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理論的某些細節雖可能有錯誤，但他從政治和社會環境去探求各家的由來，無疑是一種正確的觀點。上麵較多地引述了他的見解，因為他對各家的描述已成為中國史料學在這方麵的一種經典式見解。
當代以來，尤其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幾年，中國史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根據這些研究成果，我對諸子百家的起源形成了自己的見解。我的理論在精神上和劉歆是一致的，但需要換一種方式來說明，這就是說，對這問題要用一個新的角度來考察。
讓我們來想象一下，公元前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是什麽樣子。在政治社會結構頂端的是國君和周王室，後者是列國的“共主”。在周王室下麵是數以百計的小國，分別由這些小國的國君統治。其中有些是周王朝開國時所封給皇族貴胄的；還有一些是由原與周王室爭霸的諸侯所統治，這些諸侯後來尊周為“共主”，因而受冊封的。
在每一個小國裏，國君又把國土分為若幹采邑，封給他的家族成員，使這些家族成員成為諸侯。當時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不分的。擁有采邑的諸侯，既是土地的領主，成為經濟的主人，又是采邑百姓的主人。他們被稱為“君子”，意思是“國君之子”，這也成為封建諸侯的共同名稱。
另一個社會階級是“小人”或“庶民”，意思是普通百姓。他們是封建諸侯的農奴，平時為君子(諸侯)種田服勞役，戰時為君子作戰服兵役。
貴族不僅是政治統治者、地主，而且是唯一有機會受教育的階級。因此，諸侯的家宅不僅是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中心，還是文化的中心；各種各樣有專長、有某項知識的人，都要投靠諸侯，指望為諸侯所用。至於普通百姓。既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自然也沒有文化知識，因此在他們中間也沒有出現什麽學者。這就是劉歆所說西周時期“吏師不分”的曆史背景。
中國的這種封建製度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朝建立後被廢除。在它被正式廢除前幾百年間，這種製度已經逐漸瓦解，而兩千年後，這種封建製度的殘餘，還保留在地主階級的權勢之中。
現代的曆史學家對於中國封建製度何以瓦解的原因，迄今沒有一致意見。這裏由於篇幅所限，也不可能探討這些原因，但我們隻要記住一點就夠了，即：公元前七世紀到前三世紀——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政治大轉變的時期。
中國早期的政治封建製度，究竟幾時開始瓦解，現在還難以斷定。但可以說，公元前七世紀時，已經有貴族由於戰爭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號，降為庶民。另一方麵，也有庶民，由於技有專長或其他原因，獲得諸侯的寵信，成為高官。這是周朝禮崩樂壞的真正意義，不僅周室的政治權力瓦解了，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製度瓦解了。
在社會政治瓦解過程之中，各種知識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間。這些人可能自己就是貴族，或者是以一技之長服侍君王諸侯、獲得世襲官職的官吏。在上麵援引的劉歆的《藝文誌》中，他還援引了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一句話：“禮失而求諸野”，也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先前的貴族官吏，散落民間後，憑他們的專門知識或技能，開館招收生徒，以維持生計。這些傳授知識、發揮議論的私人教師，就成為“師”。這是“師”與“吏”分離的開始。
在中文裏，“家”首先是指家庭或住家，它表明是個人的或私人的事情。在有教師以私人身份講學、發表個人的意見之前，談不到有思想家。
既然這些教師各有自己的專長，又是各人發揮自己的思想見解，於是：有些教師以講授經書、禮樂見長，他們被稱為“儒”或“士”；還有些教師精通兵法或武藝，他們被稱為“俠”；還有些教師擅長辯論，被稱為“辯者”；另有一些人以巫醫、星相、占卜、術數見長，他們的知識被稱為“方術”，這些人被稱為“方士”；還有一些人憑對政治的實際知識，獻縱橫捭闔之策，成為諸侯王公的顧問或官員，被稱為“法術之士”；最後，還有些人，具有學識才幹，而對當時的現實政治失望，遁入山林，被稱為“隱者”。
按照我的理論，從這六種人裏麵，形成了司馬談所稱的六家。套用劉歆的說法，我們可以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文士；
墨家者流，蓋出於遊俠之士；
道家者流，蓋出於隱者；
名家者流，蓋出於辯者；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方士：
法家者流，蓋出於法術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