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銀價變動的結論
搜集古代商品貨幣價格的學者，大都認為穀物和一般物品貨幣價格低廉，換言之，金銀價值的昂貴，不僅證明了這些金屬量的不足，而且也可以作為當時該國家貧乏野蠻的證據。這種看法是和“一國富裕是由於金銀豐饒，而貧乏則由於金銀不足”的政治經濟學體係分不開的。關於這種政治經濟學體係，我將於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說明，在此我隻論述以下事實：即金銀價值的昂貴，僅可證明以這類金屬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貧瘠，決不能證明金銀昂貴國家的貧窮與野蠻。貧國不能像富國那樣購買那麽多的金銀，也不能支付金銀那麽高的價格。因此，這種金屬的價值，在貧國絕不可能比富國更高。中國是一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的國家，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任何國家高得多。的確，自美洲礦山被發現以來，歐洲的財富已大有增加，同時金銀的價值也逐漸下降了。但金銀價值的下降並不是由於歐洲真實財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是由於偶然發現了曠古未有的豐饒的礦山。歐洲金銀數量的增加與其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雖然幾乎發生在同一個時期，但是各自是由非常不同的原因引起的，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的自然聯係。金銀數量的增加純屬偶然，任何深謀遠慮及政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則是由於封建製度的崩潰與新政府的成立。這種新政府對於農業給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獎勵，即保證了每個人能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由於封建製度至今依舊殘存在波蘭，該國的貧乏狀況差不多和美洲被發現以前一樣。然而它也像在歐洲其他各地一樣，穀物的貨幣價格上升了，金銀的實際價值下落了。可見，在波蘭貴金屬的數量一定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增加了，其增加的數量同該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比例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可是，這種貴金屬的增加似乎並沒有增加該國的年產物，沒有增進該國的製造業及農業的發展，也沒有改善該國居民的生活情況。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國，在美洲都擁有許多礦山，但在歐洲各國中，它們卻是繼波蘭之後最貧窮的兩個國家了。可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貴金屬的價值卻一定比歐洲其他地方低，因為貴金屬是從這兩個國家運往歐洲其他各地的，不但要負擔運費和保險費，而且還由於這兩國金銀的出口或被禁止或需繳納重稅，還要支付走私的費用。因此，貴金屬數量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來說，在這兩國一定比歐洲其他各國大。可是，它們卻比歐洲其他各國都窮。雖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廢除了封建製度，但它們卻沒有一個更好的製度來代替。貴金屬價值高昂不是貧窮的證明。
正如金銀價值的低落並不能證明一個國家的富裕繁榮一樣，金銀價值的上升或者說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落也不能證明一個國家的貧窮和野蠻。
一個國家的貧窮和野蠻，雖然不能取證於穀物貨幣價格的低廉，卻可十之八九取證於牲畜、家禽及所有各種野生鳥獸的貨幣價格相應於穀物的貨幣價格的低廉。它清楚地證明了以下兩個事實：第一，這種產物的繁多程度大於穀物，可知畜牧荒地所占的麵積比穀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價比穀物耕地的地價低廉，可知該國大部分土地還沒有耕作和改良。這二者證明，這種國家的資本和人口與該國土地麵積所持的比例和一般的文明國不同，從而也就證明了該國的社會狀態尚處在幼稚階段。總之，我們從一種貨物尤其是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所能推斷的，隻是當時以金銀供給世界商業的各礦山的肥瘠，卻決不能推斷該國的貧富。然而，從某些種類貨物的貨幣價格與其他貨物的貨幣價格對比的高低，我們卻可幾乎完全準確地推斷出該國是富裕還是貧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會狀態是接近野蠻還是接近文明。
如果物品貨幣價格上升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銀價的跌落，那麽所有貨物所受的影響必然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如果銀價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貨物價格也一定以相應的比例抬高。但是，被人們當作問題議論紛紛的各種食品價格的上升程度卻是參差不齊的。就本世紀的平均情況來看，人們公認的，即使那些以銀價升高來說明穀價上升的人也承認穀價上升的幅度比其他食品價格上升的幅度小得多。由此可知，其他食品價格的上升並不能完全歸因於銀價的下跌，我們必須考慮其他的原因。也許以上所提出的原因已經無須假設銀價的跌落就能充分地說明為什麽這些食品價格上升的幅度比穀物大了。完全由於白銀價值降低造成的物價上漲，會同等地影響所有的貨物，但穀物價格比其他食物上升的幅度較小。
在本世紀最初64年間和最近特別嚴重的歉收年份以前，穀物的價格比上世紀最後64年略低。這個事實的證據不僅有英國溫莎市場的價格表，而且還有蘇格蘭各郡公定的穀價調查表，以及法國麥桑斯和杜普雷·得·聖莫爾先生所精心搜集的不同市場的賬簿。對於這樣一件難以證實的事情，它的證據的充分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至於最近10年或12年的穀物價格的高昂，完全可由年成不好來說明，而不必想到銀價下跌這個事實。
因此，銀價在不斷下跌的見解實在沒有任何確鑿的根據。它既不根據對穀價的觀察，也沒有根據對其他食品價格的觀察。
可能有人會說，即使照上麵的敘述，等量的銀在今日所能購得的某種食品的數量也遠遠少於在上個世紀所能購得的該種食品的數量。他們還說，對於這個變化究竟是由於該貨物價值的上漲還是銀價的下跌，即使確定了也不過是做出一種無用的區別，對於一個隻持有一定數量的白銀去做買賣或隻有某種固定貨幣收入的人來說並無幫助。我當然不能說，知道這個區別就能以較低廉的價格購到貨物，但是我也不能因此下結論說這個區別是毫無用處的。價格上漲與白銀價值下跌的區分不是無用的。
一個國家的繁榮狀態也可由這個區別得到一個簡單的證明。所以這個區別的確定對於大眾並非沒有用處。如果由於銀價的下落，某種食品價格上升，我們可以從這樣一種情況推得的隻是美洲礦山的豐饒。盡管有了這種情況，像葡萄牙、波蘭那樣，其實際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可能日漸衰微或者日漸增加，像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樣。但如果這些食品價格的上升是由於生產該食品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增大，即由於該土地肥沃程度的提高或土地耕作的改善和耕地的擴展使土地更適於穀物生產，那我們就可以十分肯定地判定該國正處在繁榮和進步的狀態。土地是所有大國的國家財富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部分。此種區別，對於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價值有否增加，即能為這一部分的價值增長提供如此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證據，那對於公眾而言無疑又是有益處的，至少能給予公眾一些滿足。
不但如此，在規定某些下級雇員的報酬時，這個區別對公眾也有一些幫助。如果某種食品價格的上漲是由於銀價的下落，那麽這些雇員的金銀報酬就應按這個下落的比例而增加。否則其真實報酬將按照同一比例減少。但如果食物價格的上漲是由於該食物價值隨著生產它們的土地肥沃程度的改善而增加，那麽，要按什麽比例來抬高他們的金錢報酬或者是否應抬高，就成為一個極其微妙的問題。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擴張必然會按照穀物的價格或多或少地提高所有動物性食物的價格，它也一定會使所有植物性食物和穀物對比的價格或多或少地下落。它必然會提高動物性食物價格，因為生產這些食物的大部分土地已經過改良而變得適於生產穀物，這樣就能為地主和農場主提供穀田的地租和利潤。它必然會降低植物性食物的價格，因為通過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就提高了土地的產量。而且，農業的改良也會引進許多比穀物需要的土地少、勞動力少的植物性食物，他們在市場上的價格更低廉。如馬鈴薯、玉米或者所謂印度玉蜀黍，它們是歐洲農業或者說歐洲本身從通商及航海的巨大擴張而得到的兩大改良。此外，在原始農業狀態下，許多植物性食物僅局限於在菜園中用鋤頭耕種。到了農業改良狀態下，這些植物就開始在普通的田地裏用犁來栽植，如蕪菁、胡蘿卜、卷心菜等。因此，在社會改良的進程中，如果某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必然上漲，而另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就必然下跌。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判定前者的漲價在什麽程度上能由後者的跌價來抵償。當家禽肉的價格漲到極點時（除豬肉外，所有家畜肉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在英格蘭大部分地區已達到極點），此後其他各種動物性食物價格的上漲就不會對一般下層階級人民的生活狀況產生多大的影響。英格蘭大部分貧民的生活狀況肯定不是由於家禽、魚類、野禽或鹿肉價格的上漲而陷於生活的貧窮，因為馬鈴薯的跌價必定給予了一定的補救。在規定一國低級廉工的工資時可能有用。
在現今食物短缺的年份，穀物昂貴的價格無疑會使貧民受到困苦。但在一般豐收的年份，穀物以普通或平均價格出售時，任何其他天然生產物價格的自然上升都不會使貧民的生活狀況受到多大的影響。如食鹽、肥皂、皮革、麥芽、麥酒等製造品價格因征稅而人為的上漲時，他們也許會受到一些影響。
改良的進展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可是，技術改良會自然而然地導致降低差不多所有製造品的真實價格。伴隨著技術的改良，所有製造業的製造工藝費用大都會逐漸降低。機器的改善，技術的改進，生產過程中更科學的分工，這些都是技術改良的結果，也正是這些結果使任何產品所需的勞動量驟減。當然，隨著社會的日益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必然會大大上漲，然而所需勞動量的大大減少，一般足以補償勞動價格的上漲甚至還綽綽有餘。但是改良的自然影響是降低製造品的價格。
當然，有些產品生產所需的原材料真實價格的上漲遠遠高於從改良上所得的所有利益。例如在許多木器的生產中，以最先進機器、最嫻熟技巧及最科學分工得到的所有利益，可能還抵不上木材真實價格因為土地改良而引起的上漲。在少數製造品中，原料價格的上升抵消了執行工作的改良。
不過，在原材料的真實價格保持穩定或上漲有限的情況下，產品的真實價格肯定會大大降低。但在其他場合價格下降很多。
在本世紀和上世紀階段，物價下跌最明顯的是那些以賤金屬為原材料的製造品。在上世紀中葉可能需要20餘鎊才能買到的不錯的手表機件，而如今也許20先令就足夠了。刀匠鐵匠們用賤金屬為原材料製造的產品，包括鋼鐵玩具，以及從伯明翰和謝菲爾德出品的所有貨物，它們價格的下跌程度雖然不及表價的下跌程度，不過也足以使歐洲其他各地的工人們吃驚。他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承認，在以前即使用2倍乃至3倍的價格，也不能生產出同樣優質的產品。可能以賤金屬為原材料的這種製造業，比其他任何製造業都更適合於進行科學分工，更可進行機械化改造。因此其製造品價格的特別低廉自然就不足為奇了。
在同一時期，服裝製造業內卻沒有出現如此大幅度的跌價。恰恰相反，最最上等的服裝價格在這25年乃至30年間，與其質量相比，卻按比例地有所上漲。據說，這是因為衣料是用西班牙羊毛織成的，而羊毛的價格上漲了許多。又有人說在本世紀，100%由英格蘭羊毛製成的約克郡呢絨的價格確實與其品質按比例已下跌了不少。可是質量問題確實多少帶有不確定性。所以這種說法，我個人認為未必真實。服裝業裏的分工情況當今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機器，也沒有特別大的變動。不過在這兩方麵可能都有小小改進，使它們的價格下跌了一些。在同一時期衣服價格沒有多大下降。
然而，我們若把此種製造業的當今價格和更古遠的15世紀末葉的價格相比，則其跌價就顯著得多。那是由於當時的分工程度，遠不如當今科學精細，使用的機器也遠不如當今先進。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頒布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碼售價不得多於16先令，違者每碼將罰40先令。”由此可知，含銀量約與今天貨幣24先令相等的16先令，在當時看作是上等呢每碼的合理售價。當時頒布此法令，目的在避免日常奢侈，由此便知普通售價肯定在16先令以上。然而每碼1基尼在當今可看作是此等織物的最高價格。由此可知，即使假設呢料質量相同，況且當今的質量可能還要好很多，最上等呢料的貨幣價格自15世紀末葉以來，也有顯著的下跌，而它的真實價格則下跌得更大。當時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小麥每誇脫的平均價格是6先令8便士，因此16先令就是小麥2誇脫而且也是3蒲式耳多的價格。如果現在小麥1誇脫的價格是28先令，則當時最上等呢料每碼的真實價格肯定至少等於現在貨幣3鎊6先令6便士。當時購買一碼這種呢料的人，必須放棄當日3鎊6先令6便士的勞動量與生活必需品量的支配權。粗呢的真實價格雖然亦也有下跌，然而它的下跌幅度沒有上等呢那麽大。
1463年即愛德華四世第三年頒布了一個法令，規定所有家用仆人、普通作業者、居住在城外或郊外的所有工匠所雇用的雇工穿著的衣料價格不得高於每碼2先令。當時2先令所含銀量大概與今天的貨幣4先令相同。可是，現在每碼售價4先令的衣料可能比當時最窮苦雇工穿著的呢衣料要好得多。因此這些人所穿衣物的貨幣價格按質量的比例來算，現在的比當時的要便宜些，衣料的真實價格肯定也下跌了很多。在當時每蒲式耳小麥的合理售價是10便士，很自然2先令就是當時約2蒲式耳和2配克小麥的合理價格。而現在按每蒲式耳合3先令6便士算，則2蒲式耳2配克小麥便值8先令9便士。也就是說當時貧困雇工為了購買這種衣料必須放棄購買相當於今日8先令9便士所能購得的物品量。這一法令目的在於限製貧民的奢侈和浪費，也可知當時貧民通常所穿的衣料比現在要昂貴得多。
根據同一法令，規定那個階層的人民不得穿價格超過14便士一雙（約等於今天的貨幣20便士）的長襪。當時14便士大概是1蒲式耳和2配克小麥的價格，以現在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計算，現在將值5先令3便士。在今天，一雙值5先令3便士的長襪對最窮苦的雇工來說也是十分昂貴的物品，然而，在當時的下等雇工為了一雙長襪必須支付與這數目相同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時代，也許歐洲並非任何地方都知道織襪技術。而這也許是其昂貴的原因之一。當時他們的長襪都是由普通布匹織成。據說英格蘭最早穿襪的是伊麗莎白女王，而且是由西班牙大使贈送的。當時長襪是由普通呢絨製成。
古代精粗毛織業所用的機器遠沒有今天的先進。這些機器在近數百年來，經過三次大改良，也許還有不少次小改良，這些改良的具體次數和重要性，現在都很難加以斷定。這三次重大改良分別是：第一，用紡輪替換老式錠子和紡錘，通過這一改良使得同量的勞動能完成2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一些新式機器，大大地方便和有效地節省了絨線毛線的卷繞時間或者說經緯紗在放入織機前的安排，這種工作在這些機器尚未出現之前是極其累贅繁瑣的。第三，使用漂布機代替人在水裏踩踏使布密致的方法。在16世紀初期，在英格蘭還沒有出現任何種類的水車和風車，而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各地區也是一樣。隻有意大利在早些時候引進了這些機械。
當時的這些條件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精粗毛織品為什麽比現在昂貴得多的原因。在以前，這些貨物運輸到市場也要更多勞動，所以在上市後這些商品必須交換更大量商品的價格。這就說明了為什麽價格下降。
在以前英格蘭的粗紡製造工藝與當今的工業剛起步的國家是一樣的，它可能是一種家庭作坊式的製造業，其各種不同的工作可能家庭的毎個成員都擔當過。然而他們一般隻在沒有其他事情可做時才做這些工作，這些工作並非是他們大部分生活用品的主要來源。勞動者當作副業製成的物品，其價格總比以紡織為職業作為主要生計的人完成的製品的價格要低廉得多，這是我們之前已經指出的。至於精紡業，當時英格蘭尚無這一產業，隻有商業發達國家弗蘭德才有。而且在當時該地從事精紡業的人大概和現在的人們是一樣的，他們是以紡織為生的。而且，弗蘭德製造品是一種外國製造品，必須向國王繳納一些關稅，也就是所謂物品通行所需的噸稅和磅稅。當然這些關稅可能不會很高。當時歐洲國家的政策不在於設高關稅以限製外國製品的進口，恰恰相反，他們希望通過優惠商人使本國不能自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能以廉價提供給豪紳顯貴。
這種情況，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闡釋了在古代粗紡品的真實價格與精紡品的真實價格遠遠低於現在價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