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無不為”。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韓非子和法家看來，君王應當具備的一項品質便是“為無為”。自己表現出“無為而治”：君王不應當親自動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辦的事情都應假手別人去做。韓非子說，君王應如“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韓非子·大體》)。換句話說，君王擁有政府運作的機製和工具，他自己不必做任何事情，而執政掌權所要辦的事情卻都辦了。
道家和法家代表中國思想傳統的兩個極端：道家認為，人本來是天真無邪的，法家則認為人生來性惡；道家鼓吹個人絕對自由，法家主張社會控製一切。但是在“無為”這一點上，兩個極端倒會合了，就是說，它們兩個極端之間具有同一性。
後期道家對法家所主張的治國之道，也持同樣的看法，隻是說法略有不同。《莊子·天道》篇中稱帝王之德在於“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在這一段裏講“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在區別“無為”和“有為”之後，又說：“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主的存在就是為統治天下。因此，他的作用和職責不在於做任何事情，而在於發號施令，讓別人為他做事。換句話說，他的統治方法就是：以無為而用天下。另一方麵，屬下的職責和作用則是接受命令，按令行事。換句話說，屬下的作用便是被使用去做事。這就是同一段末後所說：“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莊子·天道》篇接下去又說：“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統治者就應該如此，因為如果他一旦去思想任何事情，就表明還有他未曾想的事情，而他的職責本應該想到在他統治下的一切事情。因此，君王就應該不想、不說、不做；隻命令別人替他去想、去說、去做。這樣，他便可以無為，而凡事都由別人辦好了。
至於君王用天下的具體步驟，《天道》篇中說：“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這些具體步驟的後半，顯然和法家的主張是一樣的。但是，《天道》篇接下去說：“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忤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這是道家對法家的批判。法家的治國之道要求君王公正無私。他應當賞罰嚴明，即便當罰的是親人朋友，也不徇私；即便當賞的人是仇人，也不歧視。如果君王不能公正無私，哪怕隻失誤幾次，整個機製便將崩潰。法家宣稱隻要具有中人之資，便能治國，而實際上，隻有聖人，才能具備君王的資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