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的複興,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變更準備了前提條件,那麽,為什麽漢武帝獨鍾於儒術,而至少在形式上、表麵上排斥其他諸家?欲揭示這類曆史偶然現象的終極原因,還隻能從當時社會對理論的需求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比,和各家學說的內在結構中尋求答案。

傳統的解釋差不多都是因襲司馬遷的說法,即漢武帝好儒術,“招賢良”,“會竇太後治黃老言,不好儒術”,[1]帝黨和後黨兩個集團進行了一番鬥爭,等到“竇太後崩,其明年,征文學之士”。[2]於是乎,儒術獨尊。

誠如馬克思所說:“如果鬥爭隻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麽創造世界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麵,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麽世界曆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麵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3]

換言之,我們承認在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的轉折過程中,一些主要人物在某種時候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能夠充分認識當時主客觀條件,並懂得利用和改變這些條件,以促進或延緩某些曆史事件的發生與發展。在這裏,最重要的或者說終極原因,仍然是社會存在等客觀條件。因此,“曆史科學要想成為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歸結為帝王將相的行動”。[4]儒家學說獨步走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是涉及到漢王朝乃至整個中國曆史的大轉變,如果僅用個別帝王、皇後的好惡取舍不同來解釋,顯然失於膚淺。

順便指出,所謂漢武帝“好儒術”這個問題本身仍是值得重新考慮的。他確實對儒家學說表示過好感,但在其政治實踐中並不是完全按照儒家的倫理要求和道德規範,更不要說如後世儒者從儒家精義中尋求安身立命之所。儒家學說的基本特點在於積極用世,對未來世界持存疑態度,“不語怪、力、亂、神”。[5]而漢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6]甚至真誠期望:“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7]這哪裏有一點儒者風骨,完全是一種道地的神仙家氣象。

因此,欲解開儒術獨尊的真實原因,決不應局限於漢武帝、竇太後的個人好惡,而應當將儒術獨尊的曆史過程放到當時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加以考察。

當時的社會背景,就其現象而言,正是傳統史家津津樂道的“文景之治”。確實,就某些方麵說,西漢初年在黃老學說的指導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麵都有了相當程度的恢複和發展,呈現出一種治世氣象。但是,盛極必衰。由於黃老學說不足以容納有為的積極因素,因此,從文帝末年終景帝之世,表麵繁盛的西漢王朝也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在內政、外交諸方麵麵臨一係列棘手的問題有待解決。這種窘況在漢文帝後二年的詔書中就略有反映。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8]這道詔書雖有中國傳統公文的自謙之詞,但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實際狀況。

在當時,與匈奴的關係是漢王朝內外政治的晴雨表。劉邦遭“平城之難”後,感到漢王朝的實力尚不足以抵禦和反擊狡悍的匈奴,因而采納劉敬的建議,“賂遺單於,冀以救安邊境”,並製定了“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的“和親”策略,希望以單方麵的妥協換取邊境的安寧無事。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不僅未能使匈奴屈服,反而使匈奴愈加瞧不起漢王朝,“數背其約”,屢屢在漢王朝的邊境進行騷擾,“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對漢王朝構成了相當的威脅。[9]

在內政方麵,西漢立國伊始,片麵接受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大封諸侯。這些諸侯或因功臣,或因帝姓,驕恣**肆,無所不用其極,不用漢法,“各自紀年”,培植勢力,“自置官屬”,[10]蔑視中央政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終於導致吳楚七國的大規模叛亂。

當七國叛亂之初,景帝不得不忍痛“斬禦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但仍未能阻止這次叛亂。[11]這次叛亂不僅給西漢王朝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對西漢王朝的政治衝擊,迫使統治者不得不認真思考如何維護和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分裂等問題。諸侯王尾大不掉已成為漢王朝的心腹之患,與此同時,由於地主豪族勢力的惡性膨脹,土地兼並日益嚴重,加上大量的流民和投機取巧等商業活動太多,它一方麵影響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甚至在文景盛世之時,相當多的地區仍處在“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的狀況之中。[12]難怪賈誼痛心疾首,悲呼“可為痛哭者”“難遍以疏舉”。[13]另一方麵,土地的大量兼並,流民的大量出現,都使西漢社會處於政治大動亂的邊緣。

麵對如此的內外窘境,西漢的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下去,改變田有的統治路線和政策,遂成為西漢統治者別無選擇的惟一出路。誠如董仲舒在武帝即位之初所指出的那樣:“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14]換言之,西漢王朝的未來發展,有待於在指導思想上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

經過景武之際現實的嚴峻考驗和一段時間的醞釀,“更化”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已被最高統治者逐步認可。餘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從紛紜繁雜、異說林立的諸子學說中選擇一種最為合理的學說,作為黃老學說的替代品,並以此重新建構西漢王朝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1]《史記·孝武本紀》。

[2]《史記·郊祀誌》。

[3]馬克思:《致路·庫格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4]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647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

[5]《論語·述而》。

[6]《史記·孝武本紀》。

[7]《史記·封禪書》。

[8]《史記·孝文本紀》。

[9]《漢書·匈奴傳》。

[10]《廿二史劄記》“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條。

[11]《漢書·景帝紀》。

[12]《漢書·晁錯傳》。

[13]《漢書·賈誼傳》。

[14]《漢書·董仲舒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