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勞動工資的升降一樣，資本利潤的增減也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增減。不過這個財富狀態對兩者的影響卻大不相同。利潤依存於財富的增減。
資本的增加一方麵提高了工資，另一方麵也會減少利潤。在同一行業中，如果有許多富商都投下資本，那麽他們間的相互競爭自然會降低這個行業的利潤；如果同一社會各種行業的資本都同樣增加，那麽同樣的競爭必然對所有行業產生同樣的效果。利潤伴隨著財富的增加而下降。
前麵已經說過，我們很難確定某一地點某一特定時間段內勞動的平均工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確定的隻是最普通的工資。但就資本利潤來說，就連最普通的利潤也很少能夠確定。利潤的不穩定性，導致了即便從事於某一行業的人都很難說出他們每年的平均利潤是多少。因為利潤不僅要受他所經營商品的價格不穩定性所影響，還要受他的同行以及消費者的財政狀況的好壞以及商品在海陸運輸中，甚至存放在倉庫中可能發生的許多意外事件所影響。所以，利潤是瞬息萬變的。要確定這樣一個大國內各行業的平均利潤必然變得更加困難，至於要相當準確地判斷以前或現今的利潤，那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利潤率很難確定。
不過，雖然我們不可能準確地判斷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以來的資本平均利潤，但我們可以從貨幣的利息上得到一些相關信息。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原則：凡是能從使用貨幣賺到更多錢的地方，相應的支付利息的能力也更高；凡是使用貨幣賺錢較少的地方，所能支付的利息通常也較少。因此我們可以斷言，任何一個國家資本的一般利潤率，必然會隨著市場的一般利息率的變動而變動。利息率上升，利潤率必定隨之上升；利息率下降，利潤率必定隨之下降。因此，從利息率的變動中，我們可以大概推算出利潤率的變動情況。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頒布了一項法令，宣布所有超過10%的利息均屬非法。可見，在此之前利息有時會在10%以上。其後，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受宗教影響禁止了所有利息。不過，這種禁令據說和所有同類的其他禁令一樣並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果，害人的高利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於是在伊麗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之第八條的規定的影響下，亨利八世時的法令又恢複了效力。此後，10%成為法定利息率，直至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把它限定為8%。複辟後不久，利息率又降至6%。安妮女王第十二年，再降至5%。所有這些不同法令看起來都製訂得如此適當，這些利率似乎是跟隨市場利率或擁有良好信用的人的借貸利率來變動的。自安妮女王時代開始，5%的利率似乎總是高於市場利息率。在上次戰爭之前，政府曾以3%的利息率借款。然而在首都以及王國的許多其他地方，信貸信譽良好的人都是以35%，甚至是4%或45%的利息率借款。利息率在英格蘭下降。
自從亨利八世以來，不論是國家財富還是收入都在不斷地增長，而且在這種增長過程中，增長的速度似乎一直處於日漸提高的狀態。似乎並不僅僅是在繼續增長，而且是增長得越來越快。同時在此期間，勞動工資也在不斷上漲，然而大部分工商業的資本利潤卻不斷在下降。而財富一直在增加。
就資本來說，經營任何一種行業，大城鎮所需總是要大於農村所需。這是因為城鎮在各種行業上所使用的資本相對來說更大、競爭人數相對來說更多，從而必然會導致城鎮的利潤率低於農村的利潤率。然而，就勞動工資來說，城鎮則總是要高於農村。在相對繁榮城鎮中，擁有大量資本投資的人往往無法按自己的需求雇到一定量的工人，於是為了得到足夠量的工人，他們之間往往會產生競爭，互相抬價，這樣就必然會促使勞動工資增加，而相對地就影響了資本利潤。而在偏遠農村中，通常都沒有足夠的資本用以雇用工人，於是工人為了獲得工作，通常會相互競爭，壓低價格，這樣就必然會促使勞動工資下降，而相對地也影響了資本利潤。城市的利潤比鄉村較低，因為城市資本多，鄉村資本少。
蘇格蘭的法定利息率雖然與英格蘭相同，但其市場利息率卻高一些。在蘇格蘭，即便是信用最良好的人，也需要以高於5%的利息才能借到款。即便是愛丁堡的私立銀行，對於全部或一部分可隨時兌現的期票也要給予4%的利息。而倫敦的私立銀行對於存款則是不支付利息的。在蘇格蘭隻要有小額資本就可以經營幾乎所有行業，而在英格蘭的情況卻並不是如此。所以我們可以推算蘇格蘭普通利潤率必然要比英格蘭高一些。我們已經知道，蘇格蘭的勞動工資要比英格蘭低一些。此外，蘇格蘭不僅要比英格蘭貧窮許多，而且發展的速度似乎也遲緩許多，盡管它顯然也是在進步的。
法國本世紀的法定利息率並非總是由市場利息率來調節。1720年，法定利息率由1/20落到1/50，即由5%落到2%。到1724年，提到了1/30，即提到33%。在 1725年，再提到1/20，即5%。 1766年，在拉弗蒂執政期間，又把利率減到了1/25，即4%。之後，在神父特雷執政期間又恢複到原來的5%。通常認為，這樣強行抑製法定利息率的目的是為降低公債利息率做準備，而且這種目的確實也曾達到過。法國現在或許沒有英格蘭那麽富裕，雖然通常情況下法國的法定利息率比英格蘭低，而市場利息率卻比英格蘭高。這是因為在法國也像其他國家一樣，人們有許多十分安全和容易的方法去逃避法律。根據在英法兩國經商商人的經驗來看，由於法國比英格蘭具有更高的商業利潤，因而大多數商人更願意把資本投在法國而非英格蘭。而且法國的勞動工資比英格蘭低。如果你從蘇格蘭到英格蘭，你可能會發現兩地民眾的服飾和臉色有所不同，這充分說明了兩地社會狀況的差異，然而當你從法國回到英格蘭時這種差異便會顯得更加大了。無疑，法國肯定要比蘇格蘭富裕，不過就發展速度而言卻還不及蘇格蘭。在英國有一種普遍而流行的觀點，即法國是在退步。然而我認為這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觀點，即使是一個見證蘇格蘭這二三十年變化的人也絕對不會認為這是退步，法國也是如此。
另一方麵，不論是就領土麵積還是人口比例來說，荷蘭都要比英格蘭富裕，荷蘭政府以2%的利息率借款，而有良好信用的人以3%的利息率借款。據說荷蘭的勞動工資要比英格蘭高，而眾所周知，荷蘭商人的利潤在歐洲是最低的。於是有些人便妄加判斷，荷蘭的商業在退步。或許就商業的某些部門來說有時確實如此，但上述的表征並不能說明荷蘭商業普遍衰退。當利潤減少時，商人們往往都埋怨說商業衰退了，可是利潤的減少是商業發展的自然結果，或者說是所投資成本增加的自然結果。在上一次英法戰爭中，荷蘭人乘機獲得了法國全部運輸業務，甚至直到今日，還有極大一部分被荷蘭人所掌握。英法的國債成為荷蘭人的一大筆財產。據說，僅僅英國就有大約4000萬鎊（不過我懷疑這個數額有些誇大）。此外，荷蘭人還以高於本國利息率的利息率跟外國進行私人性質的巨額信貸。無疑，這些情況表明了他們擁有大量過剩的資本，或者說他們的資本已經增加到無法通過投資本國產業達到預期利潤的程度。然而這些並不能表示他們的經濟在衰退。正如通過經營特定行業而獲得的私人資本已經增加到不能全部投在這一行業上的程度，然而這個行業卻仍在繼續發展。一個大國的資本同樣也有可能是這種情況。
我國在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相較於本國，不僅在勞動工資方麵，甚至在貨幣利息以及資本利潤上都要來得高。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場利息率是6%到8%。不過，新殖民地存在著特殊的情況：勞動的高工資和資本的高利潤這兩者同時存在，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見的。在新殖民地中，領土麵積廣闊會造成在一定時期內資本的供應不足，而從資本額度方麵來講，在一定時期內必然出現居民人數不足的現象。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多於他們資本所能耕作的範圍，因而這些資本隻能被投在土壤最肥沃和地理位置最佳的地方，比如近海和海岸附近的土地。而且，他們購買土地的資本往往遠低於土地產出的價值。購買和改良的資本勢必能產生極大的利潤，因此使他們能夠支付高額的利息。在這樣高額回報的投資上，資本的迅速積累使投資者能雇傭的工人很快增加到殖民地所不能提供的程度。這樣，勞動者的報酬也增長到一個很可觀的數額。然而，隨著殖民地的擴展，資本利潤便會逐漸減少。當土壤肥沃適合種植、地理位置極佳的土地全部被逐漸占有後，其他比較差的土地所能夠獲取的利潤就比較小了，因而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也隻能提供較低的利息了。因此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以及市場利息率在本世紀也都大為降低了。然而隨著這所有財富、改良的資本和人口的增長，雖然利息降低了，但勞動者的工資卻不會和資本的利潤同時降低。不論資本利潤如何，對勞動的需求隨資本增加而增加。利潤降低的同時資本卻在不斷增加，而且增加速度更加迅速。就這點來說，勤勞的國家和勤勞的個人都是一樣的。資本大，盡管利潤小，但通常比資本小利潤大增長得還要迅速。俗語說，錢生錢，你有了一些資本，通常就很容易賺取更多的錢。前期資金的取得是最困難的。在此，我就資本的增加和勞動的增加，即對資本的增加和對有用勞動需求的增加間的聯係作了部分說明，後麵在論述資本積累的時候會更加詳細地論述。
即便是在財富急劇增加的國家，新領土的獲得或者新行業的開發有時都會提高資本的利潤，以及貨幣的利息。由於這類國家的資本，不夠滿足這種新獲得或新發展給個人所帶來的全部業務需要，因而隻能把它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潤的那些行業上。以前投資在其他行業的資金必然會被撤回一部分，用於投資新的更有利的行業。這樣就導致了舊行業中的競爭日趨減少，從而造成了舊行業產量供給的減少的現象。商品供給的減少必然導致了其價格的上漲，這樣也就必然給那些經營者帶去了更大的利潤，他們也有能力以更高的利息率借貸。在上次戰爭結束以後不長的一段時期裏，不僅是擁有良好信用的商人，甚至是一些倫敦的大公司都是以5%的利息率借貸，而在戰爭前他們借款的利息率從未超過4%或45%。在我們獲得北美和西印度後我國領土和商業的增加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甚至不必去擔心社會資本存量有任何減少。舊資本所要經營的新業務大量增長，那必然會使大量具體部門的資本量減少，結果，在這些行業中由於競爭已較和緩，利潤必然增加。我相信，上次戰爭費用雖然巨大，但並沒使不列顛的資本減少，這個原因我將在以後的章節裏加以論述。新領土和新行業可以提高利潤，即使在日益富裕的國家也是如此。
但是，社會資本即用於維持產業的資金的減少必然會使勞動工資降低，從而導致了資本利潤以及貨幣利率增高。由於勞動工資降低了，社會上剩餘資本的持有者便能以更低的費用提供給市場貨物；又由於供應這個市場的資本較少，他們便能以更高的價格出售。成本降低而售價提高，他們在兩頭都獲取了利潤，因而利潤增加了，同時所能提供的利息自然也相應提高了。在孟加拉及東印度其他英領殖民地，資產獲得之迅速和輕易這一事實，可以證明這些貧苦地方的勞動工資非常的低而資本利潤非常的大，其他利率也相當高。孟加拉地主往往以40%，甚至更高的50%和60%的利息將資金借與農夫，並以下一季度的收獲作為抵押。農夫必然以所有的地租去擔負這種高利息的利潤，而這樣高的利息，也必然占據了利潤的大部分。羅馬共和國沒落以前，各地方在總督竭澤而漁的暴政下，似乎這種高利貸是很普遍的。從西塞羅的書簡可知，道德高尚的布魯塔斯也曾在塞浦路斯島以48%的利息放貸。資本存量減少會提高利潤。
在一個國家財富已經達到其土壤和氣候的性質和其與鄰近國家相關的位置所許可的最高限度時，它就不能再向前發展，但是它也沒有向後倒退，這時它的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都可能非常低。一國人口的繁殖，已達到該國所能維持或資本可雇傭的限度，那麽，職業上的競爭會相當激烈，勞動工資相應地降低到僅供維持現有勞動者人數的程度。由於人口的稠密，該國也不可能再繼續增加勞動者的人數。國家的資本，相對於國內各行各業所需的資本已達到飽和狀態，這樣各行業所能使用的資本都由行業性質和範圍所限定。這樣，各地方的競爭會達到空前的激烈，普通利潤則會降至最低。在一個富裕到不可能再富的國家，工資和利潤都很低。
然而，也許沒有一個國家的財富曾經達到這種程度。中國似乎長期無任何發展，財富狀態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達到該國製度所允許的飽和狀態，但若在其他法律及製度下，按照中國的原始資本有可能使國家財富遠超過上述的狀態。一個閉關鎖國，隻允許外國船舶進出一兩個港口的國家，無法適應在多種製度下經營那麽多的貿易。在中國，統治階級及大資產階級享有很大程度上的安全，民眾和小資產階級卻無法享受這一權利，而且隨時有可能受到低層官吏的掠奪，如此該國各行業都不可能在上述的飽和狀態下投入足夠的資本以供發展。在各種行業中，富人通過壓迫貧民達到壟斷，而壟斷能帶來極大的利潤。所以，據說中國的普通利息率是12%，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能夠擔負起這樣高的利息。
一個國家法律上的缺陷，有時會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過它的貧富狀況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強製人們履行契約，那就使所有借款人處在其他法律健全國家中的破產者或信譽不好的人的地位。債權人收回借款的不確定性，就使他索取破產者在借款時通常需要出的那麽高的利息。在侵略羅馬帝國西部各地的未開化民族中，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契約的履行與否隻憑當事者的信用，他們國王的裁判所很少過問此事。恐怕這也是當時利率這麽高的一個原因。
法律無法完全禁止利息。許多人必須借入資金，而債權人不僅對於這筆資金的使用要求相當的報酬，而且對於回避法律的困難和危險也要求相當的補償。孟德斯鳩說，所有回教國利率之所以高，並不是因為他們貧窮，而是由於法律的幹涉（即規避法律的危險）以及貸款難以回收。
最低的普通利潤率，必須足夠補償投資者遇到意外的一部分損失，隻有這一剩餘才是純利潤或淨利潤。一般所謂總的利潤，除了這一部分的剩餘，還包含為補償意外損失而保留的部分。借者支付的利息與這部分純利潤成比例。最低的利潤率必須高於足以補償損失的部分。
就算相當謹慎，出借資金也有可能遇到意外的損失。所以，最低的普通利息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潤率一樣，除了補償貸借容易遇到的意外損失的部分外，必須包括作為純利潤的剩餘。如果無此剩餘，那借資金的動機就隻能是慈善心或友情了。
在財富已達到最高限度、而且國家資本利用已經處於飽和狀態的國家，普通純利潤率便會很低，而這種利潤隻能擔負起很低的市場利息率。這樣，除了最富有的人，任何人都無法靠貨幣利息生活。中小資產者，都不得不親自監督自己資本的用途。幾乎所有人都有成為商人或有從事某種產業的必要。荷蘭就存在類似這樣的情況。在那裏，實業家是一種風氣。這樣的情況使得每個人都要去從事某一行業。習俗支配了時尚，穿另類的時裝或從事另類的事業都會遭到人們的恥笑。一個遊手好閑的人置身於商人中，就像一個文職人員置身於軍營中一樣感到尷尬，甚至會遭到別人的恥笑。在一個富裕到不能再富的國家，利息低到隻有最富的人才能靠它生活。
最高的普通利潤率，在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中，可能會吞噬全部應當歸於土地的地租，剩下的隻足以支付生產商品並將其送入市場的勞動，並且是按照在任何地方所能支付的最低比率，僅僅足以維持勞動者的生存。對於勞動者，你必須保證他們生存的條件，但地主卻不一定總是得到支付。東印度公司職員在孟加拉經營商業的利潤基本就是那兒最高的利潤率。
通常來說，市場利率受普通純利潤所應有的比例的影響。在英國，商人以2倍利潤作為合適利潤的標準。我認為，這就是所謂的普通利潤。在普通純利潤率為8%或10%的國家，靠借貸經營的商人把所得利潤的一半作為利息是合理的。資本由借者承擔風險，也為債權人擔保，在大部分行業，4%或5%的利率，既能作為承擔風險的補償，也能作為運作資本的報酬。但是，在利率遠高於或低於這個數的國家裏，不可能出現上述那樣的息潤比。利潤低得多的時候，或許不能以一半作為利息；相反在利潤高得多的時候，或許可以支付更多的利息。
對於財富增長迅速的國家來說，許多商品價格中的低利潤可以補償勞動的高工資。這樣就使這些國家能以同那些不那麽興旺發達的鄰國一樣低廉的價格出售商品，後者的勞動工資可能較低。低利潤率的國家能同低工資的國家一樣廉價出售商品。
實際上，高利潤帶來的產品價格上漲的幅度要大於工資上漲幅度。例如，麻布製造廠各種勞動者，如梳麻工、紡工、織工等的工資，如果每人每日工資提高2便士，那麽一匹麻布價格的增額等於生產這一匹麻布所雇的工作人數乘以他們生產這一匹麻布的工作日數再乘以2便士。在所有製造階段，商品價格中歸於工資的那部分按算術級數遞次增加。而雇用這些工人的所有雇主的利潤，如果都增加5%，那麽商品價格中歸於利潤的那一部分就按幾何級數遞次增加。就是說，梳麻工的雇主在賣麻時，雇主除了要支付工人工資和原料在內所有資料，而且還要求增加5%。同樣推而至於紡工和織工的雇主，也要求另外加上5%。所以，在抬高商品價格中，工資提高所起的作用，和單利在債務積累中所起的作用相同。而利潤的提高則和複利所起的作用相同。我國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對於上述兩種情況卻抱著不同的態度，他們時常抱怨高工資在抬高價格中起了負麵作用，以致他們的貨物在國內外減少了銷售量，然而對高利潤的正麵作用卻隻字不提。實際上，高利潤比高工資更會抬高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