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為了適應新的政治情況，建議采用新的方法治理國家。照法家看來，這些是顛撲不破的治國方法，首先是製定法律。韓非子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法的作用是告訴百姓，什麽應該去做，什麽不應該做。法律頒布之後，君王必須監察百姓的行為。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犯王法的人，也可以獎賞順服王法的人。君王這樣做，就可順利統治百姓，無論百姓如何為數眾多，都可以統治。
關於這一點，韓非子寫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這是說，聖人治國，不是要使人人都自覺行善，而著眼於使大眾不能作惡。在一國之中，能自覺行善的，不會超過十個人。但隻要民眾不作惡，國家就可以保持太平。君王治國，著眼在大多數，至於其他少數，無關宏旨；因此，要著力的是執法，而不是立德。
按照這個理論，君王統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勢，他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品德，也不需要像儒家所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靠君王的品德和人格影響去感召百姓。
有人可以說，君王采取這樣的辦法治國，需要有能力製定法律，還要監察為數眾多的百姓是否違犯了法律，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法家對此的回答是：君王不用事必躬親，隻要他有駕馭人的權術，就可以物色到適當的人去為統治者辦事。
“術”這個概念有什麽哲學意義呢?它也是“正名”這個古老學說中的一方麵。法家對“正名”的解說是：“循名而責實。”(《韓非子·定法》)
這裏的“實”，按法家的學說是指在政府任職的官吏個人；“名”是指政府職務的名稱，是任職官吏應當完成的職責。因此，“循名而責實”意味著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吏有責任完成他的職務所要求的各項工作。君王的職責是把某項名義的職務授給某個人。這項職務所要求的工作已經在法律中明確規定，因此，君王隻關心某個官吏是否恪盡職守，至於怎樣完成工作要求，這是官吏的事情，不需要君主具體指導。君主所要過問的隻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僅此而已。
這樣，人們還會問：君王怎樣知道哪個人適合哪項工作呢?對此，法家的回答是：隻要靠“術”，就可以知道。在《韓非子·二柄》中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認真實行，賞罰分明，經過幾次，無能之輩就不敢承擔他們力不能勝的職務，即便給他們，他們也不敢接受。這樣，沒有能力的人就被淘汰下去，隻有能勝任的人在政府職務上任職了。
但是，還有問題：君王怎樣能夠知道，某個官吏這個“實”和他所擔負的“名”是否相稱呢?法家的回答是：這在於君王，如果他沒有把握，他就去考察結果，如同君王不知道他的廚子是否勝任，就去品嚐廚子燒出的菜肴。在監督官員方麵，君王也可以委派別人去做。這些監察官員的人，自己也在君王監察之下。
按照法家的說法，治理國家並不是必須選賢任能，君王隻需要把賞罰大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就可以了，這樣，他就可以“無為而無不為”。
掌握賞罰兩項大權，就是韓非子所說的治國“二柄”。它們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人性趨利而避害。韓非子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這是說，君王治天下，行事要循人性。人性之中，有所愛，也有所憎，因此，賞罰便能發揮作用。賞罰能起作用，便能做到令行禁止，於是治世之道便已具備了。
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深信人性惡。他與荀子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對通過文化教育使人向善，不感興趣。韓非子和其他法家認為，正因為人性惡，所以法家的治國方針，全從實際出發，並不寄希望於把大眾改造成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