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一種勞動加在一個勞動對象上就可以增加其價值，另一種勞動卻沒有這種作用。勞動對於前者因為可以生產價值，可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由於沒有這種作用可稱為非生產性勞動。製造業工人的勞動，通常會把維持自身生活所需的價值與提供雇主利潤的價值，加到所加工的原材料的價值上。反之，家仆的勞動是非生產性勞動，不能增加什麽價值。製造業工人的工資，雖說由雇主來墊付，但事實上雇主支付的是工人自己勞動所創的價值，他並沒有多餘的支出。製造業工人把勞動投在勞動對象上，勞動對象的價值便增加了。這樣增加的價值往往大於工人工資部分，通常可填補工資的價值，並得到利潤。家仆的維持費，卻是不能收回的。所以致富的方法：雇傭許多工人；致貧的途徑：維持許多家仆。但家仆的勞動，亦有它本身的價值，如同工人的勞動一樣，家仆也應得到報酬。不過，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可以固定並且實現在特殊商品或可銷售的商品上，可以經曆一些時間，並非曇花一現。似乎是把一部分勞動貯存起來，在必要時再提出來使用。那種物品或者說那種物品的價格，日後在必要時還可推動勞動數量與原來為生產這物品而投入的勞動量相等。反之，家仆的勞動，卻不固定亦不實現在勞動對象或可賣的商品上。家仆的服務性勞動在提供後，付諸東流，要將它的價值保存起來，供日後雇用等量勞動之用，是非常困難的。有兩種勞動：生產性的和非生產性的。
社會上等階層人士的勞動也是非生產性勞動的一種,某些社會上等階層人士的勞動和家仆的勞動一樣，都不生產價值，既不固定或表現在耐久物品或可售商品上，也不能保存起來供日後雇用等量勞動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陸軍，都是不生產的勞動者。他們是公仆，他們的生計由他人分年產品的一部分來維持。他們的職務，無論是怎樣高貴，怎樣有用，怎樣必要，但終究是隨生隨滅，保留起來供日後取得同量職務之用好像很難實現。他們治理國事，捍衛國家，功勞當然很大，但必須明白今年的政績買不到明年的政績；同樣，今年的安全買不到明年的安全。在這當中，當然包含著各種職業，有些是很尊貴也很重要的，有些卻可稱之為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師、律師、醫師、文人；後者如演員、歌手、舞蹈家。在這一類勞動中，即便是最低級的，亦有一些價值，支配這種勞動價值的原則，就是支配所有其他勞動價值的原則。但這一類勞動中，就連最尊貴的，亦不能生產什麽東西供日後購買等量勞動之用。例如演員的對白、雄辯家的演說、音樂家的歌唱，他們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隨生隨滅的。
無論是生產性勞動者，還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以及不參加勞動的人，都要依賴於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這種產品的數量無論多大，但並不是無窮的而是有限的。因此，這些產品用在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比例越大，用來維持生產性人手的部分就越小從而來年的產品也必定少。相反，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越少，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的部分必然越多，從而次年的產品也就越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產的物品以外，其他所有年產品都是生產性勞動的結果。維持生產性勞動的那一部分產品決定下一年的產品。
無論在哪個國家，土地和勞動的產品，無疑都是用來供給國內居民消費，給國內居民提供收入的。這些產品，無論是出自土地還是出自生產性勞動者之手，一經生產出來就自然分成兩個部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來補償資本的，補充從資本中取出的食料、材料和製成品；另外一部分，則以利潤形式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年產品來說，一部分用來補償農場主的資本耗費，另一部被資本所有者以利潤形式收入，或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收入。就大型工廠的產品來說，絕大部分是用來補償廠商的資本，剩餘部分則用來支付利潤，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收入。一部分產品替代資本，一部分構成利潤和地租。
任何一個國家中補償資本的那一部分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從來就是直接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的。它隻用來支付生產性勞動者的工資。直接用於構成利潤或地租的收入則既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也可以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
任何人都把其資產的一部分當作資本而進行投資，沒有一個不希望收回資本並取得利潤。因此，他隻用以雇用生產性勞動者。這筆資產首先對其所有者提供了資本的作用賺得利潤，然後又給生產性勞動者帶來收入。至於他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那一部分資本，從開始使用時起，即由他的資本中提取出來，成為可供他直接消費的資本。補償資本的那一部分隻用來雇用生產性勞動者。
非生產性勞動者和那些全然不勞動的人，都必須要有一定的收入以維持生計。這裏所謂收入，可分為兩點：第一點，在年產物中有一部分，一開始即指定作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潤收入；第二點，在年產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來補償資本和雇用生產性勞動者的一部分，但轉移到可以獲得它的人們手中之後，除維持他們的衣食外，他們往往不分差別地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例如，不僅是大地主和富裕商人，甚至於一個普通工人，如果他的收入相當可觀的話，他也可能會雇用仆人，有時也可能會去看戲或者觀看木偶劇，這樣就把他們收入的一部分用於維持一些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了。並且，他或許還要納一些稅。這時，他所維持的那些人，雖然尊貴得多，但同樣是非生產性勞動者。不過按照常情，原計劃來補償資本的那部分年產物，若在還未用以雇用到足夠雇用的生產性勞動者，推動他們工作進度以前，絕不應該舍本逐末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勞動者在尚未工作得到工資以前，絕不可能拿出一部分工資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而且，那部分工資數量非常有限，這隻是他節省下來的收入。就生產性勞動者的情況來判斷，無論怎樣也節省不了多少，不過，他們總會有一些。就繳納賦稅來說，他們每個人所納雖很有限，但因為他們這一階級的人數很多，所以他們這一階級所納的，是非常可觀的。無論在什麽地方，地租和利潤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生活所依賴的主要資源。這兩種收入，最容易節省。它們的所有者可以用它來雇用生產者，同樣也可以用來雇用非生產者。但是總體上看來，他們似乎用在後一方麵往往多於前一方麵。大領主通常用大部分住處來供養遊手好閑的人，少部分用於供養勤勞的人們。富商的資本雖隻用來雇用勤勞的工人，但也和大領主一樣，他們的收入也大部分用來供養那些非生產性勞動者。
我們說過，由土地和生產性勞動者生產出來的年產物一經生產出來，就已經有一部分被指定作為補償資本的資金了，還有一部分作為地租或利潤的收入。無論在哪個國家，生產者對不生產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兩個部分的比例。而且這個比例，在貧國和富國的情況又是極其不同的。
當今歐洲各大富裕國家，往往將土地生產物的絕大部分用來補償獨立和富裕的農場主的資本，其餘部分則用來支付它的利潤與地主的地租。但在古代封建政府統治的時候，年產物的很少一部分已經足夠補償耕作的資本了。因為那時候耕作所需的資本，無非就是幾頭牛幾匹馬，而且這些牛馬的食物隻不過是在荒地上天然生長的產物而已。因此，也可把它們看作天然產物的一部分。這些牲畜，一般也是從屬於地主的，而由地主租借給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他產品，也從屬地主所有，或作為土地的地租，或作為毫無價值的資本利潤。那些耕種土地的人通常都是農奴，他們的人身和財物都同樣是地主的財產。那些不是農奴的耕種者是隨時可以退租的佃戶，他們所交納的地租名義上常常比免役租也多不了什麽，但它實際上已經等於土地的全部年產物了。在和平時期，地主可以隨時征用這些佃戶為勞役，在戰亂時期，他們又須出去服兵役。他們雖然住得離地主的家遠一些，但他們無異於住在地主家裏的家奴，都是隸屬於地主的。在封建時期他們的勞役都須聽地主支配，土地生產物當然全部屬於地主。然而現在歐洲的情況與封建時期已經大不相同了。在全部土地生產物中，很少一部分用來支付土地的利潤和地租，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過1/3，有時還不到1/4。但從數量上來看，現今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卻大部分都已經3倍或4倍於過去；現今在年生產物中取出1/3或1/4，與封建時期年產物的全部比較，似乎多了3倍到4倍了。在農業改良的進程中，地租雖然在比例上增加了許多，然而在對土地年產物的比例上卻縮小了。在古代，地租占農產品的份額比現在更大。
現今歐洲各富裕國家，通常情況下都把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到商業和製造業上。古代貿易所需的資本很少，製造業簡陋，可是它們所生產出來的利潤卻很大。以往的利息率很少在10%以下。這便足以證明它們的利潤必定能夠支付高昂的利息。現在，歐洲各富裕國家的利息率，很少有在6%以上的；最發達的國家的利息率，甚至有時低至4%、3%甚或2%。因為富裕國家的資本較貧窮國家來說要多得多，所以富裕國家居民由資本利潤而得的收入也比貧窮國家大得多。但就利潤與資本的比例來說，那就通常小得多。
相較於貧窮國家，富裕國家用來補償資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自然要大得多。但不僅如此，與直接歸作地租和利潤的部分比較，它在年產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相較於貧窮國家，富裕國家雇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自然要大得多。並且一國的年產物，除了一部分定為雇用生產性勞動的資金以外，其餘部分用來雇用生產性勞動還是用來雇用非生產性勞動就不一定了。但通常是用在後一用途。總而言之，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比較，前者雇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在年產物中所占比例，也比後者大得多。
無論在哪個國家，用於補償資本的資金和用於雇用生產性勞動的資金這兩種基金的比例，都必然能夠決定一國人民的性格是勤勞還是懶惰。和我們祖先相比較，我們更為勤勞，這是因為和二三百年前比較，我們用來維持勤勞人民的資金在比例上比用來維持懶惰人民的資金大得多。我們祖先，因為沒受到勤勞的充分獎勵，所以懶惰了。俗話說得好：勞而無功，不如戲而無益。在資本運營可以為下等居民帶來收益的工商業城鎮，這些居民大都是勤勞的、認真的、興旺的。英國和荷蘭的大城鎮，便是很好的例證。君主經常或臨時駐節是維持都市的主要來源，國家收入的開支也便成了人民的主要收入，這些人民大都是懶惰的、墮落的、貧窮的。羅馬、凡爾賽、貢比涅、楓丹白露，就是很好的例證。說到法國，除了盧昂、波爾多兩個城鎮，其他各議會城鎮的工商業毫不足道。一般普通人民大都是懶惰的、貧窮的，因為他們大都依靠法院人員以及前來打官司的人的費用來維持。盧昂、波爾多兩市，因為地理優越，商業頗為發達。無論物品是由外國輸入或由沿海各地運來，盧昂都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點。波爾多則為加龍流域所產葡萄酒的集散地點，這個地區盛產葡萄酒，舉世聞名，各國人都喜歡飲用，所以出口量非常大。擁有如此優厚的地理條件，當然會吸引資本投到這方麵來。因為這樣，這兩個城鎮的工業才蒸蒸日上。其他各議會城鎮的情形便不同了。人們投下資本，都隻為維持本市的消費，也就是說，投下的資本為數非常有限，絕不能超過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馬德裏、維也納的情形，基本也是如此。在這三個城鎮中，巴黎人民要算最勤勞的了，因為巴黎為製造業提供了自產自銷的市場，營業對象主要是本城的消費者。既是王公貴族的寓所，又是工商繁盛地，既為本市消費而營業，又為外地及外國消費而營業，在歐洲隻有倫敦、裏斯本和哥本哈根。這三個城鎮所處的地理位置都非常優越，適合於作為大部分遠方消費物品的集散地點。但在一個有大量收入的城鎮，除把資本用於供應本地的消費外，想利用地理優勢使用資本，就不像在下等人民生計專靠資本的運用來維持的工商大城鎮那麽簡單了。靠國家收入來維持生活的大部分人們都懶散慣了，使得一些應當勤快做事的人也受到影響。所以，在這地方使用資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愛丁堡的工商業在英格蘭和蘇格蘭未合並前並不發達。由於蘇格蘭議會遷移了，王公貴族不一定要住在那裏了，那裏的工商業才慢慢振興起來。但蘇格蘭的大理院、稅務機關等，未曾遷移，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裏花費。所以，愛丁堡的工商業遠不及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收入，大都靠資本的運用。我們還可發現，在製造業方麵很有進展的大農村的居民，往往由於公侯貴族卜居其間，而變得懶惰和貧困。兩種基金的比例決定一國居民是勤勞還是懶惰。
所以，無論在什麽地方，資本與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勞與懶惰的比例。資本占優勢的地方，人民大多勤勞；收入占優勢的地方，多是懶惰的人民。資本的增減決定了真實勞動量的增減，增減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因而，資本的數量決定增減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增減一國人民的真實財富與收入。
資本因節儉而增加，因浪費和行為不當而減少。一個人從收入中節省了多少，他的資本就同時增加了多少。資本增多的部分，他可以親自投資雇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也可以借給別人從中賺取利息（也就是利潤），讓別人雇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就像個人的資本隻能靠他從年收入或年所得中節省出來的東西而增長一樣，一個社會的資本與構成這個社會的所有個人的資本，隻能以同樣的方式才能得到增長。
節約是增加資本的直接原因，不是勤勞。然而，在節儉之前必須先有勤勞，節儉所積蓄的物都是由勤勞得來的。但是不管勤勞能夠得到什麽，如果沒有節儉去節約、去貯存，資本就不可能增大。
節儉可增加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資金，從而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進一步增加物品的價值。他們的勞動，可以增加工作對象的價值，所以，節儉又有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的趨勢。節儉可推動更大的勞動量；更大的勞動量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
每年節省下來的資本就像每年的花費一樣，最終還是被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同時被消費掉。但消費方式都大不相同。富人每年花費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招待懶惰的客人和家用的仆人消費掉，這些人消費完了就算了，不會留下什麽作為報酬。若想要把節省下來的部分直接轉化為資本投資，雖然也同樣是消費，但消費對象是勞動者、製造者、技工。他們不僅能再生產出價值填補他們的工資，並提供利潤。現在假設富人的收入都是貨幣，如果他將全部貨幣購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分配給前一種人。如果節省的部分，當做賺取利潤的資本直接轉作資本，用於投資借貸，或雇傭勞動者、製造者和技工，最後，他由這節省部分購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分配給後一種人。消費是一樣的，但消費者不同。儲蓄的東西由生產性勞動者消費掉。
一個節儉的人每年節省下來的收入不僅足以維持當年或者下一年增加的生產性人手的生活，而且，他好像工廠的創辦人一樣設置了一種永久性基金。將來無論何時，都可維持同樣多的生產性勞動者。這種基金，將如何分派，用到什麽地方，並沒有法律條文的保障，沒有信托契約或永遠營業證書加以規定，但有一個強有力的原則保護它的安全性，那就是每個將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確利益。如果不把這基金按照原先指定的用途使用，而是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這樣不按原指定濫用基金的人必然是要遭受損失的。
揮霍者就是這樣濫用資本的人：不量入為出，結果就蠶食了資本。就如同把某些虔誠基金的收入濫用在褻瀆的用途上一樣，他把其父輩用節儉積累下來要用於維持勤勞人們的生活基金支付了遊手好閑的人的工資。由於雇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減少了，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價值的勞動量也跟著減少了，因此，全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生產品價值也減少了，全國居民的真實財富和收入自然也減少了。如果某些人的揮霍不能由其他人的節儉而得到補償，那麽每一個揮霍者的行為通過用勤勞者的麵包來喂養那些遊手好閑的人，不僅會使自身變成乞丐，而且會使整個國家變窮。揮霍者使這種資金轉做其他用途。
縱使揮霍者所買的全是國內生產商品，不用一點外國產品，結果還是同樣影響社會的生產資金。每年總有一定數量的食品和衣服，本來應該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被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了。所以，每年一國生產物的價值，總是免不了低於其本來應有的價值。
有人會說，如果奢侈者消費的都是國內產品，不曾將資金往外輸出，國內貨幣是不會減少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每年總有一定數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非生產者消費，而是分配給了生產者，他們就不僅可再生產他們消費的全部價值，而且可提供利潤了。這同等數量的貨幣將依然保留在國內，卻又再生產了一個同等價值的消費物品，相當於生產了兩個價值，同等數量的貨幣留在國內，產生結果卻極不相同。
而且，一個國家在其年產品價值日趨減少之時，絕不能保留同等數量的貨幣。貨幣的功能無非是流通消費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取決於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的價值。依賴貨幣，食品、材料與製成品才可進行買賣，而分配給它們的消費者。因此，一個國家每年能夠使用的貨幣量必須由國內每年流通的消費品的價值來決定。這些消費品包括本國土地和勞動的直接生產品，也包括少量用部分本國產品購買而來的外國產品。國內生產物的價值減少了，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的價值也會跟著減少，因此，國內每年所用的貨幣量必然也減少了。因生產物年年減少而被逐出國內流通領域的貨幣絕不會棄無所用。貨幣所有者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絕不會願意讓自己的貨幣閑置著。國內沒有用途，他就會不顧法律約束，不顧禁令，想方設法送往外國，用來購買國內各種有用的消費物品。貨幣每年的輸出，將持續在一定時間內，使國內人民每年的消費額，超過本國年產物的價值。在逆境中繁榮時代積下來年產物所購買的金銀可支持他們一些時候。但這樣看來，這種金銀輸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結果。實際說來，這種輸出，甚至還可暫時減少民生凋敝的痛苦。此外，當年產物減少時，貨幣會流往國外。
當一個國家的年產物價值增加時，貨幣量也會跟著增加。因為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價值不斷增加，所以所需貨幣也隨之增加。因此有部分新增的產物便會尋找適合的地方出售，購買這些產品的金銀必將增加。這種金銀的增加，並不是社會繁榮的原因而是社會繁榮的結果。金銀無非就是從礦山挖掘出來，再運到市場上，必然需要一定的勞動與資本，這項生意的投資人和工人們，需要一定的收入來維持生計。這些總和就是購買金銀的價格。無論在英格蘭還是在秘魯，購買金銀都是如此。需要金銀的國家，隻要出得起這個價格，就用不著為金銀會長期缺乏這個問題而困擾；國家閑置的金銀，也不會長期留在國內。
無論從哪一方麵看來，每一個揮霍者都是社會公敵，而每一個簡樸的人都是社會的捐助者。因此，不論我們把國家的真實財富和收入想象成什麽，像樸素的道理所說的那樣，一個國家勞動量與土地的年產值構成了一個國家真實財富和收入；抑或是像一些庸俗的偏見所說的那樣，構成一個國家的真實財富與收入的是國內流通的貴金屬產量。
不當行為的結果往往與揮霍者的行為相同。農業、礦業、漁業、商業和工業上對於雇用生產性勞動的資金而言，一個不小心或是一個沒有成功希望的計劃都將使之有減損的趨勢。當然，投入到這種計劃上的資本也隻是由生產性勞動者消費，由於資本使用不當消費的價值不能充分再生產出來，就不可避免會減少社會上的生產資金。幸而就大國的情形來說，個人的奢侈以及不當行為對其不能有多大影響。不過幸好有另一部分人勤儉節約，總能夠抵消這一部分人的奢侈以及不當行為。
一個人之所以會奢侈浪費，是因為他是一個享樂主義者，這種享樂欲望之強烈，是很難控製的。但這種情況通常來說總歸是暫時的、偶然的。一個人之所以會勤勞節儉，是因為他想改變自身現有的狀況。這願望冷靜而執著，從出生那一刻起我們就沒有放棄過。從出生到死亡那天，這漫長的過程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滿足於自身當時的身份地位以及財產。我們都是上進的人，一心想改良，問題就在這裏，到底該如何改良呢？增加財產顯而易見是最明顯的途徑。然而將收入節省一部分並儲蓄起來也是增加財產最適合的方法。在我們有生之年雖然都有浪費的欲望，但總的來說，節儉的心理，還是占一定優勢的。
接著談不當行為。無論何時何地，慎重和成功的事業總占極多數，不慎重、不成功的人占的其實是極小的一部分。雖然我們經常看到有不少破產的人，但在這大千世界，失敗的人總還是極小部分的，也許這隻是一千個人中的一個。對於一個清白的人來說，破產實在是極大的、極難堪的災禍。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實在不多，不知道避免它的人也不是說沒有。
私人奢侈妄為，會把個人陷於貧窮，地大物博的國家固然不會因此陷入貧窮，然而政府奢侈妄為就不一樣了。在許多國家，公眾的收入絕大一部分是用來維持非生產者。例如朝廷中的王公大臣、教會中的牧師神父、海軍陸軍等等。因為他們平時不從事生產，所以不得不依靠別人的勞動產物來維持生活。如果這類人的數量不斷增加，導致他們在某一年內消費掉的產品，沒有多餘來維持來年的再生產的勞動生產者。所以，下一年的再生產量就下降了，導致一年不如一年。時間一長，國家的貧窮就會來臨。因此，這一類非生產者使得人民不得不消耗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金，因為非生產者應該消費人民的一部分剩餘收入占用比例過多，最後無論勞動者多麽節儉都無法補償如此大的浪費。公共的浪費和不審慎比私人的更加可怕。
然而，從經驗上來判斷，大多數情況下，個人的節儉和一些良好的行為，又似乎可以補償個人的奢侈妄為之後又可補償政府的浪費。每個人都在努力改善自身狀況是一致的、經常的，不斷地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動力。這種力量強大到足以戰勝政府的浪費，足以挽救行政的重大失誤，使事情日趨改良。就如，人間雖有疾病，有庸醫，但人身上總是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創造奇跡，恢複原來的健康。
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提高受雇用勞動者的生產力都可以增加一個國家土地和勞動年產品的價值。很明顯，增加資本和增加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基金是增加生產性勞動者數量的前提。增加那方便勞動、縮減勞動力的機械和工具，或者把機械進行改良，就能提高受雇勞動者的生產力。要麽，就是將工作合理分配。但無論哪種方法，都必須增加資本。要改良機器，少不了增加資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也少不了增加資本投入。把工作分成許多部分，每個人專心做一種工作與一個人兼任各種工作相比必須增加不少資本。因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年產量提高了，土地耕作狀況進步了，工業擴大了、繁盛了，商業推廣了，貿易擴大了。顯而易見，這國的資本，必定增加了不少。一部分人民的妄為和政府的浪費所侵蝕了的資本的數額占的比例一定少於另一部分人民的節儉慎重所增加資本的數額。既然講到這兒了，我就應當聲明一下，國泰民安了，即使政府不是節省慎重的，國家情況也可以有這種進步。不過，我們也應當正確判斷這種進步，將兩個相離太近的時代放在一起比較是比不出什麽來的。進步是如此逐漸的，時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時，即使國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我們經常因為看到某種產業衰退或某一地區的衰落，便懷疑整個國家的財富與產業都在退步。
把現在英格蘭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與一百年前查理二世複辟時代相比較，前者必然比後者多得多。現在英國年產量的增長，很少有人懷疑，但在這一百年時間內，幾乎每隔五年就有幾本書說英格蘭的財富正在銳減，人口正在減少，農業退步，工業凋零，商業衰落。這些書籍不全是黨派的宣傳品，裏麵很多都是非常誠實、聰明的作者所寫的，他們相信自己是正確的。
將查理二世複辟時代和二百年前伊麗莎白即位時比較，英格蘭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也必定多得多了。蘭開斯特爭勝時代末期與伊麗莎白時代比較，英格蘭的年產品增加很多。再往前看約克與蘭開斯特時代必定勝於諾曼征服的時代；諾曼征服的時代，當然又勝於撒克遜人統治的時代。撒克遜人統治的時代，應該說不是一個進步的國家，但與朱利阿·凱撒侵略時代（這時，英格蘭居民的狀況，和北美野蠻人相差不遠）比較，又算是很重大的進步了。
然而，在這各個時期中，政府和私人都有很多浪費，而且發生了多次根本不必要的並且費用浩大的戰爭，原用來維持生產者的年產物被轉移用來維持非生產者。在戰亂時期大量的浪費、資本的破壞，在任何人看來，都會感覺這不但會妨礙財富的自然蓄積（實際上確是如此），而且會使國家在這時期末陷於更為貧困的地位。查理二世複辟以後，英國處於最幸福最富裕的階段，但那時發生了戰亂。如果我們是生在那時，我們一定會為英格蘭的前途所擔憂，也許又將陷入貧困之中，或者完全滅亡。你想想看，倫敦大火以後，就發生了大瘟疫，再加上英國與荷蘭兩次戰後的革命騷擾，對愛爾蘭戰爭，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對法耗費巨大的大戰，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亂。排除其他的不講，單單就四次英法大戰後，英國就欠下14500萬鎊以上的債務，外加戰爭所引起的各種特殊支出，總共債務不少於兩億鎊。自革命以來，我國年產物大部分都用來維持非生產者。若沒有發生戰爭，當時用於戰爭的那筆開銷，大部分一定會是用來雇用生產性勞動者。生產性勞動者既能將他們消費的全價值再生產出來，並能提供利潤，那麽我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也就相當可觀了，隨之逐年增加。如果當時沒有戰爭，建築物一定更多了；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寬廣；已改良土地的耕作更加完善了；製造業也必然增多了，已有的製造業也一定推廣了；至於國民真實財富與收入將如何讓它增加起來，我們很難預想。雖然有許多公共的和私人的浪費，並發生了許多其他的騷亂和不幸。
政府的浪費雖然曾阻礙了英格蘭在財富與改良方麵的自然發展，但不能使它停止發展。現在的英格蘭與複辟時代、革命時代相比較，土地和勞動的年生產物是多得多了。與過去相比英格蘭現在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維持農業勞動的資本也一定多得多了。一方麵雖有政府的誅求，但還是有無數個人在那裏普遍地堅持不懈地努力改進自己的境況，節儉、儲蓄慎重，不動聲色地、慢慢地把資本累積起來。正因為這種努力，英國才能受到法律保障，並在最有利的情況下自由發展，使英格蘭幾乎在過去的時代，都能日趨富裕，日趨改良。而且，將來永遠都會這樣下去，這也並不是什麽做不到的事。可是，英格蘭從來沒有過很節儉的政府導致居民都很懶散、奢侈。英格蘭王公大臣不但不自我反省，頒布節儉法令，甚至禁止外國奢侈品輸入，還要監督私人經濟，節製鋪張浪費，實際上是最放肆、最專橫的行為。他們可曾想過，他們自己才是社會上最浪費的階級。他們隻要管好自己的開支就行了，人民的費用，可以任憑人民自己去管。人民的浪費遠不及他們，若他們的浪費不會使國家滅亡，人民的浪費，哪裏談得上呢？
節儉可以增加社會資本，奢侈將減少社會資本，而花費等於收入的人，蓄積與資本相同，也不蠶食資本，資本不變多也不減少。但我們必須明白，在那麽多花費方式中，有一些更能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個人收入有不同的消費方式，當然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有的用來購買立時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不會留下什麽，更不用說對將來有什麽好處。有的人花錢購買持久耐用的物品，今日享用了，還可以積蓄起來，從而減少明日的開銷，或者增進明日的開銷更有價值。例如，有些富翁簡直是女仆成群，廄滿犬馬，大吃大用。但有些富翁寧願食事儉約，奴婢減少，將收入用來修飾莊園，大興建築，廣置家具，收藏書畫等等。有些人願意買一些比較不重要的東西，明璫瓔珞，灼爍滿前。還有些，則有如前數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寵臣，衣服滿箱，錦繡滿床。設有甲乙二富翁，兩人的財產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購買比較耐久的商品，乙則用其大部分收入購買即享即用的物品。最後，甲的境況必然比乙的好得多。甲還有一些貨物，雖其價值不如當時所費，但總有多少價值。乙則連痕跡也沒留下來，十年或二十年浪費的結果，到頭來成了一無所有。支出用在耐用品上的人比支出用在易壞品上的人更加富裕。
有益於增加個人財富的消費方法，也能夠帶來國民財富的增加。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可以轉瞬間變得對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階級對其厭倦的時候，中下階級的人民，便可購得它們。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這樣使用錢財的時候，全體人民的一般生活狀況就逐漸改進了。在一個長期富裕的國家中，下等人民雖然自己無法出資建造大廈，但往往占有大廈；雖自己無法購買上等家具，但往往使用上等家具。古代西穆爾的宅邸，就是現在巴斯道上的旅店；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那是皇後從丹麥帶來的嫁妝，作為鄰國通婚的禮物），幾年前，已經陳列在了敦弗林的酒店。在一些沒落的古城，我們有時可發現幾乎沒有一所房屋是現在居住在那的人所蓋得起的。房屋裏麵許多還可適用的，非常講究的，但已是老式的家具。這些家具絕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錢定製的。那些王宮別墅，書籍圖像，以及各種珍奇物品，時常是一種光榮又是一種裝飾，我想在每個國家都是如此。如凡爾賽宮是法蘭西的裝飾和光榮，斯托威和威爾登是英格蘭的裝飾和光榮。意大利創造名勝古跡的財富，雖然是沒落了，卻仍然博得了世人的讚賞。
把收入花費在持久耐用的物品上，不僅較有利於蓄積，而且有利於養成儉樸的習慣。假如一個人在這方麵花費得過多，他可在社會人士有所譏評之前幡然醒悟。像這樣鋪張浪費的人，不是迫於破產，很少有改變習慣的勇氣。如果原來是仆人成群，驟然撤減，原來是華筵廣設，驟然儉省，如果原來是陳設豐麗，驟然節用，會讓他們覺得自己好像是在承認以往錯誤的行為。反之，如果他原來就愛花錢添置房屋、家具、書籍或圖畫，以後如果自覺財力不濟，他改變習慣了，人家也不會覺得奇怪。因為此類物品，前已購置，無需源源購置不絕。在別人看來，他改變習性的原因，應該不是財力不濟，而應該是他對此已經失去了興趣。過去的花用容易停止。
花費在生產者身上，能增加一個國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的交換價值，花費用來維持非生產者，不能增加一個國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品的交換價值。一夕之宴，所費為二三百斤糧食，其中也許有一半將被倒掉，它的浪費可不小啊。如果將宴會的開支，用以雇用泥水匠、木工、裝飾機械工等等，雖然消耗的糧食數量相等，所供養人數必然會增加。工人們將一分一毫地購買這些糧食，一分都不會浪費。維持生產者便可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維持非生產者卻不能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
不過，我並不是想借此表明前一種花費方式總是比後一種花費方式更為慷慨或者大方。當一個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於好客和款待時，他是和他的友人和同伴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用以購買那些耐久物品時，他就隻是考慮到了自身的利益，並不想同他人分享。因此，後一種的花費，特別是花於購珠寶、衣飾等等這些瑣細東西，時常表現出一種輕浮而自卑的性格。我隻不過想說明，花錢購買耐用品能夠促進商品的價值積累，能助長有價商品的蓄積，對於私人的節儉習慣加以鼓勵表揚，較有利於社會資本的增進；從而維持更多的生產者而不是非生產者，所以較有利於財富的增長。並不能因此就說它表示一種慷慨大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