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期墨家運用“辯”的方法，得以極大地澄清了墨家的哲學思想和立場。
後期墨家繼承了墨子功利主義思想的傳統，主張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趨利避害。正是因此，在《大取》中說：“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子非取害也，取利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由此得出的人類活動準則是：“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墨子和後期墨家都認為“義，利也”。利是義的本質。那麽，利的本質又是什麽呢?墨子未曾提出這個問題。後期墨家則提出了這個問題，也作出了回答。《經上》說：“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這樣，後期墨家為墨家的功利主義哲學提出了一個享樂主義的解釋。
後期墨家的這種觀點使我們想起十八、十九世紀問英國哲學家傑利米·邊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至一八三二年)的“功利原理”。他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導論》第一章開宗明義說：“自然把人類置於兩個主人的統治之下，這兩個主人就是：痛苦和快樂。正是這兩位主人指示我們應該做些什麽。”“功利原理承認這種統治關係，並把它作為全部思想體係的基礎，目的在於通過理性和法律來織造幸福。”這樣，邊沁把善惡歸結為快樂和痛苦的問題。在他看來，道德的目標是“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
後期墨家所做的也正是如此。他們首先確立“有利”的定義，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確立品德的含義，在於對人有利。因此，在《經上》篇裏說：“義，利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利民”也就是“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
關於墨子的兼愛學說，後期墨家認為，它的最大特色在於“兼”，也就是廣泛包容。《小取》篇說：“愛人，待(有待於)周(周全包容)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不待周乘馬；而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要等到所有的馬都不騎)，而後為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這是說，人要愛一切人，才算愛人；而不愛人，則不需要不愛一切人。這與騎馬不同，人不需要騎遍所有的馬才算騎馬，隻要騎過幾匹馬，就是會騎馬了。至於不騎馬的人，則必須不曾騎過任何馬才算數。這是愛人與騎馬不同的地方。愛人待“周”愛世人，乘馬則不必待周乘萬馬。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少數心愛的人。舉例來說，人都愛自己的兒女。因此，一個人僅僅愛幾個人，不能算是泛愛眾人。而從反麵來看，一個人如果對某個人加以傷害，那就足以說明他不愛人。這是墨家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