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5月5日，奉軍張景惠部第十六師停戰倒戈，奉軍殘部被迫退到關外，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
直係總司令吳佩孚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軍閥，而是一個有著相當理想和才幹的政治家，為前清秀才，因而在軍閥中是少有的文化人，曾被認為是有能力有可能重新統一中國的政治家，因而受到英美乃至蘇聯政府和民間輿論的青睞，並在1924年成為第一個登上《時代周刊》的中國人。至於國內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在當年似乎也都看好吳佩孚的政治前程。所以當吳佩學的直係大敗張作霖的奉係時，丁文江等一大批知識分子非常興奮，丁文江於1922年5月9日甚至當麵對胡適有“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之歎。
吳佩孚直係的勝利引起學者們的極大興趣，以為中國政治或許能夠在此形成一個轉折。為此，梁漱溟與好友李大釗一同拜訪蔡元培，意欲就現實問題有所討論，有所主張。這個時間大約在1922年4月27日之後，因為胡適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蔡元培昨天晚間打來電話，說林長民、王寵惠、羅文幹等人去看他，談到過前次商議的事，大概就是丁文江提出的組織一個能夠討論現實問題的團體。蔡元培不主張組織團體，但讚成發表意見，並由一班人出來主持裁兵等事。蔡元培告訴胡適，大家建議由胡適負責起草宣言。胡適表示不願做這篇文章。至此時，梁漱溟與李大釗似乎還沒有去見蔡元培。
在北大哲學係任教時與李大釗、張申府等在中央公園 （左2為李大釗，3為梁漱溟，4為張申府）
胡適不願起草這篇宣言的態度由蔡元培轉達給了林長民，林長民決定4月27日去胡適家麵勸，而這一天胡適由於有其他事情不能在家，遂乘便到林家看望林長民，向林當麵解釋不能做這篇文章的原因，並勸由林自己起草。胡適的真實想法是：此事終宜慎重。林長民等人的研究係近年來做的事情，著著失敗，所以要拉胡適等人加入。胡適判斷，他們如果跟著研究係，結果有兩種可能：或是他們被拖下水而於事無濟，或是他們的加入能夠使國事起一個變化。胡適暗思：如果真的能夠實現第二條，非他們用全副精力去幹不可。這是此時一心一意向學的胡適所猶豫不決的根本之點。
並不是胡適不願談政治，胡適對政治有天生的興趣，隻是胡適不認為可以與研究係的人一起談政治，其實他個人此時正與好友丁文江密謀籌劃一個談政治的機關。
丁文江向來主張他們這批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大約半年前，丁文江和胡適等人開始籌備，核心圈子大約四五人，最多時參與討論的也不過十二人。人數少，故可以在一個桌上吃飯討論。後來，丁文江又提議要創辦一個批評政治的小周報，於是有《努力周報》的誕生。
《努力周報》的創辦號出版於1922年5月7日，而此前某個時間大概就是梁漱溟、李大釗等人加入的時間，他們大概也都屬於胡適所說的十二人圈子，是在一個桌子上吃飯討論的人。
經過若幹次的討論之後，他們的思路越來越明晰，那就是沿著廢督裁兵的思路，提出一個“好人政府”的方案，隻要“好人”願意出頭，就能夠遏製壞人為所欲為。這正是梁漱溟幾年前寫作《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時的思路，當然也是一般人的共同認識，並沒有多麽高深的道理。
5月11日，胡適動筆寫了一篇題為《我們的政治主張》政論文，先前原本計劃是給《努力周報》用的，隻是寫著寫著覺得這篇文章頗能夠代表大家的共同意見，不妨作為大家的公開宣言發表，以擴大影響。故半夜脫稿時，胡適很興奮地打電話給李大釗商議此事，在李大釗的支持下，定於第二天在蔡元培家召開一個小會，邀幾個“好人”參加。當晚，陶行知獲知消息後首先讚成，並擔保王伯秋亦可加入。
第二天一大早，胡適分別電話通知蔡元培等人。中午十一時許，胡適、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顧孟餘、朱經農等先後抵達蔡宅，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專任導師徐寶璜（伯軒）並不在邀請之列，可能正在蔡元培家商量事情，因為蔡元培為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會長，日常具體事務由徐寶璜打理。徐寶璜獲悉今天聚會的主題後，也欣然參加。他們都讚成胡適起草的宣言和建議，都願意列名做提議人。
蔡元培留各位在家裏吃飯，飯畢，各位都散了，獨胡適留下來與蔡元培閑談。下午三時許，王寵惠、羅文幹也來到蔡家，他們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也都列名。這樣，連陶行知、丁文江、王伯秋、王徵和胡適，共十五人。稍後，顧孟餘自行取消，加入高一涵、張慰慈，共十六人。
將這些簽名全部辦好後，胡適於第二天（5月13日）下午專程到中央公園，把這份政治宣言交給一位記者用電報發往上海，又交給北京的一家通訊社將這個宣言捅出去。又過了一天（5月14日），刊登這份政治宣言的《努力周報》第二號出版；又一天（5月15日），北京《晨報》也將這個宣言登出。
這個宣言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標是以“好人政府”作為最低限度的要求。他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不論各自的政治理想組織是怎樣的，也不論是堅持什麽樣的政治理想，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地以一個公認的“好政府”為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目標。
他們認為，中國政治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原因。現在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寓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著中國分裂，看著討伐西南，看著安福係的成立與猖獗，看著蒙古的失掉，看著山東的賣掉，看著軍閥的橫行，看著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他們強調，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有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功夫。
至於“好政府”的含義，宣言認為從消極的方麵說，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麵，主要有兩點：一是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二是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宣言還提出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一是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二是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他們深信公開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三是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因為他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漂泊，為為他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
在談到現實政治問題時，《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他們深信南北問題若不解決，一切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等問題，都無從下手。他們主張，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他們要求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
第二，他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他們對南北議和提出這樣幾個條件：
一、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
二、南北和會應責成國會克期完成憲法；
三、和會應協商一個裁兵的辦法，議定後雙方限期實行；
四、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
第三，對於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裁兵問題，他們提出這樣四項主張：
一、規定分期裁去的軍隊，克期實行；
二、裁廢虛額，缺額不準補；
三、絕對的不準招募新兵；
四、籌劃裁撤之兵的安置辦法。
第四，宣言認為當時的中國官吏隊伍太過龐大，因而鄭重提出一個“裁官”的辦法；
一、嚴格限定中央及各省官製，嚴格限定各個機關的員數；
二、廢止一切谘議、顧問等“幹薪”的官吏；
三、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升級辦法。凡屬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
第五，關於選舉製度的改良，也提出幾點建議：
一、采用直接選舉製；
二、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明定科罰，切實執行；
三、大幅度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議員額數。
第六，關於財政，他們提出兩條建議：
一、徹底的會計公開；
二、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我們的政治主張》最後表示他們很誠懇地提出，很誠懇地請求全國人的考慮、批評，或讚助與口傳。
很顯然，“好人政府”的主張雖為胡適提議和起草，但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代表了梁漱溟等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思想，是在當時南北軍閥混戰的夾縫中表達了“中間勢力”知識分子的理想、願望和期待。由於這個宣言的起草者、聯署者在當時知識界具有無可替代的力量和地位，因而這個宣言確實代表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次比較像樣的政治表達，所以不管梁漱溟與胡適等人在其他方麵有多少過節或意見分歧，隻在這一點上，梁漱溟始終堅持宣言中的立場，他當時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引申《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中的觀點，以為當時的中國人民太無生氣，好人太無生氣，所以就讓壞人鬧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須謀所以發揮吾曹之好者，謀所以發揮人民生氣者，則今日惡局勢乃有轉移，否則將長此終古。梁漱溟的態度其實就是《我們的政治主張》中的立場。
如果僅就政治理論和政治理想而言，《我們的政治主張》無疑是一個比較重要也比較正確的政治宣言，並不完全是書生空談，更不是書生誤國。這個主張切合當時的政治實際，也比較通情達理，在理論上自然很容易獲得南北雙方乃至國中各界的認同和支持。但是，這個主張畢竟是知識分子一種十分軟弱的改良主張，正像周恩來當年所批評的那樣，或許“太缺乏了革命的熱情”，他們期望在不觸動現有政治體製特別是武夫當國的前提下，建立好人政府、正當機關、憲政國家，這無疑是與虎謀皮的幻想。後來在吳佩孚支持下建立的王寵惠內閣，幾個好人都被拉入政府，“好人政府”終於從理論上的理想變成現實政治中實際，然而好人政府掌政後，並沒有多大作為，仍是一承舊政，蕭規曹隨，整天為了軍閥搜款張皇，與“壞人政府”一樣做了軍閥武夫的賬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