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勞動工資。產物是勞動的自然工資。
在土地私有和資本累積以前的原始社會狀態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屬於工人所有，不會有地主也不會有雇主來與他分享。
如果這種狀態持續下去，那麽勞動工資便會隨著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各種改進而提高。然而所有物品的價格將更加低廉“更加低廉”一詞，下句定義為“用較小量的勞動就能把它們生產出來”。，因為生產它們所需要的勞動量也日漸降低了。在這種狀態下，等量勞動所生產的各種商品自然可以互相進行交換；基於同一理由，耗費較少勞動量生產的商品也可以用於交換它們了。
不過雖然所有東西的價格在實際上都會變得更加低廉，但在表麵上卻可能變得更加高昂。換句話說，可以交換更多的其他商品了這句話如果像下麵這樣說，就可以減少混亂：“雖然所有東西按上麵所說的低廉的意思會變得更加低廉，按普通所說的低廉和昂貴的意思，許多東西卻會比以前更加昂貴。”。讓我們設想一下，在大部分行業的勞動生產力提高了10倍，即一天的勞動量是最初勞動量的10倍時，某一種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卻隻提高了1倍，即一天的勞動量隻是最初勞動量的2倍。在這種情況下，這大部分產業一天的勞動生產物若與那一特殊產業一天的勞動生產物交換，那麽前者10倍的工作量隻能購買最初2倍的工作量。這樣一來，後者的任何數量，例如一磅，就似乎比以前貴了5倍按這個詞的普通意義來說，會比以前貴5倍。。而實際上即“按上麵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來說”。，它卻是便宜了一半。購買這一磅貨物所需的其他貨物量雖然5倍於從前，但生產或購買這一磅貨物所需的勞動量卻不過等於從前的1/2。所以，現在要獲得它要比從前容易了一半如果用獲取一種東西所必需的勞動量去衡量它的價值，那麽“便宜一半”就意味著容易一半。。
但是這種由工人享有自己勞動全部產物的原始狀態，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累積，就宣告終結了。所以，遠在勞動生產力尚未作出顯著改善以前，這種原始狀態就已不複存在了。它對勞動報酬或者工資的影響如何，就不必進一步追溯了，那些都是徒勞的。這種狀態到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時已經結束。
土地一旦成為私有財產，地主就要求工人能從土地種植或采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中分給他一定份額。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構成耕地的勞動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
種田的人很少能維持自己的生活直到收獲的時候，他們的生活費通常是由雇用他們的農場主用他的資本墊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工人的生產物，或者說除非自己的資本能連本帶利收回，否則他就不會願意雇用工人。因此，這種利潤便是從耕地勞動所得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二個項目。其次扣除的是利潤，在農業中如此。
其實，幾乎所有其他勞動的產物都有同樣的利潤扣除。在所有工藝和製造業中，大部分工人在工作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給他們提供原材料、墊付工資與維持生活的費用。因而雇主要分享他們的勞動生產物，或者分享勞動對原材料所增加的價值，而利潤就存在於分享的這一份額之中。在其他工藝和製造業中也是如此。
一個獨立工作的工人，有時也有足夠的資本自己購買原材料，並維持自己的生活，直至產品完成的時候。他兼有工人及雇主的雙重身分，能享有全部勞動生產物，即享有原料增添的全部價值。這包含通常屬於兩個不同身分的人所有的兩種不同收入，即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獨立工人得到工資和利潤。
可是，這種案例並不是很多。就整個歐洲來說，其比例是，在老板下麵工作的工人有20個，獨立工人卻隻有1個。而且，勞動工資一詞通常都被理解為:在工人是一個人而雇用他的資本所有者另為一人時，勞動獲得的工資。然而這種情況並不經常發生。
所謂勞動的普通工資，各地都是一樣，取決於利益不同的雙方所訂立的合同。這兩方的利害關係絕不一致，工人渴望盡量多得一些，雇主則渴望盡量少支付一些。工人傾向於聯合起來以求提高勞動工資，後者則傾向於聯合起來以求降低勞動工資。工資取決於雇主與工人雙方訂立的合同。
但是在通常的情況下，要預知勞資雙方在這種爭辯中誰占有利地位，誰能迫使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條件決非易事。雇主的人數較少，可以更加容易地聯合起來，再加上他們的結合為法律所公認，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工人的結合卻為法律所禁止。在我們的法律裏沒有一個法令取締為減低勞動價格而結合的組織，卻有許多議會的法令會取締為提高勞動價格而結合的團體。況且，在爭議當中，雇主總比工人堅持得更久。地主、農場主、製造者或商人，即使不雇用一個工人，也能靠積蓄的資本生活一兩年；失業工人，一星期生活都很少能夠支持住，能支持一個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簡直沒有。從長遠來說，雇主需要工人的程度，也許和工人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前一種的必要性卻不是那麽迫切。雇主居於優勢。
據說，工人的結合常常聽說，而雇主的結合卻很少聽說。如果有人信以為真，認為雇主並不聯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白真相，又不懂世故。雇主們為使勞動工資不超過其實際工資率，隨時隨地都有一種秘而不宣的團結一致的結合。違反這種聯合在任何地方都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一個雇主在他鄰居和其他雇主的心目中都要受到譴責。我們很少聽說這種結合，因為那是一種不被人知的普通結合，或者可以說是自然的狀態。此外，雇主們有時也組織特殊的結合，把勞動工資減低到其實際工資率以下。這些結合總是保持極度的沉默與秘密直到達到目的為止。工人這時雖痛切認識到資方的這種秘密結合，卻往往無抵抗地屈服，雖然感到切膚之痛，其他人卻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不過，對於雇主的這種結合，工人們往往也組織對抗的防禦性結合。而且，即使在沒有這種雇主結合的時候，工人們有時也為提高勞動價格自動結合起來。他們所持的理由，有時是食物價格貴，有時是雇主從他們的勞動中得到過多的利潤。他們的結合，無論是防禦性的或是攻擊性的，總是鬧得滿城風雨。為求爭端迅速解決，他們老是狂呼呐喊，有時甚至用極可怕的暴力。他們是絕望的，鋌而走險脅迫雇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來保證不讓自己餓死。這時，雇主也同樣喧呼呐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喧囂聯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幹涉，部分因為雇主們的異乎尋常的鎮定，部分因為大多數工人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工人領袖受到懲罰或一敗塗地而告終。雖然聽到雇主的聯合比聽到工人的聯合少。
不過，在爭議中，雇主雖然常處於有利地位，但勞動工資有一定的比例，在相當長的期間內，即使最低級工人的普通工資，似乎也不能減到這一比例之下。雇主們不能將工資降到某種比率以下。
一個人需要以工作來維持生計，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工人就不能贍養家室，無法傳宗接代了。坎梯隆因此推測，最低級的普通工人，為供養兩個子女，至少須取得2倍於自身所需的生活費，而其妻子，由於需要照料兒女，其勞動所得，隻夠維持自己的所需。但據一般計算，生下的兒童有一半在成年以前就要死亡。因此，根據這種算法，一般都想至少養育四個孩子，以便能有其中兩個活到成人年齡。然而，四個孩子的必要撫養費幾乎等於一個成年人的生活費。他還說，一個強壯奴隸勞動的價值，是他的生活費用的2倍，一個最低級工人勞動的價值，不可能低於一個強壯奴隸勞動的價值。所以，至少這一點似乎是肯定的：為贍養一個家庭，即使最低級普通工人夫婦二人勞動所得，也能稍稍超過維持他倆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費用。但是，這種超過額，是按上述比例，或是按其他比例，我就不去參與它的決定了。即一個人的勞動所得略高於用以維持家庭所需的費用。
可是，有某些情況，有時也使工人處於有利地位，他們能將工資提到大大超出這個比例。很明顯，上述工資是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工資可以大大超過這個比例。
當任何一個國家對那些靠工資過活的人，即工人、散工、各種傭人等的需求不斷地增加，當每年提供的就業機會都比前一年多時，工人就沒有必要為提高工資而結合。工人不夠，自會導致雇主間的競爭，願意出更高的價錢去得到工人，這樣他們就自動衝破了防止工資提高的自然結合。當對工人的需求增長時。
顯而易見，對工資的需求增長，必定隨著預定用來支付勞動工資的資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這種資金有兩種：一，超過生活費所必需的收入；二，超過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資本。這是由於預定用於支付工資的基金的增長。
地主、年金領受者、有錢人，如果認為自己的收入超過他們認為足以維持自己家庭的需要時，他們一定會把剩餘額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來雇用一些家仆沒有試圖去給“生活費”這個詞下定義，因此將一個人的收入劃分為什麽是他的生活費所必需、什麽是超過部分，就完全模糊不清了。。增加這個剩餘額，他們所雇用的家仆自然也隨之而增加。
織工、鞋匠這一類獨立工作的工人所持的資本，如果比購買供自己工作的原材料及維持自己直到出售貨物的需要更多時，他自然也會以這剩餘額雇用一個乃至數個幫工，以便從他們的勞作中獲利。這裏的意思似乎是，維持一個家仆，即便是做最重要的工作，也不包括在一個家庭的“生活費”之內。增加這種剩餘，自然增加了他所雇幫工的人數。
因此，對工資工人的需求，必隨每個國家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並且不可能脫離它而增長。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上麵在《引言和本書計劃》中，把國民財富當做是它每年的產物的同義語，一直沒有提出過要考慮它的資本。。
然而，使勞動工資增加的，不是龐大的現有國民財富，而是不斷增加的國民財富。因此，最高的勞動工資不是在最富的國家出現，而是在最興旺或者最快致富的國家出現。今日英格蘭肯定比北美各地富上麵在《引言和本書計劃》中采用的按年度人均產出額計算財富的方法，從這裏和下麵的頁數中被拋棄了，後麵的許多段落中，使用按資本量計算財富的方法。，然而北美各地的勞動工資卻比英格蘭各地高。在紐約地區，普通工人一日的工資為美幣3先令6便士，合英幣2先令；造船木匠，10先令6便士，外加英幣6便士的糖酒一品脫，共合英幣6先令6便士；泥水匠及建築木匠，8先令，合英幣4先令6便士；裁縫工人，5先令，合英幣2先令10便士。這些價格都在倫敦的價格之上。據說，其他殖民地的工資也和紐約同樣高。在北美各地，食品的價格比在英格蘭低得多。北美從來沒有饑荒現象，即在歉收的年份，隻不過減少輸出，沒減到自己供給不足。所以，如果勞動的貨幣價格比本國各地高，那麽其真實價格，即其貨幣價格對工人提供的支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實際能力，比例一定更高。高工資是由國民財富的增長而不是由它的實際大小引起的。
北美雖沒有英格蘭那樣富裕，但它卻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富裕。一國繁榮最明確的標識，就是居民人數的增加。在大不列顛，以及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在大約五百年內人口未能有1倍的增加，但在北美的不列顛殖民地，在20年或25年內，就增加了1倍。到現在，這種迅速增加主要不是因為新居民的不斷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據說，當地高齡居民往往能親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個以上的直係子孫。由於勞動報酬優厚，多子女不但不會成為室家之累，反而是家庭富盛和幸福的源泉。在離開父母以前，每個兒女的勞動，根據計算，足有純收益一百鎊的價值。一個有四五個孩子的青年寡婦，在歐洲中層及下層人民中，再婚的機會很少，但在北美地方，那些兒女常是誘使男子向她求婚的財產。兒童的價值，是對結婚的最大鼓勵。所以，北美人的早婚是毫不稀奇的。可是，盡管早婚招致了人口很大幅度的增加，但北美人民卻繼續抱怨人手稀少。對工人需求的增加，和用來維持工人的資金增加，似乎比勞動供給的增加快得多。北美比英格蘭更加興旺發達。
一個國家盡管非常富有，但它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裏得到極高的工資。預定用來支付工資的資金，換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資本，也許數額極大，但這數額如果數世紀不變，或幾乎不變，那麽每年雇用的工人人數就很容易供應下一年所需工人人數，甚或還能超過。這樣，工人既不缺少，雇主也不會為要獲得工人而相互競爭。反之，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會自行增加，超過需要雇用的人數，就業機會常感不足，於是工人不得不競相降價以便獲得工作。假如，該國工人的工資，本來高於養活他們各自的身家所需，那麽工人間的競爭和雇主們的利害關係，不久就會使工資減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比例。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之一。然而，它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完全一致。中國也許早在馬可波羅的時代之前，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在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隻夠購買少量稻米，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悠閑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叫賣自己的生意。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
不過，中國雖可能處於停滯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它的城鎮沒有一處被居民所遺棄，也沒有任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勞動，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預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沒顯著減少。所以，最下層工人的生活資料雖很缺乏，但還能勉強維持下去，使其階級保持著原有的人數。然而，中國並未走向衰退，那裏的勞動者能維持自己的人數。
在預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顯著下降的國家裏，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職業所需要的雇工和工人，都比前一年少。許多在上層階級成長的人在他們自己的職業中找不到工作，也想在最低級的職業中找工作。這樣，在最低級的職業中，就不但有了充斥了它自己的工人，而且還有其他各階級的人紛紛湧入。最終職業的競爭變得異常劇烈，以致把勞動工資減低到十分貧乏的地步。而且，即使接受這些苛刻條件，還有許多人找不到工作。這些人，要麽餓死，要麽淪為乞丐，不然也許隻有搞窮凶極惡的勾當才能取得生活資料。接著，窮乏、饑餓和死亡等災禍就落到最下層的工人身上，後來波及所有上層階級，直到國內居民減少到經過苛政或災禍而碩果僅存的收入和資本所能容易維持的程度。東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英格蘭殖民地的現狀，幾乎就是如此。在一個人口已經大量減少而土地肥沃的國家，生活資料並不十分難找，可是每年還不免有三四十萬人因饑餓而死亡，我們就可以斷言，那是因為維持勞動貧民的資金正在迅速減少。英國保護和統治北美的政治機構和壓迫與壓製東印度的商業公司的本質區別，通過這兩地的不同情況來說明也許可以得到最好的答案。在一個衰落的國家情形就不是如此了。
所以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加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國民財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反之，勞動貧民的生活資料不足，是社會停滯不進的征兆，而他們處於饑餓狀態，則是社會急速退步的征兆。
看來，不列顛現今的勞動工資，顯然超過了維持工人一家生活所需的數額。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找證據，不必去對可以這樣做的最低數目進行煩瑣的不切實際的計算。有很多明顯征兆，可以說明勞動工資在不列顛不是以符合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為準則的。在大不列顛，工資超過最低比率。
第一，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甚至最低級勞動也有夏季工資與冬季工資的區別。夏季工資總是最高工資。因為冬季有薪炭臨時開支，所以冬季家庭生活費在一年中為最大。生活費最低時，工資反而最高，顯然說明勞動工資不受這種開支的必要性支配，而是受工作的數量及其認定價值支配的。換句話說，工人應貯藏夏季工資的一部分以應付冬季的支出，而他全年的工資，並不超過他一年中維持自身家庭所必需的數額。可是，奴隸或絕對仰賴他人為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他的日常生活資料會和他的日常需要成比例。
第二，不列顛的勞動工資，並不隨著食品的價格波動。食品價格，到處都年年不同，常常月月更變一次。但有許多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工資，有時半世紀都保持不變。因此，在食品最昂貴的時候，這些地方的貧窮工人如果能夠維持他的身家，那麽，在食品價格一般而供給又很充足的時候，必能過舒適生活；而在食品異常低廉的時候，必能過優裕生活。近10年來，不列顛有許多地方食物昂貴，而勞動的貨幣價格並不隨著顯著提高。的確，有些地方有所提高，但那與其說起因於食物價格的上漲，倒不如說起因於勞動需求的增加。工資不隨食物價格波動。
第三，就不同年度來說，食品價格的變動大於勞動工資的變動，而就不同地方說，勞動工資的變動卻大於食品價格的變動。麵包和肉類的價格一般相同或大約相同。這兩種商品以及大多數其他零售商品（按勞動貧民購買所有東西的方式），價格在大城鎮比在僻遠地方是同樣低廉或者更加低廉，其原因我以後說明英格蘭與蘇格蘭的這方麵的不同，要歸因於蘇格蘭的和解法。。但大城鎮與其附近地帶的勞動工資，往往比數英裏以外地方的勞動工資，高1/5或1/4，即20%或25%。倫敦及其附近，勞動的普通價格可以說是每日18便士。數英裏以外，即減低到14便士或15便士。愛丁堡及其附近價格為每日10便士，數英裏以外，就低了8便士。這是蘇格蘭低地一帶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勞動的普通價格，在那裏比英格蘭變化少得多。勞動價格上的差異，雖然未必會驅使一個人由一教區移到另一教區去，但貨物價格這樣的差異卻會促使體積最龐大的商品從一個教區運往另一教區，甚至從國內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或者可以說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因而不久就使它們降到大體相通水平。人性見異思遷，雖早有定論，但根據我們的經驗，人類卻顯然又是安土重遷，最不愛移動的。因此，貧苦工人能在價格最低廉的地方維持家庭生活，那他們在價格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過優裕的生活。各地工資的變化大於各地物價的變化。
第四，勞動價格的變動不僅在地方或時間上不與食品價格的變動一致，而且往往正相反。
一般人常食穀物的價格，蘇格蘭比英格蘭高，蘇格蘭從英格蘭每年得到大量的供應。蘇格蘭購入穀物，英格蘭供應穀物，在蘇格蘭穀物必須高於在輸出穀物的英格蘭售賣的價格，但英格蘭穀物在蘇格蘭市場售賣的價格，不可能比與它相競爭的同質量蘇格蘭本地穀物的價格高。穀物的品質良否，主要看它可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在這個方麵，英格蘭穀物，遠勝於蘇格蘭穀物，所以，從外表上說，或從其體積上說，英格蘭穀物的價格，高於蘇格蘭穀物的價格，但就其實質即品質或重量說，英格蘭的穀物是貴一些。可是，勞動價格，在蘇格蘭卻比英格蘭低。因此，如果貧苦工人在聯合王國的這一地區即蘇格蘭，能維持其家庭，那麽在另一地區即英格蘭，就必能過富裕的生活。現今，燕麥片為蘇格蘭普通人民的最好食物，這和英格蘭同階級人民最常食的食物比較，一般是壞得多。這種生活方式的差異，不是兩地人民工資差異的原因，而是工資差異的結果，可是許多人卻往往不可思議地倒果為因。甲富而乙貧，並不是因為甲有馬，乙卻步行，而是因為甲富能備有馬車，乙窮而不得不步行。
按各年度計算，上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穀物價格，比現世紀高。現在，這是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必欲加以可能有的實證，那麽蘇格蘭比英格蘭更為明確。因為蘇格蘭每年的公定穀價可作證明，蘇格蘭每年按市場實際狀況，依宣誓手續，評定所屬各地種種穀物的價格。如果這種直接證據還需要間接證據作為旁證，那麽我說，法國甚或歐洲大多數地方的情況也是這樣。不過，前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穀物價格，略高於現世紀，雖無可置疑，但上世紀兩地勞動價格，比現世紀低得多，亦同樣無可置疑。因此，假如貧窮工人，在前世紀能夠維持他的家用，那麽他現在必定能過著舒適得多的生活。上世紀，在蘇格蘭大多數地方，普通勞動的最普通日工資，夏天為6便士，冬天為5便士。在蘇格蘭高地及西部各島一些地方，工資還是一星期3先令或大約3先令。現在，在蘇格蘭低地，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一天為8便士。在愛丁堡附近，在鄰近英格蘭因而可能受英格蘭影響的各州，在勞動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愛州等附近，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一天為10便士，有時或為1先令。英格蘭農工商業的改進，遠較蘇格蘭為早。勞動的需求以及勞動的價格，必隨此等改良而增加。因此，在上世紀和現世紀，英格蘭的勞動工資高於蘇格蘭。而且從那時以來，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大大增加，但由於英格蘭各地支付的工資，在種類上比蘇格蘭多，所以，要確定英格蘭工資的增加率，比蘇格蘭困難。 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餉銀，與現今同為8便士。當初規定這種薪餉額度時，必然是以普通工人普通工資為標準，因為步兵大都征自這個階級。查理二世時代，高等法院院長黑爾斯馬修·黑爾斯爵士。，推算工人六口（父親母親，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子女二人）之家的費用，一星期為10先令，即一年需26鎊。他認為，如果他們不能靠勞動來賺得此數，他們就得靠乞討或盜竊來湊成此數。黑爾斯對於這問題，似曾下了一番工夫去研究參閱他所訂立的濟貧計劃，見伯恩《濟貧法史》。。師從熟習政治數學博得德維南博士的格裏戈裏·金，也曾推算一般工人及外傭工的普通收入，以平均由三個半人合成的家庭計算，一年需費15鎊。從表麵上看，金的計算，似與黑爾斯的計算有出入，但實則大體一致。他們都認為，這種家庭一星期的費用，每人約20便士。從那時以來，王國多數地方，這種家庭的貨幣收入與貨幣費用，都有大的增加，不過有的地方增加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少些，而且所增加的，沒有像最近刊布的關於現今勞動工資增高那些誇張報告所說的那麽多。必須指出，任何地方的勞動價格，都不能極正確地確定，因為，就算是同一地方同一種類的勞動，也往往依照工人的巧拙以及雇主的大方或者吝嗇，給付不同的價格。在工資沒有法律規定的地方，我們想要確定的，隻是最普通的工資。而且，經驗似乎告訴我們，法律雖屢次企圖規定工資，但實際上，卻從未作出適當的規定。在上個世紀，蘇格蘭的穀物比英格蘭貴，而工資則較低。
現世紀，勞動的真實報酬，即勞動使工人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實數量的增加，可能在比例上大於勞動貨幣價格的增加。不僅穀物已略為便宜，而且令勤勞人民愜意的衛生的食物，其價格也變得大為低廉。例如，現今王國大多數地方馬鈴薯價格，隻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從前用鍬而今日普遍用犁種植的蕪菁、胡蘿卜、卷心菜等的價格，也可以說和馬鈴薯同樣低廉，所有各種蔬菜都更加便宜。我們知道，前一世紀英國消費的大部分蘋果和洋蔥，都是由弗蘭德輸入的。麻布製造和呢絨製造的大改良，給工人提供了更為物美價廉的衣服。粗金屬製造的大大改進，使他們能得到較低廉的和好的勞動工具，以及許多令人愜意的和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鹽、蠟燭、皮革和酵母酒卻已經變得大為昂貴，主要是由於對它們課征的稅捐。世人往往說，奢侈之風波及下等階級，連貧窮工人現在也對以前的衣食住條件感到不滿足，他們這樣說，使我們確信，勞動的貨幣價格與其真實價格增大了。
下層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好處呢，還是沒有好處？答案似乎一看就是十分明白的。各種傭人、工人和職工，在任何大政治的社會中，都占最大部分。社會最大部分成員境遇的改善，決不能視為對社會全體不利。當絕大部分成員貧窮困苦時，沒有一個社會能夠是興旺和幸福的。此外，隻有那些為整個社會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得勞動產物的一部分，以便能得到勉強過得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時，那才算是公平。勞動的高收益是有益於社會的。
貧困無疑不會鼓勵人們結婚，但並不能永遠阻止人們結婚。貧困似乎還有利於生育。蘇格蘭高地處於半饑餓狀態的婦女，常生子女20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會婦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隻能生兩三個。在上流社會中常見的不孕症在下流社會中極不常見。女性的奢侈，雖能刺激享樂的欲望，但看起來往往會削弱，而且常常會徹底破壞生育能力。貧窮不能阻止生育。
貧窮雖然不能阻止生育，但卻極其不利於兒童。柔嫩植物長出來了，但在土地開裂和氣候嚴酷的環境中，不久就枯死。我常聽說，蘇格蘭高地常有一母產子20個而活的隻有一個的實例。幾個富有經驗的軍官告訴我說，士兵在聯隊內生的全部子女，都不能來填補部隊中士兵的人數，甚至不能拿來當吹鼓手。但是，在兵營附近看到的可愛孩子，卻比其他地方多。這些孩子很少長到十三四歲。有些地方生出來的兒童，在四歲前，死去一半；有許多地方，在七歲前死去一半；在九、十歲前死去一半，幾乎是一種普遍現象。這樣高的死亡率在普通家庭中較為常見，他們沒有能力像處境好的人那樣去撫養孩子。一般地說，他們的結婚，雖比上流社會的人更為多產，但他們的兒童中，達到成年的卻比較少。與普通人民的兒童比較，育嬰堂及教區慈善會內收養的兒童，死亡率還要大。但不利於撫養兒童。
每一種動物都自然而然地與它們的生活資料成比例地繁殖，超過了這個比例沒有一個能夠繁殖。沒有一種動物的增殖，能超過這個比例。然而，在文明社會，隻有在下等人中間，生活資料不夠才能限製人類進一步繁殖。要限製進一步的增殖，除了殺死他們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沒有其他方法。因而限製了繁殖。
豐厚的酬勞能使他們為自己的子女提供較好的供應，從而能養活更多的子女，這樣自然就會擴寬和擴大上述限度。應該指出，上述限度擴大的程度，也必然盡可能和勞動需求所需要的程度有所相稱。如果勞動需求繼續增加，勞動報酬必然鼓勵工人結婚和增殖，使他們能夠不斷增加人口，來供給不斷增加的勞動需求。如果勞動報酬在任何時候比此目的需要的更少，人手缺乏不久就會為此提高。與其在任何時候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過度繁殖就會使之降到與這個必要的比例。因此，像對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產一樣，對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產。生產過於遲緩，則加以促進；生產過於迅速，則加以抑製。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國家，在美國，在歐洲各國，在中國，正是這種需求調節和決定繁殖的狀態：它使得繁殖在北美迅速進行，在歐洲緩慢而逐漸地進行，在中國完全停止進行。而豐厚的勞動報酬則鼓勵繁殖。
據說，奴隸的損耗，其損失在雇主，自由傭工的損耗，其損失卻在他自身。
可是後者的損耗和前者的一樣會使他們的雇主遭受損失。各種職工和傭工，都必須給付這樣的工資，使他們能夠按照社會對他們的需求的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等情況，而維持其種類。支付給工匠和各種傭工的工資，必須按照社會需求的增長而增加，減少而降低，維持工匠和傭工的人數。若錢財由習慣漫無秩序的富人管理，管理上自然亦是漫無秩序；若由處處節省和錙銖必較的窮人自己管理，管理上亦是處處節省和錙銖必較，在相同的情況下卻需要更多的費用。因此，從不同時代和國家的經驗來看，我相信自由人所完成的工作會比奴隸所完成的工作價格終歸要低廉一些。即使在普通勞動工資很高的波士頓、紐約和費城，也是這樣。雖然不是那麽高昂，自由人的損耗也像奴隸的損耗一樣得到償付。
所以，勞動的豐厚報酬既是財富增長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對充足的勞動報酬發出怨言，就是對普遍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發出悲歎。
或許應當指出，在進步狀態中，即不是在社會已達到極端富裕的時候，而是在它不斷地變得更加富裕的時候，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是最舒適最幸福的；在社會靜止狀態下，境遇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下，是困苦的。進步狀態實是社會各階級快樂旺盛的狀態，靜止狀態是呆滯的狀態，而退步狀態則是悲慘的狀態。
勞動的豐厚報酬鼓勵人口的繁殖，增進普通人民的勤勉，而勞動工資則作為勤勉的獎勵。勤勉像人類其他品質一樣，越受獎勵越發勤奮。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工人體力增進，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愉快希望，使他們益加努力。例如，在英格蘭就和在蘇格蘭不同，在大城鎮周圍就和在窮鄉僻壤不同。誠然，有些工人如能在四天中掙得足以維持一星期生活的生活資料，將無所事事地虛度過其餘三天，但就大多數工人來說，並不如此。反之，在工資按件計算時，許多工人往往沒幾年就把身體搞垮了。然而，這並不是大多數人的情況。據說，在倫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木匠，都不能保持最精壯氣力到八年以上。這種現象，在工資按件計算的許多其他行業，也經常發生。幾乎每一類工匠，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上操勞過度，常患某種職業病。意大利著名醫生拉馬齊尼，關於這類疾病，曾著有專書。我們不把我們的士兵看做勤勞人民，但在他們從事某項特殊工程而按件領受工資時，軍官常須與領工者約定他們每日的報酬，按他們的報酬率，不得超過一定數額。在這條件訂定之前，士兵常因相互競爭希望得到較大報酬而操勞過度，損害健康。常常有人抱怨，一星期中四天的緊張工作是其他三天偷懶的原因。大多數人在連續數天緊張的腦力或體力勞動之後，自然會強烈地想要休息。這種欲望如果不受到強烈或巨大的必要性限製，幾乎是不可抗拒的。這是本性的要求，必須用某種態度去滿足，有時候也隻不過是悠然自得而已。如不依從這要求，其結果常是很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就算結果不是那樣，遲早亦會產生職業上的特殊疾病。如果雇主聽從理性及人道主義的主宰，就不應常常鼓勵工人勤勉，應當要他們適度地工作。這樣不僅能使工作長久，還能保持身心的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完成大量的工作。高工資鼓勵勤勉。
有人說，在物價低廉的年度，工人大抵較平常懶惰；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則較平常勤勉。因此得出結論說，生活資料的豐富會使他們的勤勉放鬆，而生活資料貧乏，會使之加速。如果說生活資料較平常略為豐富，也許使一部分工人偷閑，那是無可置疑的，但若說大多數工人，都會因此倦怠於作業，或者說，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時，比吃得好時工作更好，在意誌消沉時，比興致勃勃時工作更好，在疾病時，比健康時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說法。對普通的人來說，饑饉的年歲，往往是疾病和死亡肆虐的年歲，而疾病和死亡，勢必減少他們的勞動產物。物價賤的年份會鼓勵懶惰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在物資豐富的年歲，傭工們常常會離開自己的雇主，去碰碰運氣，看憑借自己的勤勉能贏得多少生活資料。但食品價格的低廉，也鼓勵雇主，尤其是農場主，雇用更多的傭工。因為在這時期，農場主與其以低廉市價出售穀物，倒不如以穀物維持較多傭工，以期得到較大的利潤。對傭工的需求增加，而供應這需求的人數卻減少。所以勞動價格往往在物價低廉時上升。物價賤的年份工資高。
在物資缺乏的年份裏，生活資料來得很不容易，也不確定。這樣使傭工們都急切地回到雇主那裏。求職的人數，既然超過了就職的機會，許多人就隻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條件，來獲取職業。所以在物價昂貴的年度，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往往低落。
因此，各種雇主，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和工人訂結契約，比在物價低廉的年度更為有利。而且他們覺得，工人在前一情況下，比在後一情況下更為恭順，更願依靠他們，所以，雇主們認為，物價高昂的年度對他們的事業更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農場主這兩個最大的雇主階級，還有另外的理由樂於看到物價貴的年份。不過，若說一般人在為自己工作時，工作較少，在為他人工作時，工作較多，那是再荒謬不過的。一個貧窮的獨立工人，甚至比一個按件酬勞的傭工更為勤勉。前者享受自己的勞動結果，後者和雇主分享。工資以年或月計的雇工，不論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樣的工資和津貼，就這一點說，獨立工人的工作效率比這些雇工大得多。物價高昂的年歲，傾向於增高獨立工人對各種幫工和傭工的比例，而物價低廉的年歲，則傾向於減低其比例。因而雇主們稱讚物價貴的年份。
邁桑斯是法國一位博學多能的作家，在聖·埃蒂安選舉時任貢稅收稅官。他企圖通過比較三種不同的製造業中所生產的貨幣和數量來表明窮人在物價賤的年代比在物價貴的年代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邁桑斯表明，在法國的某些製造業中，物價賤的年份產出較多。
蘇格蘭的麻布製造業和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品製造業是成長中的製造業，它們的產品總的來說雖然時有變動，但在產量和產值上都是一直在上升。可通過考察它們的年度報告，我沒有發現它們的生產變化同每年物價的變化有任何明顯的關聯。誠然，在物資非常不足的1740年，這兩種製造品產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資也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蘇格蘭製造品產量卻比常年多。在美國印花稅法廢除以後，約克郡的製造業產量確實下降了，直到1766年，產量才上升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及其次年，產量大大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年，此後一直不斷增長。
以販銷遠地為目的的所有大製造業的產品量，與其說必然取決於產地旺季價格是高或是低，倒不如說取決於消費國中影響商品需求的那些情況，取決於和平還是戰爭，取決於其他競爭製造業的盛衰，取決於那些商品的主要顧客是高興買還是不高興買。此外，可能在價格低廉年份完成的大部分特殊工作，從來不進入製造業和公共登記冊。離開雇主的男傭工，成為獨立工人。婦女回到父母家中，從事紡織，給自身及家庭製造衣服。連獨立工人也未必都製造售給大眾的商品，而為鄰人雇請，製造家庭用品。因此，他們的勞動產品常常不列入公共登記冊中，這些登記冊登記的記錄有時十分誇張，而我們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卻常常據以虛幻地宣稱這個最大的帝國是如何繁榮和衰落的。生產依存於其他的情況，其中許多在價賤年份中不曾考慮到。
雖然勞動價格的變動，不一定都與食物價格的變動一致，而且往往完全相反，但我們不可因此認為，食品價格對於勞動價格沒有影響。勞動的貨幣價格必然受兩種情況的支配：對勞動的需求；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對勞動的需求，按照它是在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換言之，按照它所需要的是增加的人口、減少的人口或是不增不減的人口，而決定必須給予工人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而勞動的貨幣價格，取決於購買這數量所需要的金額。所以，在食品價格低的地方，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卻很高。如果食品的價格高，即使對勞動的需求沒有發生改變，勞動的貨幣價格也將更高。可見勞動價格與食物價格之間有聯係。
這是因為在突然發生的非常大的豐年，許多雇主手中的資金，足夠維持和雇用比他們前一年所雇用的多的工人，而這些超過通常需要的工人，未必都能雇到，於是，要雇用更多工人的雇主，便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使勞動的貨幣價格及真實價格抬高起來。在豐富的年份，對勞動的需求更大。
在突然的和特殊的物資缺乏年份，情形恰好相反。用來雇用工人的資金，較前年度少，便有許多人失業，於是他們為獲得職業而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使勞動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都下落。1740年是特別缺乏的一年，許多人願意但求生存而工作。以後幾年是比較豐富的年份，比較難雇到勞動者和傭工。缺乏的年份，對勞動的需求減少。
在物價高昂的年月裏，由於食品匱乏，對勞動的需求減少，使勞動的價格降低，而食品價格的高昂又促使勞動價格提高。反之，價格低廉的年月裏，通過對勞動需求的增加，傾向於提高勞動價格，而食品的廉價則傾向於降低勞動的價格。在食品價格隻有一般變動的情況下，那兩種對立原因，似乎會互相抵消。這也許就是勞動工資之所以在哪都較食物價格穩定得多、經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食物價格變化的效果就這樣被抵消。
勞動工資的增加，必然按照價格中工資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抬高許多商品的價格，並按照價格增高的比例，減少國內外這些商品的消費。可是提高勞動工資的基本原因，是資本的增加，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較少量的勞動能生產較大量的產品。雇用很多工人的資本家，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勢必妥當分配他們的業務，使他們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為了同樣的原因，他力圖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工人們所想得到的最好的機器。在某一特殊工廠內工人間發生的事情，由於同一理由，也在全社會的工人間發生。工人的數目越多，他們就自然地被劃分為不同的職業和工種。由於有了這些改良的機械，許多物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勞動生產出來。這樣，勞動量的減少，就不隻抵償勞動價格的增加。工資的增加會提高價格，然而其原因會降低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