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商業或重商主義的原理
財富是由貨幣或金銀構成的這一流行見解，是自然而然地因貨幣的雙重性而產生的，貨幣既作為商業的媒介，又作為價值的尺度。因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當我們用貨幣的時候，就能夠比用其他任何商品更方便地獲取我們所需要的任何商品。我們總是覺得獲取貨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隻要擁有了貨幣，以後就可以毫無困難地購買任何東西了。因為它是價值的尺度，所以我們便用各種商品所能換取的貨幣量來估計所有商品的價值。我們談到擁有大量貨幣的人，就說他是富人；而談及隻擁有少量貨幣的人，就說他是窮人。節儉的或者想發財的人，總是被說成是十分熱愛貨幣的人；而疏忽大意、慷慨大方或者鋪張浪費的人，總是被說成是漠視貨幣的人。發財就等於擁有了貨幣，簡而言之，財富和貨幣在通俗的說法中，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被視作了同義詞。在普通語言中財富和貨幣被看作是同義詞。
就像富人一樣，富足的國家通常也都被視作擁有大量貨幣的國家。在任何國家，積累金銀都被視作通向富裕的捷徑。美洲發現後的一段時期裏，西班牙人每到一個陌生的海岸，通常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能否在附近地區找到金銀。他們就根據這種信息，判斷那個地方有沒有殖民的價值，抑或是有沒有征服的價值。普拉諾·卡爾比諾是一位著名的僧人大使，他曾被法國國王派去晉見著名的成吉思汗的一個兒子，據他所說，韃靼人經常會問的隻是法蘭西王國有沒有充足的牛羊。他們的問題和西班牙人的問題事實上具有同樣的目的，就是想要知道那個國家是否富足得值得征服。韃靼人和其他所有牧畜民族一樣，對貨幣的用途一無所知，牲畜是他們商業的媒介和價值的尺度。因而在他們看來，財富是由牲畜構成的，正如在西班牙人看來，財富是由金銀構成的一樣。在這兩種看法中，韃靼人的看法也許最接近於真理。
洛克先生曾給貨幣和其他各種動產做了一個嚴格的區分。他說，其他各種動產是很容易消耗掉的，以致由它們構成的財富不太可靠；而且一個國家即使在一年裏有許多的動產，也沒有出口，僅僅是由於自身的浪費和奢侈，到第二年這些產物就可能會出現極大的短缺。反之，貨幣卻相當可靠，它雖然會從一個人的手裏被轉移到另一個人的手裏，但如果能使它保持在國內而不流出國外，就不大可能被浪費消耗。所以，在他看來，金銀是一個國家的可移動財富中最堅固和最實際的一部分；同時由於這個原因他認為增加這些金屬應當是一國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目的。洛克認為，金銀是國民財富中最實在的部分。
另一些人卻以為，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獨立於世界之外，則國內有多少貨幣流通都無關緊要。借這種貨幣而流通的可移動產物，隻不過是換取了或多或少的貨幣而已；他們認為，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是富還是貧，完全取決於這些可移動產物的富足或稀缺。但對於那些同外國有聯係且必須進行對外戰爭的國家，由於必須在遠方維持船隊軍隊，因而他們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他們說，除非送出貨幣來支付給養，否則就無法在遠方維持海陸軍；然而一個國家除非國內有許多貨幣，否則它就不可能運送很多到國外去。所以，這種國家就必須在和平時期竭力積累金銀，一旦需要，才能有財力進行對外戰爭。
由於有這些流行見解，歐洲各國對他們各自國家內每一種可能的積累金銀的方法都進行了研究，盡管並沒有取得多大的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金銀供給歐洲的主要礦山的占有者，他們曾以最嚴厲的刑罰或苛重的關稅禁止金銀出口。類似的禁止辦法似乎在古代也曾是絕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政策的一個部分。令人意外的是，甚至在某些古蘇格蘭議會的法案裏也有類似的禁令，對攜帶金銀往王國外地者課以重罰。法蘭西和英格蘭古代也曾采用了類似的政策。因而所有歐洲國家都試圖積累金銀，最初是禁止出口。
當那些國家成為商業國家之後，商人們逐漸感受到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禁令帶來的巨大不便。由於他們以金銀為媒介向外國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商品輸入本國或運往其他國家，比以任何其他商品為媒介更為便利。所以他們反對這種禁令，指責它不利於貿易。但是商人覺得這很不方便。
首先，他們提出，為購買外國商品而出口金銀未必總是會減少國內金銀的數量。反之，往往還會增加國內金銀的數量；因為，如果外國商品的消費額在國內並未因此而增加，那些商品也可以再出口到國外，謀取更大的利潤，這樣就可帶回比原先送往國外購買它們時的金銀要多許多的財富。托馬斯·孟把這種對外貿易的運作視為農業的播種和收獲。他說：“如果我們隻看見農民在播種時期把很多優良穀物擲到地麵上的行為，我們一定會把他看做一個瘋子而不是農民。但如果我們再考察他在收獲期間的勞動，我們就會發現他的行為的價值以及伴隨著的巨大增值。收獲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其次，他們提出，這種禁令並不能阻止金銀的出口。這是因為金銀價值大體積小，是極容易走私到國外的。同時他們提出隻能通過對一種所謂貿易差額的適當關注才能阻止這種出口。當一國出口的價值大於進口的價值時，外國就欠了它一個差額，而這個差額外國必須用金銀向它支付，從而也就增加了國內的金銀數量。當進口的價值大於出口的價值時，它就欠了外國一個差額，而這個差額同樣也必須以金銀償還，從而也就減少了國內的金銀數量。在這種情況下禁止金銀輸出，不但不能阻止金銀出口，而且將使金銀出口多一層危險，多一層費用。因而匯兌將更不利於有逆差的國家；購買外國匯票的商人對於出售外國匯票的銀行，不僅要承擔運送貨幣的天然風險、周折與費用，而且還要承擔由於禁止金銀出口而產生的意外風險。匯兌越是不利於一個國家，貿易差額亦必然越是不利於這個國家。相較於具有貿易順差的國家，具有貿易逆差的國家的貨幣的價值必定相應地低得多。比方說，英格蘭與荷蘭之間的匯兌，如果有5%不利於英格蘭，則在匯兌時英格蘭將需要105盎司的白銀才能購得荷蘭100盎司白銀的匯票。英格蘭105盎司白銀與荷蘭100盎司白銀價值相等，因而同時才能購得相應數量的荷蘭貨物。反之，荷蘭100盎司白銀與英格蘭105盎司白銀價值相等，故亦可購得相應數量的英國貨物。總之，出售給荷蘭的英國貨物將以低那麽多的價格出售，而出售給英國的荷蘭貨物又將以高那麽多的價格出售，這些都是由於匯兌的這種差額。前者將使英格蘭按照那個差額從荷蘭少得到一些荷蘭貨幣，而後者又將使荷蘭按照那個差額多得到一些英格蘭貨幣。所以，貿易差額就必然在相應的程度上更不利於英國，必須向荷蘭出口更大數量的金銀以彌補差額。隻有通過注意貿易差額才能將金銀保存在國內。
以上的議論有一部分是有根據的，有一部分卻是強詞奪理。認為貿易上的金銀出口往往有利於國家的議論，是有根據的。認為在私人覺得金銀出口有利可圖時，禁令不能阻止金銀出口的議論，也是有根據的。但是認為不論是為了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都要求政府比對保護或增加其他任何有用商品給予更多的關注，在這一點上則顯得有些強詞奪理了；因為自由貿易就能確保這些商品的適量供應，不需要政府給予那樣的關注。他們認為匯兌的高價必然加劇他們所謂的貿易差額的不利程度，或導致更大量金銀的出口，在這一點上也是強詞奪理的。的確，這種高匯價極不利於向外國支付貨幣的商人，他們對銀行給他們開出的外國匯票和將要支付的外國貨幣是多了那麽多。但是，雖然由禁令而產生的風險可能使銀行索取額外費用，卻未必會因此而出口更多的貨幣。這種費用通常是在貨幣走私出國時在國內支付的，它絕不會超出匯出的數目半個銅子。高匯價也自然會使商人努力平衡他們的出口和進口，使他們為這個高匯價所支付的盡可能地少。此外，高匯價必定會產生類似稅收的作用，因為它抬高了外國貨物的價格，從而減少了外國貨物的消費。所以，高匯價不會增加，而隻會減少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從而也相對地減少了金銀的出口。這些論據有一部分是詭辯。
盡管如此，那些議論還是使它們的聽眾深信不疑。它們是由商人們向國會、王公會議、貴族和鄉紳們陳述的；是由那些被認為了解貿易的人向那些自認為對貿易一無所知的人陳述的。貴族及鄉紳和商人一樣，都從經驗中得知對外貿易可以富國，但是對於對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他們卻不甚了解。對於對外貿易是如何使他們自己富裕的，商人是完全了解的；然而對於對外貿易是如何使國家富裕的，商人們則並不了解；這是因為前者是他們自己的事，而後者則全然不是他們的事。除了在向政府申請改訂對外貿易法案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會考慮到這個問題。隻有在那個時候，他們才必須陳述對外貿易的有利結果，同時指出現行的法律是如何不利於這種有利的結果。他們向那些要對這種事情作出決斷的裁判官說，對外貿易可以給國家帶來貨幣，但是現行的有關法律卻阻礙著它給國家帶來應有的那麽多貨幣。裁判官覺得這個說法十分令人信服。這種議論於是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金銀出口禁令僅局限在本國貨幣上，外國鑄幣和金銀塊可自由出口。在荷蘭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這種自由甚至擴展到本國鑄幣。政府的注意力，從對金銀出口的監視轉向對貿易差額的關注，並且把貿易差額看做能夠引起國內金銀量增減的唯一原因。於是從一種徒勞無益的關注轉向到另一種更加複雜、更加麻煩並且同樣徒勞無功的關注。托馬斯·孟的《英格蘭的對外貿易財富》一書，不僅成為英格蘭而且成為其他所有商業國家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內地或國內貿易，那種以等量資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國人民獲得最大就業機會的重要貿易，卻僅僅被視為對外貿易的輔助。據說，國內貿易既不能從外國把貨幣帶回來，也不能把貨幣帶出去。所以，國家絕不會因為有它而變得更加富裕或者更加貧窮，它的繁榮或衰落最多隻可能對對外貿易產生一些間接影響。
沒有葡萄園的國家，必須要從國外進口葡萄酒；同樣，沒有礦山的國家毫無疑問也必須要從國外進口金銀。然而，政府似乎沒必要在這兩者中更為關注後者。一個有資金購買葡萄酒的國家，總會獲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同樣，一個有資金購買金銀的國家，絕對不會缺少金銀。金銀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樣是可以用一定的價格購買到的；而且，就像它們是其他所有商品的價格一樣，所有其他商品也是它們的價格。我們完全有把握相信，自由貿易無需政府的關注，也總是能夠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葡萄酒；同樣，我們也完全有把握相信，自由貿易總是能夠按照我們所能購入或所能運用的程度，給我們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於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銀。沒有政府的任何關注，金銀也會進口。
人類勞動能夠購買或生產的每一種商品的數量，在每一個國家中自然會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願意支付為生產這種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勞動與利潤的那些人的需求而自行調節。但是沒有其他任何商品能比金銀更加容易或更加準確地依照這個有效需求來自行調節了；這是因為金銀體積小而價值大，最容易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從便宜的地方運到昂貴的地方，從超過有效需求的地方運到不足以滿足有效需求的地方。比方說，如果英格蘭對黃金的有效需求超過了本地所有，那麽一艘兼載客貨的定期郵船就可從裏斯本或從其他可以購買黃金的地方運來可以鑄造500多萬基尼的50噸黃金。但如果有效需求是同等價值的穀物，那麽以5基尼1噸穀物計算，輸入這批穀物便需載重100萬噸的船隻，或每艘載重1000噸的船隻1000艘。即便是使用英格蘭所有的海軍船艦，也運載不完。
當一個國家進口的金銀超過了有效需求，無論政府怎樣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出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嚴刑峻法，並沒有也不能夠阻止金銀的外溢。從秘魯和巴西源源不斷進口的金銀，超過了這兩個國家的有效需求，使金銀在這兩個國家的價格低於鄰近各國。反之，如果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數量不能滿足其有效需求，那就會使金銀的價格高於鄰近各國，政府不需要費心去進口金銀。即使政府盡力想禁止金銀進口，也不可能奏效。當斯巴達人有財力購買金銀時，金銀就衝破了革克爾加斯法律反對金銀進入內斯得蒙的所有障礙。所有嚴峻的海關法都不能阻止荷蘭和戈登堡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進入英國，因為它們比英國東印度公司運來的茶葉便宜一些。1磅茶葉的最高價格以白銀支付通常是16先令，而1磅茶葉的體積大約是16先令體積的100倍，是統一價格黃金體積的2000倍以上。因而，茶葉走私的困難程度，亦當照此倍數增加。當金銀數量超過需求時，不可能阻止其出口。
大部分商品由於體積大，不能隨意由過剩的市場轉移到稀缺的市場，但金銀由富足的市場運到稀缺的市場卻很容易。部分由於這個緣故，金銀的價格才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那樣在過剩或稀缺時不斷發生變動。固然，金銀的價格也不是完全不變動的，但其變動通常是緩慢的、漸進的和統一的。例如，有人認為（也許沒有多大根據），在本世紀和上世紀的歐洲，由於不斷由西屬西印度進口金銀，使得它們的價值不斷跌落。但是，要使金銀的價格突然改變，從而使其他所有商品的貨幣價格立即發生顯著的漲落，那麽就需要在商業中進行一場革命，就像發現美洲所引起的那場革命一樣。
盡管如此，一個有資金購買金銀的國家，如果在任何時候金銀出現了短缺，那麽相較於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可以有更多的應急措施來保障金銀的供應。如果製造業的原料短缺，工業必陷於停頓。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必然為饑餓所苦。但如果貨幣短缺，則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換，又可賒賬買賣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調節得當的紙幣來加以彌補。第一種方法雖然很不方便卻可以填補空缺，第二種方法就比較方便了，至於第三種方法，則不但方便，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會帶來一些利益。所以，無論就哪一點來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國內貨幣的數量上從來都不是十分必要的。如果缺乏金銀，它們的位置可由紙幣填充。
不過，沒有什麽抱怨比對貨幣短缺的抱怨更普遍的了。貨幣像葡萄酒一樣，對於那些既無財力購買它，又無信用可以借到它的人來說必然總是短缺的；而有財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貨幣或葡萄酒時很少會感到短缺。然而抱怨貨幣短缺的人，未必都是隻顧眼前不顧將來的揮霍者。有時，整個商業城鎮及其鄰近地方都會有這種抱怨。過度地經營是造成這種抱怨的共同原因。穩重的人要是不按照其資本製訂經營計劃，結果也會像那些入不敷出的揮霍者一樣既沒有購買貨幣的財力，又沒有借貸貨幣的信用。在計劃實現以前，他們的資金就已耗盡，接著他們的信用也完了。他們到處去向人借貸貨幣，但每個人都說沒有多餘的貨幣借出。即使這種常見的對貨幣短缺的抱怨，也並不能總是證明國內流通的金銀已失常量，而僅能證明有許多人想購買金銀但無力支付代價罷了。在貿易的利潤偶然大於平常的利潤時，無論大小商人都容易犯營業過度的錯誤。他們輸出的貨幣並不總比平常多，但他們在國內國外都用賒賬的方式購買超過尋常數量的貨物，運往遙遠的市場，希望在付款期前收回貨物的代價。如果付款期前不能收回代價，那麽他們手上就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用去購買貨幣或為借款做出可靠的擔保了。所以，對貨幣短缺的普遍抱怨，不是起因於金銀的短缺，而是起因於那些求借者難以借貸，以及債權人害怕債款難以收回而不肯出借。
如果再去嚴肅地證明財富不由貨幣或金銀構成，而由貨幣所購買的東西構成，並且隻在購買貨物時貨幣才具有價值，那就未免過於荒謬可笑。無疑，貨幣總是國民資本的一部分；但我們已經說過，它通常隻是一小部分，而且總是最無利可圖的一部分。貨幣隻構成國民資本的一小部分。
商人們之所以覺得用貨幣購買貨物比用貨物購買貨幣容易，並不是因為構成財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貨幣而不是貨物，而是因為貨幣是已知的確立了的交易媒介，任何東西都容易與之交換，但是在與任何東西的交換中要獲得貨幣，卻不見得那麽容易。此外，大部分貨物比貨幣更易於腐爛，因此保存它們的貨主可能往往要遭受大得多的損失。當商品作為貨物在手中時，他更可能遇到一些他無法滿足的對貨幣的需求，而他把貨物變成它們的價格放在他的錢櫃裏時，他就不會有這些現象。而且，他的利潤更直接地來源於出售貨物，而非購買貨物。因此，他通常更急於把貨物換成貨幣，而不是把貨幣換成貨物。不過，豐富的貨物堆在庫房，不能及時售出，這有時可能成為個別商人破產的原因，但絕不能使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遭受同等的災難。商人的全部資本，往往由預定用以換取貨幣的容易腐爛的貨物構成。但是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隻有極小一部分可以預定用來從鄰國購買金銀，絕大部分是在國內流通和消費的。就連運往國外的剩餘部分，其中大部分通常也是預定用來購買外國貨物的。所以，預定用以購買金銀的那部分貨物，即使不能賣出以換取金銀，亦不至於使一個國家破產。誠然，它可能遭受某些損失和不便，被迫采取某些填補貨幣空缺所必需的應急措施。但是，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維持不變，或者十分接近，因為它有同樣多的或幾乎同樣多的可消費資本來維持自己。雖然貨物換取貨幣未必總是像貨幣換取貨物那麽容易，不過從長遠來講，以貨物換取貨幣甚至比以貨幣換取貨物更為必要。貨物除了可購買貨幣之外，還有其他許多用處；而貨幣除了購買貨物之外，別無他用。所以，貨幣必然追逐貨物，而貨物卻並不總是或無需追逐貨幣。購買貨物的人往往打算自己消費或使用，並不總想再把貨物出售，但出售貨物的人則總是賣出了又要再買進。前者購買貨物，往往完成了他的全部任務，而後者出售貨物，頂多隻能完成他的任務的一半。人們之所以想要貨幣，並不是為了貨幣本身，而是為了貨幣所能交換到的貨物。隻是因為貨幣是交易媒介，所以買進比賣出容易。
據說，可消費的商品損耗得快，而金銀則具有較大的耐久性，隻要不繼續出口，就可在長時期內積累起來，使國家的真實財富增加到使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所以，有人認為對於一個國家最不利的莫過於用這種耐久的商品交換那些最容易腐爛的商品的貿易。不過，我們並不認為用英國的鐵器交換法國的葡萄酒是對我國不利的貿易。確實我國的鐵器是極耐久的商品，如果不是不斷出口，鐵器可能在長時期內累積起來，使國內的鍋盤數量增加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然而通常的情況是，隨便在哪一個國家，這類用具的數目必然要受實際用途的限製；鍋盤的數量超過用以烹調當地通常所消費的食物的需要也就將成為荒唐可笑的事了；如果食物的數量增加了，要連帶增加鍋盤的數目就很容易。隻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來購買鍋盤，或用以維持增加的製造鍋盤的工人的生活。同樣常見的情況是，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量都受這類金屬的實際用途的限製，或是鑄成硬幣作為流通商品貨幣使用，或是製成餐具作為特殊家具使用。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鑄幣量都受國內通過鑄幣而流通的商品的價值的支配；商品的價值增加了，立刻就會有一部分商品被運到有金銀鑄幣的外國，去購買為流通商品所需的新增數量的鑄幣。金銀餐具的數量則都受沉溺於這種豪華氣派的家庭數量與財富的支配，這種家庭的數量與財富增加了，就很可能會有一部分增加的財富被送到有金銀餐具的地方去購買所需要增加的金銀餐具。要他們購置多於他們所需要的廚房用具，以增加其快樂，那是荒謬的；同樣，要一個國家進口或保留多於它所需要的金銀，以增加國家財富，也是荒謬的。出資購買那些不必要的用具，不僅不能增進而且會減損家庭食品的數量和質量；同樣，出資購買不必要數量的金銀，也必然會減少用於衣食住和用於維持人民生計的財富。必須記住，金銀不管是作為鑄幣抑或是作為餐具都同廚房用具一樣是用具。增加金銀的用途，通過它們來增加消費商品的流通、經營和製造，就必然會增加金銀的數量；但是，如果你想用非常的手段來增加它們的數量，那就一定會減少它們的用途，甚至會減少它們的數量，因為金銀的數量必須受其用途的限製。如果金銀積累得超過所需的數量，那麽，由於金銀的運輸是那麽容易，而閑置不用的損失又是那麽大，任何法律也不能阻止其立即被運往國外。
一個國家要在遠方進行戰爭，維持在遙遠國度的海陸軍的生活，並不總是必須積累金銀。海陸軍所賴以維持的不是金銀，而是可消費的物品。一個國家從其國內產業的年產物中，從本國土地、勞動和可消費資本的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就有財力在遙遠的國家購買這些消費品，就能夠維持對遙遠國家的戰爭。為進行遠方戰爭，不必要積累金銀。
一國可循三種不同的途徑購買遠遣軍隊的薪餉與食糧。第一，把一部分累積的金銀運往外國；第二，把製造業的年產物的一部分運往外國；第三，把其全年原生產物的一部分運往外國。
在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被正當地視作積累或貯存的金銀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流通的貨幣；第二，私人家庭的金銀器具；第三，君主多年節儉積累起來存放在國庫裏的貨幣。
這樣的金銀很少能從一國的流通貨幣中節省下來，因為在這一方麵不可能有多大的剩餘。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每年買賣的貨物的價值要求有一定數量的貨幣來把貨物流通和分配給真正的消費者，但不能使用超過必要的數量。流通的渠道必然要吸引足夠數目的貨幣來填補，同時也絕不要求過多。但在對外戰爭的情況下，通常從這個渠道裏抽取一些。由於有大量的人遣往國外，國內所要維持生活的人數便大為減少了。國內流通的貨物也相應少些，這時需要用以流通它們的貨幣也就變少。在這樣的情況下，通常發行大量的額外紙幣，這種或那種證券，如英格蘭的財政部證券、海軍部證券和銀行證券。這些紙幣既然代替了流通的金銀，就使國家有機會把較大數量的金銀運往外國。不過，所有這所有對於維持耗資巨大曆時經年的一個對外戰爭也隻能提供一點可憐的資源。
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銀餐具，更無濟於事。上次戰爭開始時，法蘭西曾使用這種辦法，但從這方麵所得的利益還不足以補償鑄造的損失。
從前，君王積累的財寶曾提供一個大得多而且耐久得多的資源。但在今日，除了普魯士國王，整個歐洲似乎沒有一國君王以積累財寶為政策了。國庫積累的辦法已經不用。
本世紀的曆次對外戰爭，也許是曆史上費用最大的戰爭，維持這種戰爭的基金似乎很少依靠流通貨幣、私人家庭的金銀餐具或國庫財寶的輸出。上次對法戰爭耗去了大不列顛9000萬鎊以上的開支，其中不但有75000萬鎊新募的國債，而且還有附加的1鎊2先令的土地稅，以及每年從償債基金中借來的借款。這項費用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用在外國，即用在德意誌、葡萄牙和美利堅，地中海各港口，東印度和西印度群島。英格蘭國王沒有積累財寶，我們也從來沒有聽說有非常大量的金銀餐具被熔解。據推測當時英國流通的金銀不超過1800萬鎊。不過，據說自從上次金幣改鑄以來這個數字是大大地被低估了的。因此，我們不妨按照我記得曾經看到或聽到過的最誇大的統計，假定我國金銀合計達3000萬鎊。如果戰爭是用我國的貨幣來進行的，那麽根據這個統計，在六、七年間也一定曾經把這數目全部運出運回至少兩次以上。如果可以作這樣的假設，那就能提供最有決定性的論點來證明政府沒有必要注意貨幣的保存，因為根據這一假定，國內的全部貨幣必然從國內流出去然後又流回來，而且在如此短的時期內就往返了兩次。可是，在這期間內流通渠道並不顯得比平常更空虛，有財力換取貨幣的人，很少會感到貨幣短缺。在整個戰爭時期，尤其是在戰爭將要結束的時候，對外貿易的利潤確實要比平常大。這種情況在英國各港口引起了一種普遍的經營過度現象，同時這個現象又再次引起了對貨幣短缺的抱怨，而這種不滿常常是伴隨著經營過度的現象出現的。許多人缺少貨幣，是因為他們既無財力可以換取，又無信用可以借貸，而且因為債務人覺得難於借貸，債權人也就覺得難於收回。不過，擁有可以換取金銀的價值的人，通常都能以它們的價值換取金銀。本世紀的對外戰爭顯然不是用流通中的貨幣支付的。
所以，上次戰爭的巨大費用必然主要是由出口大不列顛的這種或那種商品支付的，而不是由出口金銀支付的。在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員與一個商人簽約將款項匯往外國時，這商人就向國外來往通匯處出一張期票，他為了支付這張期票，自然會盡力把商品而不是金銀運往國外。如果那個國家不需要大不列顛的商品，他就會設法把商品運往另外某一個他能購買到所需款項的國家。把商品運往宜於銷售的市場，總可取得相當的利潤，但把金銀運往國外，卻很難得到任何利潤。當金銀被運往外國以購買外國商品時，商人所獲得的利潤不是來自商品的購買，而是來自回收，來自出售在外國購回的外國商品。但如果金銀出口隻是為了支付債務，那麽他就得不到任何回收，自然也就得不到利潤。所以，他自然會絞盡腦汁，通過出口商品而不是出口金銀的途徑來支付他的外債。《國家的現狀》的作者指出，在上次戰爭期間，大宗大不列顛貨物的出口並未帶回任何回收。而是用貨物支付的。
除上述三種金銀外，在所有大商業國家中，還有大量金銀塊交替地進口和出口以經營對外貿易。這種金銀塊像國家鑄幣在國內流通一樣在各商業國家之間流通，可以被視作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國家鑄幣的流動及其方向，受到在本國境內流通的商品的支配；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的流動及其方向，則受到在各個國家之間流通的商品的支配。兩者都是用來方便交易，隻是前者用於同一國家的不同個人之間，後者則用於不同國家之間。這個大商業共和國中的這種貨幣的一部分也許已經用於進行上次戰爭。在一場全麵戰爭中，人們自然會以為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貨幣的流動和流向會不同於和平時期，它們更多地會在戰場周圍流通，因為交戰國軍隊所需的薪餉和食糧都要在交戰地點周圍及鄰近國家購買。然而這個大商業共和國的這部分貨幣中有多大一部分是大不列顛每年可能這樣使用了的呢，它必然是每年或者用大不列顛的商品，或者用大不列顛的商品所購買的某些東西購買的。所以歸根到底，仍是商品，仍是一個國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才是使我們能夠進行戰爭的基本資源。的確，它自然使我們認為每年如此巨大的一個開支必然要由巨大的年產物支付。例如，1761年的費用便在1900萬鎊以上。任何金銀的積累都不能夠維持每年這樣大的開支，甚至金銀的年產額也無法維持這樣大的開支。根據最準確的統計，每年輸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銀通常不會超過600萬鎊，這個數字在有些年份裏甚至還不夠支付上次戰爭四個月的費用。可以使用一部分在國與國之間流通的金銀塊，但必須用商品去得到。
軍隊被派往遙遠的國家，為了在遠方的國家購買軍隊的薪餉和食品，或者為了購買該商業共和國的部分貨幣以購買軍隊的薪餉和食品，總是需要出口商品。最宜於為這目的而出口的商品，似乎是比較精細和比較先進的製造品，即體積小價值大，能以不大的費用運到遙遠地方的製造品。一個國家，如果它的工業每年生產這種大量剩餘的製造品輸往外國，那麽即使它不出口大量金銀，甚至沒有如此大量的金銀可供出口，也有能力把一場耗資巨大的戰爭進行好幾年。誠然，在這種情況下，其製造品中每年的大部分剩餘必須出口，而它雖然給商人帶回利潤，卻不給國家帶回任何利潤，因為政府要購買商人的外國期票，以便在外國購買軍隊的薪餉和食品。不過，總有一部分剩餘製造品的出口仍然可以繼續帶回一些回報。在戰爭期間，政府將對製造業提出雙重要求。第一，要求製造業生產運往國外的商品，以償付為支付軍隊的薪餉和食品而對外國開出的期票；第二，仍是要求製造業生產運往國外的商品，為購買國內已經消費了的但仍然需要的外國商品。因此，在最具破壞性的對外戰爭中，大部分的製造業往往會極度繁榮；相反，在恢複和平後，它們可能會漸漸衰落。它們在國家衰落時繁榮，而在國家恢複繁榮時衰落。大不列顛製造業的許多不同部門在上次戰爭期間和在戰後一段時期的不同狀況，可作為我上麵所說的例證。比較精細的製造品是用於這種目的的最方便的商品。
通過出口土地的原生產物而進行耗資巨大和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是不相宜的。把足以購買軍隊薪餉和食品這樣大一個數量的原生產物運往國外的費用太大了。而且沒有什麽國家所生產的原生產物能這樣大大地超過維持其本國居民的需要。因而把大量的原生產物運往國外，無異於奪去人民一部分的必要生活資料。出口製造品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了，用於維持國內人民生活的部分仍然留在了國內，隻出口了它們產品中的剩餘部分。休謨就經常注意到英格蘭古代君主沒有能力不斷地進行長期對外戰爭的事實。那時英格蘭除了土地原生產物和一些最粗糙的製造品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來購買遠方軍隊的薪餉和食品，但土地原生產物除去國內的消費也剩餘不出相當可觀的數量，少數粗糙的製造業的產品像原生產物一樣運費太高。所以，他們不能長期對外作戰，並不是由於缺少貨幣，而是由於缺少精細的和比較先進的製造品。英格蘭的買賣在那時已像現今一樣是借助貨幣進行的了。那時貨幣流通量對日常進行的買賣次數和價值的比例，必定和現在相同，甚至更大，因為那時沒有現在已代替了大部分金銀的紙幣。在商業和製造業不發達的國家，如有非常事件發生，君主通常很少能從他的臣民那裏獲得任何重大的援助，其理由我將在後麵的章節中說明。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裏，君主通常都竭力積累財寶作為應對這些非常事件的唯一資源。由於有這種需要，君王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自然會因積累所需而變得非常節儉。在那樣簡樸的狀態下，甚至君主的費用也不是用於取樂或用於宮廷的豪華的虛榮，而是用於賞賜佃戶，款待家臣。虛榮心幾乎總是導致浪費，但賞賜和款待通常不會引起這種結果。因此，每一個韃靼酋長都有財寶。據說查理十二世的有名的盟友烏克蘭哥薩克的頭人馬傑巴依的財寶就十分巨大。梅羅文加王朝的法蘭西國王富有四海。當他們把王國劃分給子女時，他們也劃分了財寶。撒克遜君王以及征服後的最初幾個國王，似乎同樣也積累了財寶。每一個新王朝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都是掠奪前一位國王的財寶，以作為確保王位繼承的最重要的措施。先進的商業國家的君王，卻沒有積累財寶的必要，因為他們在發生非常事件時，通常都能得到臣民的特別援助。他們也不大傾向於那樣的積累。他們自然地、也許必然地仿效那個時代流行的辦法，他們的消費和領土內各大業主的消費一樣，會受豪華的虛榮心的支配。宮廷中毫無意義的裝飾一天比一天華麗，在這上麵的巨大費用不僅妨礙了積累，而且經常蠶食了預定用於更加必要的開支的基金。德西利達斯對於波斯宮廷評論可適用於許多歐洲國王的宮廷。他說：“在那裏隻看到許多富麗的東西，看不到什麽力量；看到許多奴婢，看不到幾個軍人。”
金銀的輸入，並不是一個國家從對外貿易中獲取的主要好處，也絕不是唯一的好處。經營對外貿易的任何地方之間，毫不例外地都可從中獲取兩種不同的好處。即出口他們不需要的土地和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過把他們的剩餘產物與某些物品交換而使其獲得了價值，而交換來的那些物品又可滿足他們部分的需要，增加他們的享受。通過外貿，使國內市場的狹隘性能不至於阻礙任何工藝或製造業部門的分工發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由於給國內消費不了的那一部分勞動成果開拓了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這就促使他們去改進勞動生產力，竭力增加他們的年產物，從而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與收入。對外貿易一直就是對所有進行貿易的不同國家從事著這些偉大而重要的服務。所有不同國家都從對外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雖然其中商人所在國通常獲取了最大的好處。因為，對其他某國而言，他通常更多的是從事於供應本國的需要，把本國的剩餘產物輸送出去。為沒有金銀礦的國家進口他們可能需要的金銀，無疑是對外貿易業務的一部分，但這隻是其中最無關緊要的一部分。僅僅為了這種原因而進行對外貿易的國家，即便是一個世紀，也可能用不著一船的金銀。對外貿易的主要好處，不是輸入金銀，而是運出本國不需要的剩餘產物，運回本國需要的東西。
美洲的發現之所以使歐洲變得富裕，並非由於輸入金銀的緣故，而是由於美洲金銀礦山的富足使金銀變得更加便宜。與十五世紀相比，現今購買一套銀餐具所需支付的穀物或勞動，約為當時的1/3。現今歐洲花費等量的勞動和商品，就能買到大約3倍於當時的金銀餐具。然而，當一種商品的售價僅為其原有價格的1/3時，不僅原來有財力購買這商品的人可購買3倍於從前的數量，而且許許多多原來沒有財力購買這商品的人也能購買；現在有資力購買金銀餐具的人數大增，甚至超過過去的10倍、20倍。因此歐洲現在可能擁有的金銀餐具數量，與如果沒有發現美洲礦山，而且甚至是在現今這個進步狀態下相比較，不僅會是從前的3倍，而且可能是它曾經擁有的20倍或30倍。到目前為止，歐洲無疑已經獲得了實際的便利，不過那隻是一種微不足道的便利。金銀價格的低廉使它們不再如從前那樣適宜於做貨幣。為了購買同一東西，我們必須攜帶較多的金銀，從前隻需要攜帶4便士的地方，如今就要在口袋裏帶上1先令。很難說上述的便利和不便利，哪一種較不重要，這兩者本來都不會使歐洲的情況發生任何根本的變化。然而美洲的發現的確曾使歐洲的情況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通過為歐洲的所有商品開辟一個新的無限廣闊的市場，它引起了對勞動的新的分工和技術的進步，而這些由於在古代狹小的商業圈子裏缺乏一個能吸收它們大部分產品的市場，本來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歐洲各國的產品增加了，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也跟著增加了。歐洲的商品對美洲來說幾乎都是新奇的，而美洲的許多商品對歐洲來說也是新奇的。於是產生了一係列前所未有的新的交易，而且它們證明了就像對舊大陸也有利一樣，對新大陸同樣有利。但由於歐洲人的野蠻不公正的行為，使得一件對所有國家本來都是有利的事情，卻成為幾個不幸的國家遭到摧殘和破壞的根源。
幾乎同時發生的經由好望角通往東印度的航道的發現，也許為對外貿易開辟了一個比美洲更為廣闊的市場，盡管距離更遠。美洲當時隻有兩個在各方麵都比野蠻人優越的民族，他們在被發現後不久就被消滅了，其餘的都不過是野蠻人。但是中國、印度斯坦、日本等帝國以及東印度的幾個帝國，雖然沒有比美洲更富饒的金銀礦山，但在其他各方麵都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富裕，它們土地耕種得更好，技術和製造業更為進步；即使我們相信西班牙學者關於墨西哥或秘魯古代情況的誇張記載，也仍得承認這一點，其實這些作者的話顯然是不可確信的。富裕和文明的民族彼此相互交易總是比與野蠻人或野蠻民族之間進行交易的價值要大得多。但歐洲從美洲貿易所得的利益，卻一向比它從東印度通商所得的利益大得多。葡萄牙人壟斷東印度貿易幾乎達一個世紀之久，其他歐洲國家隻是間接地通過他們才能向東印度輸出或從東印度輸入任何貨物。上世紀初葉荷蘭人開始侵入東印度時，他們把全部東印度的商業交由一家壟斷性公司經營。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和丹麥人隨後都仿效荷蘭人的做法，以致歐洲沒有一個大國獲得了與東印度自由貿易的好處。這種貿易之所以不及美洲貿易有利的唯一原因是，美洲貿易，即歐洲幾乎每一國家對其所屬殖民地的貿易是其所有臣民可以自由經營的。那些東印度公司的專營特權、雄厚的財富，以及這些財富為它們從本國政府獲得的惠益和保護，已經引起不少嫉妒。這種嫉妒心理使人往往把它們的貿易看作是完全有害的，因為經營這種貿易的國家每年都要輸出大量的白銀。有關方麵回答說，由於這種不斷地輸出白銀，他們的貿易確實可能會使歐洲普遍地變窮，但不會使與之進行交易的某一個國家變窮；因為，通過輸出一部分帶回的貨物到歐洲其他國家，它每年給本國帶回的白銀數量遠遠超過輸出的白銀數量。不論是反對的意見，還是對反對的答複都是建立在我剛才研究的那種流行看法的基礎上的。所以，關於他們任何一方，我們都不必多作論述了。由於每年都有白銀輸往東印度，銀餐具在歐洲可能比它原來可能的價格要多少貴了一些，銀幣所能購買的勞動和商品大概也多一些。在這兩個結果中，前者是一個很小的損失，後者是一個很小的好處，兩者都微不足道，以致沒有引起公眾的關注。東印度的貿易為歐洲商品開辟了一個市場，或者說為用商品所購買的金銀開辟了一個市場，必然會導致歐洲商品的年產量增加，導致歐洲的實際財富和收入的增加。迄今為止，它之所以增加得如此之少，也許是因為它在各地受到限製的緣故。發現通由東印度的海道，如果對東印度的貿易是自由的，就會更加有利。
關於財富由貨幣或者金銀構成這個流行觀念，我認為有必要作詳盡的考察，雖然這樣做難免令人感到沉悶。如同我已經指出過的，按照通常的說法，貨幣常常表示財富。而且這個說法的模棱兩可使得這個流行的觀念對於我們十分熟悉，甚至那些深信這個觀念很荒謬的人也很容易忘記他們自己的原則，而且在他們的推理過程中把它當作一條確定的不可否認的真理。英國有幾個研究商業的優秀作者在開頭就指出，一個國家的財富不僅由其所擁有的金銀構成，而且包括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種各樣可消費的物品。但在他們推理的過程中，他們卻似乎把土地、房屋和可消費的物品統統忘記了；他們的論證往往認為：所有財富都由金銀構成，增加金銀是國家工商業的偉大目標。
但是，財富由金銀構成，以及沒有金銀礦山的國家隻有通過貿易差額（即出口價值超過進口價值）才能輸入金銀，這兩個原則既然已經確立，那麽，政治經濟學的偉大目標必然就是盡可能減少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的進口，盡可能增加國內工業品的出口。因此，使國家致富的兩大手段過去就是限製進口和獎勵出口。財富被認為由金銀組成，政治經濟學力圖減少進口，鼓勵出口。
限製進口有兩種：
第一，凡是本國能夠生產的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無論從什麽國家進口，一律加以限製。
第二，在對某些外國的貿易中，如果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本國，那就無論何種商品，隻要是從那些國家進口的，也一律加以限製。
這些不同的限製有時采用高關稅的方法，有時采用絕對禁止的方法。
獎勵出口的方法，有時是退稅，有時是發給獎勵金，有時是同主權國家訂立有利的通商條約，有時是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述兩種不同的情況下允許退稅:當已交納關稅或國產稅的國內製造品出口時，往往將所征收稅款的全部或者部分退還；當已征收關稅的外國商品重新出口時，有時將所征關稅的全部或者部分退還。
獎勵金的頒發，用以鼓勵某些新興的製造業或者某種值得特別關注的工業。
通過有利的通商條約，本國的貨物或商人在某一外國獲得了其他國家的貨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權。
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為本國的貨物或商人不僅獲取某些特權，而且常常是壟斷權。
上述兩種限製進口的方法連同四種獎勵出口的方法，構成了商業體係通過使貿易差額有利於自己而增加本國金銀的六項主要方法。我將在以後的每一章中對每一方法進行詳細的研究，不再過多關注它們能把貨幣帶回本國的趨勢的設想，而將重點研討它們中的每一方法能對國家的工業的年產量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這些手段既然會增加或減少國家年產物的價值，顯然也一定會增加或減少國家的真實財富和收入。這些限製和鼓勵將在以下六章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