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公羊》學，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毋生、董仲舒、公孫弘等人。關於胡毋生，我們將在後麵論述。而公孫弘，由於其主要是個政治實踐家，他雖然對《公羊》學地位的確立立下汗馬功勞，但在理論上卻極少建樹。因此，我們這裏討論的《公羊》學，基本上可以界定為董仲舒的思想主張。
《公羊》學作為儒學的一個分支，在董仲舒之前即與其他流派發生過相互吸收與排斥的現象。隻是大體說來，它在董仲舒之前處於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換句話說，它對其他思想要素的吸收與容受，也隻是儒學發展的內部矛盾運動。但是到了西漢中期，由於社會對理論的需求發生一些明顯的變化，因而使得董仲舒的《公羊》學不得不雜糅一些非儒學派的東西。其中最顯明的莫過於對陰陽五行學說的批判與繼承。
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都是中國早已存在並各自獨立發展的學說，它們的真正結合大約開始於戰國晚期，起過重要作用的是鄒衍。因此，要真正說清《公羊》學說與陰陽五行的關係，不能不研究鄒衍及其學說。[1]
研究鄒衍，首要的困難是資料不足。雖然《漢書·藝文誌》著錄《鄒子》四十九篇，又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但由於其語“閎大不經”，其術“迂大而閎辯”，“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其義，[2]遂使其著作漸漸散失，學說漸漸失傳。同時，鄒衍的學說雖然在戰國末年轟動一時，但由於理論形成相當的社會影響需要一個過程，所以同時代的學者如荀子、莊子、韓非等人的著作都沒有關於鄒衍學說的記載。因此，在沒有新的材料發現之前，我們主要仍隻能依據《史記》以及後人著作中的零星記載加以闡釋。
鄒衍，齊國人。生卒年都無法確考，據司馬遷說，他活動於齊威王、宣王之時，與孟子、公孫龍等人曾有接觸。[3]至於其生平事跡，在文獻上更是一筆糊塗賬，由於塗抹著濃厚的神學色彩，因此難以深究。《淮南子》佚文說他“事燕王盡忠，左右譖之，王係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4]還有一種說法稱：“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生。”[5]這些神話般的描寫，顯然都增加了理解鄒衍學說的難度。
關於鄒衍學說的內容，劉向曾概括為三個方麵，即五德說、天地廣大說和天論。[6]我們這裏所感興趣的主要是前者。
所謂“五德”，即“五行”。主要是指由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元素所標誌、象征的五種德性。它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用來說明世界萬物的起源和多樣性的統一。原始五行說由來已久，司馬遷稱他讀黃帝時的諜記，“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7]似乎黃帝時已有五德之說，未免失之過早。比較可靠的說法，五行意識形成於殷周之際。較為成型的記載見諸成書於戰國末年的《尚書》的《洪範》、《甘誓》、《大禹謨》等篇。不過，此時的五行說，雖然各個要素都已具備，但其相生相克的程序似乎尚不盡完善。“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8]說是五德，實際缺少土德。再遲，《呂氏春秋》十二紀將五行並舉，但其次序仍不能有效地表述相生相克的完整過程。顯然，這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中央者土，君官也。”[9]土德所象征的一統帝國的君主形象，隻能產生在大一統的社會裏，怎能設想產生於諸侯紛爭的戰國時代呢？因此，隻是到了董仲舒的時候，大漢帝國的地位逐步確立，五行相生相克的順序才有可能逐漸獲得解決。
通觀董仲舒的全部著作，我們發現在其談到五行理論時，時而將土德加進去，時而不講，其躲躲閃閃正表明理論的不成熟。但董仲舒確實是五行理論體係構造的最終完成者，他將土德配給了君主，以生養萬物為事，使五行理論的哲學表述體係化，並滿足了現實對理論的需求。
陰陽觀念的起源並不比五行觀念遲，《周易》經、傳都保存有大量的陰陽思想。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伯陽甫談及地震產生的原因，就認為是“陽失其所而填陰”的緣故，並將陰陽學說與社會現象的變遷視為互為因果。
劉向《別錄》在概括鄒衍的學術範圍時，沒有提到他的陰陽學說，但從《史記》的《封禪書》、《孟荀列傳》等篇中的相關記載，再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觀察，我們可以相信司馬遷的說法，即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遷之變”。[10]其學說中含有陰陽觀念的成分。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鄒衍是否將陰陽五行融為一體，是否從陰陽五行的角度對宇宙作一個有係統的全麵的說明。
傳統的說法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提出問題，一般總是統而言之鄒衍的陰陽五行思想，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鄒衍已將陰陽五行合而為一，建構了一個陰陽五行的完整體係。考諸史事，這種說法是值得重新考慮的。
由於鄒衍學說具有濃厚的神秘特色，特別是其著作的失傳，我們確實很難從其思想本身來說明這個問題，而隻能另辟蹊徑，從其學說在後世發生的實際影響來盡量說明這一點。
據說，鄒衍的學說曾被秦朝運用於政治生活，“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傳，始皇采用。”[11]那麽，讓我們看一看秦始皇運用的什麽實際內容吧！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德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能。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12]可知秦始皇僅運用了五德的理論，而並未與陰陽學說相配合。即使到了漢初，這種情況依然存在。漢丞相張蒼著《終始五德傳》“曆譜五德”；[13]魯人公孫臣稱“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14]似乎都未將陰陽與五行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
真正將陰陽與五行相配合，完成其體係構造的仍是董仲舒。按照他的設計，“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比相生而間相勝也。”[15]從時間、空間和氣的結合完成陰陽五行的宇宙圖式，真正將陰陽與五行一體化。
董仲舒之所以將陰陽五行合一，決非其最終目的，他的真實目的是要將陰陽五行學說與《春秋公羊》學合流，重建一全新的理論體係，以滿足西漢皇權政治的需求。換言之，董仲舒的《公羊》學已非先前之舊，而是為現實的需要，吸收了一些陰陽五行的說法。“《春秋繁露》中《五行相勝》篇據五行相勝之義，推《春秋》某災為某事之應，漢儒說《春秋》者多用之，然《春秋傳》中遇災異，每曰何以書？記災也。何以書？記異也。不言某災應某事，致某禍，如何與五行相勝合，則董生之說，非《公羊》家所本有者矣。又，戰國之世，孟、荀大儒皆不言五行災異之應，則獨非為《公羊》家所無，亦儒者所不道也。”[16]顯而易見，正是董仲舒真正使陰陽五行與《公羊》學合流。
董仲舒認為，儒家六經是一個完整的體係，每部經典各有分工和所用，而隻有《春秋》具有總綱性的意義。“《詩》、《書》序其誌，《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不可或缺。《詩》言誌，故長於本質的剖析；《禮》主要規定人們形式（文）；《樂》主要用來陶冶人們的思想情操，其所長在於諷諫規勸；《書》作為古代檔案文件，其所重在於對事實的清理與陳述上；《易》主要論述了自然界的現象以及自然和人之間的關係，故長於數的分析。而“《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17]要言之，董仲舒將《春秋》視為儒家思想體係的主幹，因而將之作為政治、哲學教科書而不是作為曆史書來研究。
站在宗教神學的立場上，董仲舒強調指出，君主的政治欲求，不是憑個人一己所好，而是要求之於天即仿之於自然。他認為，君主行為處世的這一根本原則是儒家精神，也是《春秋》政治論的最起碼的要求。他說：“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18]
應該說明，董仲舒這裏的“天”，雖然帶有“上帝”（God）的濃厚神學氣味，但仔細考量，也不難覺察其根本不過是神化了的自然而已。而且，在董仲舒的思想體係中，天對天子的基本要求，每每表現出來的，不過是博愛眾生，施仁政、行禮樂而已。由此，我們看到，董仲舒立足於《公羊》學的立場對陰陽五行學說的吸收，實際上是囿於漢代宗教神學的文化氛圍，頑強地繼承原始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曲折地表達了儒家倫理對人類生命的終極關懷。
在對君主行為範式的設計中，董仲舒強調，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絕對規律在於陰陽二氣的矛盾運動。陽是矛盾的主要方麵，陰是次要方麵，但不論是主要方麵還是次要方麵，二者都是必要方麵，既是矛盾運動中不可缺少的，又是可以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他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19]在這裏，董仲舒引進陰陽概念以表述天的兩大特征，其意在於告誡君主，在複雜的政治生活中，任何偏激都無補於治，政治路線的最佳選擇在於依據儒家的中庸原則，以陽（德）為主，以陰（刑）為輔，陰陽合濟合用。因為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極其複雜的係統，在這一係統的某一時刻或某一方麵，君主可以采取刑殺的手段，但刑殺決不是目的，而隻有天下大治、人民富庶、國家強盛才是君主的根本追求，因此，在更多的時刻或更多的方麵，君主應該采用教化養育的手段。應當承認，董仲舒這些雜糅陰陽學說的《公羊》學理論，既克服了早期儒家一味重視德教，盲目反對刑殺的仁政主張，又克服法家與刑名之學隻知用民，不知恤民，一味妄殺的野蠻政策。更為重要的是，董仲舒這一理論隻有建立在對曆史主體——人的價值的充分尊重上才有可能實現。
[1]參閱馬勇：《鄒衍與陰陽五行學說》，《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6期。
[2]《史記·孟荀列傳》。
[3]《史記·封禪書》。
[4]《後漢書·劉瑜傳》注引。
[5]《列子·湯問》張湛注。
[6]《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
[7]《文選·魏都賦》注引《別錄》。
[8]《文選·魏都賦》注引《別錄》。
[9]《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10]《史記·孟荀列傳》。
[11]《漢書·郊祀誌》。
[12]《史記·秦始皇本紀》。
[13]《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索隱案。
[14]《史記·曆書》。
[15]《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16]徐哲東：《公羊榷論·董學》。
[17]《春秋繁露·玉杯》。
[18]《漢書·董仲舒傳》。
[19]《漢書·董仲舒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