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是為了表達意思。如果話和意思分離，那就是不好的。在混亂的國家裏，有很多流言蜚語，人們不顧事實，隻喜歡互相詆毀或互相吹捧。這樣，詆毀和吹捧就成了黨派之爭，眾口一詞，讓賢者和不肖者都分不清。如果用這種方法來治理國家，即使是賢明的君主也會感到困惑，更何況那些不賢明的人呢？困惑的人的問題在於，他們不覺得自己困惑，所以在困惑中可能有些明白，在黑暗中可能有些光明。亡國的君主，不覺得自己困惑，所以就像桀、紂、幽、厲一樣（都是古代的暴君）。亡國的道路，沒有其他，就是這樣。
在鄭國，很多人把文書掛在縣裏，子產命令不要掛，鄧析就送去了。子產又命令不要送，鄧析就靠在一邊。命令無窮無盡，鄧析的應對也無窮無盡。這是可以不可以不辯論的。可以不辯論的事情，如果用賞罰來處理，那麽懲罰越快，混亂也越快。這是治理國家的禁忌。所以，辯論如果不合道理就是虛偽，智慧如果不合道理就是欺詐。欺詐和虛偽的人，是先王所要誅殺的。道理，是判斷是非的根本。
洧水很大，鄭國有個富人溺水了，有人找到了他的屍體。富人想贖回屍體，但那人要很多錢。富人告訴鄧析，鄧析說：“安心吧，那人肯定不會賣。”找到屍體的人擔心了，也告訴鄧析，鄧析又回答：“安心吧，這屍體肯定沒別的地方可賣了。”傷害忠臣的情況就像這樣。忠臣沒有功勞得不到民心，就因為他們沒有功勞得不到民心而傷害他們；有功勞得到民心，又因為他們有功勞得到民心而傷害他們。君主如果沒有度量，就無法理解這種情況，不是很可悲嗎？比幹、萇弘因此而死，箕子、商容因此而困頓，周公、召公因此而受到懷疑，範蠡、子胥因此而流亡。死生存亡安危，都是從這裏產生的。
子產治理鄭國，鄧析總是為難他，和有訴訟的人約定：大案件送一件衣服，小案件送短衣和褲子。民眾為了學習打官司而獻上衣服和褲子的，數不勝數。鄧析把錯的說成對的，把對的說成錯的，是非沒有標準，可以和不可以每天都在變。他想讓誰贏就讓誰贏，他想定誰的罪就定誰的罪。鄭國大亂，民心喧嘩。子產很擔心，於是殺了鄧析並陳屍示眾，民心才服從，是非才確定，法律才得以實行。現在世上的人，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但卻不誅殺像鄧析這樣的人，這就是他們想治理卻越來越亂的原因。
齊國有個為別人服務的人，他的主人有難，他卻不去死。他在路上遇到老朋友，老朋友說：“你真的不去死嗎？”他回答：“是的。我為人服務，是為了利益。死沒有利益，所以不死。”老朋友說：“你還可以見人嗎？”他回答：“你以為死了就可以見人嗎？”這個故事傳了很多次。不為自己的君主而死，是大不義。但他的話還是不能讓人信服。這就清楚地說明，言辭不足以決斷事情。言辭，隻是意思的表麵。隻看表麵而忽略意思，是荒謬的。所以古人得到意思就舍棄言辭了。聽別人說話，要通過言辭來看意思。如果聽了言辭卻不知道意思，那和不聽沒什麽區別。
齊國有個叫淳於髡的人，他用順從的話說服了魏王。魏王認為他很有辯才，準備了十輛車，要派他去楚國。他辭別後出發，卻有人用反對的話說服了魏王，魏王就停止了他的行程。他失去了順從的機會，又失去了反對的事情。他的多能還不如少能，他的有辯才還不如無辯才。周鼎上刻著倕（傳說中的巧匠）卻咬斷了自己的手指，先王從中看出大巧是不可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