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上升為中國統治階級的官方意識形態寶座，在董仲舒之前也有過好幾次機會，然而都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人漢以後，陸賈一方麵具有尊儒的內在傾向，但他鑒於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還是果斷地阻止了儒學走上獨尊的道路，而奠定了黃老思想的統治地位。
在黃老思想的統治下，西漢社會有了恢複和發展，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思想信仰的危機也隨著黃老學說在社會生活中日趨缺少力量而發生，儒學地位的變動又一次擺在人們的麵前。最為明顯的例子則是賈誼的崛起及其努力。然而，由於賈誼不適當地誇大社會危機的實際程度，遂使本來可以實現儒學獨尊的曆史任務又一次被人為地推遲。
如果從原始儒學的立場來觀察，賈誼算不上“純儒”，因為如前所說，他的思想已經明顯地雜糅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內容。但儒學畢竟是發展中的運動，處在一個不斷改變自身、充實自身的發展過程。因此，從漢代儒學的立場看，賈誼確又為當時儒學的傑出代表之一。
在儒家思想傳統中，向來有一種執著乃至偏激的愛國熱情，與西方知識分子或中國其他的思想流派相比較，這種執著的情感有時顯得不可思議，甚至不可接受。西方知識分予一般是將知識作為謀生的工具或手段，他們雖然有時也不免討論一些天下、國家等問題，但當他們的主張、建議不被統治者所理解、所采納的時候，他們一般並不表現為無限的憂傷、悲哀，更不會絕望，而能以一種樂觀的情緒泰然處之，既不悲天，也不憫人。
而儒學的思想傳統則不然。曆來的儒家學者以治國、平天下、為王者師作為自己天生的職業，他們雖然有時也不免要探討一些天下、國家之外的知識，但那都不是他們思考的重點，他們的職業隻是“以天下為己任”，故而時常顯出一種超然自負的神情，用明末東林學派著名代表顧憲成的話說：“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憂世癖。二者合並而發，情不自禁。”[1]
就其價值判斷而言，很難說上述差異孰優孰劣。但由於儒家學者太執著於此，因而當他們的理想、主張一旦不能實現、不被采納時，則往往走向另一極端——對前途悲觀失望，憤世嫉俗，超脫如孔聖者尚且哀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2]更何況少年得誌，很少受到挫折的青年賈誼呢？
賈誼的憂患意識不是從一開始就產生的，而是有一個極其複雜的演變過程。在其生命的早期，似乎一直洋溢著一種生機勃勃的樂觀主義情緒和自負意識，隻是在他受到了挫折之後，他的憂患意識才與日俱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賈誼憂患意識的產生與發展，是其個體生命的深刻體驗，也符合傳統儒學知識分子萌發、堅持憂患意識的一般規律。
如果套用一句成語來說，“少年得誌”一詞用在賈誼身上似乎是再妥帖不過了。據記載，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3]由此正式登上西漢政治舞台。
賈誼一帆風順地廁身於西漢帝國權力中樞之後，一方麵表現出青年才俊所特有的率直與純真，另一方麵也不可避免地含有青年詩人所特有的天真與幼稚。前者固然容易引起最高統治者的讚賞與回報，而後者則不免導致那些與他有潛在的利益衝突以及那些平庸無能之輩的嫉妒、不滿，甚至怨憤。司馬遷寫道：“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作為最高統治者，漢文帝當然樂於見到這樣的英才少年為我所用。然而，當反對者的意見足以危害最高統治者的根本利益時，那麽，最高統治者就會毫不猶豫地犧牲這樣的青年。“賈生以為漢興至於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製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議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敏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4]此點正如詩人所雲：“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一去古今憐。”[5]
賈誼與當權者的衝突，從表麵上看，在於對當時社會形勢的基本估價上。賈誼認為，此時的社會經濟狀況雖然有了相當的恢複與發展，但從總體上看，則潛藏著深刻的危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惡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陸危者若是而不驚者！”[6]賈誼提醒統治者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以期喚醒人們的危機感、緊迫感，這無疑是一種清醒的認識，有著不容低估的現實意義。
但是，如果從思想深層來分析，賈誼對當時社會現狀的基本判斷，不僅對事實作了誇大性的描述與分析，而且其根本用意之所在並不在於就事論事地解決社會危機，而是期望以儒家思想取代黃老之學，使西漢政治徹底擺脫無為而治的政治路線的束縛，過渡到一種有為的狀態。
據賈誼自己說，他對漢初以來政治情勢的基本估計主要有九個方麵，“臣竊惟事勢，可為痛苦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7]如果將這些問題重新歸類，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麵，一是中央政權與諸侯王地方政權之間的權力分配；一是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一是漢王朝與周邊民族特別是匈奴族的關係如何定位。
對第一個問題，賈誼提出，“欲使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8]對於第二個問題，賈誼認為主要是新興商人所導致的，因此欲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必須重本抑末，“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9]
對於第三個問題，賈誼主張大一統，吸納與改造周邊民族，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帝國。他說：“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雲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皇帝起布衣而服九州，而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惟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10]
很顯然，賈誼的這三點主張不僅正合乎傳統儒家的思想原則，也是此後董仲舒等儒學大師所著力解決的問題。
賈誼欲以儒家思想取代黃老，其思想的敏銳程度自然是當時舉世無匹的。但是，由於此事關涉到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和統治方略的根本轉變，故而僅靠賈誼一人之力顯然是難以完成的。而且，由於賈誼在手法上過於誇大社會的危機程度，無視乃至根本否定漢初以來幾代人的努力與成就，這就勢必加重其改革主張的阻力，難以獲得統治階層的共識。因而，盡管漢文帝個人並沒有完全忘記賈誼其人，[11]但賈誼的政治理想不可能真正實現則是必然的趨勢。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賈誼政治上的失勢，上升中的儒學勢力再次受挫也成為一種預料中的事了。
[1]顧憲成：《以俟錄·自序》。
[2]《論語·公冶長》。
[3]《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4]《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5]劉長卿：《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嶽陽寄阮中丞》。
[6]賈誼：《論積貯疏》。
[7]賈誼：《治安策（陳政事疏）》。
[8]賈誼：《藩強（事勢）》。
[9]賈誼：《論積貯疏》。
[10]賈誼：《威不信（事勢）》。
[11]據《史記·屈原賈誼列傳》，賈誼在被貶到長沙以後，還曾蒙漢文帝的召見：“後歲餘，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坐宜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對此，大詩人李商隱在《賈生》一詩中感慨而係之：“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