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貴重寶石的需求則全然由於它們的美感。除了作為裝飾物外，它們不具有任何實用性。而它們美感的價值，又因為稀缺和開采的困難以及開采費用的高昂而大大增加。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資和利潤幾乎構成了寶石全部昂貴的價格。地租在寶石的極高價格中隻占極小部分，甚至經常不占。隻有貯藏最富饒的礦山才能提供相當可觀的地租。珠寶商塔弗尼埃考察戈爾康達和維沙波爾兩地的鑽石礦山時得知，當地所有礦山都是為著國王的利益而開采的，而國王曾命令，除了那些生產最大和最好的鑽石礦山外，關閉其餘所有的礦山。似乎其他的鑽石礦山對所有者來說都不值得開采。
由於貴金屬及寶石的價格都受它們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礦山的價格所支配，因此一個礦山能向礦主提供的地租不是與其絕對富饒程度，而是與其相對富饒程度即它對其他礦山的優越程度成比例。如果有新礦山被發現，且這些新礦山又遠遠優於波托西礦山，就像波托西礦山遠遠優於歐洲礦山一樣，那麽銀價就可能會下降很多，甚至於使波托西礦山也變得不值得開采。在西班牙發現西印度群島以前，歐洲最富饒的礦山，也許已能對其所有者提供像秘魯最富饒礦山對其所有者所提供的那麽大的地租。雖然當時銀子的數量與現在相比要少得多，但是它可以換取同等數量的其他貨物，礦主的份額足以使他能夠購買或支配與今天等量的勞動或商品。而產品和地租的價值，或者說產品和地租給公眾與礦主所提供的實際收入，那時可能與現在相同。貴金屬和寶石礦的地租，與它們的相對豐富程度而不是與它們的絕對豐富程度成比例。
不論是最富饒的貴金屬礦，還是最富饒的寶石礦，它們都不能增加世界的財富。因為這類產品的價值，主要源於它的稀缺。要是這類產品供應充足了，那麽其價值必然下落。這時，金銀餐具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奢華裝飾物，就能以較少的勞動量或商品量購得。這可能就是世界能從那個充足中得到的唯一好處。供應的豐富並不會增加世界的財富。
在地麵上的地產情況就大不同了。其產品和地租的價值與地產的絕對肥沃程度，而不是與其相對肥沃程度成比例。生產一定分量衣食住的土地，總能供給一定人數的衣食住，而且，不論地主享有的比率如何，他總能因此支配相當的勞動和該勞動所給他提供的商品。最貧瘠土地的價值並不會因為鄰近的最肥沃的土地而降低，相反，其價值通常會因為鄰近的肥沃土地而提高。肥沃土地所能供養的眾多的人口，給貧瘠土地的許多產品提供了市場，而這個市場，在能以自己產品維持自己生活的人民中是從來都不能找到的。但是在地麵上的地產，產品和地租都是由絕對豐富的程度決定的。
凡是增加生產糧食的土地的肥力的東西不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價值，而且也給許多其他土地的生產物創造了新的需求，從而使這些土地的價值也增加了。由於土地的改良，許多人都有自己消費不了的剩餘食物，因而對貴金屬和寶石有了需求，對於衣服、住宅、家具和設備方麵其他所有便利品和裝飾品，也有了需求。糧食不僅構成世界財富的主要部分，而且正是糧食的富足使許多其他財富具有價值。當古巴和聖多明各剛被西班牙人發現時，那邊的窮苦居民，常常用小塊的黃金作為飾物插在頭發裏，別在衣服上。在他們眼裏，那些小塊黃金的價值就好像我們眼中比普通石頭略微漂亮一些的小鵝卵石一樣，把它們隻視作值得拾撿而已，任何人想要就可以給他。在新來的客人開口索取時，他們就給對方，似乎並不認為這是多麽珍貴的東西。他們看到西班牙人那麽熱切地想獲得金塊，感到驚訝。他們沒有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國家，它的許多人民，對於他們老是缺乏的食物有那麽大的剩餘量，願意以足夠供養全家好幾年的大量食物，來交換少量會發亮的玩意兒。如果他們能夠理解此中緣由，那麽西班牙人對於黃金的狂熱，就不會使他們驚訝了。糧食的豐富提高其他產品的價值。
第三節能夠和間或能夠提供地租的
生產物個別價值間比例的變化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糧食日益豐富，這必然會增加對所有能供使用及裝飾用的除了糧食之外的土地生產物的需求。因此在整個改良過程中，可以預想得到在這兩種不同的生產物的比較價值中隻有一種變動。就是說，有時能夠提供地租有時不能提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應該總是伴隨那種總是能提供某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成比例增長。隨著技術和產業的發展，衣服、住宅材料、地球上有用的化石和礦物，以及貴金屬和寶石的需求逐漸增加。它們所能換得的食物逐漸增多，也就是說變得越來越貴。因此，以上所說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數情況下發生的情況，要是沒有特殊的意外事件使這些物品中某些商品的供給增加得大大超過其需求的話，那就是這些商品在各種情況下將發生的情況。一般的進步過程使糧食以外的產品變得更加昂貴。
例如，砂石礦的價值，必然隨其周圍地方的不斷進步和人口的增長而得到提升，尤其當它是附近地區唯一的一個砂石礦時。然而銀礦的價值，即使在周圍1000英裏以內沒有第二個銀礦，其價值也不一定會隨礦山所在國的不斷進步而得到提升。砂石礦產品的市場，很少擴展到方圓幾英裏以外，因而其需求通常必須與這個小區域的進步程度和人口數量成比例。但是銀礦產品的市場，卻可擴展到整個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在進步且人口在不斷增加，否則白銀的需求不會因銀礦附近某大國的進步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進步，但若在這進步的過程中，發現了比現有的銀礦更為富饒的銀礦，那麽盡管對白銀的需求有所增加，但由於供應的增長將會更大，所以銀的真實價格反而會逐漸降低。也就是說，一定分量的白銀，比如說1磅白銀所能支配或所能購買的勞動量，或者說1磅白銀所能換得的勞動者主要生活資料即穀物的數量，會越來越小。
世界上商業發達和文明的國家是白銀的巨大市場。
如果白銀市場的需求，由於一般的改良而增加，而與此同時供給卻沒有成比例地增長，那麽銀子的價值就會按照穀物的價值而逐漸提高。即一定分量白銀所能換得的穀物量將逐漸增加，或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將逐漸下降。在一般改良過程中白銀會變得貴一些。
反之，如果由於某些意外事件的緣故連續好幾年供應的增長遠大於需求，那麽銀子將會變得越來越便宜。也就是說，盡管有了這些改良，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卻逐漸增高。然而如果某種事故在許多年中增加了供給，銀子就可能變得便宜一些。
另一方麵，如果銀子的供給和其需求成比例增加，那麽它就將能繼續購買或交換幾乎相同數量的穀物。盡管有了這些改良，穀物卻繼續保持著與以前幾乎相同的平均貨幣價格。
這三種情況似乎就包括了在改良進程中所能發生的所有可能的組合情況。如果我們能夠以法國和英國發生的情況來判斷，那麽在過去的四個世紀中，這三種不同的組合情況似乎都在歐洲市場上發生過，而發生的順序和我在這裏所說的幾乎相同。
過去四個世紀中有關白銀價值的變動的離題論述
第一期
在1350年以及此前的數年間，英格蘭1誇脫小麥的平均價格，似乎都被估計為不低於陶衡4盎司的白銀，約合我們現今貨幣的20先令。以後，似乎逐漸跌落到2盎司，約合現今貨幣10先令。我們發現，這是16世紀初估定的小麥價格，而且這個價格似乎一直維持到1570年。
1305年，即愛德華三世第25年，頒布了所謂《勞動者法規》。在法規的前言中用大量的篇幅抱怨了傭工的蠻橫無理，強迫他們的雇主提高他們的工資。所以，法規規定：所有傭工及勞動者，在此之後應滿足在愛德華三世第20年及此前4年通常領得的工資及津貼（津貼在當時不僅包括服裝，而且包括口糧），因此他們所得的口糧小麥，無論何地，隻能以1蒲式耳10便士計算，而且，津貼是以小麥還是貨幣交付，也必須按照雇主的意願。1蒲式耳10便士，在愛德華三世第25年被認為是一個十分適中的小麥價格，因為它要求頒布一個特殊的法規來迫使傭工在交換他們日常的津貼和口糧時接受這個價格，而且在第25年以前的10年，也就是愛德華三世第16年，法規所指的那個時期，它被視作一個合理的價格。但是在愛德華三世16年，10便士含有半盎司銀（陶衡），大約等於現今貨幣半克朗。因此，與當時貨幣6先令8便士相當、又與今日貨幣20先令相當的陶衡4盎司銀，必定在當時被視作是1誇脫8蒲式耳的平均價格。
關於被認為是當時穀物的平均價格，該法令所提供的證明，無疑比曆史學家及其他著述者記錄的某些年度的穀價更可靠。因為他們所記，往往都側重那些異常高昂或異常低廉的價格，我們很難根據這些推斷當時的平均價格。此外，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可以使我們相信，在14世紀初以及此前數年間小麥的平均價格，不會低於1誇脫4盎司，而其他各種穀物價格也與其相應。在本世紀初不低於這個數目。
1309年，坎特布裏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長拉弗·得·波恩就任時曾舉行了一次盛宴。威廉·桑恩不僅保存了那天的菜單，而且還記載了許多項目的價格。在那次宴席上消費的第一項為53誇脫小麥，價值19鎊，即7先令2便士1誇脫，約合現今貨幣20先令2便士1誇脫；第二項是58誇脫麥芽酒，價值17鎊10先令，即6先令1誇脫，約合於現今貨幣18先令；第三項是20誇脫燕麥，價值4鎊，即4先令1誇脫，約合現今貨幣12先令。其中麥芽酒和燕麥的價格似乎高於它們與小麥價格的平均比例。
這些價格之所以被記載不是因為它們特別昂貴或特別低廉，而隻是作為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有名的宴席所消費的大量糧食實際支付的價格的偶然記載。
1262年，亨利三世第51年，恢複了所謂《麵包麥酒法定價格》這個古代法令。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說，這個法令是其祖先的時代英格蘭國王所製定的。由此推斷，這個法令很可能是亨利二世時代製定的，甚或古老到諾爾曼征服時期。這個法令按照當時每誇脫由1先令至20先令的小麥價格，規定麵包價格。但是，可假定這個法令通常考慮到了所有對平均價格的偏離，即高於或低於它的價格，所以在該假設下，含有陶衡6盎司銀而相當於現今貨幣30先令的當時10先令，在此法令製定之初，必然被視為1誇脫小麥的平均價格，而且，一直持續到亨利三世第51年還被認為是其平均價格。因此，我們假定當時的平均價格不少於法定最高麵包價格的1/3，或者說不少於含有陶衡4盎司銀的當時貨幣的6先令8便士，是不會有很大錯誤的。
因此，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有理由做出這個結論：即在14世紀中葉及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1誇脫小麥的平均價格或通常價格，大概不會在陶衡4盎司銀以下。
從大約14世紀中葉至16世紀初，小麥的平均或通常價格，即所謂被視作合理和適中的價格，似乎已逐漸降低到該價格的一半，最後降到大約等於陶衡2盎司銀，約合現今貨幣10先令。一直到1570年，估計仍維持在這個價格。
在諾薩伯蘭五世亨利伯爵1512年的家務記錄中，小麥有兩個不同的價格：其一，是1誇脫6先令8便士；其二，是1誇脫5先令8便士。在1512年，6先令8便士隻含有2盎司銀（陶衡），約合現今貨幣10先令。
由那些不同的法令可知，愛德華三世第25年到伊麗莎白在位初期這200多年的時間裏，6先令8便士一直被認為是小麥的適中和合理的價格，即所謂的通常或平均價格。然而，在這時期內，由於銀幣的一些變革，此名義金額中的含銀量一直在不斷減少。不過，銀的價值的增長，又足以補償含銀量的減少。因此，在立法當局看來，名義金額含銀量減少這種情況沒有必要考慮。
因此，在1436年通過了一道法令：如果小麥價格低於每誇脫6先令8便士，那麽無須特準即可出口。在1463年又通過一道法令：如果小麥價格沒有超過每誇脫6先令8便士，那麽就不允許進口。立法當局認為，當麥價十分低廉的時候，可能方便出口；但若麥價上漲，那允許輸入則是精明的措施。因此，6先令8便士的含銀量與現今貨幣的13先令4便士的含銀量幾乎相等（比愛德華三世時代同一名義金額的含銀量少了1/3）。當時6先令8便士曾被視作所謂通常或平均價格。
根據1554年腓力普王第一年和瑪麗女王第二年以及1558年伊麗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律，當小麥價格每誇脫超過6先令8便士（在當時比現今的同一名義金額的含銀量多了不到2便士）時，就不允許其出口。但不久就發覺，要到價格如此低廉時才不限製穀物出口，這實際上就等於全然禁止了出口。於是，在伊麗莎白第5年，即1562年，又規定當小麥價格若不超過每誇脫10先令（在當時與現今的同一名義金額幾乎含有相等的銀量）時，就可隨時在指定的港口出口。所以，這個6先令8便士的價格在當時是被認為所謂的小麥的通常或平均價格。它與1512年諾薩伯蘭亨利伯爵家務記錄中的價格幾乎一致。
法國的情形亦與此相似。該國穀物的平均價格在15世紀末及16世紀初同樣要比杜普雷·戴·聖莫爾以及有關穀物政策論文的斯文作者所觀察的前兩個世紀中的穀價要低很多。在同一時期，歐洲大部分國家的穀價也許同樣都降低了。在法國也能夠看到同樣的下降。
由於耕作的改良和進步的結果，白銀和穀物相對價值增高，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對銀子的需求增長了，而供應卻仍然和從前一樣，抑或是由於供應逐漸減少，而需求卻仍然和從前一樣。當時世界上已發現的銀礦，大部分都已采掘將盡，因而開采費用大大增加。因而它也許部分由於前一原因，部分由於後一原因。15世紀末及16世紀初，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局相較於之前的幾個世紀已趨向穩定。這種日趨穩定自然也就促進了產業的發展，因而貴金屬及其他所有裝飾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自然隨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年產物的增加也自然要求更多的鑄幣來確保貨物流通。富人數目的增多也自然會加大白銀餐具和其他銀飾品的需求。此外，認為當時以銀供給歐洲市場的大部分銀礦，可能采掘將盡，而且開采所需費用越來越高，那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其中多數銀礦是從古羅馬時代起就開采的。這可能是由於對白銀需求的增加或白銀供給的減少。
大部分論述古代商品價格的作者都認為，自諾曼征服時代起，甚或從朱利阿·愷撒侵略之時起，直到美洲各礦山被發現的時候，銀的價值都在不斷降低。他們之所以會有這種看法，部分是起因於他們對穀物及其他土地原生產物所作的觀察，另一部分則起因於一種普遍的說法，即由於各國銀產量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長，其價值則自然而然地隨銀量的增長而降低。然而大部分作者認為白銀的價值在不斷降低。
在觀察穀物價格時，以下三種情況似乎時常把他們引入歧途：
第一，在古代幾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實物支付，即以一定數量的穀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然而有時候地主卻規定，關於全年地租，他可隨心所欲地要求佃戶以實物支付，或以代替實物的一定數額貨幣支付。像這樣所交付的實物可轉換成一定數額的貨幣，在蘇格蘭可稱作價格轉換。由於在這種狀況下，是收取實物還是收取貨幣這個選擇權是掌握在地主手中的，因此為佃戶的安全考慮，就必須使轉換價格低於而不是高於市場平均價格。因而，許多地方的轉換價格，通常都比平均市場價格的一半略高些。蘇格蘭大部分地方，至今還保持著交納家禽這個習慣，且在有些地方還保持著交納牲畜。要不是由於實施公定穀價製度而廢除轉換辦法，那麽可能在交納穀物方麵至今還沿用這種方法。所謂公定穀價，就是根據穀價公定委員會做出的判斷，每年依照各州實際市場價格，對各種類各不同品質穀物的平均價格所評定的價格。這個製度照他們的說法在轉換穀物地租上使佃戶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也使地主更方便，雙方都依照當年的公定價格而不是其他任何價格。但是一些搜集古代穀物價格的作者們，往往把蘇格蘭所謂轉換價格誤認為是實際市場價格。弗利伍德就曾承認有一次犯了這種錯誤。可是，為了著述的目的，他認為自己不宜於做出這種承認，所以直到他把這個轉換價格用了1 5次之後才承認。那個價格是小麥1誇脫8先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這個金額所含的銀量與現今貨幣16先令的含銀量相同。但在他所研究的最後一年即 1562年，這個金額的含銀量也不比現今的這個名義金額所含的銀量多。混淆了換算價格與市場價格。
第二，有些關於法定價格的古代法規，有時在抄寫時由於抄寫人的粗心而造成錯誤，有時實際上則是立法當局混亂起草。這些都會誤導那些研究的作者。由於古代法定價格法規的抄寫潦草。
古代關於法定價格的法令，似乎首先總是從規定小麥和大麥的價格處於最低時上等麵包和淡色啤酒應有的價格，然後規定在這兩種穀物價格逐漸漲到最低價格以上時麵包和淡色啤酒應有的價格。然而，那些法令的抄寫者往往以為，抄所規定的頭三四個最低價格就足夠了。我猜想他們想借此節省自己的勞動，而且他們也認為這已經足夠表明較高的價格應按什麽比例增加。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51年的關於麵包和淡色啤酒公定價格法令中，麵包的價格就是按照1誇脫小麥以當時的貨幣1先令到20先令的不同的價格規定的。然而在拉弗赫先生刻印法令匯編以前，在所有法令的抄寫本中，抄寫者從來沒有抄寫過超過12先令以上的價格的法規。因此，被這不完全抄本所誤導的一些作家，就很自然地做出結論，即1誇脫6先令約合現今貨幣18先令的普通價格，是當時小麥的一般或平均價格。
又如，大約在同一時間製定的刑車法和頸手枷法規定，淡色啤酒的價格按大麥1誇脫2先令到4先令不等的價格，每上漲6便士調整一次。但是，這4先令的價格並未被視作是當時大麥時常達到的最高價格，而且這些價格隻是作為例子，來說明其他各種價格（較高或較低價格）應按該比例增減。這一點可以從法令的最後一句：“et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 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看得出來。這句話，文字雖然不十分確切，不過意思十分明確：“這樣，淡色啤酒價格，隨大麥的價格每漲跌6便士而上漲或下跌。”立法當局在起草這項法令時，似乎像抄寫上述那條法令的人一樣疏忽。或由於對法規的錯誤理解。
在蘇格蘭一部古律書《王位的尊嚴》的古代手稿中，載有一個公定價格的法令，其中規定麵包價格是根據小麥的所有不同價格調整的，這些價格從每波爾（約等於英格蘭半誇脫）10便士到3先令不等。在被認為是該法令製定的時候，蘇格蘭3便士約合現今英幣9先令。拉迪蔓先生似乎依此斷定，3先令為當時小麥最高價格，而10便士、1先令或者至多2先令則是當時的通常價格。但是查閱手稿後，就會明了那些價格其實隻是作為例子來說明小麥和麵包價格之間應有的比例的。這法令的最後說：“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 habendo 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意思是“關於穀物價格的其餘情況你可以依據上麵論述的情況來加以判斷”。
第三，在遠古時代，小麥有時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這往往會誤導那些作者們認為，既然那時小麥的最低價格比後來的一些時候要低得多，那麽其通常價格也必然要低很多。但在另一方麵，他們也許發現古代小麥的最高價格也比後代小麥的最高價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價格低於後來所知道的小麥價格一樣。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1誇脫小麥的兩種價格：一個是當時的貨幣4鎊16先令，約合現今貨幣14鎊8先令；另一個是6鎊8先令，約合現今貨幣19鎊4先令。在15世紀末或16世紀初都找不出一個與這些過高價格相近的價格。雖然穀物的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是變動的，但是在動亂無序的社會裏這樣的變動尤為劇烈，因為在那樣的動亂狀態下造成的商業和通訊的中斷會妨礙國家的富裕部分救濟貧困部分。從12世紀中葉直至15世紀末，處於金雀花王室統治下的混亂的英格蘭，一個地區可能很富饒，而另一個相距不很遠的地區，可能由於季節災害或鄰近豪族侵入，毀壞莊稼，而陷於饑饉；如果有個敵對的貴族的領地介於這兩地區中間，那麽前者就不能對後者有所援助。然而，在15世紀後半葉和十六世紀，在都鐸王朝的強力統治下，沒有一個貴族強大得敢於擾亂社會秩序。由於對特低價格的過分重視。
弗裏伍德曾搜集了1202年到1597年（包括這二年在內）小麥的所有價格，他都將這些價格轉換為現時貨幣，並按照年代順序，每12年分作一期，總共分為7期。同時在每一期的末尾，記有那12年裏的平均價格。弗利伍德隻搜集到了80年的價格，以致最後一期還差4個年度。因此我從伊頓公學的賬簿上，補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價格。這是我做的唯一補充。從這些數據裏，讀者可以看出從13世紀開始直到16世紀中葉，每12年的平均價格是在逐漸下降的，而到16世紀末開始上升。弗利伍德所搜集的價格，似乎主要都是那些特別昂貴或特別便宜的，所以我不敢斷言他們根據這些數據所做出的結論的正確性。但是，迄今為止，由於隻有它們可以證明，所以它們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想要闡明的東西。可是，弗利伍德也像大多數其他作者一樣似乎都相信在此期間銀子的價值由於產量的增加而下降。然而他所搜集的穀物價格確實是和這種意見不一致的，而杜普雷·聖·莫爾的見解，和我所努力說明的那種見解卻完全一致。弗利伍德和聖·莫爾這兩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誠誠懇懇地搜集往時的各種物價。他們兩人的意見，雖是那麽不相同，而他們兩人所搜集的事實，至少就穀物價格說，是那麽一致，這不免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一些最有見識的作者推斷，古代銀子的昂貴並不是全然因為穀物的價格低廉，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些其他土地原生物的價格低廉。據說，穀物作為一種製造品，在那個原始年代確實要比其他大部分商品昂貴。我認為所謂的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獵物那一類非製造品。這些商品，在那個野蠻和貧困的時代，無疑是要遠遠比穀物低廉的。但是這個低廉並不是銀價過高的結果，而是商品本身價值低廉的結果。這不是因為銀子在那個時代能購入或代表比富裕和進步時代更多的勞動量，而是因為在那個時代，那些商品購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勞動量。西屬美洲的白銀肯定要比歐洲便宜得多，即出產銀子的國家比進口銀子的國家的銀子便宜，因為進口銀子的陸路和海路的長途運輸，貨運和保險均需花費費用。但是烏羅阿卻告訴我們，幾年以前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僅僅需要花費21便士就可以在三四百頭牛中任選一頭牛。拜倫也告訴我們，在智利首都，一匹好馬的價格僅為16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區域又沒有完全開墾的國家，家禽、牲畜和獵物隻需要極少量的勞動即可獲得，因此它們也隻能購買或支配極少量的勞動。這些商品在那裏的低廉價格並不能說明那裏銀子的真實價值很高，而隻能說明這些商品本身的真實價值很低。白銀的價格有時用牲畜、家禽等的價格去衡量，但這些東西的低價隻是表明其低廉，並不表明白銀的昂貴。
因此我們必須始終牢記，衡量銀子和其他所有商品價值的真正尺度是勞動，而非其他任何一種特殊商品或某一類商品。勞動是價值的真實尺度。
在土地幾乎荒蕪或人口稀少的國家，自然生產的家禽、牲畜和各種獵物，往往遠多於居民所需消費的。在這種狀態下，供給通常超過需求。所以，在社會的不同狀態，進步的不同階段，這些商品所代表或者可交換的勞動量極不相同。
無論在什麽社會狀態下，無論在哪個進步階段中，穀物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但是每種勞動的平均產量或多或少總是與平均消費相適應，也就是說，平均供應與平均需求相適應。而且，在進步的不同階段，在同樣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下，生產同等數量的穀物，按平均水平，要求花費幾乎同等數量的勞動，換句話說，即要求接近同等數量的價格。因為，在耕作不斷改良的狀態下，勞動生產力的不斷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農具價格的不斷增加所抵消，我們根據這些可以確信：無論在什麽社會狀態下，無論在哪個進步階段中，等量穀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產物，能更準確地代表或交換等量勞動。因此根據觀察，在財富和進步的所有不同階段，穀物是比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更準確的價值尺度。所以，在上述所有那些不同階段，我們把穀物與銀子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與銀子相比，更能準確地判斷銀子的真實價值。
此外，穀物或其他為人民一般愛好的植物性食物，在每一個文明國家構成了勞動者的主要食糧。由於農業的擴大，各國土地所生產的植物性食物要比動物性食物多得多，因而各地勞動者都把這個最便宜而又最豐富的有益健康的食品作為主要的生活資料。除了最繁榮的國家或勞動報酬非常高的地方，在勞動者生活資料中，鮮肉占極小部分，家禽占更小的部分，獵物則完全不存在。在法國，甚至在勞動報酬較法國略高的蘇格蘭，除了節日和某些特殊狀況外，貧苦的勞動者很少吃鮮肉。因此，勞動的貨幣價值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穀物即勞動者主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貨幣價格，而不是鮮肉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平均貨幣價格。所以，金銀的真實價值，或者說金銀所能購買或支配的真實勞動量，更多地取決於它們所能購買或支配的穀物數量，而不是它們所能購買或支配的鮮肉和任何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數量。
然而，對穀物或其他商品價格的這些少量的觀察應該不至於誤導那些聰明的作者，當然前提是他們沒有受到以下這個流行觀點的影響：即由於白銀的數量在各國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長，其價值也隨之下降。不過看來這種觀點是毫無根據的。作者們也受到這一觀念的誤導：白銀隨著數量的增加而價值下跌。
在任何一個國家裏貴金屬數量增加的原因隻有兩個：其一，由於供應貴金屬的礦山的產量增多而貨源充足；其二，由於人民勞動產品的增加，財富增加。前一個原因必然會引起貴金屬的貶值，而後一個原因則與其無關。
隨著更富饒的礦山被發現，更大量的貴金屬進入市場，而它們所需要換取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卻和從前完全一樣，於是同等數量的金屬必然就隻能換取較小數量的商品了。所以，任何一個國家貴金屬量的增加，若是由於礦山產量的增加，那麽就必然會引起它們的貶值。由於礦山的豐富程度較大而產生的數量增加與價值下降有關。
反之，在一國財富增加時，或者說該國勞動年產物越來越多時，為了確保大量商品的流通，就必然需要更多的流通貨幣。而人民有了更大數量的商品來交換金銀器皿，買得起金銀器皿，自然會購買越來越多的金銀器皿。他們的流通貨幣數量也因此需要增加。金銀器皿的數量，由於追求虛榮和浮華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繪畫及其他各種奢侈品和珍奇品的數量，由於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由於雕刻家和畫家在富裕和繁榮的時期可能比在貧困和蕭條時期所得的報酬更優厚，所以金銀也可能會變得更值錢些。
如果偶然發現的更加富饒的礦山並不能使金銀的價格下降，那麽各國的金銀價格自然而然是伴隨著各國財富的增長而上漲的，所以，不論礦山的狀態如何，金銀在富國的價格自然總比貧國的價格高。金銀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樣，目的自然是尋求能賣到最好價錢的市場。而對所有商品都支付得起最好價錢的國家，通常就是能對金銀支付最好價格的國家。必須記住，勞動是支付給任何東西的最終價格。在勞動都得到同樣良好報酬的國家，勞動的貨幣價格與勞動者生活資料的貨幣價格成比例。然而，金銀在富國所能交換的生活資料，自然比貧國多，或者說金銀在生活資料豐饒的國家所換得的生活資料，自然比生活資料的供給比較惡劣的國家所能換得的多。如果這兩個國家相距很遠，其間的差異便可能更大，因為盡管金銀會自然地從較差的市場流向較好的市場，但是要運輸大量的金銀會十分困難，因此在兩地間金銀的價格很難接近同一個水平。如果這兩個國家相距較近，那麽由於運輸的便利，上述差額就會小些，甚至有時可能小得難以覺察。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而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格卻相差很大，中國的米價比歐洲各地的小麥價格低廉得多。英格蘭比蘇格蘭富裕得多，但是穀物的價格在這兩國間相差很小，小到僅可覺察的程度。就數量來說，蘇格蘭產的穀物似乎通常比英格蘭產的價格要低廉得多，然而就質量來說，其價格卻肯定比英格蘭產的要高些。蘇格蘭幾乎每年都從英格蘭得到大量的供給。不論何種商品，其價格在進口國通常總是比出口國高些。因此，英格蘭的小麥在蘇格蘭必然要比在英格蘭價格高些。但是從質量上來說，或者就小麥所能製成的麵粉或麥片的數量和質量來說，英格蘭小麥在蘇格蘭市場上出售的價格通常不比在市場上與之競爭的蘇格蘭小麥貴。
就生活資料價格來說，中國與歐洲有很大差異，而就勞動貨幣價格來說，則有更大的差異。這是因為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處於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於停滯狀態，所以，勞動在歐洲的真實報酬比在中國高。英格蘭勞動的貨幣價格，比蘇格蘭勞動的貨幣價格高，因為後者雖然在向富裕邁進，但進步的步伐要比英格蘭慢許多，所以，其勞動的真實報酬也低得多。從蘇格蘭移居到英格蘭的移民多，而從英格蘭移出的移民很少，這足以證明，這兩地的勞動需求有很大的差別。不同國家間勞動的真實報酬的比例自然不是受他們的實際財富或貧困所支配，而是受他們是處於進步、停滯或衰落的狀態所支配。這一點是我們必須牢記的。
由於金銀在最富裕的國家中自然就具有最大的價值，那麽它們在最貧窮的國家中自然隻具有最小的價值，而在那些最貧窮的野蠻民族中，它們甚至沒有任何價值。金銀在最窮的國家最賤。
穀物在大城鎮總是比偏遠地區昂貴。但這昂貴，不是銀價實際低廉的結果，而是穀物實際昂貴的結果。把銀子運往城鎮所需要的勞動量並不比運往偏遠地區少，而把穀物運往大城鎮卻需要多得多的勞動量。穀物在城市比較貴，不是由於白銀低廉，而是由於穀物昂貴。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業國，如荷蘭及熱那亞地區，其穀物昂貴的原因與那些大城鎮穀物昂貴的原因相同。它們不能生產足夠維持其居民的穀物。它們在工業上富裕，在製造方麵和節省勞動的各種機器方麵，在製造航運以及其他運輸和商業工具的手段方麵，都有很好的手藝和技巧。然而，它們在穀物生產方麵卻一籌莫展，糧食必須從遙遠的國家運來，所以它們必須通過提高其價格來支付從那些國家運來的運費。把白銀運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勞動量並不比運往但澤少，但把穀物運往阿姆斯特丹，卻需要多得多的勞動量。銀子的真實價值在那兩個地方必然十分接近，但是穀物的真實價格則大相徑庭。假定現在荷蘭或熱那亞居民數目仍然未變，然而它們的真實富裕程度降低了，從遙遠國家進口穀物的能力也減低了，那麽伴隨這種衰退出現的必然是白銀數量的減少（不論是作為衰退的原因還是結果）。但此時穀物的價格，不但不會隨著銀量的減少而下降，反而會上漲到饑荒時的價格。當我們缺乏生活必需品時，我們必須放棄所有的奢侈品，因為奢侈品的價格在貧困和蕭條時期是下降的，正如它在富裕和繁榮時期是上漲的。而生活必需品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其真實價格，即它們能支配或購買的勞動量，在貧困和蕭條時期上漲，在富裕和繁榮時期下降。因為這個時期總是穀物極端富足的時候，也可以說這是在富裕和繁榮時期的必然現象。穀物是必需品，而白銀隻是奢侈品。
因此，在14世紀中葉到16世紀中葉這段時期內，由於財富增進和土地改良加大而引起的貴金屬數量的增加，不論程度如何，它在不列顛或歐洲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發生減少貴金屬價值的傾向。所以，搜集古代穀物價格的作者，不論從對穀物還是從對其他商品的價格來觀察，他們都沒有理由推論說在這段時期裏銀子貶值了，他們更沒有理由根據假定的財富的增進和土地改良的加大而得出這種結論。由於財富增加所造成的白銀的增加，不會降低它的價值。
第二期
不論各位學者對於在第一階段銀子價值的增長的意見有多麽不同，然而對於第二階段的看法則是完全一致的。
在從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大約70年的時期裏，白銀價值和穀物價值之間的比例，按完全相反的方向變動。這期間，銀子的真實價值下降了，或者說能夠交換的勞動量相較於從前減少了；而穀物的名義價格上漲了，不是從前通常出售的1誇脫2盎司白銀，約合現今貨幣10先令，而是1誇脫6盎司白銀，約合現今貨幣三四十先令。
富饒的美洲礦山的發現，似乎是這時期銀對穀物的比價減低的唯一原因。對於此種變動，大家都是同樣的估計，關於銀的比價下降這一事實及其原因，從未有過任何爭論。在這一時期，歐洲大部分地區在工業和土地改良上是大步前進了，因而對於銀子的需求也必然相應地增加。但是，顯然供應的增加大大超過了需求，因而銀子的價值也大幅度地下降了。應當注意，美洲銀礦的發現，直至1570年對英格蘭的物價並沒有什麽顯著的影響，甚至20多年前波托西銀礦的發現也是如此。這是由於發現了豐富的美洲銀礦。
根據伊頓公學的記錄，從1595年到1620年，包括1595年和1620年在內，溫莎市場上，上等小麥1誇脫（或9蒲式耳）的平均價格為2鎊1先令6又9/13便士，從這金額略去零數，再減去全額的1/9，即減去4先令7又1/3便士，那麽1誇脫（或8蒲式耳）的價格為1鎊16先令10又2/3便士。從這個金額同樣略去零數，再由餘下的金額，減除1/9即4先令1又1/9便士，即上等小麥與中等小麥這二者價格之差，那麽中等小麥價格，約為1鎊12先令8又3/9便士，約合白銀6又1/3盎司。
又根據同一記錄，從1621年到1636年，包括1621年和1636年兩年在內，在同一市場上同等數量的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是2鎊10先令。從這個金額按上述扣除，那麽1誇脫或8蒲式耳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為1鎊19先令6便士，約合白銀7又1/3盎司。
第三期
在1630年和1640年之間，即約在1636年，受美洲金礦發現的影響，白銀的價值似乎已經跌到了最低點，白銀價值與穀物價值的比價似乎也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點。在本世紀的這段時間裏它似乎還略有上漲，甚至在上個世紀末可能就開始了這種上漲的勢頭。
從1637年到1700年，包括這兩年在內，即上世紀最後64年間，在溫莎市場上1誇脫（或9蒲式耳）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似乎一直是2鎊11先令1/3便士，比16年前上漲了1先令1/3便士。但在這64年間發生了兩個事件，以致當時穀物的缺乏遠遠超過收成情況所造成的程度。無須設想銀價有進一步的下跌，單單這兩個事件，就能夠說明穀物價格這時小幅度上漲的原因了。
第一個事件是內戰。它阻礙了耕作，中斷了商業，導致穀物價格的上漲大大超過了當時收成情況所造成的程度。它對不列顛的各個不同市場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對那些需要從極遠的地方得到供應的倫敦附近的市場。據上述記錄，1648年溫莎市場上的上等小麥的價格一直是4鎊5先令，而在1649年是1誇脫（或9蒲式耳）4鎊。這兩年穀物價格在2鎊10先令（1637年前16年的平均價格）的基礎上上漲了3鎊5先令。要是把它在上一世紀最後的64年中平分，那就很能夠說明當時穀價為什麽稍稍上漲。不過，它們雖然是最高的穀物價格，但內戰所引起的高價，很顯然並不隻有這些。
第二個事件，是1688年頒布的關於穀物出口的獎勵法令。許多人通常都認為，由於獎勵金可以促進耕作，那麽在長時期內可能會導致穀物較大的富足，從而使國內市場上的穀物價格趨於便宜。至於獎勵金究竟能在什麽程度上對穀物生產和價格產生影響，我會在後麵進行探討。現在所要說的，隻是1688年到1700年間它還未曾產生過什麽影響。在這麽一個短短的時間裏，獎勵金的唯一效果是，通過鼓勵出口每年的剩餘產品，以致前一年的豐產不能補償後一年的匱乏，從而提高了國內市場的價格。從1693年到1699年間（包括這兩年在內），英格蘭普遍穀物匱乏，雖然氣候不好是其主要原因，並因此使糧食匱乏擴展到歐洲相當大一部分地區，但我們應當知道，獎勵金的頒發，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穀物的缺乏。所以，在1699年，有9個月時間禁止穀物出口。穀物出口獎金。
在同一時期還發生了第三件事。這件事雖不會引起穀物的缺乏，也不會增多通常對穀物所實際支付的白銀數量，但必然要引起名義金額上的某些增加。這個事件就是由於削減和磨損所造成的銀幣貶值。這件壞事始於查理二世時代，而後一直持續到1695年。據勞恩迪斯所述：當時通用銀幣的價值，比其標準價值平均約低25%。但是，代表所有商品市場價格的名義金額，與其說受標準銀幣應有含銀量的支配，不如說是受銀幣實際含銀量的支配。所以，這個名義金額在銀幣因削減和磨損而價值降低的情況下，必須高於當銀幣接近其標準價值時的金額。
在本世紀，銀幣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比現在更低於其標準重量了。不過雖然貶值得很厲害，其價值卻由它可以與之兌換的金幣價值支撐了下來。在上次金幣改鑄以前，金幣雖磨損了不少，卻沒有銀幣磨損那麽厲害。反之，在1695年，銀幣的價值卻沒有得到金幣的支撐；金幣1基尼當時通常可兌換削減和磨損的銀幣30先令。在上次金幣改鑄以前，銀塊價格每盎司很少能值5先令7便士以上，這價格隻比鑄幣廠價格高5便士。但1695年，銀塊平均價格卻為每盎司6先令5便士，即超過鑄幣廠價格15便士。所以，就是在上次金幣改鑄以前，金銀兩種鑄幣和銀塊比較，其低於標準價值的程度，最多不超過8%。反之，在1695年，據推測幾乎要低於那個標準價值的25%。但是在本世紀初，也就是在威廉王進行大改鑄之後，大部分通用銀幣，仍然比現今銀幣更接近其標準重量。本世紀中，沒有發生像內戰一樣阻礙耕作中斷商業的大災難。而且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實行獎勵金，必然總是會把穀物的價格抬到略高於按照當時實際耕種情況所應有的價格。在本世紀，獎勵金有充分的時間產生通常它所應有的好的效果，促進耕作，從而增加穀物在國內市場的數量。所以，根據我將闡明和檢驗的一係列原則，可以設想它在一方麵雖然在提高穀物價格上起了作用，同時在另一方麵卻也不見得不會產生稍稍減低物價的效果。許多人還認為，減低的效果比提高的效果更大。所以，根據伊頓公學的記錄，在本世紀最初64年間，溫莎市場上1誇脫（即9蒲式耳）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為2鎊6又19/32便士。這價格比上世紀最後64年間的平均價格約低10先令8便士，即25%以上；比1636年以前16年間（那時美洲富饒礦山的發現可以認為已經充分發揮效果）的平均價格，約低9先令6便士；比1620年以前26年間（那時美洲富饒礦山的發現尚未充分發揮效果）的平均價格，約低1先令。據上所述，在本世紀初的64年間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約為32先令1誇脫（8蒲式耳）。
由此可知，在本世紀中，銀子的價值與穀物的價值的比例似乎是略微上漲了一些，而且這上漲的趨勢，或許從上世紀末已經開始。自本世紀以來白銀價值略有上升，上升在此以前即已開始。
1687年，在溫莎市場上，1誇脫（9蒲式耳）上等小麥的價格為1鎊5先令2便士。這是自1595年以來的最低價格。
格裏戈裏·金是一位通曉此類事情的著名學者。1688年，他推算認為在一般的豐收年份，小麥的生產者的平均價格為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即每誇脫28先令。據我所知，所謂的生產者價格，有時又稱為契約價格，即農場主簽訂契約，規定在一定年限內供給商人一定數量穀物時的價格。由於這種契約節省了農場主把穀物送到市場上去的費用和麻煩，因而契約價格通常低於所設想的平均市場價格。格裏戈裏·金判定當時一般豐收年份的普通契約價格為28先令1誇脫。據我所知，在上次連年天時不佳、穀物缺乏的時期以前，這個價格確實是所有正常年間的普通契約價格。
1688年，議會通過了對穀物出口設置獎勵金。當時鄉紳在立法機關所占席數較現今為多，他們感到穀物的貨幣價格在逐漸下降。獎勵金是把穀物價格人為地抬高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世在位時代那種程度的權宜之計。所以，在穀物價格每誇脫漲到48先令以前，都要采取這個所謂的權宜之計。這個價格與格裏戈裏·金在同年推算的一般豐收年份的生產者價格相比要高20先令，即約高5/7。如果他的估算得到了十分普遍的讚許的話，那也是完全應該的。除了在極度歉收的年度，1誇脫48先令的價格就隻有借助於獎勵金的那類人為手段，否則絕無實現可能。不過，當時威廉王政府的實力還沒有完全鞏固，正在懇求鄉紳製定年度土地稅。政府方麵既然有求於鄉紳，也就沒有理由拒絕鄉紳的任何建議。
由此可見，在上世紀末期，銀子價值和穀物價值的比例有所上升。到了本世紀，這種上升趨勢，雖然由於獎勵金的必然作用不能按照當時的實際耕作情形而更顯著，但銀價大體上仍繼續上升。
在豐收的年份裏通過偶然一次意外的出口，獎勵金必然會把穀物價格提高到沒有獎勵金的那些年份的價格之上。通過繼續保持穀物在最富足的年份裏的價格以鼓勵耕作是那個製度公開宣布的目的。除了擴大耕作的效果以外，獎勵金在豐年和歉年均提高了穀價。
誠然，在穀物極端缺乏的年份獎勵金製度一般就停止了。但是，那些年份裏的穀價仍不免受獎勵金製度的影響。豐年穀物，既然由於獎勵金引起了異常的出口，那麽必然會常常阻礙用一年的富足補償另一年的匱乏。
因而獎勵金不論在豐收年份還是在匱乏年份，都會把穀價抬高，超過按照實際耕作情況所本來會有的價格。因此，本世紀最初64年間的穀物平均價格，比上世紀最後64年間的穀物平均價格低。在同一耕作狀態下，如果沒有獎勵金的作用，穀物價格必然會低得多了。
可以這樣說，沒有獎勵金的作用，耕作狀態或許就會有所不同。獎勵金製度對於一國農業究竟會有什麽樣的影響，我將在後麵專門闡述獎勵金製度時努力說明。在這裏，我隻打算說明銀價和穀價成比例上漲這一事實，並不隻是英格蘭所特有的現象。這現象，在同一時期且以幾乎同一比例也在法國發生。這事實，曾經被三位非常忠實、勤勉而努力的穀價研究者杜普雷·德·聖莫爾先生、麥桑斯先生和穀物政策論著者都觀察到了。
但法國在1764年以前，曾以法律禁止穀物輸出。因此我們很難設想，幾乎相同於發生在一個禁止穀物輸出國家的價格下降現象，在另一個國家卻歸因於獎勵穀物出口。
也許，把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中的這個變化視作銀子在歐洲市場的真實價值的某些逐步上漲，比視作穀物的真實平均價值的任何下跌還更合適一些。前麵已經提到過，穀物相較於銀子或任何其他商品，在相當長的時期裏是一個更為準確的價值尺度。美洲富饒礦山的發現，導致穀物的貨幣價格上漲了3到4倍，這個變化通常都被歸因於銀子真實價值的下降，而非穀物真實價值的上漲。所以，本世紀最初64年間的穀物平均價格，如果比上世紀大部分年度的穀物平均價格低廉，我們應該同樣把它歸因於銀子真實價值的上漲，而非穀物真實價值的下降。變化應當看做是由於白銀價值上升，而不是由於穀物價值下落。
過去10年或12年穀物價格的昂貴，曾使人懷疑歐洲市場上白銀的真實價值仍然在繼續下跌。但是這個穀物價格的昂貴顯然是由於天氣不利造成的，因此我們可把它視為一個偶發事件，而並不是一個長期事件。在最近10或12年間，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氣候都很不好，加上波蘭的內亂（這些國家通常都是依靠波蘭市場的供應），於是穀物的匱乏情況更加嚴重。像這樣長時期的氣候不好，雖然不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但也絕不是個別現象。而且隻要是對過去穀價做過深入研究的人，都不難舉出幾個相似的例子。此外，異常歉收的十年相較於異常豐收的十年，並沒有更多讓人奇怪的地方。從1741年到1750年的穀價低廉，與最近8年乃至10年間的穀價高昂正好是一個對照。據伊頓公學的記錄，1741年到1750年間，溫莎市場上，1誇脫（9蒲式耳）上等小麥的價格僅為1鎊13先令9又4/5便士。這比本世紀最初64年間的平均價格，將近低了6先令3便士。依此推斷，在這10年間，1誇脫（8蒲式耳）中等小麥，平均價格就僅為1鎊6先令8便士了。最近穀物價格的高昂是由於天氣不良。
但是，1741年與1750年間的穀物價格，肯定是由於有獎勵金的緣故，才沒有在國內市場上按自然的趨勢下落。據海關統計，這十年間所出口的各種穀物的數量，竟達到8029156誇脫1蒲式耳。為此而支付的獎勵金達到1514962鎊17先令4便士半。1749年，首相佩蘭在下院陳述說，在之前三年作為穀物出口的獎勵金支出了一個巨大的金額。他這樣說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而且在來年可能還有更充分的理由。因為單是那一年支出的獎勵金就達到324176鎊10先令6便士。這種強製的出口必然使國內市場上的穀價上漲，至於上漲多少則不需要再說了。
不列顛的勞動貨幣價格在本世紀確實是上漲了。但這種變動並不是歐洲市場上銀價下降的結果，而是由於不列顛的普遍繁榮對勞動的需求增加的結果。法國的繁榮程度不及英國，該國的勞動貨幣價格自上世紀中葉以來就明顯地伴隨著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逐漸下降。在上世紀乃至本世紀中葉，法國普通勞動的日工資幾乎始終如一地約為小麥1塞蒂埃的平均價格的1/20，1塞蒂埃略多於4溫切斯特蒲式耳。前麵說過，不列顛勞動的真實報酬，即支付給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實際數量，在本世紀已有了很大的增長。其貨幣價格的上漲，似乎不是由於歐洲市場上銀價的普遍下降，而是由於不列顛有特殊的好景況，使該國特殊市場上勞動的真實價格上升。
在美洲發現以後的一段時期中，白銀在歐洲市場上依舊是以原來的價格或略低於原來的價格出售。因而這一期間礦業開采的利潤很大，大大超過其自然率。但此後不久，把銀子進口到歐洲的人就發現全年的進口量不可能都以這種高價出售。銀子能交換的商品數量越來越少，價格也不斷降低，直至跌落到其自然價格，或者說跌到僅夠按照自然率支付其上市所需支付的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了。秘魯大部分銀礦向西班牙國王所交納的稅高達毛產的1/10。根據已有的觀察，它幾乎占去了全部地租的份額。這個賦稅最初為總產額的一半，不久即減低至1/3，接著又減至1/5，最後為1/10，一直持續到現在。在秘魯大部分銀礦中，這似乎就是償還開礦者的資本及支付其平均利潤後所剩下的全部了。曾經很高的利潤現在已低到隻夠維持繼續開采的程度。這也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了。
1504年，即1545年發現波托西銀礦前41年,西班牙國王所收的稅已降低到登記白銀的1/5。在1636年以前的90年間，這些對西班牙國王納稅的美洲最豐饒礦山，有足夠時間發揮影響，使歐洲市場上的銀價，降低到不能再低的價格。90年是一個足夠長的時間，使任何非壟斷商品的價格，降低到其自然價格，即納稅的同時仍能長期出售的最低價格。
歐洲市場上的銀價，本有可能進一步跌落，不僅使稅率降低到1736年的1/10，而且還必須像金稅一樣，減低至1/20，否則應使現今仍繼續開采的大部分美洲礦山停止開采。這些情況之所以沒有發生，是由於銀的需求在逐漸增加，美洲銀礦出產物的市場亦在逐漸擴大，這不僅維持住了歐洲市場上的銀價，而且還把銀價抬高了,使它多少高於上世紀中葉的水平。為市場的逐漸擴大所阻止。
自美洲被發現以來，其銀礦出產物的市場一直在逐漸擴大。
第一，歐洲市場逐漸變得越來越大。美洲被發現後，歐洲大部分都有很大進步。英格蘭、荷蘭、法蘭西、德意誌、瑞典、丹麥，甚至俄羅斯，在農業及製造業上都有了相當大的進步。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意大利的沒落是在秘魯被征服以前,此後則恢複了一點元氣。西班牙及葡萄牙，確實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隻占歐洲的極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也沒有達到一般想象的程度。在16世紀初葉，西班牙即使與法國比較，也是一個極貧窮的國家。而自那以後,法國已有很大改進。所以，常常巡遊這兩國的查理五世，曾說過一句名言：在法國是所有富足，在西班牙是所有匱乏。歐洲農業和製造業的增產必然需要增加其流通所需的銀幣量，而富翁的增加也必然要求銀製器皿和銀製飾物的增加。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銀礦產物的新市場。這地方農業、工業的進步和人口的增長，也比歐洲最繁榮國家快得多，因此對銀的需求的增加自然也快得多。英國的所有殖民地合在一起就是一個新市場。以前在那裏一向對銀沒有需求。這個新的市場一部分因為鑄幣，一部分因為打製器皿，所以不斷增大對銀的需求了。大部分西屬和葡屬殖民地，也全為新市場。新格倫納達、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歐洲人發現以前，其居民純為不知工藝不知農業的野蠻民族。現在工藝和農業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引入到了那裏。墨西哥與秘魯兩國，雖不能完全視為新市場，但市場確實是比過去擴大了很多。雖然出版了許多有關這些國家古代輝煌的書，但稍有頭腦和判斷能力的讀者在閱讀他們的發現史和被征服史時，都將清楚地看到那裏的居民在農工商業上比今日烏克蘭的韃靼人更為無知。即使兩國中比較進步的秘魯人，雖然知道以金銀做裝飾品，卻不知鑄金銀為貨幣。他們的商業，完全以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所以，幾乎沒有分工這回事。耕作土地的人都必須自己建造房屋、家具,自己縫製衣服、鞋子和自己製作農具。他們之間，雖有一些工匠，但據說全由君王貴族或牧師所供養，實際上就是他們的仆人或奴隸。墨西哥和秘魯所有的古代工藝，從來沒有以任何製造品供應過歐洲市場。西班牙的軍隊雖然不過五百人，甚至往往不到那個數目的一半，卻幾乎在各地都難以獲得食物。這個在當時作為人口眾多和耕作很好的代表,據說幾乎也是他們到達一地就要在那裏引起饑荒。這種事實足以證明，記述這些國家人口稠密、耕作發達的故事，大部分是虛構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統治方式，在許多方麵沒有像英國殖民地那樣有利於農業的發展、技術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長，但西班牙殖民地在所有這幾方麵，卻比歐洲任何國家都進步得快。因為它們土地肥沃,氣候良好,土地充足而便宜。這是所有新殖民地共有的優點。有了這些優點，就足以補償其政治上的許多缺點。弗雷齊埃曾於1713年訪問秘魯，他描述利馬市人口在25000至28000人之間。但1740年到1746年間曾居住此地的烏洛阿卻宣稱那裏人口超過了5萬。這兩位著者關於智利及秘魯其他許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計算的差異，與此略同。由於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懷疑他們兩個人的記載不實,所以它至少說明一點,那就是當地人口的增加，並不遜於英屬殖民地。所以，這所有跡象表明美洲是其本國銀礦產物的新市場，那裏對於白銀的需求的增加，必定比歐洲最繁榮國家還迅速得多。
第三，東印度為美洲銀礦產物的另一個市場。自這些礦山被開采以來，該市場所吸收的銀量持續增加。打那時起，由亞卡普科船隊而進行的美洲和東印度間的直接貿易，不斷擴大，而同時經由歐洲的間接交易更是以更大的比例在擴大。在16世紀，與東印度進行正規貿易的歐洲國家，隻有葡萄牙。但同世紀末，荷蘭人開始打破這個壟斷。不到幾年，他們就把葡萄牙人趕走，使他們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這兩個國家瓜分了絕大部分東印度貿易。葡萄牙人的貿易日見衰退，而荷蘭人的貿易繼續以更大的比例不斷增長。英國人和法國人在上世紀與印度進行過交易，到這一世紀才有大幅增長。瑞典人及丹麥人與東印度的貿易，則開始於本世紀。俄羅斯人，最近也組織所謂商隊，穿過西伯利亞及韃靼到達北京，與中國進行正規的交易。總之，除法國與東方的貿易因最近的戰爭而被毀滅了以外，其餘各國對東方的貿易，幾乎都在持續擴大。歐洲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日益增多，使得東印度的各行各業逐漸發展。例如，在16世紀中葉，茶葉是歐洲很少用的一種商品。然而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本國國民當作飲料而輸入的茶葉，每年就超過一百五十萬磅,而且這還不夠滿足需求，還有更多的茶葉從荷蘭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長期走私進入英國。在法國東印度公司繁榮時期，又常由法國海岸走私進入。此外，中國的瓷器，馬六甲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無數貨物，歐洲的消費額以相近的比例增加。所以，就用在東印度貿易上的船舶來說，前世紀任何時候全歐洲所用的船舶的噸位，比最近航運銳減，以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家所用的船舶的噸位，怕多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