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陰曆正月初九，按照過去民間的風俗，這一天算是“玉皇誕”。人們在這一天，都得恭恭敬敬地去向“玉皇上帝”叩頭行禮，貢獻祭品，祈求上天降福消災。
誰都知道，這是一種落後的迷信，現在決不會有人相信它了。但是，作為一種風俗，它的產生和發展，卻有一定的曆史背景。換句話說，它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反映著一定的社會經濟生活，反映著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因此，就以“玉皇”的生日作為一個例子，我們也可以進行分析研究，找出一些道理。
“玉皇”的生日定在正月初九，這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現在很難考查。但是，明代已經有此一說，這是可以斷定的。據明代王逵的《蠡海集》記載：“神明降誕，以義起者也。玉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原始要終也。”明代黃道周的《月令明義》也說：“正月初一日，天神地祇朝三清玉帝；初九日，玉皇大帝聖誕。”還有清代黃奭的《月令注解》也有同樣的記載。這部書據說是唐明皇所撰，黃奭加以編輯。這樣說來，好象所謂“玉皇誕”。在唐代就已經定在正月初九了。然而，這是否可靠，還有待於證明，不過，唐代已經祭祀“玉皇”卻是事實。
值得注意的倒是陰曆正月初九這一天的意義。據王逵的解釋。因為“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所以“玉皇誕”就定在正月初九。這個解釋，大體上是有根據的。王逵是一個貧苦的知識分子，生於浙江錢塘縣，跛一足，行動不便；家庭窮困，幼年受盡欺淩。到了成人以後，為生活所迫，賣藥糊口，仍然不得一飽。又常常替人卜卦，猜測吉凶禍福，當然都是騙人的。他自己很不願意過那樣的生活，所以努力讀書，博覽諸子百家的典籍，居然有了很豐富的知識。後來他著書立說，常常解釋一些別人不能解釋的問題。他對於“玉皇誕”為什麽是在正月初九，做了這個解釋，倒也合乎封建時代一般人的認識水平。當然這裏頭也包含某些科學道理，因為正月初九是與立春的季節相適應的。
按《孝經緯》記載：“大寒後十五日，鬥指東北維，為立春。”又《禮記》《月令》注雲：“距冬至日四十六日，為立春。”明代陶宗儀的《輟耕錄》中有一首《推立春歌》寫道：“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接著，作者解釋說：“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已日卯時立春。”這樣看來，按照中國舊的曆法計算，每年正月初九日，在一般的情況下，都是在立春的節氣剛過的時候。而每年的每一個月份的第九天，恰恰是“一陽初始”的時令，這是大自然開始“萬象回春”的一個關鍵性時刻。所以，古人把這一天當做大自然的主宰——“玉皇”的生日。似乎也頗有道理。
我們從古代的人們祭祀“玉皇上帝”的時候，向“玉皇”祈禱的內容上，就不難看出人們的目的何在了。例如《唐書》《禮樂誌》載：“顯慶二年，定南郊祈穀，及明堂大享，皆祭昊上帝。”當時製定了一種樂曲，名為“享昊天樂”，其中有許多歌詞，都表示了祈穀的意思。比如說：“九秋是式，百穀斯盈”；“玉燭紅粒，方殷稔歲。”這些意思不是很明顯嗎？一直到清代，據《大清會典》記載：順治元年定每年正月上辛日，祭上帝於大享殿，行祈穀禮。”
這裏所謂“昊天上帝”“上帝”和“玉皇”都是相同的。古代的人對於農業特別重視，除了許多專門掌管農事的天神以外，還一定要把玉皇上帝看做掌握農業生產的主宰。這從古代的許多文章中可以得到證明。例如，三國明代的曹植，寫了一篇《誥咎文》。他在序言中說：“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文中寫道：“效厥豐年，……雨我公田，爰暨於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虛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饑。”在曹植的時代，雖然還沒有“玉皇誕”的風俗，但是，他已經把玉皇上帝當做大自然的主宰，特別是掌握農業生產的主宰，這是很明顯的了。
在古代的中國，處於長期的封建社會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遠不足以控製自然，不能抵抗自然的災害。在那樣的曆史條件下，農業生產不得不經常受到各種自然災害的襲擊。廣大的農村，時常由於嚴重的水、旱、風、蝗等天災的為害。而形成了連續不斷的荒年。這就使得人們不能不靠天吃飯，迷信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把它神秘化起來。雖然，在那些年代時，也有個別大膽的科學家，敢於揭發大自然的秘密，找出一些客觀的規律，但是，作為一切舊時代的主導思想，總是帶有盲目迷信色彩的宿命論思想。
隻有到了我們現在這個翻天覆地的新時代，人們對於客觀的自然規律，才能逐步地完全克服盲目迷信的成分，而達到了自覺的科學認識階段，從這個方麵說，我們最近兩三年來提倡敢想敢說敢幹和實事求是相結合的科學精神，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的人民群眾再也不會迷信玉皇上帝，再也不會去向老天爺祈求豐年了。我們的人民群眾用自己宏亮的聲音，到處唱出了這樣的新歌謠：
“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由此可見，古老的“玉皇誕”，在現時我們的心目中，隻是一個曆史的諷刺罷了。我們應該從古人的迷信中徹底解放出來，更進一步掌握客觀的自然規律，使自己成為命運的主宰！