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而亡的教訓對西漢初年的統治者來說是深刻而又慘痛的。
基於這種教訓，西漢王朝重建統一之後，圍繞著統一帝國怎樣才能真正獲得鞏固和發展的問題，在最高統治層也進行了一次深刻的反省，並最終決定采取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黃老之學在西漢建國初期一度成為官方意識形態，這對漢代學術的發展尤其是儒家學術的變化產生過極其重大的影響。
西漢王朝的建立得之於許多複雜的內外在因素。在某種程度上說，劉邦的勝利帶有一種僥幸的意味。因此，得天下之後如何治天下，在以劉邦為核心的農民領袖們的心目中並非完全有數。這些原本以販夫走卒為主體的“社會邊緣階級”一旦取得了“社會中心階級”的地位，實際上也不得不求助於原來的社會中心階級——知識分子，利用知識分子的智慧重建社會秩序，以便對社會進行有效的治理和統治。
早在劉邦南征北戰、平定四海之際，他身邊就已網羅了一大批忠誠的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基於對社會及曆史的深刻認識，不停頓地為新王朝未來的社會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的設計出謀劃策，因而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漢王朝社會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的正確性，至少為新王朝減少了某些政策性的失誤。
據比較可靠的曆史資料記載，長期跟隨劉邦打天下的陸賈不時在劉邦的麵前談論儒家經典《詩經》和《尚書》等等。終於有一天惹得劉邦極不高興。高祖罵之曰：“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1]
於是陸賈著成《新語》一書，以期為西漢王朝的未來發展規劃藍圖。
陸賈的思想主旨是鑒於秦亡的曆史教訓，建議劉邦“行仁義，法先聖”，“握道而治，據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為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性指導原則，而改變“秦以刑法為巢”的重大失誤，以防“覆巢破卵之患”。[2]由此看來，陸賈對西漢王朝未來發展的思考主要是基於秦亡的教訓，並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結論。
基於這種立場，陸賈對先秦諸子持一種較為嚴厲的批判態度，以為諸子的思想雖然具有某些合理性，但都不足以填補排斥法家之後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真空。他強調，真正足以擔當重建社會秩序之重任，足以彌補廢除法家路線之後統治思想真空的惟有儒學。“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3]隻有儒家思想與倫理才是西漢社會發展、繁榮與穩定的治世良藥。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陸賈堅決排斥諸子，或者說他較董仲舒之前就有一種獨尊儒術的傾向。事實上，他在推崇儒學的同時，也竭力防止儒學走上獨尊的道路。
我們知道，在漢初幾十年的學術大潮中，確實已有儒術獨尊的思想端倪。叔孫通“儒術不足以進取，可以守成”的說法以及他不惜變通儒學傳統以媚權貴的政治實踐，都足以表明漢初儒家學者確有一種內在的獨尊傾向。
不過，麵對這種傾向，陸賈並沒有隨聲附和。他雖然基於儒學立場對非儒學派進行過嚴厲的批判，但也似乎明顯地預感到儒學一家獨尊所可能導致的惡果。“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幹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故製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4]主張儒學與諸子並重互補，擇優而取，因社會實踐的實際需要而重新建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就此意義而言，陸賈阻止了漢初意識形態方麵的“一邊倒”，這不僅對漢初社會的發展功莫大焉，而且其重建統治原則的主張與實踐，也勢必導致諸子學的終結，使剛剛獲得複興的諸子學失去獨立存在的社會依據，而又不得不將自己的智慧資源無保留地奉獻給重建中的新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
陸賈對儒術獨尊傾向的阻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一方麵避免了鑒於秦亡的教訓而將統治思想推向另一極端，使漢初學術界大體贏得了一個思想管製相對寬鬆、和諧、自由的文化氛圍，有助於社會經濟的恢複與發展；另一方麵，陸賈對諸子學的批判，特別是他重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呼喚與努力，在客觀上勢必導致諸子學派失去其獨立存在與發展的社會基礎，因而又勢必容易造成萬馬齊喑、惟此一家的思想界狀況，不利於持久地保持寬鬆、和諧、自由的文化氛圍，在某種程度上又培植了文化專製主義的土壤。
當然，作為漢初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建構者，陸賈的致思傾向隻能從屬於他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根本利益，時代的要求迫使他的一切學術活動隻能屈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而無法從曆史的長河中把握自身。這正是中國曆史上正統思想家與異端思想家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基於此，陸賈對包括儒學在內的諸子學的批判以及重建思想體係的努力，無不立足於社會政治現實，從而使其學術具有濃厚的極端功利主義色彩。“善言古者合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成之於己。”[5]將既往的文化遺產、曆史教訓均視為重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智慧資源。
然而，就陸賈思想體係的內在結構來說，他並不是對包括儒學在內的諸子平等看待，而是基於儒學的立場，竭力吸收諸子學的合理內核，建立了既有傳統儒學的傾向性，而又有別於傳統儒學的新體係。在儒學的傾向性方麵，陸賈注意到了傳統儒學對事功的淡薄，因而他著力通過對諸子思想的吸收，對傳統儒學的重新闡釋，使儒家的思想原則更合乎社會實際的需要，賦予一種極強的事功、外王色彩。
不過，基於當時的社會現實，陸賈的事功觀念與此後漢武帝時期的事功觀念有著本質性的區別，他一方麵強調事功應以儒家倫理為根本原則，“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褒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漸漬於道德，而被動於中和之所致也”。[6]另一方麵則設法證立無為無不為的政治技巧，“夫刑重者則心煩，事重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回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事，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裏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7]以無為的姿態獲得有為的效果，這在陸賈看來是最高的統治技巧，“故無為者乃有為也”。[8]正是在這一點上，陸賈的思想主張深切漢初社會現實，故而《新語》“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9]
[1]《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2]《新語·輔政》。
[3]《新語·術事》。
[4]《新語·術事》。
[5]《新語·術事》。
[6]《新語·無為》。
[7]《新語·至德》。
[8]《新語·無為》。
[9]《史記·酈生陸賈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