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快樂之所以相對，是因為它需要依靠別的東西。一個人能夠自由充分地發揮天賦的才能，便感覺到快樂，這是事實。但是，人這樣做時，總要遇到許多阻力。舉例來說，死亡使得人不再能夠活動，還有各種疾病和老年來臨，都使人無法充分活動。難怪佛家認為人的老、病、死是“眾生皆苦”的三項；另一項“苦”是生命本身。因此，人要自由充分發揮天賦才能卻又不得不受到限製，由此所得的快樂也隻能是相對的快樂。
在《莊子》書中有不少地方討論到人生最大的苦難——死亡。人們不快樂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懼怕死的來臨和由此而來的憂慮。這種恐懼和憂慮是可以消除的，關鍵在於人對事物的本性有一個正確的洞察。《莊子·養生主》篇裏有一個關於老子之死的故事說，老子死後，他的朋友秦失前來吊唁，看到其他前來吊唁的人過分悲痛，就加以批評說：“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這是說，人違反了自然的法則，去增多人的感情，而忘記了從自然已經得到的教誨。這就是違反自然法則所受的懲罰。夫子之來，有他出生的時機，夫子之去，是順從自然的必由之路。懂得夫子的來去，都是適時、順勢，就不致為悲傷或歡樂所幹擾。古人把這樣的人看為神人，他們已經得到了解脫。
吊唁死者而悲痛時，人在精神上受苦，是由於自己的感情，感情悲痛越深，受苦也越深。苦楚的根源是期望人不死，違反了自然的法則，即所謂“遁天之刑”。人對萬事萬物增加理解，就可以減少由感情造成的痛苦。例如，天下雨，使人不能外出，成人不會對天發怒，兒童卻忍不住會發脾氣；其原因是成人比兒童多了解事理，所受到的挫折失望感也就比兒童要少得多。斯賓諾莎曾說過：“人越多了解事物的因果由來，他就能越多地掌握事件的後果，並減少由此而來的苦楚。”用道家的話來說，這就是“以理化情”。
《莊子·至樂》篇裏有一個關於莊子的故事，最足以說明這一點。“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注釋《莊子》的西晉大思想家郭象就這個故事評論說：莊子在懵懂無知時，他是悲慟的；及至醒悟以後，他就不再悲慟。講這個故事，是為了啟發重情的人，使他明理而得以排遣感情上的沉重負擔(“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感情可以通過理性和理解去化解，這是斯賓諾莎的觀點，道家的觀點也正是如此。
道家認為，聖人洞察事物本性，因此沒有感情的衝動，這並不是說聖人便沒有對事物的感覺。毋寧說，他不為感情所擾以至失去“心靈的寧靜”。斯賓諾莎曾說：“懵懂無知的人不僅由於外界的各種因素而焦躁不安，以至永不得享受心靈的寧靜；他還對神和萬事都懵懂無知，若不痛苦，便無法生活，真正不痛苦時，也就不存在了。有智慧的人，在他被認為有智慧的範圍內，心神泰然，還由於意識到神、萬物和自我，因具有某種永遠的必然性而時刻存在，由此得以安享心靈的寧靜。”(《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第四十二)
聖人洞察事物的本性，因此不會由於世上的各種變化而心中波濤洶湧。他的生命獨立於外界事物，因此他的心靈快樂也不受外界所左右。他可以說是達到了“至樂”。這是道家思想中的一派，這一派強調事物有其自身的進程，人隻能對它順服；其中自然不免含有悲觀認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