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對“百家”進行分類的第二位曆史家是劉歆(約公元前四六年至公元二三年)。他是當時最著名的學者之一。他和他的父親劉向一起，對宮廷所藏圖書進行整理，分類編目。這個附有說明的分類編目名為《七略》。後來，另一位漢代曆史家班固(公元三二至九二年)便用《七略》作為《漢書·藝文誌》的基礎。從《藝文誌》中可以看出，劉歆把諸子百家分為十類，其中六家同於司馬談所列出的六家。另四家為：縱橫家，這是當時的外交家；以及雜家，這是當時不拘於一家之言的折中派；還有農家和小說家。劉歆在結論中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意思是說，小說家不如其他九家重要。
在這個分類中，劉歆並沒有比司馬談深入多少，但他係統追溯了各家的起源，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
劉歆的理論經後來的學者，特別是章學誠(公元一七三八至一八○一年)、章炳麟(公元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年)予以發展。劉歆的理論主要是說，在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二〔一○四六〕至前二五六年)禮崩樂壞(即社會動亂、政製解體)之前，即周朝前期，吏與師不分。換句話說，政府各個部門的官員便負責把有關這一部門的知識傳下去。這些官吏和貴族諸侯一樣，是世襲的。因此，當時隻有“官學”，沒有“私學”。這就是說，當時沒有任何私人教師，擔任教師的都是政府的官吏。
按照這個理論，當後來周朝皇室失去權力時，官吏們也失去了原來的優裕地位，而散落民間，他們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學生，傳授他們的知識。這時，他們已經不是“官”，而成為“師”。就在教師與官吏分化的過程中，興起了諸子百家。
劉歆這段分析的原文是：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他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製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長也。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漢書·藝文誌》)
以上是劉歆關於十家來源的陳述。他對於各家意義的闡述並不允分，對有些流派所由來的官職，也有任意牽強之處，例如：關於道家，他隻說到老子的思想，對莊子竟全未涉及。尤其是說到名家時，沒有注意到它的主張與禮官職司並無相近之處，隻不過他們都注意各種名分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