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的複興，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變更準備了前提條件，那麽，為什麽漢武帝獨鍾於儒術，而至少在形式上、表麵上排斥其他諸家？欲揭示這類曆史偶然現象的終極原因，還隻能從當時社會對理論的需求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比，和各家學說的內在結構中尋求答案。
傳統的解釋差不多都是因襲司馬遷的說法，即漢武帝好儒術，“招賢良”，“會竇太後治黃老言，不好儒術”，[1]帝黨和後黨兩個集團進行了一番鬥爭，等到“竇太後崩，其明年，征文學之士”。[2]於是乎，儒術獨尊。
誠如馬克思所說：“如果鬥爭隻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麽創造世界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麵，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麽世界曆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麵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3]
換言之，我們承認在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的轉折過程中，一些主要人物在某種時候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能夠充分認識當時主客觀條件，並懂得利用和改變這些條件，以促進或延緩某些曆史事件的發生與發展。在這裏，最重要的或者說終極原因，仍然是社會存在等客觀條件。因此，“曆史科學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歸結為帝王將相的行動”。[4]儒家學說獨步走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是涉及到漢王朝乃至整個中國曆史的大轉變，如果僅用個別帝王、皇後的好惡取舍不同來解釋，顯然失於膚淺。
順便指出，所謂漢武帝“好儒術”這個問題本身仍是值得重新考慮的。他確實對儒家學說表示過好感，但在其政治實踐中並不是完全按照儒家的倫理要求和道德規範，更不要說如後世儒者從儒家精義中尋求安身立命之所。儒家學說的基本特點在於積極用世，對未來世界持存疑態度，“不語怪、力、亂、神”。[5]而漢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6]甚至真誠期望：“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7]這哪裏有一點儒者風骨，完全是一種道地的神仙家氣象。
因此，欲解開儒術獨尊的真實原因，決不應局限於漢武帝、竇太後的個人好惡，而應當將儒術獨尊的曆史過程放到當時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加以考察。
當時的社會背景，就其現象而言，正是傳統史家津津樂道的“文景之治”。確實，就某些方麵說，西漢初年在黃老學說的指導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麵都有了相當程度的恢複和發展，呈現出一種治世氣象。但是，盛極必衰。由於黃老學說不足以容納有為的積極因素，因此，從文帝末年終景帝之世，表麵繁盛的西漢王朝也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在內政、外交諸方麵麵臨一係列棘手的問題有待解決。這種窘況在漢文帝後二年的詔書中就略有反映。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8]這道詔書雖有中國傳統公文的自謙之詞，但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實際狀況。
在當時，與匈奴的關係是漢王朝內外政治的晴雨表。劉邦遭“平城之難”後，感到漢王朝的實力尚不足以抵禦和反擊狡悍的匈奴，因而采納劉敬的建議，“賂遺單於，冀以救安邊境”，並製定了“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的“和親”策略，希望以單方麵的妥協換取邊境的安寧無事。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不僅未能使匈奴屈服，反而使匈奴愈加瞧不起漢王朝，“數背其約”，屢屢在漢王朝的邊境進行騷擾，“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對漢王朝構成了相當的威脅。[9]
在內政方麵，西漢立國伊始，片麵接受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大封諸侯。這些諸侯或因功臣，或因帝姓，驕恣**肆，無所不用其極，不用漢法，“各自紀年”，培植勢力，“自置官屬”，[10]蔑視中央政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終於導致吳楚七國的大規模叛亂。
當七國叛亂之初，景帝不得不忍痛“斬禦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但仍未能阻止這次叛亂。[11]這次叛亂不僅給西漢王朝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對西漢王朝的政治衝擊，迫使統治者不得不認真思考如何維護和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分裂等問題。諸侯王尾大不掉已成為漢王朝的心腹之患，與此同時，由於地主豪族勢力的惡性膨脹，土地兼並日益嚴重，加上大量的流民和投機取巧等商業活動太多，它一方麵影響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甚至在文景盛世之時，相當多的地區仍處在“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的狀況之中。[12]難怪賈誼痛心疾首，悲呼“可為痛哭者”“難遍以疏舉”。[13]另一方麵，土地的大量兼並，流民的大量出現，都使西漢社會處於政治大動亂的邊緣。
麵對如此的內外窘境，西漢的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下去，改變田有的統治路線和政策，遂成為西漢統治者別無選擇的惟一出路。誠如董仲舒在武帝即位之初所指出的那樣：“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14]換言之，西漢王朝的未來發展，有待於在指導思想上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
經過景武之際現實的嚴峻考驗和一段時間的醞釀，“更化”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已被最高統治者逐步認可。餘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從紛紜繁雜、異說林立的諸子學說中選擇一種最為合理的學說，作為黃老學說的替代品，並以此重新建構西漢王朝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1]《史記·孝武本紀》。
[2]《史記·郊祀誌》。
[3]馬克思：《致路·庫格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4]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647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
[5]《論語·述而》。
[6]《史記·孝武本紀》。
[7]《史記·封禪書》。
[8]《史記·孝文本紀》。
[9]《漢書·匈奴傳》。
[10]《廿二史劄記》“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條。
[11]《漢書·景帝紀》。
[12]《漢書·晁錯傳》。
[13]《漢書·賈誼傳》。
[14]《漢書·董仲舒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