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化危機為轉機，化風險為機遇
司馬遷評價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說他“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誠然，作為一個領導幹部，一定要樹立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危機雖然蘊含著危險，但也常常伴隨著機遇。要像管仲那樣，小心謹慎地對待危機，把危機造成的損害降到最小，並從中尋找可以轉化為機遇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言：“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曆史災難，不是以曆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指出，在一定程度上，衝突和危機可能是這樣一種機製：“通過它，社會能在麵對新環境時進行調整。一個靈活的社會通過衝突行為而受益，因為這衝突行為通過規範的改進和創造，保證它們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
領導幹部的責任就是在危機中發現有利因素，變消極為積極，變害為利，靈活運用突發事件的機製，善於在危機中製造新的機會。
黨中央一再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曆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求真務實，銳意進取，繼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
我們以全球金融危機為例，來看看如何化危機為機遇。2007年從美國開始的次貸危機，逐漸演化成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當然，我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不容小覷，其後續影響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如何應對、化解危機、消除影響，是黨和國家的重要任務，也是各級領導幹部責無旁貸的責任和義務。
這是一場不同以往的國際金融危機，需要以新的觀念去尋求破解之道。要有效應對危機，就要突破思想障礙，轉變觀念，這就需要有突破習慣性思維和挑戰傳統的勇氣，需要我們敢於正視矛盾、善於解決矛盾，在大膽探索中實現突破，在把握規律中增強預見，在解放思想中不斷提高開拓創新能力。
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問題和困難是複雜的，它所產生的新問題，有許多是很難用過去的方法解決的，這就要求領導幹部以求真務實的作風、狠抓落實的作風，充分發揮創造性，探索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法。在應對金融危機中，我們需要做到求真務實、埋頭苦幹，堅持察實情、講實話，鼓實勁、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真正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上、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在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上。
我們要以此“危機”為契機，把應對金融危機作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後重建，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有效擴大投資，積極拉動消費，更好地統籌城鄉、改善民生，增強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國際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出口訂單減少、企業利潤萎縮，使國內經濟運行麵臨許多困難。但壓力同時也是動力，我們要利用這種倒逼機製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堅持自主創新，不斷開拓新的市場。近幾個月來，麵對外部環境趨緊，一些地方和企業積極調整，主動轉型，不僅沒有被困難壓垮，反而在逆境中越戰越勇，硬是闖出了一片新天地，這就是在危中求機、化危為機的很好例證。
改革是發展的動力，也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保證。越是困難時期，越要加快改革。困難麵前，我們要把促進增長與深化改革更好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並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在更高層次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多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國際金融危機加大了我國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宏觀調控的難度，同時也鍛煉了我們對複雜嚴峻局麵的判斷能力、駕馭能力和應對能力。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保持清醒，在應對中趨利避害，在逆境中“強身健體”，化危機為機遇，變挑戰為動力，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提升我國經濟抗風險能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勢頭。事實告訴我們，危機不等於災難，處理得當同樣也是財富。
案例精研
習仲勳是怎樣處理突發事件的
習仲勳是老一輩革命家，他主政廣東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時間雖然不長，卻正處在
曆史大轉折時期。在這樣的曆史關頭，可以說大事、難事、突發事件不斷，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順應和引領曆史潮流，是對高級領導幹部能否稱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種考驗。最近出版的《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披露了一些習仲勳處理突發事件的案例。在習仲勳主政廣東期間，他帶領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基本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賦予廣東特殊政策，允許試辦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顯著成績。
“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事態之猛烈、之嚴重，是現在的人難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12萬人，逃出的近3萬人。1978年至1979年，全國上下一派經濟複蘇，出現了由亂轉治的早春氣象，而廣東卻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關注。這對主政廣東不久的習仲勳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風初起時，習仲勳就輕車簡從，到問題嚴重的寶安考察。他下車伊始，不是先聽各級負責人匯報，而是讓他們陪同到處看看，了解實情。就是在這次考察中，在獨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裏感到很難受，就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感性認識，讓習仲勳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製止群體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當前主要問題是舊框框多，許多本來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他對方苞關於搞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的請示當場拍板：“說辦就辦，不要等”, “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可以說，這次考察對習仲勳觸動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的緊迫性。這種觸動對於他後來把握大局、製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區反偷渡工作會議上，一些部隊同誌認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會主義製度不一致，有對立思想；而地方同誌則認為外逃主要是由於經濟原因。認識的分歧必然影響到行動的統一。在討論中，習仲勳認為：“主要原因是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會把大批農民推到對立麵去，這是不對的，要教育，要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要怪我們沒有製定好的政策維護他們的利益。”習仲勳的講話緊緊扣住中央意見的精神，旗幟鮮明又平和講理，讓有不同意見的人容易接受。會議很好地起到了統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為習仲勳對下深入調查研究，情況摸得清，看得準；對上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意見精神，才做到了在紛繁複雜的情況麵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認識。
重大突發性事件往往新發問題多，臨時變化快，光有正確的應對方向和方針還不夠，需要領導幹部在執行組織決定的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製定出有效的具體措施，保證正確方針的貫徹落實。同時，在執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難，深入一線，隨時掌握新情況、新動向，保證應對及時得當。習仲勳作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這方麵做出了榜樣。11月份，全省偷渡人數下降到隻有近百人。
“偷渡外逃”事件“責任要由省委來負”
隨著大量偷渡外逃人員被堵截抓獲，對他們的處置工作凸顯出來。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很大困難。1979年1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超過10萬，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滿為患，也引發了很多問題。一方麵，收容站對偷渡人員缺少宣傳教育工作，隻是簡單地收容、遣送，期間還有毆打、搜身、罰款的行為，遣送回鄉後，還有各種處罰、批鬥；另一方麵，收容站條件差，有時一些被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飲用水供應不足，受傷人員不能及時醫治。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逃跑、群眾搶人乃至搶奪押運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押運人員也曾采用手銬和繩捆的辦法，造成不好的影響。習仲勳比較早地察覺出這方麵的問題。1978年夏他考察寶安時就提出了“人抓了放在哪裏”的問題。在臨時收容站，他親自做偷渡人員的思想工作。1979年夏，國家民政部副部長劉景範在視察深圳時，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條件惡劣，處理不當的問題，更加引起他的重視。習仲勳得到情況反映後，立即召開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
。他嚴肅地說：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他還說：要加強收容站對偷渡者的宣傳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連幾句開導的話都不說。外逃者多的縣，應派人來收容站接人，並負責教育。但是，不要歧視、虐待外逃者。
在工作出現問題的時候，習仲勳更多的是自己承擔責任，不諉過，不遷怒。中央對廣東外逃之風關注後，他不向下推卸責任，而是多次在各種場合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他說：“責任要由省委來負，對下麵支持、撐腰不夠。”“我們不能怪下麵，更不能對下麵的同誌有什麽批評，這個責任省委完全承擔了。”遇到不利局麵，作為領導能體察實情，勇於自省，解脫下麵的幹部。這既是習仲勳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領導藝術的體現。
平反“李一哲”案件
在突發事件中，有些涉及思想問題，更要求領導幹部不能簡單化，而要深入細致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習仲勳在平反“李一哲”案件的過程中，以上特點展現得很突出。
1974年11月，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筆名，在廣州鬧市區張貼大字報，抨擊當時不完善的民主與法製，矛頭直指林彪集團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的罪行，還不點名地指出江青一夥搞極“左”活動。大字報貼出之後，廣州為之震動，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應和爭論。
習仲勳一到廣東就親自抓這個問題。1978年底，省委決定，對“李一哲”案件應予平反，並於1979年2月召開大會公開平反。此前，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曾四次接見李正天等人，誠懇耐心地做他們的工作；對召開平反大會的有關問題，也聽取他們的意見。其中2月1日這天足足談了三個多小時，習仲勳講話語重心長，主動承擔上屆省委的責任，令在場的人為之感動。
沒想到在公開平反之後，波瀾再起。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義，在廣州街頭貼出《啟事》，決定將舉行理論討論會，還給香港《爭鳴》雜誌寄去了《啟事》，要求刊登，歡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會。3月16日，他們致信習仲勳表示希望能夠得到省委的支持。習仲勳馬上約見了李正天等人。習仲勳嚴肅批評他們這種會影響安定團結的做法，懇切地指出：4月15日是春交會，成千上萬外賓都來了，你們把廣州市搞亂了，我怎麽向黨中央交代？你們這麽一搞，如果複退軍人、下鄉知青等都提出要這麽搞，我們答應不答應？你們不受管，也不打個招呼，弄亂了。難道這叫民主？這叫無政府、無紀律！經習仲勳做工作，他們接受省委的意見，取消了這次討論會。“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後後屢生波折，習仲勳多次親自做工作，有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有時懇切批評，指出利害，終於妥善處理了這一問題。
真理標準討論中，習仲勳先行表態
在一些重大突發事件麵前，有的領導幹部瞻前顧後，有的則捂蓋子、抹泥巴。這些行為的背後往往是因為想得更多的是個人得失而不是群眾利益。習仲勳在重大關頭胸懷全局、立場堅定，這在“真理標準討論”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刊登後，一石激起千層浪，逐步形成全國性的大討論。習仲勳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態度鮮明。從6月開始，他領導全省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6月30日，他在總結講話中強調：“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麽用處呢？”在廣東省的黨政領導人之中，習仲勳是最先公開表示支持和讚成實踐標準觀點的。在全國，習仲勳也是最早鮮明表達自己觀點，大力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省級負責人之一。
1979年3月，習仲勳曾經談到：那一段大家心有餘悸，我也心有餘悸。人家早給你透過風，那些漏風也是從北京方麵來的，你現在又來一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北京有同誌見到了我，說我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早了，你不表態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態度，你表了態大家就知道了這個底。習仲勳的話，說明1978年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複雜性。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交鋒勝負未分之時，如果表態不當，將有可能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命運。盡管當時習仲勳剛複出不久，地位未穩，心有餘悸，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他很早就作了表態，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胸懷全局、以人民利益為重的高貴品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