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本通訊登記冊上，我看到了現時很常見的一些通訊地址。比如，“二一八工區十四段第六幢住宅三樓一○七號”，這樣的地址一個挨一個，出現在眼前，不禁令人感到頭昏眼花。
“幹麽要這麽多數字號碼？真難記！”收發室的同誌向我表示了他的意見。據他說，現在用數字號碼的太多了，除了有一些部隊的番號、保密的工廠必須用數字號碼代替真名以外，還有一大批數字號碼是很不必要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麽，好多單位，甚至許多零售店、縫紉社等等也都用起數字號碼來了。把這麽一堆數字號碼登記在一起，密密麻麻一大片，簡直沒法記，常常弄錯了。
“你說，這一套辦法是從哪兒來的呀？是從外國學來的吧！我們中國也有這一套嗎？”他問。顯然，他對於這許多以數字號碼代名的現象很不滿意。我覺得這個問題雖然不大要緊，倒也有加以考慮的必要。
應該肯定，以數字號碼代名，如果使用得當，並無不可。因為無論什麽人的姓名以及工廠、學校、機關、部隊、街道、商店等等的命名，本來都不過是一些符號而已。況且，我們知道有許多古人的姓名，就是數字號碼。從一到萬，曆代曾經出現過不少的著名人物。翻開明代淩迪知的《萬姓統譜》和廖用賢的《尚友錄》，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由一字說起吧。不論是一、乙或壹，都有人用以為姓。明代成化年間，河北定州有人姓一名善，曾任嵩明縣丞。宋代嘉熙年間，福建寧化的知縣便是姓乙名太度。明代永樂年間，興化府經曆是壹震昌。還有姓第二的。唐玄宗的中尉就有一個姓名是第二從直。至於姓三的，元代有一個三旦八，官居雲南行省右丞，相當出名；姓四的也有一個著名人物，他是越王勾踐的臣子，叫做四水。
也有姓五、伍和第五的。三國時代蜀漢後主朝中，有一位諫議大夫，姓五名梁。據宋代鄭樵《通誌》載：“五氏本伍氏，避仇改為五。”可見五和伍本來相通。姓伍的如伍子胥，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至於姓第五的就更多了。後漢時會稽太守第五倫比較有名，他的曾孫第五種，官居袞州刺史，也很知名。後來魏有第五文體，晉有第五猗，唐有第五峰，宋有第五寧遠，元有第五居仁，明有第五規等等，就不必一一介紹了。
這些還隻是前五個數字的大略情形，後麵幾個數字，包括六、陸、七、AE*、八、捌，九、百、千、萬等的情形也差不多。其中有的姓，如姓陸、姓千和姓萬的，至今仍然十分常見，完全用不著舉例，需要引用例證的是：明代正德年間永春縣訓導，姓七名希賢；弘治年間宣化府舉人有一個姓AE*名文倫；正統年間有個禮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間有個利港巡檢姓捌名忠。還有，早在漢代王莽篡位時期，有一個講學大夫叫做第八矯。唐高祖武德年間有一個翰林應詔姓九名嘉。此外，據鄭樵《通誌》載：“代縣有九百裏，為小吏。”這是姓九百的重要例證。明代福建泉州還有一個學者姓百名堅。
也許可以說，這些例子雖然都是以數字為姓，但是並沒有以數字為名的呀！其實不然。古人的確有姓名全用數字號碼的。清代有幾個最好的例證：
六十七，字居魯，官至給事中，著有《遊外詩草》、《台陽雜詠》。
七十一，字椿園，乾隆進士，著有《西域聞見錄》。
七十五，乾隆時正黃旗武將。
八十六，乾隆時江寧將軍。
九十，嘉慶時廣西提督。
“如果照這些例子推廣起來，好不好就幹脆把人名、地名、廠名、店名等等一律用數字號碼來代替呢？”那位收發同誌似乎對我有點生氣了。我的意見當然並非如此。我認為數字號碼可以用，但是不要濫用。有時用一些數字號碼會給人以新鮮的感覺，增強人們的印象，更好地起一種符號的作用；濫用數字號碼，以致千篇一律，到處雷同，結果必然使人無法辨認，也無法記憶，勢將喪失符號的作用。
那末，用老一套的命名方法，難道就不怕千篇一律嗎？我說：不怕！理由很簡單，因為數字號碼頂多不過十幾個，無論如何擺布，變化總是有限，不可避免會發生雷同。漢字數量很多，如果安排得法，絕大多數則不至於雷同，即便有的雷同了，也能夠設法區別。
尤其是用文字命名的時候，我們可以根據具體對象的具體特點，挑逃恰當的字眼，力求確切、生動、富有吸引力，使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記。這不是比幹巴巴的數字號碼要好得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