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對漢武帝麵臨的嚴峻形勢的冷酷無情的分析，今日看來不無實事求是之處，但對武帝來說，未免太嚴厲了些。因而，使武帝多少覺得有點委曲，因為他即位之後，一心思治，何以見效甚微？任人唯賢，何以不能達到天下大治？於是，武帝不得不以委屈的心情再問董仲舒“帝王之道”。
漢武帝在第二次策問中關切地問道：“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岩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幹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行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圖圈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用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
武帝的困惑在中國傳統社會具有極大的普遍性。中國古代的帝王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確實畢生勞心費神，兢兢業業，然而到頭來，不僅國家並未治理好，而且怨聲載道，甚者，國破家亡。而另外也有一些帝王，垂拱無為，卻不治而治。這其間的道理何在？又怎樣才能使帝王的主觀努力與客觀效果成正比呢？
針對漢武帝的困惑，董仲舒回答說：“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高、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任賢任能，教化大行，垂拱無為，也能天下大治。這裏首要的前提是帝王能辨別賢與不肖的區別，確實任用賢能而不是無恥之輩。否則，像殷紂王，“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殷鑒不遠，這是值得吸取的曆史教訓。
在董仲舒看來，帝王本人賢能與否，隻要不是太過分，都無關根本，關鍵在於能否得人，能否得時，得人得時則天下興，萬民樂。“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這是非常時期，不具有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則意義。
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則意義，董仲舒認為是一貫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他說：“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是時代條件使然，而不是本質有什麽不同。“製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製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製，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製也。”所謂“中製”，就是合乎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則。
董仲舒強調，“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慘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看來，所謂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則，就是以文德教訓於天下，用原始儒家的概念來表達，就是孔子說的“導之以政，齊之刑，民免而無恥”。以德為主，德刑並用，使民眾百官都養成良好的政治習慣、道德規範，那樣，也就自然比較容易達到天下大治。
基於這種考慮，董仲舒向武帝建議，將人才的培養作為為政的要事。他指出：“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裏，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遞選郎吏，又以富皆，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董仲舒建議的核心問題，實際上關涉到中國傳統社會帝王之道的幾個根本原則，曆史主義地來觀察，他的設計和建議對後世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由於分散的小農經濟構成社會的主體，那麽，怎樣才能有效地穩定社會秩序，怎樣才能使中央政府的決策變為全社會的實際行動，怎樣使下情能有效地上達，建立一個有序的管理體製，都是中國傳統社會統治階級時刻在思考的重大問題。董仲舒強調從“養士”開始，切實培養一批有用之才，任賢任能，以各級官吏的模範行為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規範。這樣，遍得天下之賢士，則治世可期，盛世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