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的思想體係中，盡管將天抬到至尊的地位，但其思想的基本傾向則是人本主義的。可以說，董仲舒的天學即人學、天論即人論。他說，“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1]將人的地位舉到與天地並列，各有所主，不可或缺，人實際上處於萬物之上，最為天下貴，“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2]
董仲舒的這些論點，顯然與前述其論天之地位的思想有矛盾，但這並不是突兀而起，實際上是先秦思想家關於人的思想的邏輯繼承和發展。
我們知道，中國哲學較之外國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於著重解決人生的實際問題。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在他們所討論的問題中，主要的都是人生問題，即人在宇宙係統中的地位問題。一般說來，先秦思想家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可分為兩派；一種認為人在宇宙係統中是微不足道的，極其渺小的；另一種認為人的身體在宇宙係統中雖然渺小，但其作用則是卓越的。[3]前一種說法，以莊子為代表。莊子認為，人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在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空碉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梯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4]莊子采用相對主義的方法，輕易地矮化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莊子的意見雖說有一定的道理，但畢竟不是中國哲學的主流。與莊子意見相反的是老子。老子說人為宇宙中“四大”之一，高於萬物之上。這就開啟了荀子人為天下最貴者的思想，荀子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5]
無疑，董仲舒關於人的學說吸取了先秦學說中的有益成分。他說：“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化，而搖**四海之內。”[6]
當然，董仲舒的這些議論難免有抽象談人的嫌疑。但他在具體地論述君臣關係時，其民本思想則較為明顯。自從荀子以舟喻君、以水喻民以來，社會實踐不斷提供正反兩方麵的材料證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一道理，作為思想家，董仲舒自然清醒地看到這一點。他說：“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7]這就要求國家的政治生活應該因民所好，因勢利導，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需求。“故聖人之製民，使之有欲，不得過失，使之敦樸，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8]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看到，董仲舒關於天人的理論決不是虛無飄渺的玄談，而是有著極其重要的實踐意義。簡單地說，董仲舒的天人理論是為他的政治學說尋找自然科學的依據。曆來的研究者惑於此點，常常不得其門而入，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的指點，將神學問題降為世俗問題，將董仲舒的天人理論放到西漢中期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透過其神學的麵紗，就能揭示本質。董仲舒說：“《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放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而先王之遺道亦天下規矩六律已。故聖人法天，賢人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9]
很清楚，“奉天”、“法天”都隻不過是為政治哲學尋找自然科學的依據。這種情況，並不始於董仲舒。湯武革命，奉天以有道伐無道自不必說了。孔子“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其虔誠之狀可以想見，因此，他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作為政治的楷模，“三畏”中首條也是“畏天命”。墨子的天與董仲舒的天有相似之處，都是假天的名義要求統治者按照自己的意誌進行政治實踐。當然，相似不等於相同。墨子的“天誌”代表著小生產者階級的利益和願望，所謂“順天意誌，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10]天意的總趨向是要“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交，有財相分”。[11]這就通過宗教的形式表達了自己的以功利主義為特色的兼愛互助思想。而董仲舒則要求“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也”。這在方法上也是拙劣的無類比附，其目的是要求帝王的一切活動都應按天的意誌去行事，行當其時，行當其處，而最主要的是通過“天意”表達了董仲舒“更化”思想。
如前所述，董仲舒認為，漢興以來，承秦之弊，“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存在著一係列極為嚴重的問題，猶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無奈何”！問題的症結在哪裏？董仲舒以為在於統治者執行了一條不合時宜的路線，以致積弊太多，負擔太重，結果使得“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怎麽辦呢？必須盡快改弦更張，改變舊有的統治方式。他說：“譬如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12]
改革，曆來都是難事，改革成功的效益尚是小事，而重要的是必須為改革尋找理論依據。生當二千年前的董仲舒，其理論依據並不在現實的生活中，他隻能向他的自然科學即天論中去尋找。他認為天子受命而起，所麵臨的問題代有不同。因而，“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已受之於天也”。[13]
既然王者受命於天，那麽其變革就隻能按天意進行，“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誌，事天亦然”。[14]董仲舒的這些論證，雖然幾近武斷，但他畢竟為漢代統治者即將進行的變革找到了理論依據。這都足以說明，董仲舒論天論人並不是在抽象思維王國裏的玄想，而是現實生活在思想家頭腦裏的折射和反映。
[1]《春秋繁露·立元神》。
[2]《漢書·董仲舒傳》。
[3]參見宇同《中國哲學大綱》上冊第187頁，商務印書館1958年。
[4]《莊子·秋水》。
[5]《荀子·王製》。
[6]《春秋繁露·天地陰陽》。
[7]《春秋繁露·無國上》。
[8]《春秋繁露·保權位》。
[9]《春秋繁露·楚莊王》。
[10]《墨子·天誌上》-
[11]《墨子·城誌下》：
[12]《漢書·董仲舒傳》。
[13]《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
[14]《春秋繁露·楚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