康的注意，他僥幸地認為，外交危機的突然到來，或許能夠緩解國內的政治衝突。他覺得慈禧太後等那些守舊勢力無論怎樣痛恨他們這些維新派，都不會在外交危機的嚴重關頭發動政變，於是稍微安心，對於已經確定的離京出走計劃又表示了猶豫。
康的猶豫在其門生弟子中引起了激烈的反響。他們判斷，隻要康能夠順利逃脫，即便他們留在京城有什麽危險，那麽憑借康與西方各國的關係，也一定會被救助。於是譚嗣同拔刀以救皇上自任，促康有為快點成行；梁啟超、康廣仁等甚至下跪懇求他盡快微服出行。然而康此時似乎覺得既然已經發生了外交危機，他個人的危險可能不會很快就發生，所以不想立刻逃走。他說：“死生命也，過去我在廣州歸德門之華德裏行走的時候，有飛磚突然墜地，掠麵而下，若移寸許，必死無疑。”以生死有命的姿態麵對或許真的將要到來的危機。
康有為的這種堅持無法獲得其弟子門生的認同，他們都感覺到計劃可能已經暴露，康如果堅持不走，清政府就有可能一網打盡，這樣他們就毫無反抗的可能，而且罪名也將是非常難聽的謀反、犯上等之類。
在弟子門生的強烈要求下，康有為同意留下梁啟超、康廣仁等人繼續在京城“謀救”皇上，他攜仆人李唐於9月20日天未明時淒涼離京，絲毫沒有奉諭旨赴上海督辦官報的“欽差大臣”感覺。
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遵循這一原則，離京之後的康有為並沒有接受朋友的建議繞開榮祿的轄地天津，更沒有易僧服遠走內蒙，而是直奔天津。
在天津，他先是搭乘“新濟號”輪船，旋即離去，改乘英國太古公司的“重慶號”直奔上海。在赴上海的途中，北京的情況發生急劇變化，清政府下令通緝康有為，而他的行蹤也為清政府所獲知。上海道台曾照會英國領事，要求其答應在船上逮捕康。該照會被退回，要求成了泡影。道台不得已遂於24日早晨起督率眾多捕吏兵卒前往上海碼頭嚴密警戒，等待著天津的來船，搜查一二輪船而未獲。
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國軍艦“Esk”號，預先得知康有為將乘坐“重慶號”抵達，天未明即悄悄從上海港出發，到吳淞口外等候。至當日下午，果然看見“重慶號”向吳淞口開來，“Esk”號立即派出一隻小蒸汽船逆流開向“重慶號”，而不顧“重慶號”是否拒絕。兩名下士官飛躍而登“重慶號”，先持照片向該船司務詢問康有為之所在。兩人先在第三號房與康見麵，依照英國領事之命將其逮捕。由於語言不通，遂將康有為帶至大餐間，通過翻譯，康有為才領會其意思。於是匆匆收拾行李，在英國士官的引導下，與其他三名像是康黨的廣東人乘小蒸汽船轉到“Esk”號上。稍後，康有為一行換乘皮奧輪船公司的“Bollarat”號，在英國軍艦“Bonaventure”號的護送下離開上海，於9月29日夜裏十一時左右抵達香港。當輪船行駛到口啊裏灣時，水上警察立即派小蒸汽船將康護送到中環警察總署。為了防止刺客，港英政府實行了嚴密的戒備。
在康有為逃亡香港的同時，在廣東原籍的康氏族人，如康的母親及異母弟等也先後逃至澳門。康氏門人約二十人在康抵達香港的前三四日也分別來到香港避難。
康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即9月30日，法、德等國家駐香港領事迅即拜訪了他，而康最想取得聯係的是日本駐香港領事上野季三郎，他在這一天迅即秘密委派心腹弟子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轉達他的意思。當天下午三時許，上野季三郎以個人的名義訪問康有為，然而由於警察署長不在未能如願。因為未經署長本人的許可，任何人不得與康見麵。上野季三郎與康有為未能見上麵，康又委派心腹弟子王覺任、何樹齡二人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秘密請求上野季三郎將康有為致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的電報代為發出。電報稱：“上廢國危奉密詔求救敬詣貴國若見容望電複並賜保護有為”；另有一封電報致日本橫濱大同學校徐勤，雲“欲東來告大畏若見容乞電複並賜保護若”。
上野季三郎答應了這個請求，但考慮到將這封電報發給矢野文雄的手續太繁雜，遂直接發往東京日本外務省，請求由外相大畏重信處理。
康有為電報中宣稱他在離開北京前曾親奉皇帝的密詔，對於這一說法，上野季三郎並不表示懷疑。不過對於康的電報以及其弟子所表達的希望到日本避難的請求，上野季三郎感到躊躇。他認為，康逃亡途中一直受到英國方麵的保護，如果此時遽然前往日本，肯定會傷害英國政府的感情。這不僅對康本人不利，而且也勢必將牽涉日、英兩國的關係。
日本方麵的猶豫導致康有為的想法在改變。10月8日，他向上野季三郎表示，他有意於赴美、英途中訪問日本，詢問在日本期間能否獲得日本政府的保護。對於這一請求，日本方麵沒有絲毫的猶豫，第二天（10月9日），日本外相大畏重信致電上野季三郎，請他轉告康有為，他在日本期間將獲得“適當的保護”。康有為遂轉赴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