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後學的分化變質，勢必削弱董仲舒思想學說在漢代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而恰當此時，足以與董仲舒思想學說相抗衡的另一種思潮蓬勃發展起來，並最終分享董仲舒思想學說一度擁有的對漢代最高法典的解釋權。這就是江公、尹更始、劉向一係的《穀梁》。因此可以說，董仲舒思想學說麵對的第一次遭遇戰，不是儒學之外的“異端邪說”，而是當年被董仲舒戰而勝之的儒學內部，確切地說是《春秋》學內部的另一分支。
《穀梁》學是與《公羊》學並行發展的一種思想學說，它也淵源於子夏，中經荀子的傳授，漢興之後，由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為武帝時博士，與董仲舒同時。在推翻黃老之學的統治地位的過程中，《公羊》、《穀梁》曾結成統一戰線，前赴後繼，終於將黃老之學逐出曆史舞台。但在此之後，為了爭奪最高法典解釋權的獨占地位，《公羊》學與《穀梁》學的統一戰線終於瓦解，互為仇讎，展開了一場不下於與黃老之學激烈鬥爭的內部爭奪戰。然而由於種種機緣巧合，董仲舒一係的《公羊》取得了勝利，《穀梁》依然處於在野的地位。當時的情況是，“仲舒通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儀，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學大興”。[1]
不過，《穀梁》學雖然遭到武帝的冷遇，但武帝衛太子劉據學通《公羊》之後，“複私問《穀梁》而善之”；而江公雖然沒有在政治權力結構中謀得什麽地位，但退而傳學，培養人材，以期在適當的時機起而反撲，奪取最高法典的解釋權。曆史沒有辜負江公的一片用心，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特別是魯人榮廣、皓星公等從學於江公，不僅使《穀梁》學得以繼續流傳，而且使其勢力逐漸獲得擴展，隻等待時機成熟，便可與《公羊》學再決雌雄。
榮廣字王孫，高才敏捷，全麵繼承了申公、江公一係的魯學傳統，能盡傳其《詩》、《春秋》。當《公羊》勢力相當鼎盛之際，他勇於站出來向《公羊》挑戰，與齊學《公羊》大師眭孟等人辯論數次且每每勝之，為《穀梁》學贏得了相當的信譽，“故學者頗複受《穀梁》”。另一方麵，榮廣也竭盡全力培養弟子，廣植勢力，弟子知名者有沛人蔡千秋，梁人周慶、丁姓等。他們後來都對《穀梁》戰勝《公羊》立下了汗馬功勞。蔡千秋也曾師事皓星公，“為學最篤”，深得《穀梁》之精神也，正是通過他的努力才使《穀梁》學取得與《公羊》學同等的地位。
當然，《穀梁》地位的上升，決非一人一時之功，而經曆了武、昭、宣三朝眾多學者的不斷努力，最後以石渠閣會議的召開為標誌。宣帝為武帝衛太子劉據之孫，在經曆了長達十數年的生命磨難之後繼承皇位。他上台伊始，便有為乃祖父劉據徹底翻案的用心，更有徹底拋棄漢武帝思想路線和基本政策的意思。當他得知劉據本好《穀梁》，遂誘導性地詢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期望由他們提議提高《穀梁》學的地位。而恰巧這幾個人皆為魯國人，深受以《穀梁》為代表的魯學影響，對以《公羊》為代表的齊學早有怨言。於是他們眾口一辭，皆稱《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宜興《穀梁》。
韋賢、夏侯勝、史高等人的回答正中宣帝下懷。然為妥善起見，宣帝又詔此時任郎的《穀梁》大師蔡千秋，使蔡與《公羊》學者辯訟《公》、《穀》得失。能言善辯的蔡千秋不負眾望，終於取得辯論的勝利。宣帝於是更加喜歡《穀梁》，任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穀梁春秋》。
千秋死後，宣帝征江公之孫為博士。“始，江博士受胡常”，開《穀梁》胡氏學派。江博上死，又征榮廣高足、蔡千秋的同學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受蔡千秋所選的十名《穀梁》傳人。劉向此時也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從受《穀梁》。[2]此外，從蔡千秋受《穀梁》的還有後來以《左氏》學名家的尹更始。“漢《穀梁》學自榮廣、皓星公開之，尹得其宗。”[3]“漢儒傳《穀梁》學者，惟尹（更始）及劉向有書。”[4]由此可見，尹更始、劉向都是漢代《穀梁》學的中堅人物。
在宣帝的倡導與扶持下，《穀梁》學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積極發展，實際上已經擁有與《公羊》學相埒的勢力，惟一缺憾的是法定程序的認可。“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於是宣帝“乃詔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得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為《穀梁》學地位的真正確立鋪平了道路。
甘露元年這次禦前會議的實際進程及其結果，由於史料闕如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爭論雖然激烈，但《穀梁》的實際地位尚未能最終確立。於是又過了兩年，遂有甘露三年石渠閣會議的召開。
石渠閣會議顯然是為了解決甘露元年禦前會議未曾解決的問題。這次會議的文件據《漢書·藝文誌》記載計有：《尚書》類四十二篇，《禮》類三十八篇，《春秋》類三十七篇，《論語》類十八篇，《孝經》類有《五經雜議》十八篇，可惜這些文件都未能傳下來。
文件未能傳下來，但石渠閣會議的結果相當清楚，於《春秋》學，則是《穀梁》學的地位最終得以確立，與董仲舒一係的《公羊》學平分漢代最高法典的解釋權。使《穀梁》得立學官，“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周慶、丁姓成為《穀梁》博士，後者官至中山太傅，授《穀梁》於楚人申章昌；申章昌為博士，官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5]而《公羊》學的地位則從此江河日下，勢力日趨縮減。
《公羊》學在石渠閣會議的失利，有其偶然的因素，也是其必然的結果。據《漢書·儒林傳》記載，參加這次會議的，除宣帝、蕭望之外，《公羊》學有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貌、尹推、宋顯；《穀梁》學有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嚴、尹二人作為雙方的首席發言人，而二人的個人素質則有顯著差別，嚴主正直，墨守陳規，既不肯委曲從俗以求富貴，安能隨機應變，即席發言？尹不僅深得《穀梁》之學的精神（“尹得其宗”），而且從其後來又學《左氏》的表現推測，他應屬於那些相當善於因時因地而改變自己主張的人。那麽，由嚴、尹相辯，結果不是極為明白嗎？
經過一個階段的辯論，《公羊》家每每失利，於是提出增加侍郎許廣。基於對等的原則，《穀梁》學也相應增加中郎王亥。每方各五人，討論的問題有三十餘條，每條一篇文章，此即《漢書·藝文誌》著錄的《春秋》類奏議三十七篇。兩派學者雖然都以經義對，但最後的結論多從《穀梁》。《公羊》學不僅無還手之力，恐怕已無招架之功。再加上宣帝和蕭望之對《穀梁》學的袒護，《公羊》學不失敗，可能嗎？
董仲舒後學在第一次遭遇戰中就敗下陣來，這不能不影響董仲舒學說的地位。我們看到，董仲舒的學說在兩漢社會雖仍有人信奉，實際上已很難說占據統治思想的主導地位。東漢古文經學盛行，作為今文學派宗師的董仲舒自然不會受到重視。
不惟漢代社會如此，即使從漢以後二千年中國曆史來觀察，董仲舒思想的某些方麵如道德修養論、性論等一直具有莫大的影響力，但作為完整思想體係的董仲舒學說則不被重視也是事實，董氏著作長期得不到係統整理即為顯明的例證。
作為完整的思想體係，董仲舒思想的曆史評價並不甚高。但作為個人，董仲舒又確實受到曆代的重視與推崇。司馬遷、劉向、班固、王充的評論已見前述，即使在漢代之後也仍有人對董仲舒的人格、博學表示極端的尊重。三國時人何晏說：“儒雅博通，莫賢乎董仲舒。”[6]北宋學者司馬光也作詩頌揚董仲舒，他寫道：“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耳去，聖言飽滿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7]依然側重於博學、人格兩個方麵。
對於董仲舒思想見解的稱讚似乎始於程朱。程子說：“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8]雖然從總體上肯定董仲舒學說的思想價值，“最得聖賢之意”，但也不無微詞。[9]
朱熹的見解和程子較為接近，他說：“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賈誼）諸人比。隻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隻有‘正誼、明道’兩句。”又說：“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他還將董仲舒與揚雄、王通、韓愈等人進行比較，認為王通“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仲舒卻純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卻見得又活潑，然亦隻是見得下麵一層，上麵一層都不曾見得。大概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隻是見得下麵一層，源頭處都不曉。”“隻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10]
程朱對董仲舒的不滿，主要集中在董仲舒對“性”的理解上。董仲舒認為“性者，生之質”，“以情為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製度不節”。“明於無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知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很顯然，董仲舒認為，命是外在而施加於內在的東西，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性，則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共有的本質特征；而情，則是人類本能的欲望。由於自然之功，人群不可能劃而為一，而是存在形形色色的差異，“或壽或夭，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11]董仲舒主要在於論證禮樂教化的必要性。而程朱基於理學家的立場，認為這種解釋是錯誤的，“隻當雲，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董仲舒的說法“貌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12]顯然，這是以理學的觀念評價董仲舒。
像程朱對董仲舒的評論，雖然近似於苛求，但總體上還算公允。而在曆史上，另外兩種狀況則顯得更不易接受，即一種出於門戶或其他偏見的指責，一種出於政治需要的盲目歌頌。
前一種狀況由來已久，早在西漢末年，劉歆雖然稱頌董仲舒為漢代儒學不祧之宗，謂“承秦滅學，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世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13]但劉歆出於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對董仲舒肆意貶損，稱董仲舒連孔子的弟子遊、子夏都不如。王充雖然欽佩董仲舒的人格與學問，承認董仲舒“不違儒家，不反孔子”，“仲舒之言道德政事，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14]“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15]肯定董仲舒依據《春秋》之義所闡釋的政治見解的合理性，對董仲舒政治學說的外在形式災異譴生說表示能夠理解，但似乎又不滿意於這種形式。他說：“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但“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16]
如果放到中國思想發展特別是天人關係理論發展的廣闊背景看，王充對董仲舒的不滿實際上意味著他對天人理論問題的思考又預示著對董仲舒的超越，他隱約地覺得，董仲舒對天人理論的解釋雖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又不是那麽明晰，對荀子思想的批判也似乎過於背離了荀子“製天命而用之”命題的真實意義，因此，他才感到這樣一種困惑。
王充的困惑到了唐代便由不明晰變得明晰，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對天人關係的重新認識雖然有新的提高，其實說到底不過是對荀子思想的複歸。因此他們當然更不能滿意董仲舒對天人關係的解釋。柳宗元寫道：“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斯皆詭譎闊涎，其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是故受命不於天；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17]從理論價值和思維深度上說，柳宗元對董仲舒等人的指責不無道理，但他顯然忘記了董仲舒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董仲舒天人理論對荀子思想糾正的理論意義，因而似不免有苛求古人之嫌。
類似的苛求不始於柳宗元，也不終於柳宗元。北宋學者歐陽修在談到董仲舒的思想價值時也說：“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雲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18]言下之意，似對董仲舒的天人之際的理論也不滿意。
對歐陽修的說法，無需我們費筆墨，南宋學者黃震曾針鋒相對地指出：“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19]黃震對歐陽修的指責或許是對的，但他全部否定《春秋繁露》的價值似乎也不足取。
南宋時另一著名學者葉適，基於其功利主義的立場，不僅指責董仲舒天人理論的錯誤，而且批評其道德倫理觀念。葉適說：“董仲舒首推孔氏，觀劉向一家之論，其為儒者重輕可知矣。後世學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故略為分別精粗離合之際，歸於統壹，毋由絕潢而自謂宗海也。”那麽“精粗”何以分別呢？葉適說，大道必有要，至論必有極，然這些內容“仲舒不能知。所能知者，《春秋》災異而已。此類者，非要非極也”。“仲舒負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責，今也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還至之立效。”故“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固不能戚然救止其內也”。而且，“仲舒勸武帝以更化，張而大之，武帝之所欲也，然其酷反甚於秦也”，“仲舒比晁錯，公孫弘雖無刻薄從諛之失，然不見武帝受病處，不能統一聖人之道以切其身”。尤其是“正其誼不謀其利”一語，“初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然舉者不能勝，行者不能至，而反以為詬於天下矣”。[20]像這樣對董仲舒思想的價值進行全盤否定，恐怕也很難說合乎曆史真實。
其實，從思想發展的一般規律看，任何偉大的思想體係都不可避免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時代局限性。談論董仲舒的思想價值也決不能脫離董仲舒所處的時代條件，如果離開了這個條件，那麽，偉大之處可能正是藐小之點。如我們已經分析的那樣，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的思想是基於中國傳統社會的曆史條件而提出的穩定社會有序狀態的對策，如果離開了“傳統社會”這個條件，這一見解的理論價值固然要大大地打個折扣。像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顏元，基於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因素蓬勃發展的客觀現實，將經典儒家的觀點解釋為也極端重視利，“以義為利，聖賢平正道理也。……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也。……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口號。僅就顏元的思想價值來說，這一點無可厚非，他對經典儒家的解釋雖不一定合乎經典儒家的原貌，但畢竟合乎民族精神、文化傳統積澱的一般規律，自有其價值所在。但是，顏元不顧其前此“傳統社會”的曆史條件，指責“後儒乃雲‘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21]則亦未免苛求古人之嫌。
苛求古人自然不對，但不分精華與糟粕，一味地頌揚古人也很難說正確。在董仲舒之後一千數百年的曆史過程中，董仲舒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實際享受著相當多的人的盲目崇拜與頌揚。自從元代異族統治者把董仲舒拉入孔廟陪孔夫子吃冷豬肉之後，明清統治者都對董仲舒表示了極大的尊敬。然而他們實際上是在利用董仲舒的偶像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因此很難從學術上評定這種做法有多少合理性。[22]
當然，對董仲舒的有意利用莫過於康有為一派近代今文學者，他們為了改變董仲舒竭盡畢生精力構思的中國傳統社會，又不得不借助董仲舒的偶像“托古改製”，挖掘董仲舒親手建構的傳統社會大廈的牆角。康有為稱：“及讀《繁露》，則孔子改製、變周、以《春秋》當新王、王魯、絀杞、以夏殷商為三統，如探家人筐篋，日道不休。……大賢如孟、荀，為孔門龍象，求得孔子立製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奧義，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於孟、荀，何以得此？……故所發言軼荀超孟，實為儒學群書之所無。”[23]康氏將董仲舒推到孟、荀子上，除其滿足於改製的目的外，還能和他計較什麽科學性呢？
相對說來，同屬今文經學派的皮錫瑞，他對董仲舒的評價就比康有為要公允一些。他說：“孟子之後，董子之學最純。然則《春秋》之學，孟子之後，亦當以董子之學為最純矣”，其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董仲舒使“聖人之微言大義，得以複明於世。”[24]換言之，董仲舒將孔子已說未說的話都作了較為明確的闡釋，這大體合乎董仲舒思想貢獻的真相，但許為“最純”，則未必是。
總之，董仲舒是中國曆史特別是儒學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對他的理解與評價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其要歸，今日看來不必再基於現實的需要去改鑄董仲舒的麵貌，而應當盡力去探求董仲舒學說的真實的曆史麵目。
[1]《漢書·儒林傳》。
[2]《漢書·懦林傳》：
[3]《春秋穀梁傳章句序》。
[4]馬國翰：《玉函山房佚書》之《春秋穀梁章句》輯錄。
[5]《漢書·懦林傳》。
[6]《太平禦覽》447引。
[7]《司馬文公文集·讀書堂》。
[8]《端伯傳師說》，《二程集》第7頁，中華書局1981年。
[9]·蘇輿《董子年表》案：“程子許自漢以來，有儒者氣象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揚雄。然於雄頗議其行已。無間然者，獨毛、董耳。又雲：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朱子則雲：‘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又雲：‘仲舒識得本原，如雲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雲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論事卻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又答沈晦叔雲：‘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答陳正已雲：‘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又雲：‘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道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齊推崇者至矣。”
[10]《朱子語類》第3257—3262頁，中華書局1986年。
[11]《漢書·董仲舒傳》。
[12]《朱子語類》第3263頁。
[13]《漢書·楚元王傳》-
[14]《論衡·案書篇》。
[15]《論衡·程才篇》。
[16]《論衡·案書篇》。
[17]柳宗元：《貞符》，《柳宗元集》第30—35頁，中華書局1979年。
[18]歐陽修：《書春秋繁露後》，《歐陽文忠公全集》卷73。
[19]黃震：《東發日鈔》。
[20]葉適：《習學記言序目》第322—324頁，中華書局1977年。
[21]顏元：《四書正誤》卷一《大學》，《顏元集》第163頁，中華書局1987年。
[22]陸隴其論賈誼、董仲舒優劣雲：“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利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為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又曰：“賈以才勝，董以學勝。以聖門言之，董生猖者也，賈生狂者也。”又曰：“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為遷闊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王西莊《十七史商榷》雲：“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懦意趣。吾於薰生則雲。”蘇輿《黃子年表》謂：“後世以訓詁、義理分漢、宋學派，不知董君書實為義理之宗。故餘以為漢儒經學，當首董次鄭。則知說經有體，不必別標門戶矣。”一雲：“兩漢多用董學。魏晉南北朝多用鄭學，宋以後多用朱學：董學在《春秋》，鄭學在《禮》，朱學在《四書》。今人調和漢宋，專取鄭朱語句相同者，牽合比附，用心雖勤，亦失所宗矣。”
[23]康有為：《董氏春秋學自序》，上海大同譯書局刊萬木草堂叢書本。
[24]皮錫瑞：《論董子之學最純微言大義存於之書不必驚為非常異義》，《經學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