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貴金屬的價值，比歐洲高得多,而且一直如此。此種差別，是因前者多為產米國，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獲兩次,有時甚至三次，而每次收獲的產量，又比小麥的一般收成要好得多，所以其糧食的產量遠高於麵積相同的非產水稻的國家。同時這些國家的人口肯定會多得多。此外，這些國家的富人，擁有大量自己消費不了的糧食，可供他們自由處置，因此掌握著可購買更多的他人勞動量的手段。因此，根據記載，中國或印度斯坦的達官顯貴的隨從遠比歐洲最富有的臣民的隨從要多,並且更加氣派。而且，這些大官富豪，持有大量過剩的糧食，於是他們能夠支付較大數量的糧食來交換那些大自然生產的珍奇物品，如富翁競相爭購的金銀寶石。所以，供給印度市場的銀礦，和供給歐洲市場的銀礦相比，即使同樣豐饒，這些商品在印度能交換的糧食自然要比在歐洲多很多。
不過供應印度市場貴金屬的礦山看來遠沒有供應歐洲市場的礦山那麽豐饒，而以寶石供給印度市場的礦山，卻遠比以寶石供給歐洲市場的礦山豐饒，所以，貴金屬自然在印度能換得更多的寶石，並能換得更多的糧食。像鑽石那樣的奢侈品，其貨幣價格在印度比在歐洲要低一些，而像糧食這樣最重要的必需品的貨幣價格在印度要比在歐洲低許多。但前麵說過，在中國和印度斯坦這兩大市場，勞動的真實價格，即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量，卻遠不如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勞動者。因此這些勞動者的工資，隻能購買少量的食物，同時食物的價格比歐洲低，所以，與歐洲比較，勞動的貨幣價格在印度就加倍低廉，這是因為它隻能購到少量的糧食，而且糧食的價格又便宜。在技術相同工業相同的國家，必有大部分製造品的貨幣價格，與其勞動的貨幣價格成比例。中國和印度斯坦製造業上的技術和工業，雖不及歐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遠。因此其製造品的貨幣價格，自然要比歐洲任何地方低得多。並且歐洲大部分地區輸送貨物采用陸運,這又大大提高了多數製造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在中國和印度斯坦，則因內地河港縱橫，貨物常由水運,節省了大量的錢，從而降低了其製造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綜合這些理由，由歐洲運往印度的貴金屬一直都是有利可圖的商品。在印度沒有任何一種其他的商品能比貴金屬賣到更好的價錢了，就是說，在歐洲生產製造花費一定數量的勞動的商品，沒有一個在印度能比貴金屬換得更多數量的勞動和商品。貴金屬中，把黃金運往印度，又不如把白銀運往印度更為有利，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率，通常為十對一，最多也不超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在前者，雖能以銀十盎司至多十二盎司購得金一盎司，在後者，則需銀十四盎司乃至十五盎司。因此，對於從歐洲開往印度的船舶中，銀通常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從亞卡普科開往馬尼拉的船舶來說，同樣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賴這種關係，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世界上相隔很遠的地區相互聯係起來了。在印度，金銀的價值過去和現在都比歐洲高。
為了供應如此廣闊的市場，每年從礦山掘取的銀量不但要滿足所有繁榮國家不斷增加的鑄幣需求和器皿需求，還必須滿足所有用銀國家銀幣銀器皿不斷毀損和消磨的需求。白銀的供應需要考慮器皿和鑄幣增長以及毀損和消耗的增加。
鑄幣由於磨損，器皿由於磨損和清洗,所消耗的貴金屬的量是很大的,單單這種被廣泛使用的商品每年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貴金屬。在某些製造業中所消費的金屬，總體來說或許不比這逐漸的消耗來得大，但由於消費特別迅速，所以就特別明顯。據說單單伯明翰某些製造品，每年為鍍金包金而使用的金銀量就超過英幣50000鎊，而且無法複原。從這事實可知，在與伯明翰這些製造品相類似的製造品上，世界各地在鑲邊、彩飾、金銀器、書邊鍍金及家具等物上每年所消費的金銀不計其數，而且每年由一地運往另一地的海陸途中,必定損失很多的金銀。此外，亞洲各國幾乎普遍都有掘地埋藏寶藏的習俗，而在埋藏者死亡以後,埋藏的場所往往無人知道。這樣必然會增加金銀的損失量。毀損是很可觀的。
根據可靠的記載，每年由卡迪茲和裏斯本輸入的金銀量（包括走私）約值600萬鎊。
據麥格斯的記載，每年輸入的貴金屬,西班牙在1748年到1753年這6年期間，葡萄牙在1747年到1753年這7年期間，合計白銀平均每年1101107磅，黃金平均每年49940磅。白銀按金衡每磅值62先令計算，共值3413431鎊10先令。黃金按金衡每磅值44個半基尼計算，共值2333446鎊14先令。兩項合計共值5746878鎊4先令。麥根斯認為這些進口的登記數字是正確的。他詳細地提供了黃金和白銀運來的具體地點以及各自的具體數量。他還估計了他認為可能走私輸入的金銀數量。這位慎重商人的豐富經驗使他的意見顯得十分有力。
《歐洲人在東西印度創業的哲學史及政治史》一書的作者以善辯博識著稱於世。據他說，自1754年到1764年這11年間輸入西班牙的金銀量，平均以十裏爾銀幣為一皮亞斯特計算，每年達139841856皮亞斯特。再加上走私進來的,他推測全年的進口可能達到1700萬皮亞斯特。按每皮亞斯特4先令6便士換算，全額即為英幣3825000鎊。他也列舉了黃金白銀運來的具體地點,以及根據海關登記的每一種金屬的數量。據他報告，如果按向葡萄牙國王繳納的賦稅數量（稅率好像為標準金屬的1/5）來判斷每年從巴西輸入裏斯本的黃金數量,共值葡幣1800萬克魯查多，即法幣4500萬利佛，約合英幣200萬鎊。再加上走私部分，如果作為進口部分的1/8計算，這樣又可加上25萬鎊，合計共225萬鎊。依據這個統計，每年輸入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的貴金屬總額就達到6075000鎊。
此外，我曾查閱一些其他幾個十分可靠的手稿的統計數字，它們一致認為每年的進口總額平均約為600萬鎊，隻是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
當然每年輸入卡迪茲和裏斯本的貴金屬量並不等於美洲各礦山的年產量。一部分往往由亞卡普科船舶運往馬尼拉；一部分在西班牙殖民地和其他歐洲各國殖民地間進行走私貿易；還有一部分無疑留在出產地。此外，美洲礦山雖不是世界唯一的金銀礦山,但它們是世界上最富饒的礦山。人們公認，和美洲礦山相比,今日已發現的其他各礦山產量是微不足道的。而且，美洲礦山產量的大部分每年都輸入了卡迪茲和裏斯本兩地。但是，單是伯明翰一年消費量就是50000鎊，已相當於每年600萬鎊輸入的1/120。從這看來，世界各地每年消費的金銀總額可能與其產出的總額相等，其剩餘部分也不過僅夠供應所有繁榮國家增長的需求，有時還遠不夠滿足此需求，導致多少還必須提高歐洲市場上的金銀價格。這並不是每年供應的全部，隻是其中的大部分。
每年由礦山提供市場的銅鐵量遠遠大於金銀。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以為這些廉價金屬供給的增大會超過其需求，或者變得越來越便宜。那麽，為什麽我們會想象貴金屬有該傾向呢?不錯，廉價金屬是堅硬些，但人們把它用於比較容易磨損的用途，而且因其價值較低，人們對其保存也比對貴金屬粗心些。但是，貴金屬並不一定能比廉價金屬更能久存,貴金屬也常通過不同方式損失、消磨和耗費。
所有金屬的價格都有緩慢的變動，但與土地的其他原生產物比較，每年的變動卻是比較小的。而與廉價金屬的價格比較，貴金屬突然變動的可能性更小。原來金屬價格不易變動的原因，就在於它的耐久性。去年上市的穀物今年年終將全部或幾乎全部消費幹淨，但一部分二三百年前由礦山采取的鐵可能現在還在使用，一部分二三千年前由礦山采取的金也可能現在還在使用。各年度被消費的穀物量與各年生產的穀物量常常保持相當的比例，但不同年度所使用的鐵的數量間的比例，幾乎不大會受這兩年度鐵礦產量偶然差異的影響。而金的不同數量的比例，更不會受金礦產量變動的影響。所以，雖然大部分金屬礦山每年的產量比大部分穀田每年的產量的變化要大，但這變動對這兩種不同生產物價格的影響是不一樣的。由於其耐久性，貴金屬，尤其是金銀，每年的價值很少變動。
金銀價值比例的變動
在美洲礦山被發現以前，歐洲各造幣廠規定純金對純銀的價值比例在1比10至1比12之間。也就是說,1盎司純金被認為值10盎司至12盎司的純銀。到上世紀中葉，這個比例改變為1比14至1比15，也就是說一盎司純金可交換14盎司至15盎司的純銀。這樣黃金的名義價值上升了，或者說黃金所能交換的銀量增多了。雖然金銀兩金屬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能購得的勞動量一同下落，但白銀比黃金降得更低。美洲金礦銀礦的富饒程度雖比以前發現的任何礦山都大，但銀礦的富饒程度似乎比金礦更大。美洲礦山被發現以後，白銀比黃金價值下降。
每年由歐洲運往印度的大量白銀使得英國一部分殖民地逐漸地降低了白銀和黃金的相對價值。與歐洲一樣,加爾各答的造幣廠也認為1盎司純金值15盎司純銀。如果把它和孟加拉市場相比的話，似乎太高。中國的金銀之比依然為1比10或1比12 ，日本據說是1比8。白銀價值在東方較高。
據麥根斯先生的記載，每年輸入歐洲的金銀數量的比例將近1比22，即進口1盎司黃金就要進口22盎司白銀。他認為每年輸往東印度的大量白銀使留在歐洲的金銀數量的比例降至與其價值比例相同，即1比14或15。看來他是認為它們價值間的比例必須與它們數量間的比例一致。所以如果不是這麽多白銀輸出，則它們價值的比例應當為1比22。
但兩種商品的普通價值比例不一定與其在市場上普通存量的比例一致。一頭值10基尼的牛，約為一頭值3先令6便士的羊的價格的60倍。如果我們依此推想，通常市場上有1頭牛就有60頭羊，那是非常荒謬的。同樣由於1盎司黃金可購14至15盎司白銀的事實，就推論通常市場上有1盎司黃金就有14至15盎司白銀也是荒謬的。
通常市場上銀的數量對金的數量的比例比一定數量金銀的價值比例大得多。與市場上貴重商品相比較，便宜商品往往不僅總量更大，而且總價值也更大。每年進入市場的麵包，不僅總量比家畜肉大，價值也比家畜肉大。家畜肉的總量和總價值大於家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家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大於野禽的總量和總價值。便宜商品的銷售量要比貴重商品的銷售量大很多,以至於能銷售的商品價值也要大些。所以，便宜商品總量對貴重商品總量的比例要大於一定數量貴重商品價值對同量便宜商品價值的比例。就貴金屬來說，白銀為便宜商品，黃金為貴重商品。因此我們可以預斷通常市場上白銀不僅在總量上比金大，而且在總價值上也比金大。凡持有少量金銀器物的人，隻要把自己的銀器和金器比較一下，就會發覺銀器在數量上和總價值上都大於金器。甚至還有許多人持有不少的銀器，卻沒有金器，即使有，也不過限於表殼、鼻煙盒諸如此類的小玩意兒，加在一起也值不了多少錢。英國鑄幣中所有金幣的價值的確大於所有銀幣的價值，不過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是這樣的。在有些國家的鑄幣中，它們的價值幾乎相等。據造幣廠統計，在與英格蘭合並以前，蘇格蘭的金幣還略微多於銀幣。多數國家的鑄幣中占多數的不是金幣而是銀幣。在法國所有巨額的支付通常都用銀幣。至於金幣，你很難搞到比你口袋所能攜帶的更多的金幣。但是，在所有國家裏銀器的價值都大於金器的價值，而且這一價值足以超過有些國家金幣對銀幣的優勢。低廉商品的全部比昂貴商品的全部普遍所值更多，這就是白銀和黃金的情況。
從某種意義上說，白銀一直以來而且將來仍可能比黃金便宜得多。但在另一種意義上，照今日西班牙市場上的情況來看也許可說金比銀要便宜些。一種商品，不但可根據其平常價格的絕對大小來說它是昂貴或便宜的，也可根據把它投入市場相當一段時間以內其價格是高於還是低於其最低價格來說。這所謂最低價格，是指僅夠補償這商品上市所必需的資本及其普通利潤的價格。這個價格對地主不能提供任何報酬,地租在這個價格上不構成任何組成部分,價格本身隻包括工資和利潤。現在西班牙市場上，金確實比銀更接近於最低價格。西班牙對黃金所征的稅不過是標準金的1/20，而銀稅則為1/10。前麵已經指出過，美洲西班牙屬地的大部分金銀礦山，其地租全都作為賦稅交給國王。而金礦的納稅情況則比銀礦的要糟。經營金礦發財的，也比經營銀礦發財的要少。可見金礦的利潤跟銀礦的利潤是無法比的。所以在西班牙由於黃金能提供的地租和利潤要小些,黃金的價格自然比投入市場的銀的價格更接近於最低價格了。如果把全部費用都列入計算，在西班牙市場上全部黃金看來不能像全部白銀那樣有利出售。但是，葡萄牙在巴西所收的金稅與西班牙以前在墨西哥和秘魯所收的銀稅同為標準金屬的1/5。所以還不能肯定進入歐洲市場的美洲的全部黃金價格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銀價格更接近於這最低價格。黃金比白銀更接近於它的可能最低的價格。
鑽石和其他寶石的價格可能比金的價格更接近把它們運往市場的最低價格。鑽石更加接近最低價格。
和奢侈品稅一樣，銀稅不僅是最適當的稅目，而且在當時又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所以這種稅在有征收可能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放棄的。但由於收稅困難，已在1736年使銀稅由1/5減至1/10，同樣的原因可能使白銀的稅率進一步降低，像金稅那樣不得不減到1/20。美洲西班牙屬地的銀礦因為進行開采的礦井越來越深，排出深處的積水以及向深處提供新鮮空氣的費用也較大，所以像其他礦山那樣開采費用逐漸增大。這是每一個研究過這些礦山情況的人承認的。
這等於說銀變得越來越稀少（一件商品當它變得越來越難以采集,而且采集費用變得越來越昂貴時,就可以認為它變稀少了），這些原因到時一定會引起以下三種現象之一：一，費用的增加一定會從銀價的成比例上漲中取得補償；二，它一定會從銀稅成比例下降中取得補償；三，它一定會從上述兩種措施中前一種取得部分補償,同時從後一種中取得部分補償。三者必居其一，但第三種現象最可能發生。盡管對黃金的征稅降低了許多，但和銀相比，金價仍然上升，所以盡管銀稅大減，但和勞動及其他商品相比，銀價仍然上升了。生產白銀成本增大，必然導致銀價提高，或銀稅降低，或二者兼有。
但是，銀稅的遞減縱然不能全然防止歐洲市場上銀價的上升，至少總會多少推遲其上升。由於減稅，許多以前因為繳納不起舊稅而中止開采的礦山會再行開采。這樣，白銀的上市量必然有些增加，所以白銀的價值多少有些下降。1736年西班牙國王減低銀稅的結果，是歐洲市場上的銀價與從前相比沒有實際降低，但與在銀稅不減情況下的銀價比較就降低了10%。
上述事實和議論使我相信，或者更恰當地說使我揣測，銀稅雖減，銀價卻在本世紀的歐洲市場上有所上升。我之所以說揣測，是因為就這個問題我們能形成的最好意見或許也不能算做是真理。假定銀價有所上升，其幅度也是非常小的。盡管如此，恐怕還有許多人，對銀價實際上是否上升，而且是否相反現象不會發生，即歐洲市場上白銀價值是否仍舊在下落，我們還不能肯定。在本世紀白銀價值或許略有上升。
不過以下的事件還是必須注意的:不管假定的每年金銀進口的數量如何，必定有一個時期裏這些金屬每年的消費量等於其每年的進口量。它們的消費量需與它們總體的增長同時增長,或者消費量增長的比例還大一些。總量增多，它們的價值必然下降。對它們的使用越多就越不在乎，金銀的消費量就隨著其總量的增加而更快地增加。所以經過一定時期後，這些金銀的年消費量必然會因此變得等於它們的年進口量,前提是進口量不是在不斷地增加。可是今日，情況並非如此。每年的消費量最終必然等於每年的進口量。
當金銀每年消費量與每年進口量相等時，如果每年進口量逐漸減少，那麽每年消費量也許在某些時候會超過每年進口量。金銀的總量可能逐漸不知不覺地減少，於是金銀的價值逐漸不知不覺地上升，直到每年進口量重新變得不增不減。這時金銀每年消費量將逐漸不知不覺地適應每年進口量所能維持的數額。然後消費量自行與進口量的變化相適應。
懷疑銀價仍在繼續跌落的根據
歐洲財富日益增加，而且由於貴金屬量隨財富增加而增加，所以貴金屬價值必然隨貴金屬數量增加而下降，這個俗念可能使許多人相信金銀價值在歐洲市場上還在跌落。而許多土地原生產物的部分價格逐漸上升更使他們堅持這種意見。認為金銀價值仍然在下降，因為某些天然產物的數量增加。
我已在前麵說過，在任何一個國家裏貴金屬的數量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增長時絕沒有降低其價值的傾向。金銀自然趨向富國,其理由與奢侈品和珍奇品趨向富國相同。這不是因為這些物品在富國比在貧國便宜，而是因為它們在富國比在貧國昂貴，即在富國可得更好的價格。正是價格的優越性吸引著它們,一旦失去這種優越性,它們就會停止向那裏流去。
我已經努力表明,除了穀物及其他全靠人類勤勞而生產的各種植物，所有的原生產物如家畜、家禽，各種獵物，地下有用的化石和礦物等，都自然隨社會財富增長和進步而越來越貴。所以，就算這些商品能換得比以前更多的白銀，但並不因此就得出結論說銀價已經下跌，或者能購買的勞動比以前少了。我們能得出的結論隻是，這些商品的價格實際上已經提高，或者說能購得比以前更多的勞動量。隨著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這些商品不但名義價格上升了，而且其真實價格也上升了。名義價格的上升並不是銀價下跌的結果，而是該商品真實價值上升的結果。
社會進步對三種原生產物的不同影響
原生產物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人類勞動無法使它增加的產品；第二類是那些可以與需求成比例增加的產品；第三類是人類勞動對增長的效果是有限的或靠不住的產品。隨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第一類產品的真實價格可無限製地上升。第二類產物的真實價格，有時雖可大大上漲，但有一定的限度,超過限度的價格就不可能持久。第三類產品的真實價格雖在改良中有自然上升的趨勢，不過在改良程度相等時它可能會下跌，有時保持不變，有時或多或少上漲一些，這些都取決於不同的意外事件，但人類在努力增加這類原生產物產量上都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改良推進中三類天然產物的價格均上升。
第一類
第一類產物隨社會進步而價格提高，它幾乎完全不能由人類勤勞而增加。它們的產量既不能超過自然生產的一定分量，它們的性質又非常容易變質，所以不可能把各季節生產的這類產物蓄積起來。大部分稀有鳥類和魚類，各種野禽野獸與候鳥都屬於此類。當社會的財富以及相伴的奢侈品需求增長時，對這類東西的需求多半會增加，但其產量卻不能由人力使其大量增加。所以這等商品的價格可以極度上漲,而且不受任何界限的限製。當山鷸成為時尚品，價格上升到20基尼一隻的話，人類也不能由勤勞而使市上的山鷸增加到大大超過現有的數目。這就很容易理解古羅馬人在最強盛時代，為何對珍貴魚類鳥類付出高昂的代價。這種高價並不是當時銀價貶值的結果，而是不能隨人意增加這些稀有珍品數量使其本身價值上升的結果。在羅馬共和國衰落前後一段時間，銀的真實價值比今日大部分的歐洲都高。3塞斯特斯，約合英幣六便士,是羅馬共和國對西西裏繳納什一稅的小麥每1莫迪斯或1配克所支付的價格。但這價格可能要比市場平均價低，西西裏農民有義務按這價格向農場主交售小麥，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征稅。所以，當羅馬人需從西西裏進口什一稅以外的小麥時，就須依照契約對於超過部分按每1配克4塞斯特斯支付，約合英幣8便士。這價格被認為是適當而合理的價格，也就是當時的平均或普通的契約價格。換算起來差不多為21先令1誇脫。英國的小麥就品質而言要比西西裏小麥差，在歐洲市場上的售價也要比西西裏小麥低。但在最近的歉收年度以前，其普通的契約價格卻為28先令1誇脫。因此，古時候的銀價與現在的銀價相比一定為3比4 的反比例，也就是說當時3盎司白銀與現在4盎司白銀比較，能購得同量的勞動或商品。根據曆史學家普林尼的記載，塞伊阿斯以6000塞斯特斯（合英幣50鎊）購買一隻白夜鶯獻給皇後阿格利皮納；阿西尼阿斯·塞納以8000塞斯特斯（合英幣66鎊13先令4便士）購買一條紅魚。當我們讀到這種記載時，這些破天荒的價格雖使我們驚訝，但這些價格在我們看來還不到它們真實價格的1/3。這兩件東西的真實價格，即它們所能交換的勞動或食品量，比其名義價格在今日的數量約多1/3。這就是說，塞伊阿斯為一隻白夜鶯而付出的勞動和食品的數量等於現今66鎊13先令4便士才能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數量；阿西尼阿斯·塞納為一條紅魚而付出的勞動和食品的數量等於現今88鎊14先令9又3/10便士才能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數量。引起這種天價的原因並不是白銀充裕，而是羅馬人的剩餘勞動剩餘食品十分充裕。當時羅馬人所持有的銀量比同等數量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在今日所能獲取的銀量要小得多。
第二類
價格隨社會進步而上漲的第二類原生產物，其數量能按人類需求而增加,它由那些有用的植物和動物組成。當土地未開墾時，自然生產物十分豐富，以致它們很少或者沒有什麽價值。隨著耕種的進步，它們不得不讓位給那些更為有用的產物。在社會日益進步的長期過程中，此類產物的數量不斷減少，與此同時對它們的需求又不斷增加。於是它們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能購買或支配的真實勞動量逐漸上升，直到跟人類勞動在最肥沃和耕作得最好的土地上所能栽種的任何有用產品一樣。但是，一旦達到這高度，就不能再漲了，如果再漲，那馬上就會有更多的土地和勞動投入增加它們的產量。
例如，當牲畜的價格上漲到這樣一個程度，人們就會覺得開墾土地種植牲畜牧草和開墾土地生產人類食物有同等利益，那就不能再上漲了，如果還進一步上漲，那麽馬上就會有更多的穀田轉化為牧場。相反耕地擴大的結果會使野生牧草的數量減少，以致無須勞動而自然生長的家畜的肉減少；同時持有交換家畜肉的穀物的人數的增加，增長了對家畜肉的需求。於是家畜肉的價格，以及牲畜的價格必然逐漸上漲，使人覺得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來生產牲畜的牧草和生產人類的食物有同等的利益。但一定要到社會進步的後期才能使耕種能這樣擴張，使牲畜價格抬高到這樣高。而且在它沒有達到這個高度以前,要是國家還在進步，牲畜價格一定會繼續上漲。在今日歐洲，恐怕也還有些地方的牲畜價格未達到這個程度。合並以前的蘇格蘭就是如此。蘇格蘭的土地宜於畜牧的多，宜於其他用途的少。所以那裏的牲畜如果總是限於供應本地市場，那麽牲畜的價格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用土地生產牧草能有利可圖。前麵已經說過，英格蘭倫敦附近的牲畜價格似乎在上世紀初期就達到了這個高度，但在大部分僻遠的地方，也許晚了很久以後才達到這個高度，還有少數地方也許至今尚未達到這個高度。但是在第二類原生產物中，價格首先隨社會進步而達到這個高度的恐怕要算牲畜了。當耕種土地來為牲畜提供食物成為有利時，牲畜的價格就不能再提高了。
在牲畜價格尚未達到該高度以前，就算是適於深耕細作的土地也有大部分不能完全耕種。在遼闊的國家裏多數農場位於僻遠地方，它不可能去城鎮運糞肥，因此耕種優良的土地數量一定和農場自身所能生產的肥料量成比例，而農場自產肥料量又一定和農場所維持的牲畜數量成比例。給土地施加肥料有兩種方法：一，放畜於田，因而得糞；二，飼畜於廄，出糞肥田。但如果牲畜的價格不夠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潤，農民就不願在土地上放牧牲畜，更不願把它們飼養在牛棚裏。隻有用改良了的和耕種過的土地上的牧草才能飼養牲畜,因為采集荒山野地裏的或未改良過的土地上的牧草需要太多的勞動力,成本太高。這樣，如果牲畜放牧於耕地上，其價格已不夠支付該地生產牧草的費用，那麽牲畜的價格就更不足以支付需要大量勞動來收集以及運輸牧草的費用。在這種情形下，除了飼養耕種所必需的牲畜外,根本沒有必要再用牛棚來飼養。但這麽一點牲畜決不能提供足夠的糞便使全部耕地保持良好狀態。肥料既然無法供應全部土地，農民自然會選擇最能創造利潤最便當的土地進行施肥。結果，全部農地中常保持良好耕種狀態的就單是一部分土地，而其餘大部分土地隻有任其荒蕪，它們除了生產少數牧草外再也生產不出其他什麽東西了。所養的牲畜，與土地全部耕種所需的數量相比是太少了，但與土地實際產出的牧草相比卻又太多了。不過一部分這樣的荒地在閑置六七年後，可能會被重新耕種，也許會產出一兩季低質的燕麥或其他粗糙的穀類。於是地力枯竭，又必須像以前一樣休耕,重新長草。於是又用同樣方式耕種其他荒地，也產出一兩季低質穀物，然後也地力耗竭，又須休耕。蘇格蘭在未與英格蘭合並以前，其低地一帶的土地大都在這種方式下經營。當時能夠維持良好狀態的土地，常常僅占全農場的1/3或1/4，有時還達不到1/5、1/6。其餘土地則從無肥料可施，不過其中還有一部分像上麵所說的交替定期耕種,然後地力耗盡。所以依照此種方式經營，在蘇格蘭本可耕種的良好土地的生產額比其生產力所能生產的要低得多。不過不論這種製度有多不利,在蘇格蘭合並以前，因為牲畜的價格過於低廉，農場主也不得不采取此種不利的經營方式。至於牲畜的價格漲了許多之後，該國大部分地方還依然沿用這種方式的話，那是因為這些地方人民的無知和對舊習慣的依戀，而在大多數地方則由於一些不可避免的障礙，而不允許建立一個直接而高效的製度。其中障礙有兩個：首先，由於佃戶貧困，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取得足夠的牲畜來充分耕種他們的土地。牲畜價格的上漲雖使佃戶飼養牲畜變得有利可圖,但同時要想得到更多的牲畜也變得艱難。其次，即使他們能得到牲畜,他們也沒有時間去整治土地來養活更多的牲畜。總之，牲畜增加和土地改良這兩件事情必須同時進行，不能分先後。牲畜沒有增加，土地便無法改良；土地沒有改良，牲畜又不會顯著增加，否則土地無法養活它們。像這種建立較好製度的自然障礙，沒有長時期的勤勉節約，那是無法鏟除的。如今舊方式雖在逐漸死去，但要在全國各地全盤廢除，恐怕還要經過半個世紀甚至一個世紀的時間。蘇格蘭從與英格蘭合並所得到的好處中，也許牲畜價格的上漲是最大利益。牲畜價格的上漲不但提高了高地一帶地產的價值，而且又成為低地一帶改良和進步的主要原因。必須達到這種高度，才能獲得完全的耕種。
所有新殖民地都有大片荒蕪的地，這些荒地除了飼養牲畜外，不作其他用途，所以牲畜不久就會大量繁殖起來。因為所有事物中極低的價格常是極大富足的結果。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是歐洲人由故鄉運來，但它們在那裏很快就大量繁殖起來以致價值變得那麽低，甚至隨便讓馬群在森林裏奔跑,無人問津。在這種情形下，辟地飼養牲畜，要到這些殖民地建立之後很長時間才能變得有利可圖。所以同樣的原因會使那裏產生在今日仍通行於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的耕種製度。當瑞典旅行家卡爾姆敘述他於1749年在北美某些英國殖民地所聞見的農業狀況時，他說那裏很難找出英格蘭民族的特性，因為英格蘭民族對各種農活都有非常嫻熟的技巧。他又說當地人民很少給自己的穀田施肥。當一片土地因連年栽種而地力枯竭以後，他們就開墾另一片土地,到這片土地的地力枯竭後，他們又轉向第三片土地。他們放任牲畜在林子裏或其他未開墾的土地上遊走,每年生長的青草，由於牲畜過早食之，往往不到開花結果，就幾乎全部滅絕。所以牲畜常陷於半饑餓狀態。青草是北美最好的天然植物。歐洲人開始在那裏定居時，此種牧草異常繁盛，高達三四英尺。卡爾姆明確指出，在他寫遊記時不能養活一頭母牛的一塊土地從前可以養活四頭母牛，而且每頭母牛能夠產出現在每頭母牛4倍的牛奶。他以為該地的牲畜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是因為牧草的缺乏。此等牲畜就像三四十年前在蘇格蘭各地所見的矮小牲畜。今日蘇格蘭低地矮小牲畜已得到很大的改良，而這種改良並不是通過品種的更換(雖然某些地方采用過),而是通過更好的飼養方法。
因此，雖然牲畜的價格要過很長時間才能漲到使辟地飼養牲畜變得有利可圖，但在這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先達到該有利價格的恐怕仍是牲畜，因為牲畜價格如未達到該程度，改良要接近今日歐洲許多地方已達到的程度是不可能的。牲畜是第二類天然產物中首先達到確保耕種所必要的價格的產品。
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初達到該價格的為牲畜，而最後達到該價格的應當為鹿肉。大不列顛的鹿肉價格不論有多高，都還不夠補償鹿園的費用，凡有養鹿經驗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假設不是如此，就會像古羅馬人飼養叫特迪的那種小鳥一樣，不久就成為普通農家飼養的動物了。瓦羅和科盧梅拉說那是最能獲利的商品。圃鷗飛到法國時很瘦，據說在法國的有些地方把它養肥是非常賺錢的事業。總之，鹿肉如果繼續為流行食品，而不列顛的財富與奢侈像過去一段時間一樣繼續增長，那麽鹿肉價格一定比今日還要高。
在改良進步的過程中，由必需品牲畜的價格漲到極點到奢侈品鹿肉的價格漲到極點，這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在這長久歲月中，許多其他種類的原生產物也會根據不同情況或快或慢地達到其最高價格。
這樣在所有農場中穀倉和馬廄的廢物就可養活一些家禽。這類家禽的飼養是廢物利用，農場主無須另外開支，所以家禽通常都以極低價格出售。農場主由此獲得的幾乎全為純利，而且價格也不會低到使他們不願飼養的程度。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國家，像這樣無需費用飼養的家禽常常足夠供應全部的需要，因此這種家禽就常與家畜肉或其他所有肉食同樣便宜。不過由該方法飼養的家禽總數肯定大大少於農場飼養的家畜肉總數。在富裕奢華的時代,價值相同而數量較少的產物總比價值相同而數量較多的產物更為人民所喜愛。所以隨著財富和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家禽的價格就逐漸超過家畜肉的價格，最終升到這樣的高度:為飼養家禽而耕作土地變得有利可圖。家禽價格一旦達到此高度，就不能繼續上漲了，否則用於其他用途的土地也會被改用來飼養家禽。法國有些地方，家禽飼養一向被視為農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其利潤足以使農民願為飼養家禽而廣種玉米和蕎麥。一個中等農家有時竟在宅內養雞四百餘隻。英格蘭對於飼養家禽，似乎不像法國那樣重視。可是家禽在英格蘭的售價一定比法國高，因為英格蘭每年要從法國進口一定數量的家禽。在改進的過程中，所有肉食達到最高價格的時候，這個時期必然是為飼養動物而耕種土地的前奏。在這種做法尚未普遍以前，這種動物的價格肯定因數量過少而提高，而在這種做法普遍化之後，通常必有新的栽培方法出現，使農家能在同麵積土地上生產比以前多得多的這種飼料。不但充足的貨源使農家降低售價，而且上述改良的結果也能夠降低售價，因為要是不能，多產必不能長期存在。今日倫敦市場上家畜肉的普通價格要低於上世紀初期也許就是因為三葉草、蕪菁、胡蘿卜、卷心菜等物的栽種。
豬為貪食的動物，像家禽一樣吞食被其他有用動物所唾棄的東西。因此，豬的飼養與家禽相同，起初不過是為了廢物利用。這樣，隻要利用廢物飼養的豬的數量能夠充分滿足需要，豬肉的市價肯定比其他家畜肉便宜得多。但是一旦需求超過此數量所能滿足的程度，飼養豬如同飼養其他家畜一樣需要專門栽種食物時，那麽豬肉的價格肯定會上漲。在一國的自然狀態及農業狀態下，養豬比飼養其他家畜所需費用如較多，則豬肉價格將比其他各種家畜肉昂貴，如較少，則豬肉價格將比其他各種家畜肉便宜。據布豐說，在法國，豬肉的價格幾乎與牛肉相同。在大不列顛許多地方，現今豬肉要比牛肉稍貴。
關於大不列顛豬和家禽價格的上漲，常常歸咎於佃農和小農的人數減少了。這種人數的減少是歐洲各地技術改良及耕作進步以前所要發生的事情，不過同時它又可能促成豬和家禽價格的上漲,而且比沒有發生時漲得快些。如同一個最貧窮的家庭往往不用任何費用就能養活一頭貓或一隻犬，一個最貧窮的農家也同樣能以極少的費用養活幾隻家禽或一頭母豬幾頭小豬。他們把餐桌上的些許殘物、乳漿、乳渣，作為此等動物食料的一部分，而其餘的食料那些動物可以在附近田野間自行尋求，而不會明顯地損害他人。像這樣無須花費而生產的動物的數量，勢必因小農人數減少而大大減少，因此它們的價格肯定比小農人數尚未減少時更快地提高。但是，在改良的過程中，這種動物的價格遲早會達到可能有的最高限度，或者達到這樣的價格，即能對耕作提供此等動物食料的土地所需的勞動和費用，就像對耕作大部分其他耕地所使用的勞動和費用所支付的一樣的報酬。
製牛乳與養豬及家禽的業務一樣，最初也是為了廢物利用。農場上耕牛所產的牛乳超過哺育小牛及農家所需的消費量，而且在某一季節產奶特多。可是，在所有土地的原生產物中，牛奶最易變質。牛奶在產量最高的夏季，很少能保存24小時。於是，農家把一部分製為可以保存一周的牛油；一部分製為可以保存一年的鹹黃油；一大部分製為可以保存數年之久的奶酪。所有這些乳製品，農家通常留一部分做家用，其餘運往市場以尋求盡可能好的售價。但是價格不能太低，否則會挫傷他們賣乳製品的積極性。要是市價過低，農家就會把乳製房隨意處理,也許根本不會專門為它弄一間房,可能會讓整個製造過程在滿是煙霧、汙穢和肮髒的廚房裏進行。實際上三四十年前蘇格蘭的所有乳製房就是這樣，即使在今日，還有許多農家繼續這種狀態。導致家畜肉價格逐漸上漲的原因同樣使乳製品的價格上漲。乳製品的價格當然與家畜肉的價格和飼養家畜的費用相關聯。價格的增長就能夠支付更多的勞動報酬，也能夠促進農場主關心製作過程中的清潔。於是製乳就成了更值得農家注意的副業，其產品的質量得到了不斷的改善。最後，其價格上升到這樣一個高度：雖以最好的耕地為製乳而飼養家畜也可獲利。可是，價格一旦達到這個高度，就不能進一步上升，否則馬上便有更多土地轉用於這種用途。英格蘭的大部分地方看來已達到這個高度了，所以，那裏有許多良好土地都投入了這種用途。蘇格蘭除大都市附近一些地方外，其餘各地都似乎未達到這個高度，所以那裏普通農家很少為了製乳而以良好土地飼養家畜。在最近數年間，雖然乳製品的價格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卻仍太低。蘇格蘭的乳製品質量，一般都不及英格蘭,所以與其價格是完全相適應的。可是，也許質量低並不是價格低的原因，而是價格低的結果。蘇格蘭乳製品的質量即使提高許多，但在蘇格蘭現狀下，我想市場上的大部分乳製品仍不能賣得比現在更好的價格。質量優良的乳製品，生產上必然需要較多土地和勞動方麵的費用，而現在的這個價格可能不夠支付這些費用。在英格蘭的許多地方乳製品的價格雖然很高，但乳製業和生產穀物或飼養家畜這兩種農業的兩大項目比較，仍不能被視為一種比較有利的土地利用途徑。所以乳製業在蘇格蘭就更沒有利潤了。
顯然,在每一種勞動產品的價格還沒有高到足以支付改良和完善的耕作的費用以前,沒有一個國家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耕作和改良。要使全國土地完全用於耕種和得到改良，各種生產物的價格首先要足夠支付良好穀田的地租，因為它控製著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其次，要能對農家所付的勞動和費用給予同良好穀田通常所提供的一樣好的報酬。換句話說，農場主必須從這個價格中取回其投入的資金及其普通利潤。各種生產物價格的上漲，顯然必須先於生產這些生產物的土地的改良。得利是所有改良的目的，改良的結果如為損失，就不能稱為改良。但如由改良而生產的物品價格不足以補償改良的費用，那麽這改良的結果就是虧損。因此，全國土地的改良與耕作，如被看做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則這些原生產物價格的上漲，就不能視為公共災禍，而應視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先驅和伴隨物。
上述所有原生產物的名義價格或貨幣價格的上漲並非銀價貶值的結果，而是它們真實價格上漲的結果。這些生產物不但變得值更多數量的白銀，而且值得交換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由於把它們投入市場需花費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因此上市之後，它們也代表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或者說在價值上等於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那不是由於白銀價值的下落，而是由於產品真實價值的上升。
第三類
隨著改良程度的推進，第三類也是最後一類天然產物的價格會自然地上漲。人類勞動的效力在增加此類產物時受到限製或不能確定。因此，這類天然產物的真實價格，雖會隨改良的進步而自然上升，但是，不同的偶發事件使人類的努力勞動在該產物的增產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大有小。所以，實際的價格有時也可能下跌，有時在各不同時代，會保持不變，有時又會在同一時期裏或多或少地有所上升。人類勞動的效力受到限製或不能肯定的一類天然產物。
一些天然產品的生產，視其他產品的生產為轉移。所以，一國所能提供的前一類產品數量，受後一類產品數量支配。例如，一國的羊毛或皮革的產量，必受該國所保有的牛羊頭數的限製；該國土地改良狀況及農業性質又決定著該國牛羊保有數量。
也許有人會提出，在改良推進中使牛羊肉價格逐漸提高的原因，也同樣會作用於毛革的價格，使兩者的價格按幾乎相同的比例上升。如果是在進行改良的初期，毛革市場也像家畜肉市場，同樣局限於狹窄範圍，那麽上麵所說，也許就會成為事實。可是，這兩者的市場範圍，通常是不同的。
家畜肉的銷售幾乎都局限於本國境內。的確也有英屬美洲的一些地區和愛爾蘭，經營著大規模的醃肉出口貿易，但據我所知，這兩者是在今日商業世界中唯一將自己大部分鮮肉出口到他國的國家。
反之，毛革市場，在剛開始進行改良之時，也很少局限於生產國內。羊毛不經加工，生皮略做加工，就可很容易地把它們運往遙遠國家。鑒於這些產品是多種製造品的原料，其他國家的產業也可能對它有需求，即使本國產業對其沒有需求。
在耕作不良因而人口稀少的國家，毛皮價格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占的比例，總比在耕作較好人口較密而對鮮肉有較大需求的國家要大。休謨說，薩克遜時代的羊毛價值遠超現今所占比例，約占一頭羊的總價的2/5。據我所得的很確實的報道，西班牙某些地方，殺羊隻為取得羊毛和羊脂，任其屍肉在地上腐爛，或讓肉食鳥獸吞噬。如果這樣的狀況在西班牙也時有發生，那在智利，在阿根廷首都，在西班牙所屬美洲的其他許多地方，就幾乎是習以為常的事了。那些地方，撲殺有角動物往往隻為利用獸皮獸脂。這樣的情況也經常會在希斯盤紐拉島發生，當它遭受海盜侵擾時，在法國人的種植園（現幾乎已延伸到該島的整個西北部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情況使西班牙人的牲畜具有一些價值以前。西班牙現今不但仍然占有該島的東部海岸，而且擁有整個島嶼和該國的山區。
隨著改良及人口的增加，整頭牲畜的價格，必定會上漲。不過，獸肉價格受此種上升的影響，比對羊毛和皮革價格的影響要大得多。在社會原始狀態下，獸肉市場總局限於生產國國內，所以必定隨社會改良、人口增加而成比例擴大。但羊毛和皮革，縱使是在野蠻國，其市場也往往會擴大到整個商業世界。其市場很少能因一國社會進步人口增長而成比例地擴大，一國的改良不會對整個商業世界產生顯著影響。所以這種商品的市場，在社會改進、人口增加之後，可能仍與之前完全相同或大致不變。不過，根據事物的自然趨勢，市場一定會隨社會改進有所擴展。設一國如以此商品為原料的製造業發達起來，則即使此商品的市場不會因此而擴大很多，也必然會轉移到比以前更接近於產地的地方，結果價格因節省到遙遠國家的運費而上升。這種情況下，雖不能與獸肉價格一樣按同一比例提高，羊毛皮革的價格，也會自然地有所上升，而不會下落。在改良推進中，羊毛和皮革的價格應當上升，雖然不及獸肉上升之多。
不過，雖然英格蘭的毛織物製造業繁盛，但自愛德華三世以來，羊毛價格大大下跌。許多可靠的記錄表明，在這位國王在位時期（14世紀中葉或1339年左右），英格蘭羊毛1托德（即28磅）的適中合理價格，不少於當時貨幣10先令。當時貨幣10先令，按每盎司20便士計算，含有陶衡白銀六盎司，約我們現今貨幣30先令。現在每托德21先令要算英國最優良羊毛的良好價格。這樣，愛德華三世時代羊毛的貨幣價格與現在羊毛貨幣價格的比為十比七。如按真實價格計算，則前者更優越。按每誇脫麥價6先令8便士計算，當時10先令可購小麥12蒲式耳。按每誇脫麥價28先令計算，現在21先令隻是6蒲式耳小麥的價格。因此，當時羊毛的真實價格，對於現在羊毛真實價格的比率，是十二比六，即二比一。這就是說，當時羊毛1托德所購得的食品量，是現在2托德羊毛可換得的食品量。假設這兩個時期的勞動真實報酬相同，則勞動數量也為2倍。
羊毛真實價格及名義價格的下降不是事物自然發展趨勢造成的，而是暴力和人為的結果。第一，絕對禁止英格蘭羊毛輸出；第二，準許西班牙羊毛免稅輸入；第三，愛爾蘭羊毛隻許輸往英格蘭，而不得銷售給其他國家。這些規定，使英格蘭羊毛市場局限於國內，而不是隨著社會的改良而略有擴大。在英格蘭羊毛市場上，本國的羊毛要接受別國羊毛的競爭，愛爾蘭羊毛則被迫與英格蘭羊毛來競爭。加之，由於愛爾蘭毛織物製造業同樣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對待，愛爾蘭自身隻能利用一小部分自產羊毛，因此，不得不把其餘大部分輸往英格蘭這個容許他們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場。
關於古時候的生皮價格，我不能找到任何可靠的記錄。羊毛通常被製定為納貢給國王的貢品，當納貢時，根據它作為貢品的估值，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確定它的普通價格。生皮的情況則不是這樣。不過，弗裏伍德曾根據 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長與該院某牧師之間的賬單告訴我們，5張公牛皮，價值12先令；5張母牛皮，價值7先令3便士；36張兩歲羊皮，價值9先令；16張小牛皮，價值2先令。在1425年時，12先令所包含的白銀，相當於現在的英幣24先令所包含的。這樣，按這賬單，每張公牛皮的價格，折合白銀，就等於現今的48先令。它的名義價格，遠比現在低，但按每誇脫6先令8便士計算，12先令可購144蒲式耳小麥。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計算，在現時值51先令4便士。因此，當時一張公牛皮，所能購得的小麥量，與現在用10先令3便士所能購得的相同。即其真實價值，等於現今的10先令3便士。當時牲畜一到冬季就處於半饑餓狀態，我們沒法設想它的軀體會很大。重量4石即常衡16磅的一張公牛皮在那時要被視為上等牛皮，而在今日也隻能說不是壞牛皮。據我理解，按每石半克朗計，為今日（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價格，按這個價格，這重4石的一張牛皮，在現今不過值10先令。因此，公牛皮的名義價格，今日比當時要高，但說到真實價格，即所能購買或支配的食品真實數量，現在較為低些。如上述賬單所示，母牛皮價格對公牛皮價格大抵保持普通比例。羊皮價格則大大超過這普通比例。羊皮也許和羊毛一起出售。反之，小牛皮的價格大大低於該比例。在家畜價格非常低廉的國家中，不是為了延續畜種而飼養的小牛，一般在幼時就被宰殺。二三十年前的蘇格蘭，就是如此。因為這樣可以節約牛奶，小牛皮價格通常不夠償還它所消費的牛乳的價格。小牛的皮的價格也因此很低。
生皮價格，現在比幾年前要低很多。其原因可能是海豹皮關稅的廢除及1769年的在一定年限內允許愛爾蘭及其他殖民地的生皮無稅輸入。不過，就本世紀平均來看，生皮的真實價格大概比古時略高些。和羊毛相比，生皮的性質，導致其不能運往遠方市場。保存起來所要受到的損失也比羊毛要大。如果用鹽醃製，那麽它的品質就不如新鮮生皮，售價更低。這種情形，必定會造成生皮的價格在能自行製造的國家上升，在不能在自己國內製造而向國外出口的國家下降。在野蠻國家有下降的趨勢，在進步的工業國則有上升趨勢。在現代高，在古代低。加之，英國的製革產業，並不能像毛織產業那樣，能說服賢明人士，讓大家相信毛織產業的繁榮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因而受到國人的愛護。的確，生皮的輸出被禁止了，並且被認定為有害行為，但生皮卻可以從國外納稅進口。雖然這個稅不向愛爾蘭及各殖民地輸入的生皮征收（僅限期5年），可是，愛爾蘭剩餘的生皮，即不在愛爾蘭自己境內製造的生皮，也不一定要在不列顛境內銷售。在這幾年中，各殖民地普通家畜生皮才被列入不得向他處販賣，隻許運回母國的商品項目中。在這一方麵，愛爾蘭也不曾為了要維持不列顛製造業而像羊毛那樣受到壓迫。
在進步和有文化的國家裏，如果有使羊毛或皮革的價格降到自然趨勢以下的規定，就必有提高獸肉價格的傾向。農民在改良的土地上飼養的牲畜，其價格必須足夠付給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從改良土地上獲得的地租和利潤，否則他們就會放棄飼養。因此，必須由獸肉來支付這個價格中羊毛和皮革沒有支付的部分。一方麵支付得少，則另一方麵支付得多。地主隻為獲得地租，農場主隻要獲取利潤，他們不會關心價格在牲畜上如何分攤。所以，在改良及耕作發達的國家，地主和農場主的利益決不會因這類規定而受到大的影響，不過會因為食物價格的上漲，在消費者立場上利益受損罷了。但是，在社會未改良、耕種不發達的國家，情形則完全兩樣。在這些國家，畜牧是土地主要使用方式，除了畜牧，沒什麽其他的用途。而羊毛和皮革是牲畜價格的主要部分，肉不過占極少的部分。在此種情況下，作為地主和農場主，他們的利益就將大受上述規定的影響。但他們作為消費者則所受影響有限，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肉價不會因為毛、皮價格的跌落而提高。因為，該國大部分土地隻能用於畜牧，別無他用。所以，即使毛、皮價格下跌，也隻好繼續飼養相同數量的牲畜，繼續給市場提供相同數量的鮮肉，而對家畜肉的需求不會加大，因此，家畜肉的價格也和從前一樣。肉價保持原狀，毛皮價下降，於是，整頭牲畜的價格就下落。接著，以牲畜為主要產物的所有土地（即該國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潤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輸出的規定（這種規定，通常被認為是愛德華三世製定的，實則不然），在當時的情形下，事實上是最具破壞性的規定。它的實行不但降低了國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實價值，且導致最重要的一種小牲畜的價格的跌落，因而也阻礙了土地在此後的改革。
羊毛價格在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並後顯著下落。因為這個合並使蘇格蘭羊毛局限於不列顛小市場中，與歐洲大市場絕緣。如果不是家畜肉價格的上升完全補償了羊毛價格下跌的話，蘇格蘭南部各郡主要用於養羊的大部分土地的真實價格必定會受到此次聯合非常深刻的影響。和英格蘭聯合降低了蘇格蘭羊毛的價格，提高了它的鮮肉價格。
人類勞動在增加羊毛或皮革的數量方麵，其實效一方麵受到限製，因為它依存於本國所產牲畜的數量；另一方麵不能確定，因為它依存於其他國家所產牲畜的數量。就後者說，與其說要依靠外國出產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倒不如說要依靠外國並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同時，其他國家是否認為應對此等天然產物的輸出加以限製，亦對上述努力的效果有影響。這些都與本國的勞動不相關，使人類勞動在這方麵所得的實效受到限製且不確定。人類勞動增加羊毛和皮革產量的實際效果受到限製，且不確定。
人類勞動在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在增加另一類重要天然產物即魚的上市數量的效力上也是如此。當地地理位置限製了這方麵的努力所收效果，並且和到海洋的距離，內地江河湖沼的數量，海洋江河湖沼產出量是否豐富有很大關係。在人口增多，該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增加的時候，購買魚的人就會變多。而且，這些購買者，擁有更大量更多種類其他貨物，或換句話說，擁有更大量更多種類其他貨物的價格。但是，為供應這個擴大了的市場，所投下的勞動量必須滿足擴大了的需求，如不增多到超過市場擴大的比例就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例如，如果市場從每年隻需要1000噸魚，擴大到需要1萬噸魚，那麽，如果不增加10倍以上的原先能供應的勞動量，就不能滿足現在市場的需要。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魚大都要取自較遠地方，要使用較大的漁船，要有價格較高的捕魚工具。這樣，這種商品的真實價格，會自然地隨改良增進而上升，我相信各國的情況都會是這樣。
雖然一天能捕多少魚並不很確定，但就一年或數年來說，則在一國的地方情況不變下，我們認為，人類捕魚的一般效力是相當確定的，而事實上也是如此。可是，由於這不依賴於一國財富及勞動狀況，而更依賴於地理位置，所以，漁業上人類勞動的功效，在兩個不同國家的非常不同的改良時期也可能是完全一樣的，而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相同，這功效也可能大不相同。捕魚的功效與改良狀態的關係是不確定的。這也正是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
人類要增加從地下采掘各種礦物金屬，特別是比較昂貴的金屬的數量，其勞動效力似乎沒有限製，但也是完全不確定的。在增加礦產中，勞動的效力不受限製，但不確定。
一國地理情況如礦山肥瘠不會限製一國所擁有貴金屬的數量。沒有礦山的國家，常常擁有大量貴金屬。它在每一個國家的數量似乎依賴於以下兩方麵：第一，取決於一國的購買力，取決於其勞動狀況，取決於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因為這些決定了它所能用以開采本國礦山的金銀或購買他國礦山的金銀這一非必要品的勞動與生活資料的量是多還是少。第二，取決於恰巧在任何時間以這種金屬供應商業世界的礦山的豐富或貧瘠。因為金銀易運輸，運費低，而且體積小、價值大，所以，即使離礦山很遠的國家，其金銀擁有量，多少受到這種礦山產量豐富或貧瘠的影響。美洲各礦山的豐富程度必定影響到中國、印度的金銀量。一國的貴金屬的數量取決於其購買力和礦山的豐富。
就一國金銀量需依賴於上述兩種情況的前一情況（購買力）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就像其他所有奢侈品、非必要品，隨該國財富增加及改良而上升，隨該國的貧困與衰退而下降。因為，持有多量剩餘勞動與生活資料的國家，在購買一定數量金銀時，一定能支付比隻持有少量剩餘勞動與生活資料的國家更多數量的勞動與食品。
就一國金銀量取決於上述兩種情況的後一情況（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情況）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購買或者說交換的勞動量和生活資料的數量，必隨礦山產量增加而或多或少地減少，隨礦山產量貧瘠而或多或少地增加。
但很明顯的是，在一定時期內提供金銀給世界的礦山，究竟是豐饒，或是貧瘠，與一特定國家的產業狀態顯然沒有任何關係，而且似乎與一般世界的產業狀態也沒有任何關係。固然，在技藝與貿易逐漸向世界更廣的地麵擴展，而礦山的探索也隨著向更廣的地麵擴大時，新礦山的發現機會比之前局限於狹小範圍來得更大了。但在舊礦山逐漸耗竭的時候，能否發現新礦山是極不確定的事，不是人類技巧和勞動所能保證的。新礦山的價值在未實際發現，未采掘成功時是不能確定的。在進行探索新礦山的時候，人類勞動成功或失敗的可能性也是無限大的。在今後的一兩個世紀中，也許能發現較已知礦山更為豐饒的新礦，但也可能那時發現的是比美洲各礦山發現以前的正在開采的礦山更為貧瘠的礦山。無論這兩者中何種情況發生，對於世界的真實財富和繁榮，換句話說，對於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是毫不重要的。該年產物的名義價值，即表明或代表該年產物的金銀數量，無疑會有極大的差異，但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其所能購買所能支配的實際勞動量，卻完全一樣。在前一種情況下，1先令所能代表的勞動可能與今日一便士所代表的相同。在後一情況下，1便士可能代表現今1先令所代表的同量勞動。但在前一情況下，持有1先令的人，並不見得比今日持有1便士的人更富，在後一情況下，持有1便士的人，也並不比今日持有1先令的人窮。金銀器皿的低廉與繁多是人類從前一情況下所享得的唯一利益，而人類在後一情況下要蒙受的唯一不便，也隻是這類並不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貴與稀少。它同勞動狀況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