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傳至漢代，據說至少有五種不同的記錄和解說，即《公羊》、《穀梁》、《左氏》、《鄒氏》和《夾氏》。五家之中，“《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1]實際上，有影響的也僅是另外三家。
關於《穀梁》、《左氏》的情況，我們在此無意討論。[2]而關於《公羊傳》的傳授情況，一般認為由孔子高足子夏傳其弟子齊人公羊高，公羊高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在公羊氏家族內部傳授，到西漢景帝時，由公羊高四世孫公羊壽與壽之弟子齊人胡毋生著於竹帛。後由胡毋生、董仲舒等人的共同努力，使《公羊》學成為兩漢時期的顯學。
確實，在儒術獨尊之前，《春秋》學包括《公羊》學隻不過是作為百家之一而存在，隻是到了儒術獨尊之後，《公羊》學的地位才凸顯出來。然而《公羊》學地位在漢代的變遷，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欲明了其變遷的真實意義，必須將其放到廣闊的曆史背景中來考察。
我們知道，漢代《春秋》學的變遷，是遵循著一條由《公羊》學到《穀梁》學，再由《穀梁》學到《左氏》學，最後到《春秋》諸家合流的過程，它前後經曆了約三百年的時間。這一方麵是漢代統治思想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麵也體現了諸多因素的交互影響及互動作用。
這些外在條件，表現在《公羊》學地位的變動方麵，概括而言，有如下諸端：首先，漢代《春秋》諸家的此伏彼起與當時的政治生活密切相關，連續不斷地社會危機需要不斷尋求更合乎社會需要的新統治學說，以取代舊的學說。《春秋公羊》學在原始儒學的基礎上糅合陰陽五行學說，提出諸如大一統、正名分、別尊卑等一係列政治主張，它適應了當時專製主義皇權政治的需要，對於解決文景以來諸侯王尾大不掉、危及中央政權，以及調整和穩定社會秩序顯然具有實際作用。於是乎，隨著儒術獨尊，《春秋公羊》學輕而易舉地登上統治學說的寶座。
其次，把《公羊》學地位的變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考察，它也決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它的地位的任何變動都或多或少體現了當時學風、民風和整個社會風氣的變動趨勢。從文風上說，由《公羊》到《穀梁》，再到《左傳》的嬗遞過程，正是一個由預言假設逐步走向實證的過程。這個過程正與漢代詩賦以及其他文學形式的變化在實質上起著一種互動作用。漢武時代，詞賦文章大興，但“漢儒言詩，不過美刺二端”。[3]美者，歌功頌德；刺者，諷刺諫諍。這種基於專製主義製度而產生的文學特色，在表現手法上顯然與《公羊》學者借《春秋》“微言大義”以褒善貶惡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與《公羊》學的這種為文風氣有互助互動作用。公孫弘治《公羊》位為丞相列侯，這個事實本身在文人學士中引起的震動不啻是一聲春雷，故而“天下學士靡然風向矣。”[4]不論這些文學士是否真正信服《公羊》學的理論，但《公羊》學的實用功利以及思想表現手法的靈活性不能不對當時的文風起到某種程度的促進作用。反過來，這種影響又會促使《公羊》學地位的變動。
再次，《公羊》學異軍突起與漢代文化的區域分布以各個文化區域及其代表的人物在中央政權中勢力變遷不無關係。由於中國地理環境的封閉性構造，不僅先秦文化表現出巨大的區域性特色，即使在秦漢統一王朝的版圖裏，中國文化的區域性特征依然存在。這些區域文化一方麵相互吸收和融合，另一方麵又相互攻擊和排斥。漢初以來，隨著黃老政治的日趨衰敗，各家學說紛紛興起以回應時代的挑戰，然而由於它們各自內在的條件和原因，或被其他學說所容納，或被曆史所淘汰，最後至少是在形式上，僅留下儒家學說一枝獨秀。
當時的儒學，雖沒有孔子之後、韓非之時派別林立的複雜現象，但其內部至少涵蓋齊學、魯學兩大分支。有漢一代，齊魯文化最為發達，這不僅因為齊魯之地有著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而且與齊魯之地的文人學士在政治上、學術上的不懈努力密切相關。
儒學作為一個派別，在對付各個非儒學派的鬥爭中，齊學與魯學攜手共進，少有相互攻擊若仇讎的現象。但就文化傳統和思想內涵而言，齊學與魯學又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特別是在他們攜手共進，打敗各個非儒學派，使儒家學說獲得至尊地位之後，他們之間的利害衝突便充分暴露，幾近相互水火、互為冰炭之勢。
魯為周公之故國，建國伊始，就享有較高的文化特權，因而，春秋末年，孔子據魯創立儒家學派，即使在孔子之後，魯學傳統也“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5]到了秦季，焚書坑儒，儒家文化受到極大的摧殘，但如本書前述由於曆史文化殘餘的慣性作用，儒學在魯國所受影響甚小，仍保持有相當的勢力，以至陳涉揭竿起義，“魯之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孔子八世孫孔甲競以陳王博士殉難於農民起義事業。楚漢之爭，烽火連天，而“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6]
至於齊文化，其曆史傳統也相當悠久。早在威、宣之際，就以稷下之學名揚天下，像孟子、荀子、鄒衍、田駢、淳於髡、公孫龍等著名學者，都曾出入於稷下學宮之門。不過，就其學術特征而言，齊學遠比魯學龐雜，除變體的儒學之外，尚有陰陽五行乃至方士之術，在風格上明顯不似魯學的純樸、保守而較為開放、清新，在許多方麵與燕文化相似，蓋濱海之地使然。
齊學的勢力在漢代有很大的影響，正如皮錫瑞所說：“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五行，《齊詩》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皆齊學也。《易》有象數之占，《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其旨略同。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旨，漢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時人主方崇經術，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詔罪己，或責免三公。雖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遺意。”[7]其願望良好，用心良苦，隻是原始儒學不語怪力亂神的精神傳統經過這番改造之後幾乎完全喪失。
然而，正是對儒家傳統的這番改造，使齊學在與魯學的較量中最終取勝，獨占鼇頭。
漢興之後，學術逐漸開放，諸儒得以修其經義，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其間，齊魯文化恢複最快，“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8]此為齊魯士人進入漢代中央政權之始。不過，由於勢單力薄，舊的勢力影響太大，叔孫通等人並未能對以“布衣將相”為主體的漢初中央政權的人才結構發揮多大的作用。隻是後來隨著漢代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周邊危機的逐步減少，“狡兔死，獵狗烹”，漢代中央政權的人才結構經過一個漫長的時間逐步地由以“布衣將相”為主體向以文人學士、“技術官僚”為主體的緩慢轉變。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受齊魯文化影響的文人學士曾經起過相當大的作用。漢武即位之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隆重恭迎德高望重的魯學大師申公以為國策顧問。[9]這一重大的政治舉措之所以出現，除了當時擁有中央大權的竇嬰、田蚡“俱好儒術”外，[10]顯然也應與曾在齊魯之地受過儒家學說係統訓練的申公弟子代人趙綰、蘭陵人王臧得武帝信任不無關係。
按理說，當此時有漢武帝的全力支持，魯學極有可能取黃老之學而代之，獨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至尊地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擁有政治上最終裁決權的竇太後，雖然容許銳意進取、年輕有為的漢武帝從事改革，但在她尚未瞑目之時，她無法容忍從根本上反對她畢生堅信不渝的黃老學說。於是，當魯學即將取黃老之學而代之的關鍵時刻，竇太後運用政治手段輕輕一擊，便使呈上升趨勢的魯學幾乎全線崩潰，全軍覆沒。申公引退，綰、臧被殺。魯學依然回到在野的地位。
六年後，竇太後死，製約漢武帝行為的政治因素已不複存在。於是，武帝下令重新選拔文學賢良，重新萌發以儒學取黃老而代之的決心。無奈魯學在六年前損失慘重，已不複擔此重任。由此，齊學代表公孫弘卻以機緣巧合，“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11]以此為契機，齊學在中央政權中的勢力逐步膨脹，於是乎，齊學的主體《公羊》學上升為統治學說便順理成章，由理想變為現實。
[1]《漢書·藝文誌》。
[2]有意者可參見馬勇：《漢代春秋學研究》的有關章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3]程廷祚：《詩論》十三。
[4]《漢書·懦林傳》。
[5]《史記·孔子世家》。
[6]《史記·儒林傳》。
[7]皮錫瑞：《經學曆史》第106頁，中華書局1959年。
[8]《漢書·武帝紀》。
[9]《漢書·武帝紀》。
[10]《漢書·竇嬰田蚡傳》。
[11]《史記·懦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