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無疑主要在於借助《公羊傳》的外在形式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不僅是董仲舒，也是幾乎所有《公羊》學者的慣用伎倆。《公羊傳》的外在形式是以意解經，而非《穀梁》，特別是《左傳》用類似實證的方法講述《春秋》所載事實的真相和詳情。換言之，《穀梁》，特別是《左傳》主要是講清《春秋》所載之事“是什麽”，而《公羊》的思維興趣所在則是《春秋》所載之事“為什麽”。《公羊傳》這一顯著的外在形式便為《公羊》學者留下了廣闊的思維餘地。
但是，既然是有所依據，那麽，《公羊》學者的思維空間說到底仍然受到一定的局限。也就是說，《公羊》學者不可能完全拋開《春秋》及《公羊傳》而馳騁自己的思維野馬。《公羊》學思維方式的這種局限性，最明顯地表現在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思想教父的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