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舉出天然和人為的異趣。一切體製、政府、法律、道德，所求達到的便是強求一律和壓製差異。這樣強求一律的人，其動機或許是可敬的，但是，把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強加給別人，其結果是適得其反。《莊子·至樂》篇講了一個寓言，從前有一隻海鳥飛到內陸，棲息在魯國京城郊外。“魯侯禦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魯侯以上賓之禮待鳥，他的動機誠然是好的，而結果卻適得其反。政府和社會在法律和道德上強求一律，其結果也就像魯侯待海鳥一樣。
這是莊子何以強烈反對政府運用其機構實行統治的原因。他認為，最好的治理辦法就是無為而治。《莊子·在宥》篇說：“聞在宥(在，自在；宥，寬容)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如果不讓大眾享受自由，而以政治、法律統治大眾，那就如同絡馬首、穿牛鼻，又如同續鴨脛、斷鶴脛一樣。本來率性自然的，變成人為的，那就如同《莊子·秋水》篇所說的“以人滅天”，其結果隻能是悲慘不幸。
莊子和老子都主張“無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卻不完全相同。老子著眼在“反者道之動”，認為統治者如果一心加強統治，就越是達不到所想達到的結果。莊子則強調天然和人為之不同，統治者越是靠人為的手段來統治，悲慘和不幸就越多。
說到這裏，我們所談的還隻是莊子所說的“相對快樂”。達到相對快樂的途徑是讓人順他的天性去生活，這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莊子的政治社會哲學正是要為大眾謀求這種相對的快樂。政治和社會哲學所能做到的也隻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