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四十餘天的調停終於因國共兩黨意見相差太遠而被迫結束。梁漱溟等人愈加感到第三方麵赤手空拳去勸說擁有各自軍隊的國共兩黨實在太難了，他們先前謀劃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計劃再次提上議事日程，期望建立一個能與國共兩黨鼎立為三的第三大政黨，以此加強他們調解國共衝突、解決國內政治危機的籌碼。
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想法產生於1940年12月24日，其背景是國民政府公布第二屆參政員名單不太合乎第三方麵的要求，使他們覺得有必要改變先前統一建國同誌會的鬆散狀態，將第三方麵的力量整合成一個政黨，加強他們在國內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後因皖南事變的突然發生，國共衝突加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籌備工作隻能與他們調解國共爭執的活動穿插進行。
1941年2月25日，梁漱溟、左舜生、黃炎培、李璜、江問漁、羅隆基、羅文幹、張瀾、冷遹等在張君勵住所舉行第一次集會，商談成立民主政團同盟的具體辦法。稍後，他們因集中精力出席二屆一次參政會和調解國共衝突，暫時中斷了民主政團同盟的籌備工作。
3月10日，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結束。12日，梁漱溟、黃炎培等又在張君勱住所討論一次，定執行委員十三人，常務委員五人，並推黃炎培為主席。13日，梁漱溟等人繼續討論相關問題，通過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政綱十二條。
參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最早討論的人員並不多，而且相互約定在最初階段秘密進行，但不知何故，這一消息還是被中共方麵所獲知。周恩來在3月15日發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說：
各小黨派想在國共外成立一民主聯盟，以求自保和發展，他們擬請第三黨及救國會加入；我們力促其成，條件為真正中間，不要偏向國民黨；我們現在決定利用此時機一麵加緊布置疏散和隱蔽，一麵加強統戰活動，主要是對外國朋友和小黨派解釋，以繼續揭穿蔣介石。
18日，參與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同仁繼續討論，黃炎培提議在民主政團同盟各項工作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時候，但可先發表同仁對時局的主張。於是大家又就梁漱溟起草的民主政團同盟宣言加以修改補充，以備使用。
第二天，即1941年3月19日，下午4時，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梁漱溟等十三人到會，會議討論了政治形勢和組織機構等問題，通過了民主政團同盟簡章及對時局的主張，並成立中央領導機構，推舉張瀾、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梁漱溟、李璜、章伯鈞、羅隆基、江問漁、冷遹、楊賡陶、丘哲、林可璣十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商定黃炎培、張君勵、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鈞五人為民盟中央常委，黃炎培為常委會主席，左舜生為總書記，章伯鈞為組織部長，羅隆基為宣傳部長。
救國會的沈鈞儒本為民主政團同盟的最早創議人之一，但因部分發起人認為沈鈞儒及救國會與中共關係太過密切，所以建議沈鈞儒暫時不要加入，以免引起國民黨的激烈反對。次日，舉行一次常委會議，至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算是正式成立。
同盟的籌備及成立一直極為機密，但在成立的第二天即為國民黨當局所察覺。3月21日，蔣介石在餐桌上當眾責問張群，張群立即用電話詢問張君勱，張君勱矢口否認。次日，張群親訪張君勵，適張君勵外出，張群便對張君勱之弟張嘉墩稱，政府已探得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宣言全文，又知有綱領十二條而未得其文，且指出每次聚議地點在何處。
張君勱獲悉這一消息後，立即向黃炎培、梁漱溟等人通報、商量，他們一致認為，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事情暫時仍不能公開，商定在向張群答複時就說每次聚議無非為奔走中共不出席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的事，這是秉承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意誌而行事；至於所謂組織，即經蔣介石同意成立的統一建國同誌會；所謂十二條，即經蔣介石審查過的同誌會之信約；至於宣言，則為秉承蔣介石要他們出來說公道話的責任而擬定的時局宣言。經過這番自圓其說的解釋，國民黨方麵暫時停止了追問。
政府雖然不再迫問，但在同盟內部由於各係勢力的利益關係，在同盟的指導思想、辦盟原則等方麵卻發生很大分歧，並對後來的工作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作為主席，黃炎培對同盟有自己的想法，他在同盟成立之後不久即向左舜生提出幾個要點：
一是同盟對政府采取“協助之義，其有所見，為善意的勸告”，不要作惡意的批評，更不能和政府鬧翻；
二是同盟內部各個團體“求充實”，相互之間要理解，要“整個的求團結”，不要互相指責，互相拆台；
三是對同盟之外的友好團體，維持良好關係，“視情態之可能，得就某事件與之合作”；
四是在不違背第一點的前提下，要想方設法與國人及國際相見，使國內外都知道同盟對於國事的主張、苦心與努力。
黃炎培老成持重，應該說他的建議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對同盟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有利無弊。
然而據梁漱溟說，在討論同盟綱領和組織章則時，黃炎培則表現為一種本位主義傾向和過於謹慎。本來，在黃炎培的主持下，同盟十二條綱領通過眾議，其間個別文句的修正皆由他一人塗改在草案原本上，並親自謄寫清楚，由入盟者親筆簽名，以示決定。但臨到集會簽名時，黃炎培突然通知張君勱推遲會期，並寫信給梁漱溟主張改約少數人細談。及改期聚會，黃炎培又提出綱領十二條分別先後發表，個別重要條款宜暫付保留。他在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同伴江問漁對此做法進一步解釋道，如果這些條款立即發表，不啻與當局決裂，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一麵的許多事情必將發生障礙。為了不使職教社的學生失學，工人失業，他們主張應謹慎從事，暫不發表那些對國民黨當局過於有刺激性的條款。
黃炎培、江問漁的提議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梁漱溟起而責問他們：“既如此，何不早言？幾經討論修改，未聞異議，乃至親自寫定宣讀，考慮應周，都無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豈事理所許？”李璜也說：“江先生所言蓋指吾人所背負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獨職教社為然。欲顧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運動；欲作政治運動，即不能顧全包袱。”最後，黃炎培承認，他們並非對十二條忽生異議，乃顧慮發表之時機不得其當。結果，與會者達成諒解，決定不到適當時機不發表。此事雖然取得了妥協，但也埋下了裂痕和後來失敗的種子。
在討論同盟組織章則時，原草案規定，凡同盟對內對外的重要言論必須經常務委員會多數通過，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員署名發表。黃炎培提議增加委員有不同意見者可以不署名。對黃炎培的這一提議，梁漱溟表示反對。他認為，在一個組織內少數人理應服從多數人的決議，如果個人單獨立異，將無團體行動之可言。黃炎培則強調決不能以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兩人爭論甚久，最後仍決定采納黃炎培的意見。
所有這些爭論，自然不應從道德上進行評判，而是思想性格、認識程度、利害關係的不同而使然。在梁漱溟，他的性格從來就是認準了的路就一定堅決走下去，無論將有多少困難和危險，他都有一種一往直前的追求精神。從本意上說，梁漱溟此時並不想和國民黨鬧翻，作為敵對力量。但他又感到，目前的國民黨委實令人失望，他的理想與追求如果仍毫無保留地係在國民黨身上，將不可能有實現的希望。在某種意義上說，梁漱溟所要的效果正是要對國民黨有所刺激，使國民黨正視他們這些“第三方麵”力量的存在，采納他們的主張，實現他們的理想。一句話，在梁漱溟的意識中，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他們在國共之間進行調解的政治砝碼。
不論同盟內部有多少分歧，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畢竟在國民黨統治最嚴密的重慶秘密成立起來了。然而，同盟要想站得住腳，必須盡快建立自己的言論機關，必須能說出自己想說的話。隻是在重慶顯然不能實現這一點。
按照同盟籌備之初的既定計劃，他們將在香港創辦一份同盟的機關報，並內定由宣傳部長羅隆基主持。然而不知什麽原因，在同盟成立後，羅隆基並未能及時去香港，而委托梁漱溟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去香港創辦報紙，主持言論，宣傳民盟主張，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並同時決定黃炎培、張君勵、羅隆基等人盡快赴香港協助梁漱溟。
離開重慶前，梁漱溟於1941年3月18日專程到曾家岩五十號，拜訪中共中央在重慶的負責人，通報將去香港的計劃，希望得到中共的諒解和幫助。周恩來對梁漱溟香港之行深表關切，叮囑他到香港後即找中共在那裏的負責人廖承誌接頭，有什麽困難可就近請廖承誌幫助解決。
由於不久前鄒韜奮不辭而別，逃離重慶，國民黨對重慶管理特別嚴，梁漱溟根本弄不到從重慶直飛香港的機票，隻好計劃先乘長途汽車經貴陽到桂林，再作打算。3月29日一大早，梁漱溟乘汽車離開重慶。
汽車途經第一站是距重慶九十公裏的綦江。車剛剛停穩，旅客正準備下車略事休息，有個人打開車門上車問道：“梁漱溟參政員在車上嗎？”
梁漱溟不明底裏，隨口答道：“我就是。”來人就說：“請下車，到我們那裏喝喝茶。”
至此，梁漱溟感到可能出了情況，便不願下車，表示時間有限，不下去了，謝謝好意。不料此人卻一再堅持請梁漱溟去喝茶。梁漱溟終於明白過來，他已經遇到了麻煩，看來很難像鄒韜奮那樣逃離重慶了。
梁漱溟不願下車，稽查站就不放行，於是全車被扣在綦江過夜。當梁漱溟提著小皮箱在汽車站附近尋找投宿的旅館時，看見牆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為“張軫”，職銜是“警備司令部分區司令、陸軍補充兵訓練處處長”。
張軫別名翼三，河南羅山人，過去經河南友人介紹與梁漱溟見過麵，也算是老相識了。在一個小孩的指引下，梁漱溟找到了這個訓練處，見到了張軫。梁漱溟一見麵就問：“稽查站你指揮得了嗎？”張軫回答指揮不了。
當夜梁漱溟就留宿在張軫的辦公室。晚間閑談，談起征兵，因為所謂“陸軍補充兵訓練處處長”就管的是此事。張軫說：“慘得很！壯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槍斃。為了防止逃跑，睡覺時將拉來壯丁的手用繩子拴在一起。”張軫說著竟為之落淚。梁漱溟問他為什麽不向上級反映。張軫說他曾向何應欽說過。何應欽聽後擺擺手，或搖搖頭，不了了之。
稽查站不願放梁漱溟走，是因為擔心梁漱溟像鄒韜奮那樣出走，而梁漱溟反複向他們解釋說，他的目的地隻是到桂林，他是應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的邀請，到那裏講學。
梁漱溟的解釋自有道理，經稽查站向重慶上級特務機關請示，他乘坐的汽車在次日被放行。梁漱溟繼續前行，終於經貴陽到了桂林。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是梁漱溟早就相識的朋友。廣西大學那時在桂林郊外約六十裏的良豐，此處景色宜人，像個大花園，梁漱溟就住在那裏，並應雷沛鴻的邀請講學約兩個月，講的內容就是後來梁漱溟撰寫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的一部分。
梁漱溟的目的地是香港，他之所以在桂林停留一個時期，除了有迷惑重慶的意思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買不到去香港的機票。5月初，時任抗戰公債籌募委員會秘書長的黃炎培前往南洋募捐，並通知梁漱溟他將在回程途經香港時與梁漱溟相會，商量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創辦報紙的事情。梁漱溟找到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由李的秘書黎民任打電話向航空公司擔保為梁漱溟購機票，公司說要向重慶有關方麵請示，在拖延了一陣以後，終於弄得一張5月20日飛往香港的機票，黃炎培恰好於這一天飛返重慶，二人失之交臂。
5月20日，梁漱溟隻身乘飛機離開桂林前往香港，隨行沒有帶一個人，到港後由李濟深的長子李沛文駕車到機場迎接，並先暫住於李家。後又遷往香港大學教授許地山的家中。許地山是有名的作家，筆名落花生，先前主要在北京工作，曆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教授，也是研究印度哲學思想的專家，很早就與梁漱溟相識。然而不幸的是，由於積勞成疾，許地山於1941年8月4日下午2時心髒病複發而逝世。梁漱溟不得不另覓棲身之處。幾經遷移，梁漱溟租到一座樓房一層的一間小房間，以此作為報社社址和宿舍，梁漱溟才有了一個固定的住處，室內隻能擺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折疊床。
在重慶公推梁漱溟代表民盟赴港辦報時，本曾商定張君勱、羅隆基二位隨後也將來港協助，但他們始終沒有來。黃炎培也在梁漱溟到港的同一天返回重慶。於是有關籌辦報紙的事宜，梁漱溟隻得會同當時在港已參加民盟的各黨派人士商討辦理，如青年黨的曾琦、國社黨的徐夢岩、憲政黨的伍憲子、東北同鄉會的周鯨文、第三黨即後來農工民主黨的張雲川、桂係的甘介侯等人。在籌辦過程中，梁漱溟還與當時在港的許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夢醒、廖承誌、柳亞子、陳翰笙、彭澤民等接觸，他們自然都對民盟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誌是周恩來介紹梁漱溟與他聯係的。廖承誌在與梁漱溟見麵時表示盡可能提供方便和幫助，並委托《華商報》社長範長江代表中共常與梁漱溟保持聯係。臨創刊時，有人又勸梁漱溟出麵宴請在港的茅盾、夏衍、金仲華等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
梁漱溟去香港沒有帶人，所有的辦報班子都是到港後籌組的。8月，梁漱溟接到重慶民盟同人的信，決定由他任報社社長，經理則由梁漱溟推薦薩空了擔任。其餘編輯人員等，多靠金仲華等人介紹，總編輯是俞頌華，負責新聞版的是羊棗，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報人。
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籌備，民盟自己的報紙《光明報》終於趕在九一八事變周年紀念日創刊。
《光明報》取名得益於範長江的啟示。有一天，梁漱溟碰見範長江，他與梁漱溟提起當時張君勱的國家社會黨在香港出版的報紙，範說報販叫賣時多喊出許多報名，而《國家社會報》往往被略去，就是因為這個名字不易上口，叫出來也不響亮。後來梁漱溟與範長江二人共同議論的結果，就取名《光明報》。
梁漱溟在香港創辦的《光明報》 （報名題字為梁漱溟墨跡）
民盟要創辦一份自己的報紙，經濟上困難不小。在籌備之初，隻有黃炎培、張君勵、左舜生、章伯鈞每人各拿出國幣一萬元，梁漱溟除了參政員的津貼外無積蓄，隻出了六千元。四川的劉文輝資助了四萬元；又通過繆雲台的聯係，龍雲資助六萬元。梁家世交李國卿的弟弟在美國成了大富翁，也給梁一筆數目可觀的資助。無奈國民政府的法幣不值錢，約四元才能兌換一港元。但開辦之初，要用錢的地方很多：注冊要交押金，請律師也要錢，還要付紙張、印刷等費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緊張得很。當時範長江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報紙《華商報》，見到梁漱溟就問：“怎麽還不出版呀？”梁漱溟回答說：“你還看不出來！”不久，範長江來找梁漱溟說：“有南洋某僑領願資助你們辦報，隻要你寫個收據就行了。”梁漱溟說：“寫收據還不容易。”隨後範長江送來四千港元。有了這些錢，特別是有了中共駐港辦事處和救國會海外組織提供的幫助，遂使籌備工作逐漸有了眉目，創刊有了可能。
國民黨方麵對梁漱溟的行蹤及《光明報》的創辦早有察覺，他們不能容忍第三方麵以獨立姿態出現，因此曾派立法院副院長劉維熾趕到香港，與港英當局接頭，企圖阻止梁漱溟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名義辦報。無奈劉維熾還是晚了一步，待他趕到香港時，梁漱溟已辦完所有注冊手續，並交納四千元港幣的押金，請好了律師，已算是合法報刊，便不能由港英當局任意取締了。
劉維熾當然不願就此罷休，他利用各種關係四處活動，唆使港英當局新聞檢查機關對《光明報》多方刁難。為了避免和減少麻煩，梁漱溟在報紙創刊之前聽從朋友們的勸告，破天荒地購買一些禮品，十分勉強地去拜訪新聞檢查機關的負責人。
東西送了，話也說了，然而等到報紙創刊的那一天，這位新聞檢查機關的負責人仍然給《光明報》第一天的報紙開了“天窗”，而且是在發刊詞上。梁漱溟前去交涉，這位負責人解釋道，這是奉命行事，因為上麵有交待。並說，你們報上的文章如果發表在《大公報》上可以不刪，可是登在你們《光明報》上就不能不刪。於是，報紙大樣天天送檢，開天窗成了家常便飯，許多文章被刪節得文句不通，無法卒讀。連梁漱溟在報上連載的長文《我的努力是什麽》，也被刪節得不成樣子。
對外鬥爭還好說，而同盟內部的紛爭最可恨，也更令人心寒和心煩。可以說，梁漱溟在香港辦報的這段時間，是其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煩惱痛苦最為嚴重的時期之一。報紙雖然開始出版了，但經濟上仍十分拮據。梁漱溟因單身一人在港，自定月薪一百元；經理薩空了裏裏外外地忙，又有家眷在港，開支大，梁漱溟為其定月薪二百元，仍入不敷出；出於友情，梁漱溟每月又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半資助薩空了。
報紙的經費如此緊張、困難，然青年黨的曾琦還要往報社裏安插閑人。本來報社已任命李炳海為副經理幫助薩空了工作，並使報紙走上了軌道，而曾琦忽然又推薦其黨徒陸光榮當副經理。添人就是要增加開支，理所當然地遭到梁漱溟的拒絕。於是曾琦、陸光榮二人邀梁漱溟去茶樓談判，再三要挾。最後，平日貌似文雅的曾琦竟對梁漱溟說：“你如此堅持己見，拒不接受，我們便不再是盟友，我將以敵人來對待你！”這自然使梁漱溟感到很寒心。
待《光明報》創刊之後，經費仍感拮據，遂決定由梁漱溟去新加坡一帶向華僑募款。為了此行，梁漱溟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帶炎熱氣候下需穿著的白色西服。不料他一上船就碰見了國社黨《國家社會報》社長徐傅霖。徐見梁漱溟也搭船，首先開口問梁漱溟去南洋幹什麽。待梁漱溟說明此行目的後，徐傅霖便怒色相向，毫不客氣地對梁說：“民盟是由許多政治黨派組成，也包括了我徐某所在的國社黨，如果民盟去募捐，國社黨就無法再募。我們二人同去，捐款者將隻給你，而不會給我；你梁漱溟去了，我徐某將空手而歸。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
徐傅霖態度之強硬，實在出乎梁漱溟的意料。徐是民國初年的老國會議員，年齡又比梁漱溟大許多（當時梁漱溟四十八歲，徐傅霖已六七十歲了），梁漱溟隻好念其年近古稀，不忍挫敗其事，惟有自甘損失，大度相讓而已。一個錢沒有募到手，還報廢了花上百元港幣買得的一張頭等艙船票。不料事過不幾天，日本即發動太平洋戰爭，新加坡很快淪入日軍之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梁漱溟也會滯留在東南亞一帶，難於回歸祖國大陸了。
同盟內部的爭鬥，不僅表現在經濟利益上，而且表現在政治見解的衝突與分歧上。早在重慶擬定同盟政治綱領十二條時，就在是否分別發表問題上有過一番爭論，最終達成諒解，遷就黃炎培和職教社的意見，即不到適宜時機不發表。然而，到了7月初，黃炎培又托李政由重慶帶來密函並抄件，主要意見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對原來綱領十二條發表八條，保留四條，且於發表的八條中對諸條文字亦有刪改，如第二條刪除“結束黨治”四字。保留的四條主要包括反對由國庫負擔國民黨費用、反對特務機關等，這些在梁漱溟看來為人們的衷心要求，因而難以接受黃炎培等人保留的提議。
黃炎培的密函還提出，鑒於職教社的特殊情況，請梁漱溟及在香港的民盟同仁對外間為他和江問漁保守秘密，否認他們參加同盟；對於預定11月17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黃炎培主張除海外同仁可不出席外，在內地者均應出席。
對黃炎培的意見，梁漱溟深不以為然。梁漱溟以為黃炎培舊事重提，徒增分歧，於是在7月10日致電黃炎培：“要事待商，盼即來港。”
不料，黃炎培不僅沒有立即前來香港商量，8月3日，梁漱溟又收到羅隆基自昆明托人帶來的密件，開列在那裏召開的非正式會議所商決的二十餘項事情，遠比黃炎培的信件指示更詳。
在這種情況下，梁漱溟隻好約集在港的民盟成員於8月12日集會，報告黃炎培、羅隆基先後來信，眾人無不愕然，一致認為民盟綱領不能分別發表，而刪除最有份量的條文更難同意。民盟一切主張，應認定原先商定的“發表於會（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前，商洽（與當局商洽）於會外”的原則，不必預先作出席或不出席參政會的決定。至於為黃炎培、江問漁二人保守秘密，即奉指示，自當遵守，但事實上黃炎培、江問漁二人參與同盟的事務早已盡人皆知，故意掩蓋，徒資笑柄而已。
梁漱溟不僅對在港同盟成員表明自己的態度，而且分別致信內地的一些民盟負責人，闡述自己的立揚，認為這些問題涉及根本，在根本問題解決之前，提議報紙籌備工作暫時停止進行。一切留待與內地負責人特別是與黃炎培麵談後，再作決定。
8月19日淩晨，因勸募公債及商討民盟政綱和《光明報》的事情，黃炎培終於抵達香港，一連兩天在九龍塘學校與梁漱溟單獨“深談”。黃炎培表示，因個人所處環境，實不容公開列名民盟組織，而留他在盟外，於民盟於大局，未始無用。梁漱溟對此表示無異議。黃炎培既不列名，故對於綱領內容、發表時機等問題也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悉聽梁漱溟與其他人商量決定。22日，黃炎培與梁漱溟至西南中學，與青年黨的曾琦晤談，黃炎培在談話中表示待民盟公開後，當親作一文發表在《國訊》上，以示讚助，此即不久後黃寫的《我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文。
黃炎培既不再過問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一切事務，則一切問題惟待梁漱溟與內地負責人商定。經過多次信函往還，終於決定由梁漱溟根據原來的十二條，另起草一個十條綱領，於8月21日晚由張君勵的朋友、民社黨中央委員，又是軍統的地下交通員盧廣聲帶往重慶。留在重慶的民盟成員一字不改，完全同意，而在港的民盟成員如國社黨的徐夢岩、東北民主運動活動家周鯨文等堅持刪去第四條“擁護國民黨執政，為抗戰建國綱領之執行”，而在第二條“結束黨治”下，增加“仍委托國民黨執政”等字樣。結果在港盟員議論紛紛，最後改為“督促並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的字樣。
民盟政治綱領上的分歧終於解決，而成立宣言的分歧立即又暴露出來。在成立宣言發表的方式問題上，早在起草宣言之前就出現了分歧。曾琦最先提出發表時不具名的主張，梁漱溟則認為這樣重要的文件在發表時應有民盟的負責人具名，以示鄭重，並取信於國內外。也有人提議改由參加民盟的各黨派具名，而職教社又反對。因為職教社的負責人是黃炎培，有了職教社的名字，實際上等於黃炎培具名了。於是梁漱溟又提出以“民盟駐港代表梁漱溟”的名義發表，或解除他報社社長的職務再發表，結果仍不能得到各方麵同意。尤其是曾琦，與梁漱溟相爭，蠻不講理，且以勢相迫，別人委曲調解，使梁漱溟陷入無可奈何之窘境。
關於成立宣言的起草，梁漱溟於8月21日建議由內地負責，而過了一個月，民盟在內地的負責人則囑海外草訂，內地事後予以追認，並同意於“雙十節”發表。在港民盟成員公推曾琦起草，但曾以不具名的意見尚未談妥為理由，拒不執筆。萬般無奈，梁漱溟再次讓步，在臨近發表前三天，由自己連夜趕寫，經大家討論通過，以不具名的方式在《光明報》發表。
在香港的這段日子，梁漱溟為了同盟的利益，一直委曲求全。然而，梁漱溟仍然很難得到一些盟員的理解。就在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及政治綱領的前一日，梁漱溟大概擬以他和此時正在香港的黃炎培的名義聯名向內地朋友電告準備情況，結果遭到黃炎培的堅決反對，黃當時又電告內地朋友“此電未妥”，並稱梁漱溟“方寸亂矣”。
盡管如此，經過梁漱溟的不懈努力，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終於按計劃在雙十節那天準時在《光明報》廣告欄發表。之所以放在廣告欄發表，是因為梁漱溟擔心這些文件在發表前送檢，肯定不能通過，所以這兩個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見報，成為一大難題。大家議論再三，想不出什麽辦法。幸好後來薩空了出一個好主意：將宣言和政治綱領放在有報頭的一版廣告欄內刊出，因為按香港新聞檢查機關的規定，廣告欄大樣無須送檢，這樣做就可以輕易地避開送檢被扣一關。後來即按此意見辦理。同時又通知印刷廠增加印數，出售時又特意減收報費，盡力擴大這一期發行量。
1941年10月10日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的《光明報》終於在香港街頭各處公開發售，與廣大讀者見麵，至此海內外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當局見此情況，當然不免大吃一驚，立刻派由英籍警官率領的警務人員來到報社，查問究竟。梁漱溟等人就以廣告賬目本出示，上麵填寫有刊登廣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廣告費數目，以表明《光明報》是按廣告刊登，並且手續完備。來檢查的人抓不住報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賬本上寫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廣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梁漱溟等人事先編造好的，因此港英當局自然是什麽也找不到。
民盟成立宣言等文件的發表，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專門發表社論，稱這一事件是抗戰期間中國民主運動的新推動。
然而，由於這樣重要的文件不具名發表，使其影響力、信任度也有所削弱，國際各大通訊社記者起初多以未具負責人的姓名而不肯接受；後由陳友仁、陳翰笙二人譯成英文，並擔保此事屬實，而後各外國記者乃拍出電報，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一般輿論，亦以不具名而產生懷疑，未能引起國際社會和國內輿論界更有力的同情。
更有甚者，在執政的國民黨方麵，也首先借口於此，對民盟進行大肆攻擊和謾罵，指示各級報刊一律不準發表報道有關同盟成立的消息和評論，企圖將同盟扼殺於繈褓之中。立法院院長孫科在香港發表公開談話，指責中國民主同盟“招搖撞騙”，稱“在公在私俱絕無所聞”，“絕無其事”，大罵同盟有意變更政權，破壞抗日，是“第五縱隊”等。更指使在港的國民黨報刊圍攻《光明報》，策動港英當局搜查《光明報》社。
那麽，梁漱溟究竟在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中說了些什麽，引起各界那麽多的重視，而又在同盟內部經過那麽長時間的爭論呢？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由梁漱溟起草，由在港的民盟成員討論通過。而政治綱領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由梁漱溟根據原擬的十二條改寫，寄回內地，內地同盟成員一字未改退還梁漱溟發表。因此，這兩個文件不僅是同盟的重要曆史文獻，也是研究梁漱溟當時對國事主張的寶貴資料。
宣言指出，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為近年來所少有的好轉，首先是國人團結抗敵，使各國人士刮目相看，承認中國不可征服，遂使民族自信心大增，中國民族擺脫外國侵略的枷鎖似乎為期不遠；其次，國人同仇敵愾，捐棄前嫌：地方對於中央，各黨派對於執政黨，無不竭誠擁護，上下內外居然統一景象，為民國成立以來所未有。
但是，在這番景象的背後，也存在著深刻的危機。麵對將要取得的勝利，各黨派不僅不能協力以製敵，反而內力相削，坐失時機。宣言稱，瞻望徘徊，可憂實大，深懼國不亡於暴政，功不敗於寡助，而自喪其前途：“中國之興，必興於統一；中國之亡，必亡於非統一。”
對於執政的國民黨，宣言並沒有完全喪失信心，而是寄予厚望，希望國民黨能像抗戰初期那樣，廣泛延攬各界賢達、在野人士，組織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這樣的民意機構，團結各方，集中意誌，挽回大局，與各在野黨彼此應互以理性相見而視大眾趨向為依歸。宣言強調，現在的大眾趨向，就是軍隊必須國家化，國家政治必須民主化，反對軍隊中成立黨團組織，反對利用武力從事黨爭。結束黨治，實行法治，實現民主精神，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自由，尊重思想學術自由，保障合法言論及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在憲政實施以前，設置各黨派國事協議機關，確立國權統一，反對地方分裂。這是國民黨統一中國的基本前提，也是抗戰建國之本。所有各在野黨派都應及時調整與執政黨不相妥協的政策，督促和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
宣言的這些主張，除個別提法不甚合乎梁漱溟的一貫用語外，基本上代表了他以及當時一大批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的理想期望。很顯然，這些期望是一種超前意識。在當時的中國，這些主張雖然有利於政治民主化的推行，但實際作用甚微。不要說執政的國民黨不能接受，包括中共在內的其他在野黨也難以全部承認。但宣言提出的這些政治主張，確實體現了現代政治的發展趨向，特別是力主將行政化的政府與政治化的政黨、軍隊加以區分，這不僅是醫治東方專製主義弊病的良藥，而且無疑體現了現代社會的政治精神。如軍隊國家化，要求軍人忠於政府，不得參與國內政黨政治，簡化了軍隊的職能。果能如此，或許可以防止軍人利用武力擾亂政治。無奈，政治理想與現實相距太遠，國民黨倒可以利用這些口號推行軍令政令統一，借機取消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和抗日武裝。然而，正如張群曾當麵奚落梁漱溟時所說的那樣，國民黨的生命在軍隊，蔣介石的生命就在他的黃埔係。你向誰要軍隊就是要誰的命！誰能把命給你？你梁漱溟真是個書呆子。書生議政，紙上談兵，梁漱溟這班知識分子在這些問題上確實充分體現了上層自由知識分子階層一廂情願的迂腐、軟弱性格。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的綱領》與成立宣言的精神基本一致，是把宣言中表現的思想條理化。但個別內容如第四條，梁漱溟起草的原稿有“擁護國民黨執政”的明文，後被改為“督促並協助中國國民黨切實執行抗戰建國綱領”，因此引起國民黨方麵的惱怒，並出現民盟“有意變更政權”的說法。
按照梁漱溟的本意，他決不想得罪國民黨，他隻希望國民黨能更有些“出息”，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梁漱溟與國民黨高層人士乃至蔣介石本人都關係融洽，國民黨對梁漱溟“想要拉攏之意甚殷”：1938年同意他訪問延安，1939年讚助他巡視華北、華東遊擊區域，1940年梁繼鄒韜奮之後去香港，國民黨方麵也並未加以“阻斷”。但是當國民黨得知梁漱溟參與組織同盟，來港辦報，隱然與國民黨相抗後，不僅蔣介石本人多次動怒，而且不斷有人迎合國民黨的旨意給梁漱溟添麻煩，最終導致梁漱溟與國民黨徹底鬧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梁漱溟在香港的這段日子，是其一生政治生涯的關鍵時期，他因國民黨對他的不信任和越來越多的鉗製、搗亂而極為惱火，開始由與國民黨疏遠而逐步過渡到與國民黨相抗進而傾向中共的道路上。
在同盟成立宣言等文件發表後，旅港的參政員王雲五、成舍我秉承國民黨的旨意，邀梁漱溟與他們同去重慶參加11月間召開的國民參政會，被梁漱溟拒絕。接著，國民黨元老李石曾自重慶來香港，帶來蔣介石盼梁漱溟回重慶一談的口信，李石曾甚至對梁漱溟說：“介公之於先生，亦猶先生之於介公，並無惡意。”並通知梁機票已由吳鐵城的弟弟備好。結果，梁漱溟再次辭謝，拒不赴會。最後隻好由正在香港的上海青幫首領杜月笙兩次親自出麵，邀梁飲茶於告羅士打酒店的雅座，勸梁漱溟去重慶會晤蔣介石。杜月笙對梁漱溟說：重慶方麵很希望梁先生去重慶，有什麽主張盡可以與蔣先生麵談，當麵交換意見。並表示他杜月笙願陪梁同去同回，意即擔保梁不會被扣在重慶。梁仍表示感謝，並答稱他的言論主張不外是民盟大家共同的主張，民盟總部現在重慶，有張君勱、左舜生諸人為代表，因此無需他梁漱溟去重慶，而且他受民盟委托駐港，自應留此。
這個答複顯然不合乎梁漱溟的一貫思想和行為方式，我們不會忘記幾個月前他是怎樣勸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的，談總比不談好。很清楚，梁漱溟此時內心深處相當明白：他和國民黨的關係已經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彌合了，因而他不願做這種無謂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