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持續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間雖有幾次轉變的機會，也都被統治者予以否決。及“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禮儀，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何謂耳，故罷去之”。[1]
黃老學說出現的另一個原因，如果從漢初統治階層的構成來分析，顯然在於以“布衣將相”為主要成分的漢初統治者，麵對新王朝出現的一係列棘手問題束手無策，而不得不采取的權宜之計。在西漢之前，秦王朝雖然建立了統一大帝國，但如何統治這一大帝國，秦王朝並沒有來得及製定一套完整的政策和方略，便由於其他原因而被推翻。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漢帝國的建立，仍然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劉邦等一代豪傑能夠打下天下，但對如何駕馭天下，實在說來並沒有一部明晰的藍圖。
漢初相繼的幾位統治者及其統治集團，實際上是樂於守成，進取不足。這自然受客觀曆史條件的製約，同時，也與他們自身的素質密切相關。在當時相當長一個時期，西漢中央政府和各級政權的把持者，大都是那些雖有戰功，但文化水平低、管理能力欠佳的“布衣將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恃功自傲，視知識如糞土，“介胄武夫，莫以為意”，[2]本能地討厭知識和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對知識財富、智慧財產不屑一顧的蔑視態度。劉邦西入鹹陽，諸將皆爭金帛財物，惟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文書，以此得俱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聰明如蕭何者，所關心的也僅是最實際的物質問題，他人遑論！因此，用劉邦的話說：“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3]知識分子及智慧財產，在劉邦眼裏的地位由此可知。
適宜的社會條件將黃老學說捧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反過來，這種意識形態又極為深刻地影響和刺激社會生活。在漢初的幾十年裏，西漢政權的各級官吏幾乎都以學黃老之學為榮而相互標榜，這種現象一方麵反映了他們麵對新的社會條件的無能，另一方麵勢必助長不思進取、懶漢無為的社會風氣，勢必帶來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等方麵的混亂與緊張。
代蕭何為相的曹參，早在“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有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4]“安集”百姓的辦法，惟在於不理政事，隻以飲酒作樂、醉生夢死為能事。
這種狀況在漢初並非個別現象，另一位丞相陳平，亦“治黃帝老子之術”，“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5]至於在各級地方官吏中，如曹參、陳平之輩的現象更是不勝枚舉。如直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6]上行下效，大家都以無所事為事，其結果雖然不擾民，但不思進取，勢必帶來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混亂與日積月累的矛盾。
社會生活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運動係統，它無時無刻無不處在不斷地運動、變化之中，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矛盾勢必重新出現。在漢初特殊的曆史背景下，為政之道固然首要在於不擾民，“貴清靜而民自定”；但如果強調過分，或做得太過，其結果也勢必適得其反。特別是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生產發展了，社會條件變化了，如果仍一味謹守“無為而治”的原則，不在國家指導思想、施政方針方麵適時進行戰略調整，適時進入有為狀態，那麽，整個社會生活勢必出現不協調，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勢必受到嚴重的滯礙。
很顯然，麵對業已變化了的社會條件，黃老學說難以擔此重任，完成西漢社會曆史的轉變，因為不僅黃老學說本身思想貧乏，而且其內在結構不足以吸收和容納其他積極有為的思想因素。因而，黃老學說讓位於新的統治學說，就成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黃老學說到了景帝時代退出曆史舞台已成為勢之必然。不過，也應該看到，在黃老學說統治下，西漢幾十年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因為，正是這些變化，不僅導致了黃老學說的如此結局，而且決定著哪一種學說登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
在黃老學說的指導下，漢初的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的恢複和發展。“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懂。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7]戰爭之後的淒涼景象躍然紙上。在這百事俱廢，萬事待興之際，國家當務之急必然是恢複生產，發展經濟，穩定秩序，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安居樂業。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黃老學說，其基本宗旨是“無為而治”、“貴清靜而民自定”；其基本要求是“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和“節用民力”。[8]而在小農經濟確乎如同汪洋大海般的中國傳統社會，人心思定以及厭惡過多的行政幹預是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心理。正在這一點上，黃老學說的出現不僅是必然的，而且功不可沒，確實促進了西漢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經過漢初幾十年的努力，秦王朝的嚴刑峻法、繁徭苛賦基本得以廢除，人民的負擔減輕了，社會矛盾緩和了，“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累百钜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牡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9]
人民富了，國家強了，國強民富的前提和結果，當然要在文化方麵有所表現。漢初文化繁榮的最基本的特征，是黃老學說鬆散的思想管製，使先秦以來的幾家主要學說基本上都得以恢複和發展。
在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前，是中國學術發展的最繁盛時期。言論自由，諸子勃興，各種思想見解得到充分的發揮。然而，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後，為了與中央專製主義政治體製相適應，實行獨裁的文化高壓政策，筘製輿論，統一意識，“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10]使中國的文化事業受到極大的摧殘，最集中的表現就是人們常說的焚書坑儒。
但是，曆史的實際進程從來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焚書坑儒的實際效果恰好與焚書坑儒者的主觀願望相反。結果不僅使那些儒士接受教訓，學會變通，得以自保，等待時機，東山再起，而且各家學說的重要典籍幾乎都以不同的隱蔽手段得以保存和流傳。“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為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11]這表明，在黃老學說統治下的漢初幾十年，基本挽回秦王朝文化獨裁政策所帶來的損失，秦以前的幾家重要學說雖然有的被淘汰，而大部分則不同程度地得以流傳並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諸子學說的複興，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取黃老學說而代之，提供了廣闊的選擇餘地。然而，究竟是哪一種學說具有這種資格，則取決於這種學說的內在結構和外在影響。
在諸子複興的大潮中，影響最大的首推墨家。墨家是戰國時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墨家為儒家的反對派，儒家學者對墨家的主張可以說深惡痛絕。孟子稱“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12]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誌、明鬼、節葬、節用、非樂、非命等，許多命題正好與儒家的主張相反。因此，在戰國時代受到儒家學派的堅決排斥。孟子曾咬牙切齒地詛咒道：“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辭，邪說者不得在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複起，不易吾言矣。”[13]
到了戰國末年，墨家學派在墨翟之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韓非子記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裏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三大派係，這三大派係“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傳。[14]在三派之外，尚有以《墨經》為代表的墨家後學。這些墨家後學，克服了早期墨學中天誌、明鬼等迷信成分，發展了墨子學說中的唯物主義因素，在認識論、邏輯學，以及數學、光學、力學等自然科學方麵獲得突破性的進展，為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後期墨學雖然在許多方麵都和原始墨學有著顯著的差異，但它畢竟以墨學的旗號在戰國末期繼續活動和流傳。
秦漢之後，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確立與統治秩序的鞏固，特別是由於墨學自身的弱點，比如似乎由於厭惡思辯而對陰陽學說和氣一元論也懶得加以理睬了，因而，它忽視了吸收最新的思想要素，忽視了當時同天文、曆法、醫學、農學等有密切聯係的另一種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也忽視了與陰陽學說有密切聯係的樸素辯證法，結果，原本開放、多元的思想體係，變成封閉、一元的思想結構，遂使墨學幾乎中斷，成為絕學。
這是秦漢之後一千餘年墨家學說的實際情況，不過，在秦漢之際，墨學作為學術集團似乎消失了，然而，從思想發展的實際進程來考察，墨家的思想成分並沒有煙消雲散，而是被當時或後來的一些思想派別所吸收。諸如尚同、尚賢和有平均主義色彩的思想內容被董仲舒等秦漢儒者所采納，並借以構造成以天為最高權力象征，以天子為軸心的大一統的帝國理論模式，以及在《禮記·禮運》篇中所表現出的具有絕對平均主義色彩的烏托邦思想，和任人唯賢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組織路線。至於墨家以功利主義為特色的倫理道德觀念對漢初流行一時的刑名學派的價值標準顯然也有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麵，漢代新儒學的開創者董仲舒還明顯地吸收了墨學的天誌、明鬼等思想內容，從而形成精致而又龐大的天人合一的儒家神學人本主義思想體係。
由於墨學集團成分的複雜，後期墨學的發展，或於辯、俠之際有所偏重，他們皆自謂“真墨”，相謂“別墨”，前所述墨家情況主要側重於“辯墨”，而在社會實踐領域，我們看到，秦漢之際為數眾多的遊俠之士可能就深受墨家學說的熏染，或者本身就是墨學的別派。他們或多或少地負起了墨家學說的傳承使命。如景帝時人鄭當時，為了趕時髦，一方麵“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另一方麵則以“任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結果得到“其知友者皆以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的美稱。[15]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在這裏我們不是可以朦朧地感覺到墨學集團中“巨子”活動的身影嗎？太史公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所謂俠，即墨之別派。秦漢人常以儒墨並稱，或儒俠並稱，足見墨家學說在當時仍擁有與儒學相埒之勢力。
與墨學複興的同時，法家學說在漢初也獲得了相當充分的發展。以韓非為集大成者的法家學說，由於得到秦始皇的青睞和庇護，不僅李斯之輩官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且使法家學說成為秦王朝的統治學說，使法家學說在秦朝獲得空前絕後的大發展。
西漢建國之後，盡管有許多學者或有識之士不斷地批評法家學說，尖銳地指出秦二世而亡是由於執行了法家思想路線的結果，希望漢王朝另外尋找新的統治學說，堅決擯棄法家學說；然而，在黃老學說寬大為懷、兼容並蓄思想的指導下，在漢初的幾十年，法家學說不僅未被禁止，反而使之得以廣泛流傳，並改換成刑名之學的麵孔，一度參與漢初政治。
即使僅從純粹的學術傳授係統看，法家學說在漢初的發展軌跡也曆曆可見。景帝時官至禦史大夫的韓安國“嚐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16]晁錯也“學申商刑名於軹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17]景帝時，晁錯用事，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足見法家勢力在漢初政治中的影響力。
在被稱為“有漢第一儒者”的賈誼思想結構中，法家學說也占有相當的分量，這一點早為學者所指出。甚至“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18]質言之，在漢初幾十年，法家學說不僅有專門傳授，而且在廣大知識分子甚至部分官僚層中擁有相當的勢力，並一度具有新統治學說候選者的資格。
除了墨家、法家之外，在漢初的幾十年，先秦道、名、陰陽、五行、農、雜等諸子百家都有一定規模的發展，如主父偃先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19]當時的人熱衷於傳承這些學說，除利祿的原因之外，恐怕更多地是時代條件使然。因為在黃老學說的統治下，學術自由的空氣較為濃鬱，“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20]自由空氣促使了諸子的複興，使中國學術的發展迎來了秦王朝之後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也為後來取黃老之學而代之提供了充分的選擇餘地。
[1]《史記·禮書》。
[2]《漢書·楚元王傳》。
[3]《史記·陸賈傳》。
[4]《史記·曹相國世家》。
[5]《漢書·陳平傳》。
[6]《史記·萬石張敘列傳》。
[7]《漢書·食貨誌》。
[8]《法經·君正》。
[9]《漢書·食貨誌》。
[10]《史記·李斯傳》。
[11]《史記·太史公自序》。
[12]《孟子·滕文公下》。
[13]《孟子·滕文公下》。
[14]《韓非子·顯學》-
[15]《漢書·鄭當時傳》。
[16]《漢書·韓安國傳》。
[17]《漢書·晁錯傳》。
[18]梁啟超：《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第84頁，《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
[19]《史記·主父偃傳》。
[20]《史記·老子韓非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