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或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
來源的各種政治經濟學體係政治經濟學中的農業體係不需要像我對商業體係所做的解釋那麽冗長。
據我所知，把土地生產物看做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從來未被任何國家所采用。現在它隻在法國少數博學多能的學者的理論中存在著。對一個從來沒有也許永遠也不會對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造成任何傷害的體係的錯誤肯定也不值得去做詳盡的研究。不過，對於這個極微妙的學說，我將盡我所能，明確說出它的輪廓。
路易十四有名的大臣科爾伯特，為人正直，而且勤勉異常，有淵博的知識，對於公共賬目的檢查極富經驗而且眼光敏銳，總之是個在各方麵都具有能力把公共收入的征收和支出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不幸，這位大臣抱有重商主義的所有偏見，那是一個在性質和本質上限製和調控的體係。這個體係對於一個慣於管理各部公務，並設置必要的製裁與監督，使各部事務不逾越其適當範圍，而又勤苦工作的事務家，是很合脾胃的。他竭力用對政府各個部門所采用的模式來調控一個大國的商業和工業。他要求對每個部門建立必要的檢查控製，使他們各盡其職。因而他不讓各個人在平等自由與正義的公平計劃下，按照各自的路線，追求各自的利益，卻給某些產業部門以異常的特權，而給其他產業部門以異常的限製。他不僅像歐洲其他大臣一樣，更多地鼓勵城鎮產業（與農村工業相比），而且為了支持城鎮工業，他願意壓抑農村產業。為了使城鎮居民得以廉價購買食物，他鼓勵製造業與國外貿易，他完全禁止穀物出口。這就使農村居民不能把其產業產品的最重要部分運往任何一個國外市場。這種禁令再加上法國古代各省法令中對穀物運出的限製以及幾乎所有各省對耕作者所征收的沉重的賦稅挫傷和壓製了法國的農業，使其遠低於在如此土地肥沃、氣候宜人的條件下有發展的水平。全國各地區也都可以感受到這種挫傷和壓抑的狀況。關於其原因有許多方麵也已開始深入探討。科爾伯特先生的各種製度給予城鎮工業比農村工業的優惠也是其原因之一。科爾伯特采用商業體係，重視城鎮產業。
俗話說：矯枉過正。主張把農業視為各國收入與財富的唯一來源的這些法國學者們，似乎采用了這個格言。由於在科爾伯特的製度中，和農村工業比較，城鎮工業確是過於受到重視，在他們的體係中城鎮工業看來又肯定是同樣地被低估了。結果使擁護農業體係的法國哲學家們低估城鎮產業。
他們把為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有所貢獻的各階級人民，分為三種。第一種，土地所有者階級；第二種，耕作者、農場主和農村勞動者階級，對於這一階級，他們給以生產階級這一光榮稱號；第三種，工匠、製造者和商人階級，對於這一階級，他們用不生育的或非生產階級這個羞辱性的稱號來竭力貶低他們。
所有者階級，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因為他們把金錢花在了土地改良上，花在建築物、排水溝、圍牆及其他改良上的費用。有了這些改良耕作者就能以同一的資本，生產更多的生產物，因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這種增高的地租，可視為所有者在改良其土地中所投入的費用或資金所應得的利息或利潤。這種開支，在這個體係中稱為土地費用。
耕作者或農場主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通過他們投在耕作土地的費用，在這個體係中稱為原始費用和每年費用。原始費用包括：農具、耕畜、種子以及農場主的家屬、雇工和牲畜在他從事耕作第一年（至少在其大部分期間）或直到他能從土地上收回某些回報時的生活費用。每年費用包括：種子、農具的磨損以及農場主的雇工、耕畜和家屬（隻要家屬中某些成員可視為農業雇工）每年的生活費用。在土地生產物中交付地租後剩餘歸他的那一部分，首先應該足以在相當期間內，至少在他耕種期間內，補償他的全部原始費用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其次應足以補償他全部的每年費用，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這兩種費用是農場主用於耕作的兩種資本，若這兩種資本不按時地回到他手中，並給付合理的利潤，他就不能與其他職業者處在同等地位而繼續經營他自己這個行業。他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盡可能地放棄這個職業，而尋求其他職業。為使農場主能繼續工作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土地生產物，應視為用於耕作的專款，倘若地主加以侵害，就必然會減少他自己土地的生產物，而且不用多少年就會使農場主無力支付與土地年產值相等的租金，而且不能支付原本相當合理的地租。地主應得的地租，隻是在完全支付了以前為提高總產物或是全部土地產物所支付的必要的全部費用之後的淨產物。這種淨產物是耕作者的勞動在完全支付了所有必需的費用後提供的。所以在這種學說中，這種階級才被尊稱為生產階級。根據同一理由，他們的原始費用和每年費用，在這種學說中亦被稱為生產費用，因為他們在補償自身的價值後，還能使這個淨產物每年再生產。耕種者對產物的貢獻是原始的和每年的耕種費。
所謂土地費用，即地主用來改良自己土地的費用，在這種學說中亦被尊稱為生產費用。此等費用的全部及資本的普通利潤，在還未通過增高的地租完完全全還給地主以前，這增高的地租應被教堂和國王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且對它不應征收什一稅或其他稅。不然，就會妨害土地的改良，從而妨害教會自身的什一稅的未來增加，也妨害國王稅收的未來增加。因之在井然有序的狀態下，此等土地費用在完全再生產了它自身的全部價值以外，還能在若幹時間以後會帶來淨產物的再生產，所以在這種學說中，它們被視做生產費用。這些支出應當免征一切稅捐。
不過，在這種學說中被稱為生產費用的，就隻有這三種，即地主的土地費用、農民的原始和年度費用。所有其他費用和所有其他階層的人，甚至那些在人們的普通理解中被視為最能生產的人在這個學說中都被視作完全非生產的。所有其他的支出和階層都是非生產的。
按人們一般的見解，工匠與製造者，尤其是他們的勞動，是大大增加了土地原生產物的價值的，但在這種體係中卻被視為完全非生產的階級。據說，他們的勞動隻償還了雇用他們的資本及其普通利潤。這種資金包括材料、工具以及他們的雇主預付給他們的工資。而且是被雇主指定用來雇用他們、維持他們的基金。其利潤乃是被指定用來維持他們雇主的基金。他們的雇主如同預付給他們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工具及工資一樣，他也同樣預付給他自己維持其自身生活所必需的費用。他所預付的這種維持費，通常和他在產品價格上所希冀的利潤成比例。如果產品價值不夠償還他為自己而預付的維持費，以及為勞動者而預付的原材料、工具與工資，那他就顯然沒有償還他所投下的全部費用。所以製造業資本的利潤不像地租，不是在完全支付為了取得利潤所必須投入的全部費用後所剩下的淨產物。農場主的資本像製造者的資本一樣，給資本所有者提供利潤，不過農民的資金還給另一個人生產地租，這一點製造業主的資金就沒有。所以用來雇用並維持工匠、製造業工人的費用，隻不過是使其本身價值繼續存在，並不能生產任何新的價值。所以它全然是一種非生產性費用，反之，用來雇用農民或農村勞動者的費用除了延續它本身價值的存在之外還生產新的價值，即地主的地租。因此，它是生產費用。尤其是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以及雇用他們的支出。
商業資本和製造業資本都是非生產資金。它隻能延續它自身價值的存在，不能生產任何新價值。其利潤隻是投資人在投資期間或收得報酬前為自身而預付的生活費用。換言之，這個利潤隻是對投資人在運用資金時所必須投入的費用的部分補償。商業資本也是一樣。
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對於土地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從來不能增添任何東西。誠然它大大增加了對土地原生產物某些特殊部分的價值。但同時他們在勞動時要消費原生產物其他部分。他們對這部分的消費，恰好等於他們對那部分的增加。以致在任何時候他們的勞動對全部的價值也沒有一點的增加。例如，製造一對花邊的人，有時會把僅值1便士的亞麻的價值，提高到30鎊。乍看起來，他似乎把一部分原生產物的價值，增加了約7200倍，但其實，他對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毫無所增。這種花邊的製造，也許要費他兩年勞動。花邊製成後，他所得的那30鎊，隻不過是補還這兩年他給自己預付的生活資料罷了。他通過每日、每月或每年的勞動，對於亞麻所增加的價值，隻不過補償這一日、一月或一年所消費的價值。所以他從來沒有對土地原生產物的總額增加任何價值。他繼續消費的那部分原生產物總是永遠等於他持續不斷生產的價值。被雇在這種費用多而又不重要的製造業上的人，大部分都是非常貧窮的，因此可使我們相信，他們製造品的價格通常情況下不可能超過他們的生活費用的價值。但就農場主及農村勞動者的工作則不然。在通常情況下，地主的地租就是完全補償了全部消費及補償了投入在雇用和維持工人和他們的雇主的全部費用後一直持續不斷生產的價值。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不增加年產物的價值。
工匠、製造業工人、商人，隻能通過節儉來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或按這個體係的說法，隻能由克己，即自行剝奪自己生活資料基金的一部分以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他們每年所再生產的，除了這種基金，再無別的。所以，倘若他們每年不能節省一部分，倘若不能每年自行剝奪一部分的享受，社會的收入與財富通過他們的勞動絕不可能有任何一點增長。反之，農場主及農村勞動者卻可享受其自己生活資料基金全部，同時仍可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他們的勞動除了給自己提供生活資料以外，還能每年提供一種淨產物，這種淨產物的增長必然會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像法國、英國這樣的一些國家，他們擁有大量的所有者和生產者，能夠通過勤勞享受致富。反之，像荷蘭、漢堡那樣以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國家，卻隻能通過節省和生活的匱乏而致富。境況如此不同的國家，國家的利益也極為不同，人民的普通性格也大不相同。在前一類國家中，寬大、坦白和友愛，自然成為普通國民性的一部分。在後一類國家中，構成其人民普通性格中一部分的便是狹隘、卑鄙和自私，討厭所有社會娛樂和享受。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隻能靠節儉來增加收入。
商人、工匠、製造業工人這些非生產階級完全是由其他兩個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及耕作者階級）的費用來維持與雇用的。後兩個階級給前一個階級提供加工的原料和維持生活的基金，供給他們所消費的穀物和牲畜。非生產階級所有工人的工資以及他們所有雇主的利潤，最終都須由地主及耕作者支付。這些工人和雇主實際上就是地主和耕作者的傭人。他們與家仆的區別，僅為一在戶外工作、一在戶內工作，不過兩者都是由同一主人所供養。他們的勞動同樣是非生產的，都不能增加土地原生產物總額的價值。它不但不能增加這總額的價值，而且是其中必須支付的一個費用。非生產階級是靠其他兩個階級來維持的。
不過，這個非生產階級，不但有用，而且對於其他兩大階級還大有用處。通過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地主與耕作者才能以少得多的自己勞動的產物購得他們所需的外國貨物及本國製造品。如果他們企圖用笨拙而不熟練的方式自己去進口或親自製造這些東西，那就要花大得多的勞動量。借著非生產階級的幫助，耕作者能專心耕作土地，免去很多操勞。沒有分心而能專心一致地耕作所造成的產品的優勢完全足以支付耕作者或他們自己維持雇用非生產階級所需的全部費用。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就其本身性質說，雖是完全非生產的，但間接有助於土地生產物的增加。他們的勞動能使生產性勞動者專心於原有職業，即耕作土地，於是耕作這一職業往往由於不以耕作為業的人的勞動而常常變得更加輕鬆、有效。
從任何一方麵講，限製或挫傷商人、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產業從來也不可能符合所有者和耕作者的利益。這一非生產階級越自由，他們之間各種職業的競爭越激烈，其他兩個階級所需的外國商品及本國製造品，就將以越低廉的價格得到供給。挫抑非生產階級的勞動不符合兩個生產階級的利益。
壓迫其他兩個階級從來也不可能符合非生產階級的利益。維持並雇用非生產階級的，乃是先維持耕作者及地主以後剩留下來的土地生產物。這剩餘額越大，它將維持和雇用的那個階級也必然更多。完全正義、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確立，是這三個階級同臻於最高度繁榮的最簡單而又最有效的秘訣。壓迫其他兩個階級也絕不符合非生產階級的利益。
在荷蘭和漢堡那樣主要由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這一非生產階級構成的商業國家中，這個非生產階級，也是這樣由地主及土地耕作者來維持和雇用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所有者和耕作者（其中絕大部分）遠離由靠他們提供加工材料和生活基金而身居極不方便的遙遠的商人、工匠和製造者，他們是其他國家的居民和其他政府的臣民。商業國同樣是靠農業國來維持的。
不過這樣的商業國，不僅對本國居民有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居民也大為有用。其他各國居民，本應在國內找到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但由於國家政策的某種缺點，不能在國內找到他們。有了商業國，這種極其重要的缺陷，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補。
通過對與商業國家的貿易或其所供給的商品征收高關稅，以妨害或抑製這些商業國家的產業從來都不符合農業國家利益。通過使那些商品變得昂貴的關稅，隻可能使他們本國土地剩餘產物的實際價值在與那些商品即那些商品的價值進行交易時降低。這種關稅的唯一作用是，妨害此等剩餘生產物的增加，從而妨害他們自己土地的改良與耕作。相反，準許所有這些商業國家最完全的自由貿易，乃是提高這種剩餘生產物的價值，鼓勵這種剩餘生產物增加，並從而鼓勵國內土地改良及耕作的最有效方案。
這種完全的貿易自由甚至是最有效的應急措施。它在適當期間，供他們以國內所缺少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以最適當和最有利的方式填補他們感觸很深的那個十分重要的空缺。
土地剩餘生產物不斷增加到了相當時機，將創造一個比按普通利潤率所可能投入土地改良和耕作的資金更大的資金。而其剩餘部分將很自然地投入到雇用本國的工匠和製造業者身上。國內的工匠與製造業工人，能在國內找到他們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資料基金，所以，即使技術與熟練程度遠不如人，亦能立即與商業國家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作成他們的產品，因為此等商業國家的同類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必須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運來所需的材料與生活資料。即使由於缺少技術與熟練程度，他們在一定時間內，不能和此等商業國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一樣，以同樣低廉的價格，作成他們的產品，但也許能夠在國內市場上，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品，因為此等商業國家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製造的貨物，必須由很遠很遠的地方運來。而且，在他們的技術與熟練程度改進了的時候，他們很快就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品。於是，此等商業國家的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將在那些農業國的市場上遇到競爭者，不久以後，就不得不賤賣，被趕出市場。隨著技術與熟練程度的逐漸改進，此等農業國製造品的低廉，將使其製造品在適當時期，推廣到國內市場之外，即推銷於許多國外市場，並在那裏，按同樣的方式，逐漸把這些商業國家的許多製造品排擠出去。由於自己資本的增加，首先用來雇用製造業者。
農業國原生產物及製造品不斷增加到了一定時期，將創造比以普通利潤率投入農業和製造業所能創造的更大的資金。這一部分資本的剩餘部分自然會轉向對外貿易，即把國內市場上不需要的過剩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運到外國去。在輸出本國生產物時，農業國商人亦將比商業國商人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像農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比商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一樣。後者必須在遠地尋求貨物、原料與食品，前者能在國內找到這些東西。所以，即使他們航海技術較為低劣，他們亦能和商業國商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在外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貨物。如果有同等的航海技術時他們就將能出售得更便宜。所以，他們不久就能和商業國商人在外貿這個領域競爭，到一定時候就將完全把他們從外貿中擠走。然後溢出對外貿易。
所以，根據這一自由和寬大的體係，農業國要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對所有其他國家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給予最完全的貿易自由。從而他可以提高國內剩餘土地生產物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不斷增加會逐漸建立起來一筆基金，他到一定時候必然把所需的各種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培育起來。因此，自由貿易對引入製造業和對外貿易是最好的辦法。
相反，倘若農業國以高關稅或禁令壓製對外貿易時，就必然在兩個方麵妨害它本身的利益。首先，提高所有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價格，必然減低用以購買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本國剩餘土地生產物的真實價值；其次，給予本國商人、工匠與製造業工人以國內市場的獨占，就會提高工商業利潤率，使其高於農業利潤率，這樣就把原來投在農業上的資本的一部分吸引到工商業去，或使原要投在農業上的那一部分資本，不投到農業上。所以，這個政策在兩個方麵阻礙了農業的發展。首先，通過降低農產品的實際價值，從而使農業投資的利潤率降低；其次，提高其他所有資本用途的利潤率。農業因此成為利益較少的行業，而商業與製造業卻因此變得更有利可圖。各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都企圖盡可能地把資本及勞動從前一類用途改投到後一類用途。高關稅和禁止出口會降低農產品的價值，提高商業和製造業利潤。
農業國通過這種壓製政策，能以比在通過貿易自由情況下稍大的速度培育出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不過，這事頗值得懷疑，而且如果是在時機沒有完全成熟前培養出他們，過快培養出了一種勞動，將壓製另外一種更有價值的勞動。對於僅能補償所投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的產業，如以過於急速的方法加以培育，結果就會壓抑另一種產業，即除了補償資本並提供其利潤以外，還能提供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地租的產業。過於匆忙地鼓勵那種全然的非生產勞動，將壓製生產勞動。隻能不成熟地培養出製造業者和商人。
根據這種體係，土地年產物全部是怎樣在上述那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配，不生產階級的勞動為什麽隻補還它所消費的價值，而不增加那全額的價值，則由這一學說的最聰明、最淵博的創始者魁奈，用一些數學公式表明出來了。在這些公式中的第一個中（他通過突出的方法特意把它稱為《經濟表》）表達他想象在最完全的自由狀態下，因而是在最繁榮的狀態下所可能實現的方式。在那種狀態下，年產物能提供最大量的純產物，而各階級能在全部年產物中享有其應得的份額。
接著，有幾個公式，又把在有各種限製及規章條例的狀態下，在地主階級和不生產階級受惠多於耕作者階級的狀態下，在這兩個階級侵蝕生產階級應得部分的狀態下，他所想象的這種分配的進行方式，表述出來。按照這個學說，最完全自由狀態所確立的自然分配，每一次受侵蝕，每一次受侵害，都必然會或多或少地減損年產物的價值與總和，因而使社會收入與財富逐漸減少。減少的程度，必按照侵蝕程度，必按照自然分配所受的侵害程度，這個減少的過程必然逐漸加快或放慢。這些公式，表述了減少的不同程度，根據這個體係，這個減少的不同程度總是與那個自然分配方式遭到破壞的程度相一致。
一些純理論醫生仿佛以為人體的健康隻能靠食物及運動的正確養生方法來保持，稍有違反，必然引起相應程度的疾病或混亂。但經驗似乎告訴我們，在各種不同的養生方法下，人類身體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狀態，至少從表麵上看是這樣，甚至在一般認為很不衛生的情況下也能保持最完美的健康狀態。不過看來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就含有一種未被發覺的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麵預防並糾正極不良衛生方法的不良結果。魁奈就是一個醫生，並且是個極有思想的醫生，他似乎對於國家亦抱有同樣的概念，以為隻有在完全自由與完全公平的正確製度下，國家才能繁榮發達起來。他似乎沒有考慮到，在國家內，各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麵預防並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壓抑的政治經濟的不良結果。這種政治經濟，雖無疑會多少阻礙一國趨於富裕繁榮的發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國後退。如果一國沒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義，即無繁榮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國能夠繁榮了。幸運的是，在國家內，自然的智慧，對於人類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許多惡影響，有了充分的準備來做糾正，正如在人體內，自然的智慧有充分準備來糾正人類的懶惰及無節製的不良結果一樣。盡管有造成傷害的規章，國家仍然能夠繁榮。
不過，這個體係的主要錯誤似乎就在於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看做全無生產或全非生產的階級。下麵幾點觀察可以表明這種說法的不妥之處。
第一，大家都公認這一階級每年再生產他們自身每年消費的價值，至少是使維持和雇用他們的資金得以繼續存在。單純根據這一點，把非生產的名稱加在他們頭上看來就十分不妥。隻生一男一女來代替父母延續人類而不能增加人類數目的婚姻，不能稱為不生兒育女的婚姻。誠然，農場主與農村勞動者，除補償維持他們和雇用他們的資本以外，每年還再生產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的地租。生育三個兒女的婚姻，確比生育兩個兒女的婚姻更有生產力，而農民與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確比商人、製造業工人與工匠的勞動更有生產力。隻是，一個階級產量高並不就使另一個階級變成了非生產的。他們再生產出至少每年的消費，使雇用他們的資本得到延續。
第二，根據這一點，把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和家仆一樣看待是完全不適當的。家仆的勞動，不能延續雇用他們和維持他們基金的存在。他們的維持與雇用，全由主人出費用；他們所搞的工作，在性質上並沒有償還這種費用的可能。他們的工作，大都是隨生隨滅的事務，不固定亦不實現在任何可賣商品上，以補償他們工資及維持費的價值。反之，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卻自然而然地固定並實現在可賣商品上。因此，在討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那一章中，我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歸到生產勞動者內，而把家仆歸到非生產或不生產的勞動者內。他們與家仆不同。
第三，無論根據何種假設，說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都似乎是不妥的。比方說，即使我們假定（像這種學說所假定的一樣），這一階級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費的價值，恰好等於他們每日、每月或每年所生產的價值，亦不能因此便斷言，他們的勞動，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對社會上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無所增加。例如，某一工匠，在收獲後6個月時間，做成了值10鎊的作業，那麽即使他同時消費了值10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他實際上亦對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增加了10鎊的價值。在他消費半年收入即價值10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時，他又生產了一個等價值的產品，使他自己或別人能購買相等的半年收入。所以，這6個月時間所消費及所生產的價值是相等的，不等於10鎊，而等於20鎊。誠然，無論在什麽時候，可能存在的是不超過10鎊的價值。但若這價值10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不為這工匠所消費，而為一士兵或一家仆所消費，那麽在6個月終了，還存在的那一部分年產物的價值，就比這工匠勞動而實實在在所有的要少10鎊的價值了。所以，即使他所生產的價值，無論在什麽時候，都沒有超過他所消費的價值，但無論在什麽時候，市場上貨物實際存在的價值，都由於他的生產，能比沒有他生產時的價值大。他們的勞動增加社會的實際收入。
此種學說的擁護者往往說，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消費，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在他們這樣說時，他們可能指那些人的收入，或預定供他們消費的基金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如果他們的話表達得更確切些，如果他們隻說，這一階級的收入等於這一階級所生產的價值，那麽讀者們也許會更容易想到，這一階級從這個收入中自然節省下來的東西，必然會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因此，為了要說出一種似論據一樣的東西，他們不得不把自己表述得像他們所做的那樣。然而，即使假定事情完全如他們所假設的一樣，那種論據亦是非常不得要領的。
第四，農場主及農村勞動者，如果不節儉，就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和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是一樣的。任何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都隻能由兩種方法來增加。其一，通過提高社會上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的生產力；其二，通過增加社會上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量。為了增加年產物，需要農場主節約，正像需要他們節約一樣。
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取決於：（一）勞動者能力的改進；（二）他工作所使用的機械的改進。因為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勞動，能比農場主和農村勞動者的勞動，實行更加細致的分工，使每個工人的操作更為簡單，所以就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來說，這兩種改進都能達到更高的程度。因此，在這方麵，耕作者階級與工匠及製造者階級相比就不可能有任何優勢。
任何社會實際雇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必須完全依靠雇用有用勞動資本的增加；而這種資本的增加，又必須恰好等於收入（資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資本出借人的收入）中所節省出來的數額。如果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自然而然地比所有者及耕作者更有節儉儲蓄的傾向，那麽他們也就更能夠增加本社會所雇用的有用勞動量，從而能夠增加本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
第五，即使每個國家居民的收入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全由其居民勞動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構成，在其他所有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工商業國的收入必須總是大大高於沒有工業或沒有商業的國家的收入。一個國家通過商業及工業每年能進口的生活資料量，就比其自身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城鎮居民，雖然常常並不占有土地，但能靠自身的勞動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產物，不僅獲得工作的原料，而且獲得生活資料基金。一個城鎮與其鄰近農村的關係，往往是一個獨立國家與其他獨立國家的關係。荷蘭就是這樣從其他國家得到他們生活資料的大部分。活牲畜來自霍耳斯廷及日德蘭；穀物幾乎來自歐洲所有國家。小量的製造品就能購買大量的原生產物。因此，工商業國自然以其一小部分本國製造品來交換其大部分外國原生產物；反之，無工商業的國家，就不得不花費大部分本國原生產物，來購買極小部分的外國製造品。前者出口僅能維持極少數人，供應極少數人使用，但進口的是多數人的生活資料及供應品。後者出口的，是多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但進口的卻隻是極少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前一類國家的居民，總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資料。後一類國家的居民，卻隻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資料。商業和製造業能獲得這個體係所認為的唯一收入。
這一學說盡管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迄今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真理。因此，凡願細心研討這個十分重要科學原理的人，都得對它十分留意。這一學說把投在土地上的勞動表述為唯一的生產性勞動，這方麵的見解，未免還是過於狹窄；但這一學說認為，國民財富並非由不可消費的貨幣財富構成，而是由社會勞動每年所再生產的消費品構成，並認為，完全自由是使這個年度再生產能以最大限度增進的唯一有效方案，這種說法無論從哪一點說，都是公正的、寬宏大量和自由的。這個學說的追隨者非常之多。人們大都喜歡反論，總想裝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東西；這一學說與眾不同，倡言製造業勞動是不生產的勞動，也許是它博得許多人讚賞的一個不小的原因。在過去的幾年間，他們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學派，在法國學術界被稱之為“經濟學家”。他們的著作，把許多向來不曾有人好好研究過的題目，提出來給公眾討論，並使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程度上讚助農業，所以對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確實有貢獻。就因為他們這種說法，法國農業得以從以前所受的許多壓迫下解放了出來。任何未來的土地購買者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長到二十七年了。從前國內各省間穀物運輸所受各省的限製，完全廢除了；輸出穀物到外國的自由，在所有普通情況下，亦由王國的習慣法建立了起來。這個學派的著作浩如煙海，不僅討論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即討論國民財富的性質與起因，而且還討論國家行政組織的每個部門的職責。這些著作，都絕對遵循魁奈的學說，看不出有任何修改。因此，他們的著作大部分都和其他的學說相同。對於這種學說，曾擔任馬提尼科州長的裏維埃曾在《政治社會的自然與基本製度》一書中作過最清楚、最連貫的闡述。這整個學派，對於他們導師(他們自己也是謙虛、樸實的人)的讚揚不亞於古代任何哲學學派對其創立者的讚揚。有一位勤勉而又受人尊敬的學者米拉波說：“有史以來有三大發明在極大程度上給政治社會帶來安定，這些發明在其他許多豐富和裝飾政治社會的發明中鶴立雞群。第一個發明是文字，隻有它使人類能把法律、契約、曆史和發現如實傳達下去。第二個發明是貨幣，它使各文明社會聯係在了一起。第三個發明是《經濟表》，它是另兩個發明的結果，通過完善二者的目標而成就了它們。它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發現，而我們的後代將從中受益。”這個學說盡管有錯，但還是很有價值的。
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於製造業及對外貿易，即城鎮產業，比較不利於農業，即農村產業；而其他各國的政治經濟學，則采用了不同的計劃，這比較有利於農業而不利於製造業及對外貿易。有些國家重視農業。
中國的政策，特別重視農業的發展。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然而，在中國正好相反，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於工匠。在中國每個人的理想就是擁有一塊自己的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而那裏的租佃條件據說很適度，對於佃戶也有充分的保障。中國人不重視對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稱“你們叫花子般的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隻經營對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也隻有一兩個。因此，在中國對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內，如果本國船隻和外國船隻可以更自由地經營對外貿易，那麽這種範圍自然就會大得多。
製造品常常是體積小而價值大的，能以比大部分天然生產物更小的費用由一國運到另一國，因此，幾乎在所有國家它們都是對外貿易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幅員不像中國那麽廣大而國內貿易不像中國那麽發達的國家，製造業也常需要對外貿易的支持。假設沒有廣闊的國外市場，那麽不管是在幅員不大僅能提供狹小國內市場的國家，還是在國內各省間交通不便利以致國內某些地產物不能銷售到國內各地的國家，製造業都不可能發展起來。必須記住，製造業的完善完全依賴於勞動分工，而製造業所能實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到市場範圍的支配，這是我們前麵已經說過的。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氣候多樣，因此各地地產豐富，大部分省之間的水運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僅僅廣大的國內市場就足夠支持龐大的製造業，並且允許有很細致的勞動分工。就規模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並不會小於歐洲各國市場的總和。但是，如果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國家的國外市場，那麽更廣大的對外貿易（如果這種對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就必能給中國的製造業帶來更大的提高，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然會學到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與製造方法，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和工業上的其他各種改良。但在當下中國的政策下，他們除了和鄰國日本接觸外，卻幾乎沒有機會去學習其他的國家來改良他們自己。中國幅員遼闊，但是更多的對外貿易會於它有利。
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乎也是比較有利於農業而不利於所有其他職業。埃及和印度斯坦的印度政府重視農業。
在古埃及和印度，全體人民分成不同的階級或部族，由父到子世襲某一特定職業或某一種類職業。僧侶的兒子必然是僧侶；士兵的兒子必然是士兵；農業勞動者的兒子必然是農業勞動者；織工的兒子必然是織工；裁縫的兒子必然是裁縫；諸如此類。在這兩個國家，僧侶階級都占據了最高的地位，其次是士兵階級，而農場主及農業勞動者階級的地位在商人及製造者階級之上。這些國家的人民分為世襲的階級。
這兩國的政府都特別注重農業的利益。古埃及國王為合理分配尼羅河灌溉各地而興建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非常有名的，它的一些遺跡至今還仍被旅行者所讚賞。印度古代各王公為使恒河及其他許多河流灌溉各地而興建的同類工程，盡管沒有前者有名，但是一樣偉大。因此，這兩國雖然偶然也會有糧食缺乏的情況，但都一直以糧食豐饒而聞名於世。它們雖然都是人口眾多的國家，但即使是在一般收成的年份，他們也能出口大量的穀物到鄰國去。
古埃及有畏海的迷信；印度教則不允許教徒在水上點火，因而不許教徒在水上烹調任何食物，所以實際上就相當於禁止教徒作遠海的航行。埃及和印度人幾乎完全依賴於外國的航運來運輸他們的剩餘生產物。而這樣的依賴必然限製市場，所以必然阻礙剩餘生產物的增加。而且，它對製造品增加的阻礙遠遠大於對天然生產物增加的阻礙。與最重要部分的土地天然生產物相比，製造品需要一個大得多的市場。一個鞋匠一年可製造三百多雙鞋，而他的家人一年穿壞的鞋，也許不會超過六雙。因此，他至少要有五十家像他那樣的家庭來光顧他，否則他的勞動產品就無法售出。在任何一個大國，即使是人數最多的那一類工匠，他們在國內居民中所占比例很少會超過1/50或1%。但在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大國，以農業為職業的人根據一些作家計算，占全國居民1/2，而據另一些作家計算則為1/3，反正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作家計算的值低於1/5。由於英法兩國的農產物絕大部分在國內消費，那麽照此計算，每一家農民，隻需一家或兩家，最多不過四家像他那樣的家庭來光顧，就可售出他全部的勞動產物。因此，與製造業相比，農業更能在市場受限製的不利情況下來維持自己。當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國市場的狹窄，在一定程度上由內地航運的便利得到補償，內地航運十分有利的方式給他們國內各地的各種生產物開拓了全國性的市場。而且，印度幅員遼闊，其國內市場的廣大足夠支持許多種類的製造業。但在古埃及其幅員很小還不及英國，所以國內市場過小不足以維持許多種類的製造業。因此，孟加拉，這個印度出口穀物最多的省，總是以出口很多種製造品引人注意，而不是由於它出口的穀物。反之，古埃及雖然出口了一些製造品，尤其是精麻布及其他某些貨物，卻一直以出口大量穀物而聞名於世。它曾是羅馬帝國的長期穀倉。埃及和印度在對外貿易上依賴於其他國家。
中國和古埃及各國的君主，以及印度在各個時代割據各王國的君主，他們收入的全部或絕大部分都來自於地稅或地租。這種地稅或地租像歐洲的什一稅一樣，由一定比例的土地生產物（據說是1/5）構成，或由實物交付，或估價用貨幣交付，因而稅收和地租隨各年產量的不同而不同。這樣，這些國家的君主就自然特別注重農業的利益，因為他們年收入的增減，直接取決於農業的盛衰。土地稅使東方國王們在農業中有特殊利益。
古希臘各共和國和古羅馬的政策，重視農業勝過重視製造業和對外貿易，但是這些政策並不是直接地、有意識地獎勵前者，而是阻礙後者的發展。希臘古代各邦裏，有些完全禁止對外貿易，有些認為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職業有害於人類的體力與精神，使人們不能養成他們在軍事訓練和體育訓練中所要養成的習慣，從而使人們無法忍受戰爭的勞苦和危險。這種職業被認為隻適宜於奴隸，國家自由市民是禁止從事經營的。像羅馬、雅典那樣的國家，雖然沒有這種禁令，但事實上人民大眾還是不許經營今天通常為下層人民所從事的各種職業。在雅典和羅馬，這一類職業都是由富人的奴隸經營的，這些奴隸為了他們主人的利益承擔這樣的工作。這些富人擁有財富和權力，又深受保護，所以貧窮的自由市民要想以自己的產品在市場上與這些富人的奴隸的產品競爭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奴隸很少能別出心裁，有什麽創造性。所有節省勞動力、方便勞動的改良辦法，無論是機械方麵還是工作安排與分配方麵都是自由市民發現的。假使有奴隸提出什麽改良辦法，他的主人往往會認為這些提議是偷懶的表示，是奴隸想以主人的利益為犧牲來減輕自己的勞動。所以，這些窮苦的奴隸不但不能因此得到報酬，也許還要因此受到責罵，甚至遭到懲罰。所以，與自由人經營的製造業比較，奴隸經營的製造業，完成同量作業所需的勞動量通常會更大。因為這個原因，後者的產品一般都要比前者的產品昂貴。孟德斯鳩曾經說過，匈牙利的礦山雖然沒有鄰近的土耳其礦山那麽豐饒，但卻能以較小的費用開采而獲取較大的利潤。這是因為土耳其的礦山由奴隸開采，這些奴隸隻知道手臂是他們唯一的工具，而匈牙利礦山由自由人開采，並使用許多節省勞動力、縮短勞動時間的工具。從我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製造品的價格的一點點了解中可以知道，精製造品似乎是非常昂貴的。絲綢與黃金以等重量相交換。當時絲綢並非歐洲的製造品，全是從東印度運來的；或者在某種程度上長途運輸可以說明其價格昂貴的原因。但據說，當時的貴婦人也常常以同樣高的價格購買極精致的麻布，而麻布大部分是歐洲出產，最遠也不過是埃及的產品。這些昂貴價格的原因就是生產麻布的勞動耗費很大，而此種勞動耗費大又隻是因為生產機械過於粗笨。另外，雖然精製呢絨的價格沒有那麽昂貴，可是也要比今天的價格高得多。普林尼告訴我們，按一種方式染的呢絨，1磅就值100迪納裏，即3鎊6先令8便士，而按另一種方式染的呢絨，1磅要值1000迪納裏，即33鎊6先令8便士。必須要知道，羅馬磅隻值今天的常衡量45盎司。誠然，價格的高昂似乎主要是因為染料。但是如果呢絨本身價格不比現在高得多，那麽也不會把這麽昂貴的染料用在呢絨上麵。否則，附屬物與主要物價值間的不均衡就顯得過大了。再據同一作者所說，一種放在桌旁長椅上的毛織枕墊的價格昂貴得難以置信，有價值30000鎊以上的，甚至有些價值30萬鎊以上。這樣高的價格也沒說是因為染料造成的。亞巴斯諾博士說，古代時髦男女的服裝並沒有今天有那麽多的花樣。我們在古代雕像中看到的服裝款式極少，這就證實了他的言論。他也因此推斷總的說來古時候的服飾一定比今天的價格低廉，但這個結論似乎不是很恰當。因為在當時服裝耗費很大時，花樣就一定很少，但在製造技術及製造業的生產力已經改良，以致任何服裝所耗費都不很大時，花樣自然就變得豐富起來。富人們在不能以一件服裝的價格昂貴來炫耀自己時，就自然竭盡全力以服裝的多樣來炫耀他們自己了。古希臘和羅馬壓垮製造業和對外貿易，製造業隻由奴隸勞動來進行，這是很費錢的。
前麵已經提出過，任何一個國家都以城鄉之間的貿易為最大且最重要的部門。城鎮居民的工作材料及基本生活資料來自於農村的原生產物，然後他們以一定量的製成品、半成品送還農村，作為交換原生產物的代價。這兩類人之間的貿易實際上就是以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與一定數量的製造品相交換，後者越昂貴，前者就越低廉。在任何一個國家，提高製造品價格，就會減低土地原生產物價格，因而就會挫傷農業發展。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或其價格所能交換的製造品量越小，這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的交換價值就一定越小，對地主改良土地和農民耕作土地來增加其產量的鼓勵作用勢必就越小了。此外，在任何一個國家，減少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人數就會縮小國內市場，即原生產物的最重要市場，因而就會進一步妨害農業。每一種提高製造品價格的事情，都會妨害農業。
所以，為了進一步發展農業而特別重視農業，主張對製造業及對外貿易加以限製的那些政策，它們的作用和它們所要達到的目的背道而馳，間接妨害他們原本想要促進的那一種產業。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比重商主義還要矛盾。重商主義為了鼓勵製造業及對外貿易，而不鼓勵農業，把一部分社會資本撤離利益較大的產業而去支持較少利益的產業，但實際上，總算鼓勵了它所要促進的產業。相反，重農學派的學說，實際上最終妨害了它們所愛護的產業。而限製製造業和對外貿易的體係是這樣做的。
這樣看來，任何一種學說，如果要特別鼓勵特定的產業，違反自然趨勢把社會上過多的一部分資本投入到該產業中去，或試圖強迫一部分原來要投在這種特定產業上的資本從該產業抽走，實際上都是和它所要促進的目的背道而馳。它將阻礙而不能促進社會走向真正富強的進程，隻能減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正價值。這樣看來，所有鼓勵和限製的體係都阻礙社會進步。
所有特惠或限製的製度完全廢除後，最明白單純的自然自由製度就會自行樹立起來。任何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和資本與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這樣，君主們就完全擺脫了監督和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於社會利益的義務。為了行之得當地履行這些義務，君主們時常感到困惑，這恐怕是人類智慧和知識難以勝任的職責。按照自然自由的製度，君主隻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然非常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使他們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公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了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如果隻是為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經營時，常常會得不償失，而當它在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經營時，它創造出來的利潤就會比投資大得多。
君主要適當地履行這些義務就必須有一定的支出，而這一定的支出也必須要求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所以，在下一篇中，我將竭力說明：第一，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是什麽，其中哪些部分應由對全社會的一般征稅來支付，哪些部分應由對社會內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員的征稅來支付。第二，應由全社會支付的費用，將用哪些方法向全社會征稅，而這些方法的主要利弊又是什麽。第三，近代各國政府幾乎都用這種收入的一部分來做抵押以舉債，其理由及原因是什麽，此種債務對社會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影響又是怎樣。所以，下一篇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個章節。下一篇將討論君主的必要支出，對整個社會的支出做出貢獻的方法，以及公債的原因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