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統一建國同誌會由於沒有建立起正式的組織係統,過於鬆散,多數時候隻是以一種聚餐的方式座談時局,參加者各有各的事業和組織,故而對統一建國同誌會的事情亦都不太起勁。

1940年12月23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名單正式公布。這個名單總額上雖有所擴充,然對上屆在選的非國民黨人士或敢言之士如章伯鈞、陶行知、沈鈞儒等反而被排斥在外,所增加的則多是國民黨內的人。

梁漱溟仍在這個名單上,但當他在第二天(24日)早上看到報紙上發布的這個名單後,使他由先前對國民黨略感失望變得更加失望。他認為,國民參政會隻不過是一個戰時民意機關,形同虛設,若多羅致幾個非國民黨人物,在國民政府至少亦可裝點門麵。而執政的國民黨偏偏連這一點都做不到,使大量黨內閑人擠進來吃閑飯,真算沒出息到了家。這不能不使對國民黨恨鐵不成鋼的梁漱溟深深失望。

鬱悶中梁漱溟出門散步,不知不覺走到重慶新村四號張君勱的住處,遂進去與張君勱就此事交換看法。稍後,黃炎培、左舜生亦先後到來。在對新公布的參政員名單問題上,他們似乎有著共同的感覺與看法。

四人相談,感慨同深,自晨至暮,討論整日。在相互敦勉的氣氛中,他們共同感到應該提出一個方案以促進問題的解決。黃炎培激動地站起來說:大家不應妄自菲薄,而應當自覺地負起大局的責任,吾輩調解國共,必須有第三者明確的立場和主張。

梁漱溟也認為統一建國同誌會局促內地,深受執政黨鉗束,不容有所表現。張君勵也認為統一建國同誌會的組織形態太過鬆散,很難起到第三者的作用,各中間黨派必須進一步聯合起來,另外組織一個組織比較嚴密,比較有力量的統一組織。鑒於重慶的政治環境,張君勱還建議,新成立的政治組織在最初階段應該秘密進行,布置一切,必須在國民黨控製不到而又極接近內地的香港建立言論機關,隻有不在蔣介石的控製之下才能講他們所要講的話,然後以獨立的姿態出現,不必取得政府當局的同意。

張君勵的意見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梁漱溟、黃炎培、左舜生一致同意張君勱的意見和提議,因為想來想去,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強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所謂加強組織,從內部說,要矯正散漫無中心之弊;從外麵說,不畏強梁,挺起身來,代表民眾說話,並見出真是無所偏倚的精神。第一天的討論至晚飯後結束。

當梁漱溟等人正在會商的時候,第三黨的章伯鈞、丘哲等亦正向各方建議組織第三者性質政治同盟。於是梁漱溟、張君勱、黃炎培、左舜生第二天上午在張君勱家繼續昨日的討論,有了大致眉目後,遂於午後約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周恩來到章伯鈞家繼續會商。27日,黃炎培又約冷遹、江問漁一同參加討論。梁漱溟根據談話記錄,提議將擬建的組織定名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此次談話已屆年底,大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左舜生要到成都,張君勱要回大理,梁漱溟也要返回璧山縣來鳳驛。於是他們相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暫不活動,待來年3月他們回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時再說。

在梁漱溟、張君勱等人都離開重慶的那些日子裏,震驚世界的皖南事變於1941年初發生,中共領導的新四軍軍長被俘、政委被殺,部隊幾乎全軍覆沒,事件複見擴大,黨派衝突達到空前高峰。

在國共衝突非常嚴重的日子裏,第三方麵又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不是說他們有能力調解國共兩黨的衝突,而是國共兩黨處於高度對立的時候,都希望向第三方麵申說各自的是非曲直,進而爭取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而第三方麵的這些人,在這種特殊時期也格外關心大局,亦極願意聽取雙方的情況,所以集會較多,雖依然無補於時艱,卻好像在人們心目中還有中間派之存在。

1941年1月31日,梁漱溟從鄉下趕回重慶,原本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正式成立等問題與各方麵進行磋商,然而由於皖南事變的發生,遂使民主政團同盟的籌備工作隻能與調解國共爭執的活動穿插進行,積極與各黨派洽商調解辦法。而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預定於3月1日召開,中共希望在會議召開前對皖南事變能夠有一個“說法”,而國民黨希望待到會議召開時在會議上提出和解決。國共關於皖南事變善後的紛爭將嚴重影響國民參政會能否順利舉行。

2月15日,毛澤東等中共七位參政員致電參政會秘書處,重申中共中央關於皖南事變善後辦法十二條,表示在政府未予采納,未予裁奪之前,他們七位參政員“礙難出席”將要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形勢高度緊張,大有國共兩黨完全決裂,觸發內戰的危險,梁漱溟等第三方麵的人士自然無法坐視不管,他們義不容辭地奔走於國共之間調和。

奔走連日,各方麵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建議,但根本不見成效。2月22日,梁漱溟和張君勱、羅隆基、左舜生、李璜、沈鈞儒、鄒韜奮、黃炎培、冷遹、章伯鈞、張申府等十五人集會商談,期望再以第三者的立場勸說國共。商談結果,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羅隆基三人負責起草意見,作為向雙方說話的依據。當晚,梁、左、羅三人交換意見,並委托梁執筆。23日晚,梁漱溟起草這樣四條意見:

一、為昭示全國團結,此次大會中共參政員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為永杜紛爭,全國一切軍隊,應與任何黨派絕緣,統一於國家。

上項原則之實行應由各方麵合組委員會秉公監督辦理。

三、《抗戰建國綱領》公布瞬滿三年究竟實行者幾何?而現在事實,背乎各條規定者又有若幹?應由各方麵合組委員會切實檢討。其有實行不力者,應督促實行;背乎各條規定者,應加糾正。並以此委員會為常設之監督機關。

四、根據二、三條,合設一委員會,以最高領袖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時,派負責代表主席。設委員八人,網羅各方麵充任之。委員會議決事項立即生效,不再經任何機關核定。

梁漱溟寫好這四條後,通知各位於翌日(24日)下午三時集會,大家看了覺得沒有什麽需要修改,便以年齒為序簽名。第一名張瀾,第二為褚輔成。褚輔成為國民黨老前輩,素不存黨派成見,此次亦自願簽名。除章伯鈞、張申府兩位未簽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數。

十六人簽名的一份,又在四條前後加了頭尾,作為一封信的方式,待轉呈蔣介石。

對於中共方麵,梁漱溟等人則約與周恩來、董必武麵談,開誠布公交換意見。周談話甚多,總其要點,不外兩層:第一層表示極歡迎第三者出來說話,中共願與第三者共同推進民主,可以將自己的事加倍讓步;第二層表示第三方麵提出的四條主張甚好,若得當局接受,則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亦即不成問題。這是25日的事。

27日上午11時,蔣介石指定與黃炎培、張君勱、張瀾、褚輔成、沈鈞儒、左舜生見麵相談,諸位除了向蔣介石麵呈梁漱溟手書的那四條外,又加口頭說明。大意著重兩點:一點是軍隊必須脫離黨派而統一於國家,方為根本杜絕紛爭之道;一點是國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即其一例。第三方麵不多要求旁的東西,隻要求兌現,要求給第三方麵監督兌現的權力。

對於梁漱溟等人的兩點說明,蔣介石皆表示甚以為然。總體來說,就是接受梁漱溟等第三方麵的建議,可以組織那個委員會。至於中共參政員出席問題,則囑咐梁漱溟等人去勸說中共方麵,並約第二天再見麵。

從蔣介石官邸退出後,梁漱溟等人將蔣介石的談話大意即刻轉告周恩來、董必武兩位。除中午一度談話外,當晚複在油市街四號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由黃炎培、梁漱溟、褚輔成、沈鈞儒、左舜生、羅隆基等人與周恩來、董必武切實商討,請中共撤回不肯出席的通知書。周恩來、董必武始終沒有答應,僅允電延安請示,談至夜半始歸。

第二天28日,梁漱溟等人再見蔣介石,即以昨晚周恩來已電延安為告,接續商量組織委員會事,甚為順暢。臨末,蔣介石追問中共出席不成問題否,無人敢負責答複。於是蔣介石嚴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們出席,即當按一個黨派參加主席團一個主席之原則,推選周恩來為主席團成員之一;如其不出席,則是他們不惜以國內裂痕暴露於外,惟有根本決裂,他們要負責的。以後即無話談。蔣介石請梁漱溟等第三方麵將此意盡快轉告周恩來。

蔣介石的態度對第三方麵震動很大,那時隻剩半天工夫,時間非常迫促,所以梁漱溟同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諸人顧不得吃飯,立即前往曾家岩五十號,向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轉達蔣介石的話,並表示這可能是國共關係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是重大曆史關頭,請中共從大局考慮,能夠決定出席,勿負各方麵的殷切期望。

梁漱溟等人既轉達了蔣介石的談話,又表達了第三方麵的期望和要求,周恩來等人似亦無甚固執之點,僅謂必須候取延安複電。他們自己有電台,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後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所以周恩來對梁漱溟他們說,至遲夜晚必有複電。收得複電,馬上通知梁漱溟等人。

有此答複,梁漱溟等人頗感滿意。政府中關心此事者向梁漱溟等人打聽,他們亦都以此作樂觀的答複,因當晚的政治空氣確實不像有問題。下午6時5分,黃炎培電話詢問中共方麵的消息,周恩來在電話中說延安方麵尚無回電指示。8時後,黃炎培、梁漱溟等人會集在張君勱家,一方麵起草委員會要點及擬定人選,一方麵靜候周恩來的消息。但不料梁漱溟、黃炎培、張君勱等人坐候一夜,屢次用電話詢問周恩來;周恩來亦在山上坐候收電,到底不得複音。梁漱溟遂與黃炎培同室小睡了一會。

3月1日晨七時,周恩來、董必武兩位匆匆趕來,向梁漱溟、黃炎培等人親自解釋因電台發生障礙,收不到延安電報,因此仍不便出席將要開幕的參政會。經梁漱溟、黃炎培等人再三懇談,終無法相強。

此時,開會時間將到,蔣介石用電話通知黃炎培,囑黃炎培、梁漱溟代表他再次敦勸董必武、鄧穎超兩參政員速即出席(因七位參政員中實隻有董必武、鄧穎超在渝)。有了蔣介石的指示,梁漱溟、黃炎培隻得再跑去勸駕。董必武、鄧穎超自然不肯來,周恩來寫了一封抱歉的信,稱沒有中共中央命令,個人不便自主。

梁漱溟、黃炎培等人趕到浮圖關國民大會堂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會場,將此信回複蔣介石,並代為解釋,說他們隻因電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蔣介石聞言當即表示可以等待他們一天。於是由黃炎培、張君勱等四十二位參政員臨時動議,將下午大會停開,所有主席團的選舉改在第二天舉行,以便等到中共方麵的參政員出席後,便可按一個黨派參加主席團一個主席的原則,選出中共參政員參加主席團。

不料,第二天(3月2日)形勢急轉直下。是日黎明,梁漱溟、黃炎培又用電話詢問周恩來。周恩來告訴他們,延安的電報來了。梁漱溟、黃炎培正色然而喜,卻不料周恩來接著告訴他們:延安的電報不是指示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而是提出新的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主要內容有:

一、在全國範圍立即停止向中共的軍事進攻。

二、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迫害,承認中共及各黨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各地之被捕人員,啟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戰書報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的一切迫害。

四、承認陝甘寧邊區的合法地位。

五、承認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的合法地位。

六、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維持現狀。

七、於十八集團軍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共轄有六個軍。

八、釋放葉挺,回任軍職。

九、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幹部,撥款撫恤死難家屬。

十、退還皖南所有被獲人槍。

十一、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每黨每派出席一人,國民黨代表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

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隨這十二條致函參政會,表示假如這十二條能蒙政府采納,並得有明白保證,他們中共參政員屆時必可報到出席,此點已得中共中央複電同意。

與此同時,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又致函各黨派領導人黃炎培、張瀾、江問漁、張君勵、梁漱溟、左舜生、張申府、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等,表示今天提出的這個提案,已力求容忍,假如能夠得到正麵結果,並獲有明確保證,董必武、鄧穎超兩參政員必親往參政會報到。信中說,“考其形,容或有負諸先生之望;察其心,又知諸先生之必能見諒。方命事小,國家事大,惟求諸先生能一致主張,俾此臨時辦法早有結果,斯真國家民族之福。”

對於中共新的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黃炎培認為“是中共政策改變之故。否則條件亦已優厚,在往時求之不得了”。而在梁漱溟則認為,中共這十二條與前此十二條相比,條件降低了甚多。但他認為,不論條件高低,他們第三方麵從來不預聞討價還價的事情,他們是以國民立場過問國事,本著他們的主張和信念而奔走努力。他們並非做和事佬、調停的人。何況這種分家的辦法,和他們第三方麵所要求的國家統一的精神根本不合。

其實,中共提出的這新的十二條實際上隻是一種姿態,因為他們相當清楚國民黨不可能答應這些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照常舉行,3月2日選出主席團,根據國民黨的提議以吳貽芳代替周恩來成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中午十二時,梁漱溟與民主黨派的一些朋友聚於一心飯店,商決他們今後將如何協調行動。梁漱溟提出意見說:對中共的十二條實在不願加以討論,況且逐條磋商,必致延過參政會期。要當局一口答應,也斷無此理。基於此,梁漱溟建議第三方麵向中共提出新的三原則:

一、原提之第十二條,已成過去,不必再議。

二、原提之第十一條,似相當於第三方麵所主張的那個各黨派聯合的委員會,請按照第三方麵所提的四條繼續進行商量。

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條都暫不討論,待那個委員會成立時,交委員會裁決。

平心而論,梁漱溟的三原則在國共兩黨異中求同,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途徑,即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而委員會如何組織,梁漱溟建議請周恩來和張群直接見麵,較易解決,更加上張君勱、左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請蔣介石核定,一經核準,即可一麵成立委員會,而一麵中共出席參政會。若能在此屆大會內終得圓滿出席,尚足以安慰國內人心及國際友邦之望。

然而,第三方麵各民主黨派領袖對梁漱溟的新建議都很消極,不願采納。結論是梁漱溟可以個人單獨進行,不與大家相關。黃炎培、張君勱、張瀾等人還勸梁漱溟在努力之前先爭取張群同意,然後再見周恩來。張君勱對梁漱溟說:你欲晤張群,我可替你向他約個時間。張瀾也對梁漱溟的想法給予積極的鼓勵。梁漱溟接受了幾位先生的美意,自願試一試看。

3月4日,梁漱溟乘張群過訪,相談甚暢。張群還提到1939年秋間,梁漱溟從華北回來,力主軍隊應屬於國家之說,當時不過一空想,而今則居然得到兩黨的承認,何等可喜!又說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國之道更無餘義矣!但梁漱溟提議請他們與周恩來直接商談委員會事情,張群卻說且待請示最高當局再說。於是梁漱溟再三叮嚀,一旦最高當局有什麽指示,務必不要忘了通知、告知第三方麵。

翌日晨,梁漱溟往訪張君勱,恰與張群相遇。張群告訴梁漱溟說,今晚蔣介石在嘉陵賓館招待全體參政員,他亦被邀陪坐,屆時定可答複。而在張群走了之後,張君勱又竭力勸說梁漱溟不必等張群的消息,盡可先訪周恩來。梁漱溟亦認為與周恩來談談並無礙,於是就去拜訪周恩來,隻是未談眼前具體的事情,而從根本大端有所討論,如軍隊統一於國家等。到了晚上,嘉陵賓館散席後,張群招梁漱溟於一旁,問梁漱溟曾否進行,若未進行,過了明天再說。梁漱溟轉問何故。張群答道:蔣介石將於明天(6日)親自代表國民政府向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並希望參政會對此問題有所表示。所以張群說要看了明天的形勢之後再進行。言罷,匆匆分手。

梁漱溟聞言,急忙找張君勱商量辦法。梁漱溟說,不知蔣介石明天將作何種宣布,又不知要參政會作何種表示?假如雙方洽商好,而以領袖之宣布,參政會之表示,做一轉圜文章,最妙。否則,多一次宣布,即加重一層痕跡,更難轉圜。基於這樣的擔憂,梁漱溟表示願盡今夜再作一度努力,並請張君勵約張群明早等候他的消息,希望在蔣介石明天下午出席參政會大會之前,能夠洽商一個結果。

張君勱答應了梁漱溟的請求,梁漱溟即刻往訪周恩來傾談,當夜宿於周處。

梁漱溟誠懇爽直地向周恩來說出這樣兩層緊要意思:

一、當局決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梁漱溟囑托張群候我消息。我們都是愛護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梁漱溟來請教你周恩來,要趕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結果,俾大局從此轉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個委員會問題來商量。商量時最好請你周恩來與張群直接談,而第三者參加討論。委員會事確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員會解決,請中共參政員先出席參政會,以慰各方之望。

聽了梁漱溟的介紹,周恩來答複說:

一、由於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軍政部長何應欽連日在大會上的兩次宣布,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問題,可說已成過去,不必再談。中共方麵固不知蔣介石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響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裏,壞亦壞不到哪裏——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開參政會出席問題,中共方麵不拒絕任何的商談。像是各方合組委員會的問題,尤所願談。委員會如成立,一定參加。

三、同張群直接談,無所不可。周恩來還表示,如果你梁先生問得張群同意,我周恩來馬上去見他。

四、前於3月2日有一件簽呈,係以周恩來名字,作為下屬長官(不作為黨派關係)口氣,列舉幾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處扣車,某處扣人,幾個月不發下護照等,請求蔣介石委員長批交各該機關製止或糾正者,請轉懇張群向蔣介石促請早為批下。能批一“查明辦理”的字樣都好。

周恩來的答複有理有據,梁漱溟也不便再說什麽,他隻得照周恩來的話,第二天據實轉告張群,張群表示且待過了下午再商。

這天(6日)下午,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對參政會宣布“共產黨事件”,詞義嚴重,譴責中共自抗戰以來屢次破壞軍令政令,聲言:

隻要中共以後奉命守法,不再襲擊友軍和到處挑釁,政府無不一律愛護,一視同仁,而且政府寬大為懷,決不追究既往。否則,如果有抗命亂紀,破壞抗戰的行為,如從前新四軍之所為,那無論其為任何部隊,政府為國家利益,為抗戰勝利,不能不依法懲治,而加以製裁,以盡我政府抗戰建國的天職。

蔣介石的宣布使國共兩黨的關係陷入抗戰以來所未有的低穀,彼此一往一複文章愈多,彼此間的距離愈遠,問題愈扯愈多。梁漱溟適有自己的事待辦,亦就離開重慶回到四川璧山縣來鳳驛鄉間。

3月10日,梁漱溟從鄉下趕回重慶,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已經結束,但中共問題絲毫沒有解決。於是,梁漱溟與張瀾連夜又找到張群,仍提出成立委員會的事。梁漱溟對張群說:我梁漱溟為國民黨打算,認為那個委員會應當趕快成立才好。要知道在抗戰四年中,中共一天一天長大起來,就是國民黨的失敗。這失敗由於三點:

一是遇事含糊,沒有清楚明白的解決,陝北邊區到底合法不合法,即其一例,其他類此甚多。

二是遇事拖延,不能迅速解決。此事例亦甚多。

三是單靠武力和特務警察來製止共產黨的發展,沒有得到輿論的有力援助。類乎我們這樣的中間力量第三方麵一般人均不願說話,是其一例。

梁漱溟繼續對張群說,共產黨就在國民黨的這三點失誤中成長壯大。要想補救,必須改正前失。那個委員會就是最好的辦法,一切問題可在委員會上有清楚明白的解決,並且馬上解決,不予拖延;解決時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討論,自必有正義公道;萬一某方違背諾言,自由行動,則社會輿論亦必然援助政府的製裁。

苦口婆心的梁漱溟希望當局不要以為那個委員會是隻利於共產黨和第三者的。他還向張群表示,蔣介石為中共問題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籌劃,所以我們第三方麵都盼望你張群能幫助蔣介石。

梁漱溟的適度恭維很使張群受用,張群聞言似頗以為然。他說他明天將返回成都,十天後再來重慶,希望梁漱溟等人亦繼續努力。

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結束後,中共問題雖然繼續存在,但已經沒有時限的督迫,隻是梁漱溟等第三方麵仍自我感覺是個問題,總想設法盡力。3月13日中午,黃炎培、沈鈞儒、張君勱、左舜生四位聯名在一心飯店請客,被請的都是參政同人,而以中共參政員為主要對象,當下由眾人公推褚輔成、黃炎培、張君勵、左舜生及梁漱溟五個人共負繼續進行之責。

翌日(14日),周恩來應邀同蔣介石談話。蔣介石詢問延安意見。周恩來提出新四軍事件、二月份政治壓迫、防地問題、擴軍問題、餉彈未發等,要求見被國民黨扣押的葉挺,並按中共十二條解決。周恩來認為,蔣介石之所以找他談話,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國民黨在中共政治攻勢下,為敷衍局麵,采取表麵緩和而實際仍在加緊布置以便各個擊破。其法寶仍是壓、嚇、哄三個字。壓已困難,嚇又無效,現在蔣介石正走著哄字。周恩來將談話情況電報毛澤東,並請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決捕人、發餉等小問題,還是等大問題一起解決?毛澤東電複:先解決小問題,但大問題絕不放鬆。

周恩來與蔣介石見麵對梁漱溟等第三方麵是很大的鼓舞,因為很久以來,至少自上年冬以來,周恩來屢次求見蔣介石皆不可得。一切交涉隻能由葉劍英與軍令部一位次長接洽。因政府認定中共問題係軍令軍紀,葉劍英為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在軍令部係統之間必須服從,不必進行多少商量。而周恩來則代表中共,蔣介石之所以不見周,即不願將中共問題演變成黨對黨的問題。此次忽然約見,意必有話商談。梁漱溟等人感覺這是一個非常正麵的消息,因為見麵總比不見麵好,談談總比不談好,國共之間的緊張關係就此開始出現緩和的跡象。

國共關係的緩和給梁漱溟等中間派人士很大的鼓舞,使他們覺得更應該利用關係緩和的契機將先前提出的那個委員會組織起來,因為從比較長遠的觀點看,大局問題的解決,仍有待於那個委員會。適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亦向第三方麵同人表示委員會事仍可商量進行,梁漱溟遂與一些朋友根據從前提出的四條意見草成一個委員會組織章則草案,並經王世傑精心修改。大致有這樣幾條:

一、名稱定為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

二、委員定為十五人,設常委三人。委員人選不限於參政員,意在軍政實際負責人參加。

三、蔣介石委員長為主席。因事缺席則指定一常委臨時代理。

四、關於推進民主,加強團結,督促軍隊國家化,監督抗戰建國綱領之實行等四項,有權調查提議,決議並促其實行。

五、議決案由主席負責執行。

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過去擔任法製局局長多年,對於起草法規具有專長。其一條一條的文字,都經苦心斟酌。

20日中午,蔣介石設宴招待參政會全體駐會委員二十五人。飯罷,蔣介石留梁漱溟、黃炎培、褚輔成、張君勱、左舜生五人細談。梁漱溟等人向蔣介石陳述繼續接洽中共代表出席問題,仍請組織特別委員會,並將經王世傑修改的這個方案麵呈蔣介石。蔣介石認為草案可行,僅將常委改為三人至五人,委員改為十五人至十九人,餘無改動。又問梁漱溟等人若未曾與中共方麵談過,可即前往商談,聽聽中共方麵的意見,爭取能夠將這個委員會組織起來。

22日,黃炎培等先至曾家岩五十號中共辦事處拜晤周恩來、董必武,並同至張君勵家,與梁漱溟、張君勵等人一起商量組織委員會的事情。黃炎培向周恩來、董必武詳細介紹了他們3月20日與蔣介石就組織黨派委員會洽談的經過,並將經王世傑修改、蔣介石過目的委員會草案給他們看,而征其意見。

周恩來說話雖多,最重要隻有一點:他們反對以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堅決主張委員會之組織須在參政會之外。

梁漱溟等人說:此委員會必有係屬之處,與其係屬於政府,不如屬於參政會。並且大會已閉幕,他們第三方麵準備由駐會委員產生出來(且準備作為主席團的提議)。因為照駐會委員會的新章增加了建議權。

對於梁漱溟等人的解釋,周恩來認為不妥。他指出此次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上蔣介石、國民黨以及某些參政員對所謂中共問題一次一次的宣布、指責,一次一次的議決,使中共方麵落於絕對不利地位,中共參政員無法再出席產生於此參政會而且隸屬於此參政會之委員會。周恩來又指出,駐會委員會的建議,照章程上規定以不背大會議決案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員會不合於大會議決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員會所行者不合於大會所議決,那麽,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周恩來堅決地說: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周恩來出席委員會時,他周恩來亦要堅辭不擔任。

周恩來的強硬態度引起梁漱溟等第三方麵人士的同情和理解,他們覺得周恩來的話相當有理,亦不強爭。更擔心周恩來除此點外,尚有其他問題;甚至擔心周恩來的意見外,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尚有意見;所以22日討論結果是請周恩來以草案全文電達延安征問中共中央的意見後,再作討論。周恩來表示延安收到草案後在一兩日必有複訊,遂約於24日再會麵。

其實,在梁漱溟與周恩來約談的前一天,周恩來已經很清楚梁漱溟等人的意見和委員會的詳細方案,並向延安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應對方案。這個方案就是他在與梁漱溟等人談話中提出的,將要成立的這個委員會必須置於參政會之外,有討論一切問題之權,以及各黨派必須平等。毛澤東迅即複電,請周恩來考慮,在新四軍問題未解決前是否不加入黨派委員會更妥當。

23日上午,梁漱溟等人同訪因參加國民黨中央全會而剛由成都來重慶的張群。他們將張群不在重慶這段時間內交涉的一切情形都作了介紹,並表示他們第三方麵已不考慮這委員會隸屬參政會的問題,須另想辦法。張群聽後覺得其他辦法不易想,不過他又表示也不致於全無辦法。不過,將成立的委員會如果不屬於參政會則名稱即又成問題,因為這個委員會當然不能再稱“國民參政會特別委員會”,而亦不能成為一個沒有前置詞的“禿頭的”特別委員會。委員會的名稱問題很費思索。

談話結束時,梁漱溟表示他將因個人原因定於本月25日赴桂林,不能等特別委員會的完成。張群勸他不要急著去桂林,還是等有結果之後再去。

24日午後,梁漱溟等人如約與周恩來、董必武重行會見,忽有某人貿然來參加,致妨礙談話。又因周恩來表示延安尚無詳複,遂改期27日再談。

27日,周恩來、董必武與梁漱溟、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在黃炎培寓所會麵商談國是。周恩來向梁漱溟等人轉達了中共中央對組織各黨派委員會的主張,共有七點。其中大問題有二:

一、反對此委員會隸屬參政會,而認為不必有其所係屬。

二、主張此委員會定名為“各黨派聯合委員會”

其他尚有各黨派委員平均各一人等五點。梁漱溟等人聽了之後均有難色。而周恩來則稱他在黨內甚難勸說讓步的話。因為前將幾件小事呈請蔣介石批示查明辦理者,至今仍不得批。

黨內責他,一點小事都辦不了,何顏徒勸讓步?

梁漱溟等人互商,認為周恩來提出的這個建議根本無需向國民黨、蔣介石提出,因為蔣介石絕對不會同意。既然雙方如此,此事殆無成功之望,隻好結束,不再進行。除當麵向周恩來聲明外,同時向國民黨方麵的王世傑聲明,托其代陳於蔣介石,於是近四十日來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頓。29日一大早,梁漱溟即離開重慶去桂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