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西漢，司馬遷等人堅信《春秋》與孔子有關。他說：“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獲麟。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51]至於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和原因，董仲舒因襲孟子的陳說而又有所發展，他指出，“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子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52]壺遂也指出：“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儀，當一王之法”。[53]
東漢以後，人們也大多相信孔子作《春秋》的說法。《漢書·藝文誌》認為孔子作《春秋》的動機除孟子等人所說的使“亂臣賊子懼”之外，還有“仲尼思存前聖之業”，因而，“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作《春秋》。
到了西晉，杜預在作《左傳集解》時最先提出懷疑。杜預說：“《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54]查今本《公羊傳》也沒有明言孔子作《春秋》之事，惟晉人孔舒元本《公羊傳》有這樣一段話：“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也”。[55]其後，孔穎達作《左傳正義》引賈逵、服虔、穎容之說，皆以為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就是說孔子作《春秋》在前，致麟在後。
關於獲麟在作《春秋》前後的問題，向來爭論激烈。杜預認為：“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因此，杜預主張：“故餘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上於所起，為得其實。”[56]而公羊家則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57]
上述爭論，雖然激烈，但都建立在孔子作《春秋》的前提下。到了中唐，與對儒家經典懷疑思潮相呼應，劉知幾才開始從另外一個角度對《春秋》與孔子的關係問題提出懷疑，他雖然未能得出《春秋》非孔子所作的結論，但他對“《春秋》之義，其所未喻”的指責，[58]卻開啟了近代“古史辨派”對《春秋》作於孔子說懷疑的先河。[59]“至今則疑古之風方熾，《春秋》之非孔子作，多為新學所共識。”[60]錢玄同明說，孔子作《春秋》的話是孟子所偽造的，不是史實。他的理由是，像作《春秋》“這樣的大事業，《論語》中找不出一點材料來，不是極可疑的嗎！”[61]即使把它視為曆史，那麽它也不過是魯國的“斷爛朝報”，不但無所謂“微言大義”等等，並且是沒有組織，沒有體例，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麽樣的，我們雖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曆史來。”[62]
錢玄同的意見於事於理都有漏洞[63]，故而難免有疑古太過之嫌。
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適時地整理保存了古代文化遺產，他博學多聞，見多識廣，說他整理過《六經》也是先秦兩漢學者的一致看法，要否定孔子與《春秋》之間的關係恐怕是不科學的。但是，孔子做學問的一個重要特點正如夫子自道在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64]所以，說他老人家在懷才不遇，“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的時候，“思存前聖之業”，退而著述，“因史記作《春秋》”，想必與事實相差不大。這項工作隻是將現存檔案整理一過，將有關事件係年，因此，說他作《春秋》為使亂臣賊子懼，似乎也太誇大了它的作用。當然，即使是選編一本書，也不能不寓有選編者的主觀意圖。而且《春秋》也和先秦時留下的其他著述一樣，決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代代相傳，代有增刪。因此，在《左傳》所依據的《春秋》中才會書有“夏四月巳醜，孔子卒”這類令人生疑的說法。這樣說並不否認孔子曾一度整理過《春秋》，或許也像有人推測的那樣，“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65]但在孔丘的生前，《魯春秋》並無定本。
現存的《春秋》經文沒有單行本而分別係於《公羊》、《穀梁》、《左傳》之前。但在古代，《春秋》經確曾單行且有不同的本子。《漢書·藝文誌》著錄《春秋古經》12篇，《春秋經》11卷。表明是時《春秋經》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本子且卷數有異。班固在《春秋經》11卷下自注：“《公羊》、《穀梁》二家”。這是否可以說隻有《公羊》、《穀梁》才是依據《春秋經》11卷的呢？顯然不能這樣說。據《藝文誌》著錄，除齊人公羊子《公羊傳》11卷、魯人穀梁子《穀梁傳》11卷之外，尚有《鄒氏傳》11卷、有錄無書的《夾氏傳》11卷、《公羊顏氏記》11篇。周予同以為“所謂《古經》，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左氏傳》所根據的古文經；所謂《經》，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公羊傳》及《穀梁傳》所根據的今文經。”[66]這個說法本之錢大昕。錢大昕說：“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為古文，《公羊》、《穀梁》為今文，稱《古經》則共知其為《左氏》矣。”那麽，為什麽《春秋古經》12篇，而《漢書·藝文誌》著錄《左氏傳》30卷呢？錢大昕推測為：“《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別有《左氏傳》。”[67]對這兩種本子分卷不同，學者進行了種種猜測。沈欽韓以為，《公羊》、《穀梁》“二家經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一卷。彼師當緣閔公事短，不足成卷，並合之耳。”但是何休則認為：“係《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對此，王先謙批評道：“其先俗師未見古文，或分或合，猶可言也，休已見古文，不當為此言。”[68]查史事可知，魯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子般立；十月，共仲使圖人犖弑子般，立閔公，翌年為滑公元年。二年八月，共仲又使人弑公。是滑公在位僅二年。據此“事短，不足成卷並合之”的推測較之“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臆測可能更接近事實。
如果僅僅由於滑公篇是否係於莊公之下而造成兩種不同的《春秋》經，那麽，應該說所謂今古文之爭顯然是誇大其辭了。
問題還不止這些。今存《左傳》所附《春秋經》止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而《公羊》、《穀梁》所據的本子止於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前麵說過，在孔子時代，《春秋經》並無定本，而後也代有增刪，即使在西漢以後，《春秋經》文也時有傳寫脫漏。董仲舒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69]曹魏時人張晏則說：“《春秋》萬八千字。”[70]《春秋說》同之。[71]而南宋初人王觀國卻說，“今世所傳《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餘字。”[72]同時代人李燾說：“張晏雲《春秋》萬八千字，誤也。今細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73]據《十三經紀字》，依乾隆甲寅刻本，《春秋》為16512字。
凡此種種，足以說明《春秋》一直存在幾種本子。特別是在印刷術出現之前，將這些差異一概歸於今古文之爭，顯然是一種簡單的分析方法。我們不能輕信任何一種本子，更不能僅憑感情而懷疑某一種本子，有的學者先入為主地樹立《春秋》為孔子手定的觀點，因而對《左傳》所附經文記有“孔丘卒”，大惑不解，繼而斷言：“孔丘既卒，豈複能書此？孔子未卒時，豈能預知己之必卒於此日耶？是古文經之可信，不如今文經也。”[74]貌似實事求是，殊不知前提是《春秋》非孔莫屬。
羅根澤曾“遍考周秦古書，參以後人議論，知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於戰國，前此無有也。”[75]何止“離事言理”之書，即使《春秋》也是如此。明確提出“六經皆史”的章學誠說：“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尚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76]《春秋》為先王政典，未必是真，《春秋》非私人著述，可能為是。
但作為一部最早的編年史，它必然形成一定的編寫方法或表現形式，用中國史學史上的術語來說即所謂“《春秋》筆法”。從形式上看，《春秋》對春秋二百多年間的史事記載若繼若續，作者選擇自己認為重要和比較重要的曆史事件和自然變異、自然災害等現象，以年、時、月、日的序列把它們串到一起，但每一條記載都是孤立的，相互之間沒有內在的聯係。由於全書僅一萬餘字，因而《春秋》對事件的記載相當簡單甚至不能再簡單了，有的事件隻有一個字，最長的也不過四十餘字。
《春秋》行文口氣以魯國為主，故而記載魯國的曆史特詳。但凡涉及列國之事亦均有記載，如列國間的朝聘、會盟與戰爭。《春秋》對後來曆史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比如過分重視統治階層中少數人物的曆史活動，而忽視甚至根本不重視一般民眾的作用；《春秋》也和後來的正史一樣，於政治鬥爭、軍事活動比較重視，而對經濟、文化則很少記載。
傳統的意見認為，孔子在筆削《春秋》時，是有著自己的義例和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據魯”、“親周”，即以記載魯國曆史的內容，來體現尊奉和維護周王朝統治的精神。根據這一原則，孔子又製定了常事不書，詳內略外的辦法，即所記之事，必須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足以稽考時事之變遷者。如果事情與大局無關，雖大不書；而重點所在，雖小必記。
其實，這個傳統的論斷大可懷疑。所謂《春秋》筆法、《春秋》義例，隻是已然的事實，而決不是《春秋》作者在作《春秋》之前，先定若幹書法凡例，而後據之為標準以作《春秋》；更非杜預所說，“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製，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77]朱彝尊指出：“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78]漢儒之前，未曾有人說《春秋》之例，漢代學者尤其是《公羊》學者、《穀梁》學者為了揭示《春秋》的“微言大義”，必於《春秋》文字中求《春秋》之“義”；而要求《春秋》之“義”，又必須“屬辭比事”，以尋繹《春秋》書法之異同，而發現所以同異之點，此即所謂“例”。這正如洪興祖指出的那樣：“《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求例；猶天本無度，治曆者引周天之數以為度也。”[79]
所謂“屬辭比事”，就是講究辭句的運用和史料的選擇與編排，力求用簡單明了的字詞區分不同的事態。顏師古說：“比，以例相況也。”[80]這是漢代學者的發明，他們就《春秋》經文、書法之大同小異者，或事似相同而書法則有異者，以相比況，從而發現《春秋》之微言大義。例如，《春秋》同樣寫戰爭，就有伐、侵、戰、圍、入、滅、救、取、敗等不同字眼，它們必然表達不同深度、不同情感的含義：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同樣殺人，也有殺、誅、弑等區別：殺無罪者曰殺，殺有罪者曰誅，下殺上者曰弑。漢代今文學者們認為，這些用字的差異，實質上反映了《春秋》作者的政治態度、立場和主觀好惡。
應該承認，《春秋》所體現的主觀好惡是比較明顯的。但它決不像後代學者所誇張的那樣。一部《春秋》，從整體上看，基本遵循了秉筆直書的原則，開啟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然而，由於“作現代史，難於褒貶予奪。”[81]加上《春秋》作者主觀意圖就在於“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82]構造儒家經世致用的政治哲學。因此，《春秋》許多記載隻能隱約其辭，尤其對距作者時代最近的定、哀之際的曆史事件，更是“多微辭”。[83]其原因很簡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貶忌諱之辭也。”[84]“《春秋》所褒貶大人，當時君臣權威勢力，其事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85]
孔子之後，儒學發生了重大分化，“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86]至於子貢、曾子、有若、子遊、子夏等人也有別立門戶的現象，據說，“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或曰，子夏，子張、子遊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87]
儒學在孔子之後發生嚴重分化是一種必然趨勢。大凡顯赫一時的思想家在其身後莫不如此，因為思想的解說原本沒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繼承更視後來者所處時代的社會需要以及繼承者個人的才、學、識諸方麵的主客觀因素。何況“孔子教人，各因其材”，[88]參照學生的能力和特點，因材施教。而且孔子的教學，最能結合受教育者的特點及當時的具體環境而聯係實際。因此，孔子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往往因為提問者的情況不同、回答的時間、地點不同而結論相異。如關於“仁”的解說，《論語》中凡見109次而絕少相同。
所以，儒學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在孔子生前，孔門內部矛盾即露端倪。至於孔子死後，沒有任何一個弟子能起而代之，一部分弟子如子夏、子張、子遊雖曾企圖推出有若作為“盟主”，但由於曾子的反對也隻好不了了之。而曾子由於與子張、子夏有深刻的意見分歧，[89]再加上他本來就具有一種“戰戰兢兢”嚴守孔門遺規而絕不自標宗旨的慎重態度，故而也難以舉起孔門“帥旗”。
在孔門後學中，無一人具有統領整個學派之資格，因此“取舍相反不同”而又都自謂為真孔子、真儒學。其實，認真考查他們的思想內容和發展線索，不難發現他們幾乎都在假借聖人的旗號而兜售自己的貨色，他們之間除了相互攻擊、辯難外，也有相互吸收和改造的一麵。
儒學在孔子之後所發生的分化必然反映在對待儒家的重要經典——《春秋》的態度上。孔子晚年，取魯國《春秋》參照百國史書，選擇自己以為有價值有意義的春秋二百餘年間的史事記於竹簡，作為授課提綱以教弟子。但由於弟子們的才、學、識的不同，或者孔子在不同場合的側重點不同，因而出現不同的講課記錄。
這些不同的記錄，現存的惟《公羊》、《穀梁》、《左傳》三種本子。其實，在當時決不止於此。“獲麟成編，西河能傳舊史。當時環堵之士，遁世之徒，崎嶇戎馬之間，展轉縱橫之際，惜年代綿邈，姓氏湮淪；如《公羊》有沈子、司馬子、北宮子、魯子、高子六人，《穀梁》有沈子、屍子二人，皆獨抱遺經，有功於後學者。”[90]據周予同先生考證，沈子、司馬子、北宮子、魯子、高子“六子蓋皆傳授《公羊》之經師，其詳今已不能考見。”[91]至於沈子、屍子又當為《穀梁》之傳人。
年代久遠，史闕有間，古之學《春秋》而又可考者有如下諸人：
子夏。《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河西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史記·儒林傳》又指出：“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子夏作為孔子晚年“文學科”高足，得以參與《春秋》的整理和編纂。《公羊傳疏》引閔因序曰：“昔孔子受端門之命，製《春秋》之義，使子夏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何休在《公羊解詁》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的注中引讖緯，幾乎以神話的口吻道出子夏與《春秋》、與孔子的關係。何休說：“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但書飛為赤馬，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史記·索隱》也指出：“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洪邁《容齋隨筆》說：“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春秋》所雲不能讚一辭，蓋亦嚐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雲子夏門人”。因而“漢《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亦皆源於子夏也。”[92]
左丘明，此人傳《春秋》，作《左傳》，史有明文。但曆來懷疑者也不乏其人。[93]
孟子。《史記·儒林傳》：“孟子、荀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而潤色者，以學顯於當世。”他自認為孔子的忠實信徒，“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94]而實際上，孟子的思想本於子思，子思本於曾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都不合於孔子，他們隻是儒家思想發展中的一個宗派。[95]但在形式上，孟子確實全麵繼承了孔子開創的儒家學說，“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96]“今考其書，實於《春秋》之學尤深。如雲‘《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丘竊取’之類，皆微言大義。惜孟子《春秋》之學不傳。”[97]然而，漢人一般都視《孟子》為儒家六經的傳記，趙歧《孟子題辭》說：“《論語》者，《五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王充也指出：“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98]至於《漢書·劉向傳》、《後漢書·梁冀傳》、《說文解字》等書所引《孟子》也都稱“傳曰”。
樂正子。陶潛《聖賢群輔錄》說“樂正氏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周予同根據《四庫總目》認為《聖賢群輔錄》雖相傳為陶潛撰，其實係晚出偽書，不足憑信。[99]皮錫瑞懷疑“不知即孟子弟子樂正克否。其學亦無可考。”[100]《孟子·梁惠王下》趙歧注曰：“樂正，姓也，……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克，樂正子名也。”
公羊高。公羊子名高，見於《漢書·藝文誌》顏師古注。班固自注：“公羊子，齊人”，子夏弟子。徐彥《春秋公羊傳疏》何休《序》下說：“戴宏《序》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公羊傳》中有“子公羊子曰”之文，蓋為公羊高後學稱述公羊高之言，也可證《公羊傳》非公羊高所自作而為代代口耳相傳。羅璧《識遺》認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薑字切韻腳，疑為薑姓假托。而《四庫總目》認為，“案鄒為邾婁、披為勃□，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音。璧之所言，殊為好異。至（元人）程端學《春秋本義》竟以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辭，更不足與辨矣。”皮錫瑞根據《禮記·檀弓》：“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從而“疑公羊賈即《論語》之公明賈，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從子夏受經。古讀明如芒。《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為韻，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說雖未見其必然，而據《禮記》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漢書·古今人表》有公羊、穀梁列四等，必實有其人可知。”[101]蔡元培又以公、穀為雙聲，羊、梁為疊韻，疑公羊、穀梁同出一人。或以為公羊、穀梁皆“卜商”之轉音者也。
穀梁子。《漢書·藝文誌》著錄《穀梁傳》11卷。班固自注：“穀梁子，魯人。”顏師古曰名喜。王先謙《漢書補注》說錢大昭曰喜，閩本作嘉，朱一新曰汪本作嘉，周壽昌曰桓譚《新論》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是穀梁名赤。應劭《風俗通》、蔡邕《正交論》同。《論衡·案書篇》作穀梁寘，阮孝緒《七錄》雲名假，字元始。楊士勳《春秋穀梁傳疏》引範寧《序》作“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淑，則字之誤。皆與顏氏名喜之說異。葉德輝曰《釋文敘錄》引麋信雲穀梁赤。《元和姓纂》穀梁姓下引《屍子》雲穀梁假傳《春秋》15卷。案屍子為六國時人，見聞較廣，則以為名假者是也。[102]至其時代，桓譚以為在《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麋信以為與秦孝公同時；應劭及楊士勳並雲子夏弟子。鄭玄《起廢疾》謂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是謂穀梁在公羊之前；《釋文敘錄》謂公羊高受經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則又謂穀梁在公羊之後，晁說之認為《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而正之；劉原父《春秋傳衡》以為莊公二年公子慶父帥師條，隱公二年無駭帥師條，八年無駭卒條，《穀梁傳》皆存二說，似係見《公羊》之說，采而附益之；陳澧《東塾讀書記》引文公十二年子叔姬本條，《穀梁傳》所雲“其一傳曰……”，明是引《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冬□生一條，《穀梁傳》曰：“□，非災也；其曰□，非稅畝之災也”，乃引《公羊傳》而□之。蓋《穀梁傳》不知何人始著竹帛，其成書或在公羊壽之後，但不能遽謂穀梁子在公羊子之後也。其實，啖助早指出，公羊、穀梁均得子夏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103]
沈子。《公羊傳》引沈子之言，詳見隱公十一年、莊公十一年及定公元年傳文。《穀梁傳》引沈子之言，詳見定公元年傳文。蓋沈子既為《公羊》，又為《穀梁》之經師。
屍子。《穀梁傳》隱公五年傳文引“屍子曰”。此屍子或以為即屍佼。屍佼為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
司馬子。《公羊傳》莊公三十年傳文引“子司馬子曰”，此司馬子當為《公羊》經師，唯詳情不甚可考。
北宮子。《公羊傳》哀公四年傳文引“子北宮子曰”，當為《公羊》學者。
魯子。《公羊傳》引魯子之言頗多，詳見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傳文。
高子。《公羊傳》文公四年傳文引高子之言。
女子。《公羊傳》閔公元年引“子女子”之言。
荀子。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趙人。曾遊學於齊，“三為祭酒”[104]，後客居楚之蘭陵。“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105]儒家經典，蓋均經荀子傳授。於《春秋》經傳，其傳授之跡，亦曆曆可考。於《左傳》，《釋文序錄》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於《穀梁傳》，《漢書·儒林傳》說：“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楊士勳《春秋穀梁傳疏》範寧《序》題下曰：“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而事實上魯申公為荀卿再傳弟子，則《穀梁春秋》亦荀子所傳。
吳起。曾傳曾申與子夏《左傳》。姚鼐《左傳補注序》：“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漢書·儒林傳》說子夏晚年居西河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吳起從子夏那裏學到什麽，這裏沒有說，然而吳起所傳《左氏傳》或許也曾得之於子夏。
[1]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見《宋史·王安石傳》。也有人認為這是宋代反對變法者誣蔑王安石之詞，詳見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十一。但無論如何，有人認為《春秋》是“斷爛朝報”則是事實。
[3]《孝經緯·鉤命決》。
[4]《孟子·滕文公下》引孔子曰。
[5]何休在《公羊解詁》哀公十四年“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下注曰：“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見《十三經注疏》第2354頁，中華書局1980年。
[6]《漢書·董仲舒傳》。
[7]《史記·儒林傳》。
[8]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第119頁，中華書局1984年。
[9]《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
[10]《漢書·霍光傳》。
[11]《漢書·楚元王傳》附《劉歆傳》。
[12]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清光緒三十三年順德簡氏刻本。
[13]徐哲東：《公羊榷論·原傳》。
[14]胡適：《說儒》，《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10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
[15]劉歆：《別錄》。引文見《漢書·藝文誌》。
[16]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章太炎政論選集》第489—494頁，中華書局1977年。
[17]《呂氏春秋·勿躬》。陳奇猷說：“《說文》‘巫’字下雲：‘巫威作巫’，疑‘作筮’之詐。”見陳著《呂氏春秋校釋》第1084頁，學林出版社1984年。
[18]《史記·天官書》。
[19]《尚書·君奭》。見《十三經注疏》第223頁。
[20]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42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
[21]《左傳》昭公十八年。見《十三經注疏》第2086頁。
[22]《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23]《呂氏春秋·尊師篇》。
[24]關於懦的起源及其演化，請參見《中國儒學》第一卷（馬勇著）第6—14頁，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
[25]《孟子·離婁下》。
[26]梁啟超曾說：《春秋》像“流水帳簿”。見《古史辯》第1冊第7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7]《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28]顧炎武：《日知錄》卷四“魯之春秋”條。
[29]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第11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31]《荀子·懦效》。
[32]《呂氏春秋·觀世》。
[33]《隋書·李德林傳》載其《答魏收書》引，今本《墨子》無此文，孫詒讓《墨子閑詁》輯入《佚文》中。
[34]劉知幾：《史通·六家篇》。
[35]詳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3頁，中華書局1981年。按《殷本紀》有兩個太丁，一個是湯之子，一個是紂之祖父。這兩個人據王國維說，在卜辭中都能得到證明。然而，《後漢書·西羌傳》注及《通鑒外紀》引太丁時並無《殷夏春秋》之名：
[36]葉玉森：《股契鉤沈》。
[37]參見商承祚：《殷商無四時說》；孫海波：《卜辭曆法小記》。
[38]陳夢家：《殷墟卜亦辭綜述》。
[39]《左傳》文公二年引有此語。
[40]《左傳》僖公十年。
[41]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見《十三經注疏》第1703頁。
[42]《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彥疏引，賈逵、服虔皆主此說。見《十三經注疏》第2195頁。
[43]魏源：《孔子年表》，見《魏源集》第273頁，中華書局1976年。
[44]當然，也發現過西周卜辭，但從整個文化形態的變遷說，商亡而“卜辭文化”似乎也就消失了。
[45]皮錫瑞：《經學曆史》第27頁，中華書局1959年。
[46]《孟子·滕文公下》：
[47]《莊子·天下》。
[48]《莊子·寓言》。
[49]《韓非子·內儲說上》：“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四……’。”
[50]《荀子·非十二子》。
[51]《史記·孔子世家》。
[52]《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
[53]《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壺遂曰。
[54]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見《十三經注疏》第1708頁。
[55]今本《公羊傳》為何休解詁本。《漢書·藝文誌》及《儒林傳》謂西漢傳《公羊》者有顏安樂、嚴彭祖二家；何休所用為顏本、孔舒元《春秋公羊傳集解》蓋用嚴本而與何本不同。此引文為臧琳所引，孔氏書見《隋書·經籍誌》
[56]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見《十三經注疏》第1708—1709頁。
[57]《公羊傳疏》。見《十三經注疏》第2195頁。
[58]劉知幾：《史通·惑經》。
[59]顧頡剛說：“看劉知幾的《感經》，《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豈非太不能使‘亂臣賊子懼’了嗎。”見《古史辨》第1冊第42頁。
[60]陳柱：《公羊家哲學·傳述考》，中華書局1929年。
[61]《古史辨》第1冊第73—74頁。
[62]《古史辨》第1冊第276頁。
[63]對錢玄同意見的批評以蔡尚思《孔子思想體係》有關章節最為有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64]《論語·述而》。
[6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8頁。
[66]《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第254頁。
[67]見王先謙：《漢書補注》第872頁，中華書局1983年。
[68]見王先謙：《漢書補注》第872頁。
[69]《史記·太史公自序》引。
[70]《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
[71]《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徐彥疏引《春秋說》。
[72]王觀國：《學林》。
[73]李燾為謝疇作《春秋古經序》。
[74]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第42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75]《古史辨》第4冊第14頁。
[76]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
[77]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見《十三經注疏》第1705頁。
[78]朱彝尊：《經義考》論崔子方《本例》條。
[79]轉引自《十三經概論》第463頁。
[80]《漢書·刑法誌》顏師古注。
[81]胡應麟：《史書占華一》。
[82]《漢書·儒林傳序》。
[83]《公羊傳》定公元年。
[84]《史記·匈奴傳讚》。
[85]《漢書·藝文誌》。
[86]《韓非子·顯學》。
[87]《孟子·滕文公上》。
[88]朱熹：《四書集注》。
[89]《論語·子張》記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禮記·檀弓》、《論衡·禍虛》又記有曾子指責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擬）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90]皮錫瑞：《經學曆史》第58頁。
[91]皮錫瑞：《經學曆史》第61—62頁周予同注，本《四庫總目》“春秋公羊傳”條。
[92]皮錫瑞：《經學曆史》第61頁周予同注。
[93]參見馬勇：《儒學興衰史》第1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94]《孟子·離婁下》：
[95]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11章“思孟學派及其唯心主義的儒學思想”。
[96]趙歧：《孟子題辭》。見《全上古三國六朝文》第814頁，中華書局1958年。
[97]皮錫瑞：《經學曆史》第55頁。
[98]王充：《論衡·對作》。
[99]見《經學曆史》第49頁注。
[100]《經學曆史》第55頁。
[101]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第18頁，中華書局1954年。
[102]王先謙：《漢書補注》第872頁。
[103]見《三傳得失議》。
[104]《史記·荀孟列傳》。
[105]汪中：《荀卿子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