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辦事往往依循過去慣例，這可能與大多數民眾都是農民有關。農民為所耕種的土地所束縛，很少旅行。他們年複一年，按季節變化耕耘作物，憑過去的經驗就夠用了。因此，如果遇到新事，首先就想過去有什麽經驗可以遵循。
這個傳統思維方式對中國哲學有巨大的影響。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哲學家都要找古代的權威來支持自己的學說。孔子喜歡援引的古代權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與儒家辯論時，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為能淩駕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堯舜，因為他們是傳說中比夏禹更早的聖王。最後，道家為勝過儒家和墨家，又請出伏羲、神農，據說他們比堯舜還要早幾百年。
這些哲學家在這樣做的時候，事實上是建立了一種曆史退化觀。這些哲學家，思想主張雖然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曆史觀卻有一個共同點：人類社會的黃金時代在過去，而不在將來。自古代的“黃金時代”以來，曆史是在日漸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於創立新的，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
先秦時期各主要思想流派中最後出現的法家，在這方麵是一個鮮明的例外。法家深深懂得，每個時代的變化，都有它不得不變的原因，因此隻能現實地對待世界。古代的人們比較純樸，就此而言，或許值得稱頌，但那是當時的物質條件造成的，並不是說，古代人們的品德就普遍比後代人高尚。韓非子認為，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五蠹》)。
韓非子認為，由於這些全新的情況產生的新問題，隻能用新的方法解決，隻有蠢人才看不到事實的變化，而這類蠢人是的確存在的。韓非子曾說了一個關於蠢人的故事：“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複得兔。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同上)
早在韓非子之前，商君便已說過類似的話：“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君書·開塞》)
在現代人看來，曆史不斷變化，這幾乎是眾所周知的。但在古代中國，和當時各派思想家的見解相較，這種看法實在是一種革命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