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邏輯說，先秦中國哲學所講的“名”與“實”的對立，有點像西方語言中主詞和賓詞的關係。例如，當我們說“這是一張桌子”或“蘇格拉底是一個男人”，“這”和“蘇格拉底”是“實”，“桌子”和“男人”則是“名”。讓我們進一步具體分析一下，名和實的實質是什麽，它們的關係是什麽。這不免把我們帶人一些似非而是的矛盾問題，實際上正是進人了哲學的中心問題。
先秦稱“名家”為“辯者”。《莊子·秋水》篇裏記載，名家的代表性人物公孫龍曾以下麵這段話介紹自己：“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這些話對名家都是適用的。名家往往說一些似非而是的話，在與人辯論中，往往對別人否定的加以肯定，而對別人肯定的又加以否定，以此而著名。司馬談(死於公元前一一〇年)在《論六家要旨》文中便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記·太史公自序》)
公元前三世紀的儒家思想家荀子描述鄧析(死於公元前五○一年)和惠施“好治怪說，玩琦辭”(《荀子·非十二子》)。《呂氏春秋》提到鄧析和公孫龍時，也說他們是“言意相離”、“言心相離”(《審應覽·離渭·**辭》)。《莊子·天下》篇列舉當時著名的哲學反論(或“悖論”)之後，還舉出惠施、桓團、公孫龍的名字。由此可見，這些人是名家最主要的人物。
對於桓團，我們別無所知。對於鄧析，我們知道，他是當時一位著名的訴訟專家，他的著述已經佚失，現在流傳的《鄧析子》乃是偽書。《呂氏春秋·審應覽·離渭》篇中說：“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挎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曰變。”
《呂氏春秋》同一篇裏還記述了一個故事，洧河水災，鄭國一富人溺死。屍體被一舟子撈起，向死者家屬索要巨款，方肯歸還屍體。死者家屬向鄧析求計，鄧析說：“不妨等待，因為沒有別人會要那具死屍。”死者家屬按鄧析之策拖延等候。撈起屍體的舟子也去向鄧析求計，鄧析教他說：“不妨等待，因為死者家屬隻有來你這裏，才能買回死者屍體。”《呂氏春秋》沒有記載這個故事的結局。
看來，鄧析的手法是利用法律條款的文字，在不同情況下作不同的解釋。這是他得以“苟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的辦法。他撇開法律條文要聯係實際情況這個基本原則，專在法律條款上做文字遊戲。換句話說，他隻講“名”，而切斷“名”與“實”的聯係。這便是名家思想主張的實質。
從這裏可以看到，“辯者”源自訴訟專家，鄧析便是其中最早的人物。但他隻是分析“名”“實”問題的一個先驅，在哲學上的貢獻不大，真正創立名家哲學的是惠施和公孫龍。
《呂氏春秋》對這兩個人物作了以下的簡介：“惠子為魏惠王(公元前三七〇至前三一九年在位)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審應覽·**辭》)在同篇裏又說：“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悅，使之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
《韓非子·問辯》篇中又說：“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我們在本章下麵將會知道，“堅白”是公孫龍的學說，“無厚”是惠施的學說。韓非子認為公孫龍和惠施的一套論辯時興起來是破壞了法律。
從上引各書可以知道，惠施和公孫龍與戰國時期的法律活動是有聯係的。公孫龍對秦、趙兩國盟約的解釋和鄧析的思想是一致的。韓非子認為，惠施和公孫龍關於法律的言論和鄧析對法律條款玩弄文字遊戲，其與破壞法律並無二致。韓非子自己是一位法家，卻對由訴訟專家出身的法家探討問題持反對態度，豈不令人感到奇怪?在本書第十四章裏，我們將會看到，韓非子和其他法家其實是政客，並不是法學家。
惠施和公孫龍代表了名家的兩種不同傾向，惠施強調現實的相對性，公孫龍則強調名的絕對性。當我們分析“名”與“實”的關係時，便可看出兩人的不同傾向了。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當我們說“這是一張桌子”時，“這”是指具體的事物，它是在變動中的，隨時可能出現，也隨時可以消逝。“桌子”則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是固定不變的一個“名”。據此，可以說“美”是一切美麗的東西的共同名字，但如果說“一個美麗的東西”，它隻能是相對的存在。惠施強調現實事物的不斷變化和相對性；公孫龍則強調“名”是不變的、絕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