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唐代帝王有成就勳章，那麽唐玄宗李隆基一生則如同“三級跳”。自從公元710年，25歲的李隆基與太平公主合作發動“唐隆政變”，將自己的父親李旦推上皇位後，李隆基就像是“開了掛”，摘取的勳章一塊比一塊閃耀。

713年，太平公主策劃了“先天政變”，已經登基的李隆基不顧太上皇李旦反對，果斷逼死太平公主，得到“殺伐果斷”勳章。

李隆基又提拔了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等能臣，組建了靠譜的團隊，開創了“開元盛世”，喜提“慧眼識人”“盛世大佬”等勳章。

然而，老年李隆基的“畫風”卻越來越奇怪。他寵信李林甫、安祿山、楊國忠等人，對他們絲毫不加控製和防範；又與比自己小三十多歲的楊貴妃，談了一場奢侈揮霍的“曠世虐戀”，連續打上了“揮金如土”“曠工達人”“寵信奸臣”等烙印。

“作”著“作”著，就釀成了一場大亂。755年，安祿山及史思明以誅殺奸臣楊國忠為名，起兵造反，史稱“安史之亂”。雖然安史之亂最終被平定，但李隆基卻因此失去皇位，成了“太上皇”，曾經光輝萬丈的盛唐，也漸漸走向衰敗。

曆數李隆基前期與後期的功勳和槽點，一個令人疑惑的問題便出現了：到底是什麽令曾經領導力“爆表”的李隆基變成昏庸腐化、沉迷美色，丟下都城倉皇逃跑的“昏君”呢？莫非—

表麵上看，唐朝由盛轉衰，似乎是安史之亂導致的，而安史之亂，又似乎是李隆基“作”出來的。

但其實，盛唐的危機，是經濟、軍事、政策以及李隆基個人性格等原因綜合導致的，安史之亂隻是撬開了大唐盛世鑲玉嵌珠的外殼，引爆了其中暗藏的火藥。

從經濟方麵講，開元盛世時，土地製度是均田製。

所謂“均田”，就是國家將田地按人頭分給農民耕種，而農民需要按時繳納糧稅，並且承擔徭役，在農民死後，這些田地按比例交公，比例大概是下圖這樣的。

在初唐時，國家經過了較長時間的動**，有大量荒廢田地等待開墾，所以均田製的效果十分顯著。農民分到了地，自然願意墾荒耕種，而國家也得以發展農業，增加稅收。所以，唐代的經濟很快複蘇了。

不僅如此，均田製的青蔥秧苗還托起了初唐的重要兵製—府兵製。前文提過，均田製下的農民需要服徭役。這些平時種地、定期訓練、戰時上陣的兵士，就叫作“府兵”。

雖然均田製好處多多，卻並非“可持續發展”。

首先，這一製度存在“人多田少”的問題。分下去十分地，農民死後隻還回八分，還不算各種“花式”瞞報，國有土地必然會越來越少。可隨著經濟上升，人口卻不斷增長。

因此，落實到每個農民的田地經常不足數。

其次，土地兼並日益嚴重。

由於均田製稅收是按人頭來算的，即使分不到足夠的田地，也需要繳納同樣的糧食，有的農民過不下去了，不得不出賣永業田；再加上地主階級還有各種灰色手段，巧取豪奪之下，自然兼並了不少田地。

第三，大量農民逃亡。賦稅壓力大，還得服徭役，再加上府兵製相當於“一條龍自費”，不少農民受不了雙重壓力，幹脆棄田逃亡。

為了整治土地兼並，增加稅收，李隆基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檢田括戶”行動。整治農業的官員被稱為“勸農使”，勸農使深入各地調查，查出隱匿的田地，分給農民，找出未登記人口，重新入籍。原有的亂象得以平複，為開元盛世打下了經濟基礎。

檢田括戶雖然有效，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均田製的弊端；再加上唐玄宗年老時疏於朝政，均田製走向崩潰。經濟下行，幾乎是必然的。

均田製的問題，也影響了唐玄宗時代的軍事製度。唐高宗以來，邊疆戰爭便十分頻繁，常常出現士兵久戍不歸的情況。

由於府兵製以均田農民為主體，休番期種田的勞動力回不來，但稅還是要照常交，農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723年，也就是唐玄宗當政第十一年，兵員流失嚴重的府兵製，不僅無法滿足戰爭需求，甚至連京城衛戍部隊都湊不齊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唐玄宗直接搞了個新玩法—

長從宿衛，就是從關內地區直接招募流民，作為守護京城的部隊。這些兵士不再需要在打仗的間隙種田，更不用“自費一條龍”，國家還管吃、管裝備。從本質上說，長從宿衛就是一種募兵製。

一開始，募兵製與府兵製是並行的。在京城防衛采用募兵製，而邊防則以府兵製為主。

但隨著府兵製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募兵製逐漸推行全國，以此為風口，一個神秘的群體開始“乘風破浪”。

雖然節度使成為正式官職是在唐睿宗時期，但節度使的職能卻由來已久。邊疆作戰需要補給，士兵也需要休整訓練，還要防著敵方打突襲戰，因此，邊境作戰有兩個硬需求，一是邊疆常駐兵將，二是堅固的防禦工事。

慢慢地，這些要塞發展成了十大藩鎮，而管理這些大藩鎮的就是十個節度使。在募兵製推行全國後，各節度使很快便募集到了數十萬兵士，稱為“長征健兒”。

長征健兒人數眾多，又長期在邊疆訓練、作戰，而對比之下，京中守衛則承平日久，這導致大唐軍事上出現了“外重內輕”的形勢。

對此，唐玄宗也不是毫無應對之策。他牢牢把控著節度使的任免權力，並且定期更換。在唐玄宗一朝前期，任期六年以上的節度使不足十分之一。

後來，唐玄宗又按李林甫的意見，提拔沒有勢力又擅長作戰的蕃人與寒族。

於是，一位關鍵人物平步青雲。

他身為胡人，在朝中沒有朋黨；他出身寒門，在邊疆沒有根基。雖然後來他造反、殺人，害唐玄宗逃亡，但在一開始，他看起來隻是個莽撞又忠誠的胖子—安祿山！

年老的唐玄宗對安祿山極其寵愛，不僅沒有像從前那樣將安祿山調離，甚至還令安祿山長期兼任三個藩鎮的節度使。

而“安史之亂”的事實證明，沒有了嚴密的預防措施，在權力的**前，個人信任是那樣易碎。

均田製崩潰和軍事上外重內輕，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形勢使然，但前後對比不難發現，盛唐“爆雷”還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唐玄宗這個人太重感情了。

生在武周與李氏政治鬥爭激烈的時代，李隆基的人生從小就跌宕起伏，這不僅賦予了他縝密又果決的政治頭腦，也使得他內心一直在渴望真情。

在青壯年時，他心中有大謀劃，尚能冷靜理智，將私人情感與國家大事分開。可隨著日漸老邁，私欲與國事的界限也在逐漸模糊。

公元737年，由於寵妃武惠妃的構陷，唐玄宗認定包括太子在內的三位皇子謀反，將他們貶為庶民，三人不久便死去。

而武惠妃由於輿論、心理的雙重壓力，很快也香消玉殞。失去寵妃，“空虛寂寞冷”的唐玄宗將目光投向了一位美人。

740年，唐玄宗下了一道特別的聖旨，“允許”楊玉環出家為女道士，楊玉環與壽王李瑁的婚姻關係自然解除。

沒過幾年，楊玉環便搖身一變，成了唐玄宗的貴妃。

由於楊貴妃受寵，楊氏一門雞犬升天，不僅楊貴妃的姐姐們有封賞，楊玉環的族兄楊國忠，也靠裙帶關係成為了當朝宰相。

在這個階段，唐玄宗的“畫風”早已從“知人善任”變成了“任人唯親”。

這一轉變直接導致了唐廷骨幹的能力水平出現了大幅下滑。

“開元盛世”並非唐玄宗一人獨自開創，在英明神武的策略背後，是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等幾代賢相的輔佐。

這些勸諫，特別是“鋼鐵直臣”張九齡的勸說，令唐玄宗保持居安思危式的清醒，但久而久之，也給了唐玄宗不少心理壓力。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懂得揣摩上意的李林甫。李林甫雖然喜歡攬權，但整體能力不算差，相比楊國忠更高出不少。

李林甫之所以被歸入“奸臣”行列，主要在於他與前幾任完全相反的工作理念。

①KPI：指關鍵績效指標。

這種從進取到守成的轉變，既有李林甫閉塞言路、大權獨攬的原因，也從側麵反映了唐玄宗晚年自我膨脹，警惕性下降，以及政策上的保守傾向。

這些都為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之間的爭鬥埋下了重要伏筆。

可以肯定的是，唐玄宗從一代明君變成“出逃霸總”，絕非“精分”而是均田製崩壞、府兵製瓦解，節度使權力膨脹，軍事外重內輕，以及在保守策略下日益嚴重的內鬥等各方因素共同造成的。

而對於唐玄宗個人而言，他之所以任由這一切發生，又一次次錯失彌補的良機，原因大概是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