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艱難困苦中總算把《光明報》創辦並維持著，在一個時期內使《光明報》成為海內外注目的有影響的刊物。
然而，好景不長。1941年12月7日晨，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軍損失慘重，促使美國舉國一致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12月8日晨，日軍開始由九龍方麵進攻香港，並對香港狂轟濫炸。在混亂不堪的局麵中，梁漱溟當日仍到報社理事，並和薩空了等負責人迅速決定了下一步的行動和打算：他們從銀行提出一批款項，並購買足夠報社同仁維持十天上下的大米以及可以用相當一個時期的紙張。
然而五天後，由於承印《光明報》的民生印務公司在日軍炮火不斷襲擊下無法開工，《光明報》於12月13日被迫停刊。梁漱溟和報社的工作人員隻得東躲西藏，以免發生意外。
其實，一天前（12月12日），報社經理薩空了和總編輯俞頌華就覺得梁漱溟“目標太大，怕萬一香港淪陷，問題嚴重”，遂決定將梁漱溟轉移到報社同仁黃瓚的族人家中去住，準確地址除薩空了等報社幾位負責人外，社內同仁一概都不知道。
此後數日，梁漱溟和報社同仁仍期望報紙複刊，或與其他被迫停刊的報紙一起出聯合版，然由於形勢急劇惡化，梁漱溟等人的努力終告失敗。
12月25日，香港前線陣地被擊潰，港督下令停戰，日軍終於占領香港，戰事結束。在香港淪陷初期，盜匪蜂起，日軍趁機作惡，社會秩序無法維持。為了安全，梁漱溟與薩空了、張雲川、黃瓚等人於26日躲進西環廣州知用中學小學部教室裏，且視日軍動靜如何，準備隨時離開香港。
梁漱溟他們躲藏的房間在三樓，全層都被他們占用。過去那隻是一間教室，四麵徒壁。他們借來一張床、三條板凳、三副鋪板、六張木椅、一個方桌、兩張學生書桌。床由梁漱溟睡，其他人睡鋪板。
在這所學校，梁漱溟等人深居簡出。白天各自讀書，夜間停電，不能看書，幾個人就在一起閑談個人經曆的種種往事。有天梁漱溟有事外出，走在中環路距香港大學不遠處，遇見陸光榮。二人正邊走邊談時，兩樓之間忽然衝出一個人，眼部以下蒙著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對著梁漱溟，要他交出身上的財物。當梁從衣袋中取錢包時，陸光榮趁機逃離，向上坡方向飛跑，而此時正巧有一輛警車自上往下駛來。陸於是邊跑邊大聲喊叫“robber！robber！（土匪）”。持刀蒙麵者看到警車開來，不及接過梁漱溟手中的錢包而倉皇逃走。梁漱溟虛驚一場。
在日軍統治下的香港已經無所作為，梁漱溟決定盡快離開，但急切中找不到什麽好辦法，直到翌年（1942年）1月9日，他才在範長江、薩空了等人的幫助下有了一個機會。
翌日（1月10日）黎明前，梁漱溟身著中式夾褲夾襖，離開所住的小學校，由黃瓚送到香港仔約定的一個僻靜處，登上預先租定的一條小船，悄然離開。
船主曾向日軍行過賄，或可避免檢查。船費每人港幣六十元，同行的有陳此生、陸光榮及範長江夫婦。他們各人都已改換成工人或小商販的裝束，提著小件行李，頗有逃難者的淒涼驚慌之感。
小船寬約一丈，長約三丈二尺，三掛帆，全賴風帆之力而行。風若不順，或無風，那便走不動。所以一時風力好，則船上的人都色然而喜；一時無風，便人心沉悶。那一天從早到晚雖都有風，但並不都是順風，所以暈船的人頗多，或嘔吐，或眩暈難支，頻頻用止嘔藥。隻有梁漱溟一人無特殊感覺，一切如常，大家頗為驚奇。
他們的目的地，第一站是澳門。一路上曾遇有日軍飛機盤旋而過，又有日軍汽艇自遠駛來，因而船上的水手和客人都不免害怕，紛紛將珍貴財物掩藏。實則一路無事，於當晚十時許便在澳門登陸。
在澳門，梁漱溟一行寄宿旅館，伺機換乘輪船到廣州。同行友人以終於從香港逃出，色然而喜，相慶更生。然梁漱溟隻報以微笑，口裏卻答不出話來。因為他心中泰然，雖疑慮的陰影亦不起，故亦無歡喜可言。澳門政權雖屬於葡萄牙，但此刻則全在日軍控製之下，所有輪船皆被日軍扣住不許開。梁漱溟一行因旅館耳目太多，不便久居，便在李濟深的早年同窗、現定居澳門的朋友馮祝萬幫助下，移居到一間空房內，從長計議，設法離開澳門。
此時澳門相當恐慌，糧食來源不足，米、鹽、油、糖等皆由政府公賣，非有澳門居民證不能買。各商店皆預備結束，市民多半要走。而由香港經澳門回內地的人日多，然可走的路並不多。一是沒有輪船；二是乘小船漂海，海上多盜，太不安全；三是循石歧向內地走，不僅要經過日軍幾道檢查，而且要先在澳門向日軍管理機關繳照片，領取通行證、良民證，手續甚繁。梁漱溟一行人當然也不願走這條路。
經朋友介紹，梁漱溟等人得識海上豪傑吳發，吳發的勢力範圍在三灶島、橫琴島、大小攬一帶。於是在吳發的幫助與護送下，梁漱溟等人決定仍以小船漂海，直奔都斛。
1月17日下午，吳發派人引梁漱溟等人乘渡船先到距澳門不遠的路環。吃完晚飯，換乘吳發他們向內地運棉紗的便船。梁漱溟乘坐的那艘船約有六尺寬、三丈長，無蓬，僅有一掛帆。由於裝的棉紗包太多，梁漱溟隻得側身臥在棉紗包上。
船開走不久，忽然陸光榮乘坐的船駛來，說他們發覺梁漱溟不會粵語，怕途中有事不好應付，特地派善粵語的陳此生與梁漱溟同船。遷換既定，揚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見了。
此夜風向甚順，船夫八九人在船上不時來往行動，船在靜靜中如箭一般地駛去，梁漱溟仰臥著看天上的星鬥，不禁思緒萬千。回顧半年多來的經曆，特別是離開香港的這段時間，他感到自己真是太幸運了：在敵人的炮火以及匪盜遍地行劫中，他卻安然無事；冒險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也沒有遇到什麽大麻煩；不但沒有危險，辛苦也極少；到處得到朋友們的幫忙，人人都對他很好。想到這裏，梁漱溟內心更加坦然，覺得內心深處的自信更加牢靠，覺得大難不死，必有重任在肩有待完成且非他莫屬。那就是：“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或許有人能明白其中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係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並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後乃闡明其倫理思想。”梁漱溟自信：“此事惟我能作。又必於人類生命有認識，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證其得失。此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作。前人雲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孔學繹旨》、《中國文化要義》“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曆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會有的事！”梁漱溟還想：
假如我所行所為止求一人的享受，那麽，我的安危止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如我止顧一家人的生活安寧，那麽我的安危亦不過關係一家人而已。但我不謀溫飽，不謀家室，人所共見。我自有知識以來，便不知不覺，縈心於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或中國問題。而今年近五十，積年所得，似將成熟一樣。這成熟的果實，一是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於孔孟之學、中國文化，有所領會，並自信能為之說明。一是基於中國社會的認識，而於解決當前問題，以致複興民族的途經，確有所見，信其為事實之所不易。
梁漱溟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相信自己一定會平安。這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尋常穿衣吃飯的人，世界多他一個少他一個都沒有關係。但今天的梁漱溟，將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沒有第二個人代替得了，所以他自信不會發生危險。因而從香港出來，梁漱溟一直不曾毀棄身上的名片，正因為他絕不曾考慮到什麽危險。
大的危險雖不曾有，小的麻煩並未斷。正當梁漱溟暢思遐想的時候，不料後半夜風向忽變，風大浪急，小船顛**欲覆，海水直潑船內，濺入鼻口，衣服全部弄濕。
不得已，小船停到一個荒涼的小島上，待天明日出，將衣服曬幹，並用海水煮點飯吃，仰臥沙灘睡了一天。
18日黃昏，小船又揚帆而去，不多久便到達都斛鎮海口東溶口，並與先期到達那裏的範長江夫婦會合。靠岸時，岸上的警察上船查問，並非要梁漱溟等人上岸問話不可。而從船到岸還有幾十丈須涉水而過，此時正值後半夜，不僅極其寒冷，而且僅有星光，不辨腳下深淺。梁漱溟與範長江的夫人確實不便此時上岸。於是，梁漱溟從身上掏出名片，托範長江、陳此生二人上岸對警察長說明。
警察長見到梁漱溟的名片，又聽範、陳二人的說明，態度變得非常好。天明就招待梁漱溟一行上岸洗臉飲茶，用電話向鎮上喊來轎子，送他們到鎮上去了。
梁漱溟等人在都斛休息一夜，不期然受到舊日廣州第一中學的學生朱元凱、朱靈均、李元五等人的歡迎和款待。20日，由警察所代雇兩輛腳踏車和兩乘轎子，向台山縣城出發。都斛警察所朱所長正是朱元凱、朱靈均的本家弟兄，這位朱所長又寫信告知在台山城內任政府財糧科長的同學陳炳賢，陳報告縣長陳燦章。陳燦章縣長不僅是梁漱溟的朋友、廣州《民國日報》社社長劉裁甫的學生，而且與梁漱溟也認識。1928年梁漱溟在廣州時，陳燦章任民政廳秘書，曾和梁漱溟見過麵。所以，梁漱溟此次到了台山，照例又受到縣長陳燦章的衷心歡迎，當地新聞記者和縣黨部書記長都來看望，他們皆認為梁漱溟是文化界從香港脫險到內地第一人。
從香港逃離及至內地，梁漱溟一路上沒有遇到大的風險和損失，但同行的陸光榮卻在從澳門漂海內渡時一度被海盜擄去，而陸恰好在上船時與梁調換了船，否則，梁漱溟也不可能這樣順利回到內地。
在台山，梁漱溟等人踏實地休息了一夜。21日晚，梁漱溟給國民參政會發了一份電報，告知已從香港脫險返回，“請代披露報端，告慰各方知好”。
21日下午，梁漱溟一行經一程旱路，一程水路，到達三埠。駐在三埠的廣東第一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李磊夫，為梁漱溟日日相熟的朋友。所以梁漱溟一到，李便來看望，並於次日中午約請一些軍政長官及中央、中國、中農三銀行經理為梁漱溟設宴。宴畢，又派一支部隊護送梁漱溟一行趕路，當晚到達開平縣城。縣政府科長陳偉宗迎於中途，縣長林開遠又到旅館看望，於次日黎明，親自雇來五乘轎子為梁漱溟等人送行。第三天午後二時到達新橋，然後換小船於傍晚到達肇慶。
駐在肇慶的廣東第三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王仁宇，雖未和梁漱溟謀過麵，但在梁漱溟主持廣州第一中學時，王仁宇就在一中不遠處主持工業專科學校，並且王的夫人與梁的連襟伍觀淇的夫人來往密切，因而王仁宇對梁漱溟的照料就不能不格外殷勤，王仁宇夫婦多次拜見、晤談，並陪同梁漱溟遊覽公園。
25日傍晚，梁漱溟一行由王仁宇夫婦送上開往梧州的客船。在船上，不期然遇到久已相熟的陳濟棠。次日上午搭乘專門來接陳的電船很快到了梧洲碼頭，在梧州專員梁朝璣的司令部裏稍事休息，當晚又上船趕程西進，經桂平、貴縣、賓陽、柳州，又換乘火車，於2月5日晨到達桂林，結束了一路顛簸的辛苦。
在景色秀美的故鄉，梁漱溟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944年離開。三年中雖與不少朋友往來，但從總體上說則過著隱居式的生活。
和梁漱溟時常來往的人，主要有李濟深、李任仁、陳劭先、陳此生等幾位。他們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戰上有所策劃，並和美國人有所聯係。因為此時美國人急於對抗日本，深深氣憤蔣介石的腐敗自私，多所貽誤。像史迪威將軍、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以及駐桂林領事林華德等，對於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國人總是願意有所幫助。因此梁漱溟他們也曾設想如何在沿海一帶配合美軍登陸。不過後來未曾實行，盡成虛話。
當桂林危急的時候，梁漱溟與陳此生於1944年10月中旬自昭平東來，翻過一座高山，到達賀縣八步鎮，借住在臨江中學，過著自己燒飯的生活，進行戰時民主動員工作，同時亦樹立對內政治革新的旗幟，號召改造全國政局。然而時局多變，頭緒紛雜，盤桓進退其間雖近一年，苦心孤詣，終於一事無成。
1942年在桂林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