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1日下午，湖北諮議局部分議員與義軍首領、武昌地方紳商、名流在諮議局緊急磋商，希望盡快創建新政府，應對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
在各界代表真誠擁戴下，立憲黨領袖湯化龍差不多已答應著手籌組新政府，但在關鍵時刻被他的親家胡瑞霖暗示阻止。對於胡瑞霖的好意，湯化龍心領神會。他迅速轉變態度，誠懇希望大家另請高明。
胡瑞霖、湯化龍是對的。不要說新軍起義究竟有多少勝算，因為義軍隻是奪取了武昌，漢陽、漢口仍在清軍手裏，這些清軍究竟是與義軍為敵，還是響應義軍號召，都是未知數。義軍麵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創建新政府，而是盡快找到一個具有新思想、懂軍事的將領出來領導鞏固地盤、擴大戰果，準備應對清政府隨時發動的攻擊。
在武昌，最高軍政長官為湖廣總督瑞激。瑞激出身於滿洲貴族，認同立憲，認同政治改革，但畢竟利益攸關、職責所在，他不可能認同義軍起事，不可能站在義軍立場上反對朝廷，隻能站在義軍對立麵。
義軍起事前，瑞激在湖北對可能發生的危機有相當認識，他在那幾天也確實動手抓捕、處死了一些革命黨骨幹。瑞激的這些做法對革命固然破壞巨大，但也正是他的這些顏預行動，加速了義軍的軍事行動。
起義發生後，瑞激在總督府組織過抵抗。無奈義軍主攻目標就是總督府，義軍相信，拿下總督府，就是初步勝利的標誌。義軍集中全部力量猛攻總督府，瑞激的衛隊根本不是義軍對手。衛隊頑強抵抗了幾個回合，最後還是護送瑞激一家老小撤退。他們推倒總督府一段圍牆，倉皇逃往停在江麵的“楚豫號”軍艦上。
瑞激為義軍第一號敵人，當然不可能反戈一擊領導義軍反對朝廷。
在湖北，湖廣總督之下有布政使連甲。連甲上任剛二十天，職責所在，連甲毫不猶豫地站在義軍對立麵。10日上午，連甲得知新軍將有所動作，就采取了相應的防範措施，親赴總督府向瑞激報告，商量對策。稍後趕回衙門堅守，對進攻義軍毫不客氣地組織反擊。終因孤軍無援，子彈告罄，相持至黎明，衙門失陷，連甲棄部逃走，與瑞激會師“楚豫號”。
就湖北新軍架構而言，可供義軍官兵選擇擁戴的將領也不是很多。在湖北新軍編練之初，最受張之洞信任、提拔最快、授權最多的有張彪和黎元洪。
張彪生於1860年，時年五十一歲，正當盛年。張彪早年為張之洞隨身侍衛，辦事可靠，忠誠誠實，被張之洞視為心腹，連連擢拔，刻意培養。時任湖北提督，總辦湖北講武學堂，第八鎮統製並兼統巡防營，為湖北新軍最高指揮官。
10日晚，張彪率兩千士卒在第八鎮司令部頑強抵抗一整夜。翌日晨，張彪獲悉瑞激總督府失陷後，率輜重營撤至漢陽，試圖控製漢陽兵工廠，然後尋機反攻。
從軍事實力言，張彪手中仍然有相當力量，被衝散的軍隊也慢慢向他集結，他有力量猛攻武昌，平息嘩變。那時義軍群龍無首不堪一擊，隻是礙於大義，礙於那些義軍並不是別人，而是常年朝夕相處的袍澤兄弟，感情深厚，張彪實在不忍與自家兄弟兵戎相見，你死我活。
但他也不願意和這些“叛軍”同流合汙，反對朝廷。張彪那一代軍事將領，還沒有軍隊國家化、職業化的概念，他們的政治信仰就是忠於朝廷，君主立憲。他們不認同繼續實行君主專製。同樣，他們更反對革命，反對以暴力手段綁架人民，引發社會動**。
曆史不以張彪等君憲主義者的善良願望往前走，新軍嘩變既是清政府長時期軍隊政治教育的必然結果，也是軍隊沒有實行國家化、職業化、政治中立的正常體現。新軍將領如果持續對當年5月出現的皇族內閣、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以及由此引發的全國**不表態、不發言，那是朝廷軍隊政治教育的失敗。現在，軍隊發聲了，隻能說朝廷收獲了自己種下的苦果。
張彪沒有在立憲黨人閃身而退時背叛朝廷，他七次坦然拒絕了昔日部下、今天革命黨的誠懇邀請。他的良心使他無法與朝廷割舍，盡管他也曾隱約感到義軍行動具有某些正當性。他能做的就是手下留情，等待政治解決。他無法落草為寇，更不願奔上梁山。
義軍指望不上張彪了。張彪之外，在湖北，在武昌，隻有一個軍事將領還可以期待，他就是黎元洪。胡瑞霖、湯化龍在諮議局會議上所暗示的，其實也是這個人。
黎元洪是被後來民國史嚴重妖魔化了的政治人物，其緣故要從民國政治史尤其是民國法統層麵，從黎元洪、袁世凱及孫中山等人的關係上去尋找。假如曆史主義地看待黎元洪，我們雖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樣如此酷愛黎元洪，以為他是堯舜之後最偉大的政治家，是民國最偉大的人物，但黎元洪確實在民國曆史上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是民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關鍵人物。
黎元洪生於1864年，較張彪小四歲，時年四十七，年富力強，前途無量。與張彪是外省人稍不同，黎元洪為湖北黃陂人，湖北新軍絕大部分官兵都是本地人。這是一個優勢。
黎元洪生於湖北，後來跟隨其父居家北上，移居天津。1883年考入北洋水師學堂。第二年正式編入北洋水師。1894年，黎元洪隨艦隊參加了甲午戰爭，其所在戰艦不幸被日艦擊沉，黎元洪大難不死，投海遇救。
戰爭還沒有結束，清政府就開始了自強運動，接受德國人漢納根的建議編練新軍，南北洋積極回應。北洋有後來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而南洋則有張之洞在代理兩江總督時的自強軍。
張之洞編練自強軍時向北洋借用人才。黎元洪就在1895年離開了服務十年之久的北洋，來到了南洋。離開了李鴻章，投奔了張之洞。
特殊的生命經曆使黎元洪見多識廣，與各路英雄都有結交。他不但在清朝官場一路順風，成為張之洞相當信賴的軍事幹才，統領著張之洞手下大約一半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黎元洪比較中庸、溫和的性格早被革命黨人相中，以為黎元洪具有進一步轉化的潛質。如果給予適當、適度推動，黎元洪一定會成為革命黨的重要領袖之一。湖北新軍革命黨人在1911年春天謀劃將來某一時刻進行起義時，就將黎元洪作為一個重要的爭取目標。
黎元洪具有進一步轉化的潛質，並不意味著他此時就是革命黨。事實上，他和張彪等將領一樣，都是君主立憲信仰者，對於既成體製的忠誠不必懷疑，他們相信隻要朝廷真誠改革，向立憲道路走去，終有一天會實現君主立憲理想。隻是黎元洪內心深處謹厚善良，所以當皇族內閣出台，當鐵路國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在精神上開始起了一些波瀾，覺得朝廷的一些做法比較過分。出於本能，黎元洪對保路運動給予同情。但就總體而言，黎元洪反感暴力，反感革命，更反對將朝廷作為革命對象。所以當義軍官兵找到黎元洪，要求他出來領導革命時，黎元洪義無反顧手刃來使，拒絕革命。這對於清軍高級將領來說，太正常了。
換言之，如果布政使連甲、湖北提督張彪、統領黎元洪等高級將領在義軍呼喚聲中輕易轉身領導革命，那將是怎樣一種情形？體製內精英對體製應有基本自信，當然會找個理由不革命。
形勢比人強。當革命大潮席卷而來，張彪、黎元洪能堅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